1928年冬天来得早，萧瑟凋败。陆晶清感觉自己的人生也如离枝花叶，不知归处。她才20岁，只是世事沧桑。她的初恋吴湘因革命被捕，病死狱中，同学刘和珍在学潮中牺牲，好友许广平被通缉。她也是在组织的保护下，逃到武汉，在国民党中央妇女会里，协助邓颖超举办妇女运动讲习所。不久，大革命失败，妇女部解散，陆晶清辗转回到北京，回到师友曾染血的女师大，一边续读学业，一边兼任《河北民国日报》编辑，心情始终郁郁。
　　初冬的黄昏，梧桐的枯叶纷飞，一只小鸟巢在风中晃晃荡荡。她想起自己的文章：“绮宴散了，人影逝了，只天际孤雁在哀鸣……想当年，百花放时，我也曾迎春伫立于湖滨，而今春残矣，这秋的人间花与叶都已凋零！”这时，电话铃响，一个男人在电话的那头说，有诗稿要投稿，希望能与她面谈。她不知道怎么，突然一阵心悸，或许是他低沉的声音，竟有些像逝去的恋人。
　　她怔忡着，直到旧楼板传来脚步声。他推开门，深灰的长衫，黑色的礼帽，一副宽大的黑框眼镜，依稀是曾经恋人的装束。他脱下礼帽后高而宽的额头，眉宇间的川字，还有那份沉着气度，于她是陌生的。可他与她相握问好时，脸上宽厚的笑容，手心的温暖，却是她熟悉的，她心中又是一阵悸动。
　　她接过他的诗稿，翻阅起来，以掩饰自己莫名的不安。慢慢地，她的目光专注起来，沉浸在他的诗里。他字里行间的激情，或沉痛哀伤，或激情如潮。她在他的诗行里，看到那个以诗言志的自己：“小女敢言志，狂诞孔仲惊。木兰御外侮，红玉抗金兵。清照词千古，班昭史有名。我岂甘落后，立志奔前程！”她看到考入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与石评梅、黄庐隐、许广平等成为校友时意气风发的被她们戏称为“小鹿妹妹”的自己；她看到成为李大钊的得意门生，无比坚定无比幸福的自己；她作为鲁迅的入室弟子，被鲁迅和许广平称赞和器重的自己，还有与刘和珍挽手在游行队伍里振臂高呼的自己……
　　她的泪不知不觉流下来，原来，那些源自革命的快乐和疼痛，不只有她在承受，在疼痛，在彷徨，眼前的这个男人，也如她一般，甚至更加深重更加惨烈。王礼锡这个名字，她不止一次听说过，只是，不承想有一天能这样相见。那一天，他们诉说着彼此的际遇，诉说着对革命的热忱，诉说着对信念的坚定，对未来的向往，从暮色四合，到华灯初上，再到更深夜重，她知道了他的所有经历：因参加学潮被江西七师开除，转入三师，后毕业于南昌心远大学。做过中小学教员、报纸记者，主编过《青年呼声》《新时代》等刊物。秋天，他到北京教书，并从事工人运动，业余时间写诗抒怀。
　　从那之后，他们每天都在一起畅谈，爱如细藤初上，小心地探问人世风流。王礼锡后来说：“每天晚上，总有一两个小时，沉醉在晶清的编辑室的红色灯光的温波里清谈。最初仅是清谈而已，而狡狯的爱神就悄悄地一天天窜进我们清谈的生活中，好像茑萝在墙上攀缘，不知几时就滋蔓满墙了。”
　　瓜熟蒂落，他们走到了一起。1930年6月，两个人在日本东京结成连理。婚后的生活，革命仍是他们的生活重心，于同时代的许多革命者相比，他们是幸运的，能与心爱的人相扶相携走在革命路上。
　　1931年的春天，陆晶清跟随丈夫回到上海，以神州国光社为阵地，以《读书杂志》为武器，引爆了思想界的火药桶，一时间《读书杂志》成为自由争鸣的论坛。当局恐慌了，下令《读书杂志》一出租界“立即予以没收”。不久，“一·二八”淞沪抗战爆发。陆晶清夫妇连夜组稿，亲自下厂校对，于第二天下午两点出版了《抗日战争号外》。接着又出版《1932年世界与中国》特刊，大大地鼓舞了上海人民的抗日斗志，却遭到上海当局的查禁。陆晶清大声疾呼：“人为刀俎，我为鱼肉，猪被杀也要叫几声，我们被杀，连叫几声的权利都没有，成何世道？”这期间，夫妇俩发起组织“中国著作者抗日会”，强烈呼吁：“在争民族自由独立的战争，于亡国灭种的惨祸之间，已没有我们徘徊的余地！我们要誓死继续这抗日战争！”陆晶清还抽出时间参加何香凝组织的妇女救护、慰劳队。
　　由于《读书杂志》攻击了国策，最终被特务捣毁，王礼锡上了黑名单。对王礼锡这根“嚼不碎的骨头”，南京政府以为“还是吐出去的好”。由铁道部送其一个专员的名义，让其“出洋考察”，且已代办好护照，“限期出国”，实质是驱逐、流放。1933年3月，陆晶清夫妇漂洋过海，蛰居伦敦。他们只有一间小屋，鼠患成灾。王礼锡作诗遣愁，诗前有段小序：“一室兼食宿书房之用，食物与鼠子共之。盘盏俱空，则终夕滋扰，旧书满架，不屑一顾。因此招之以诗，图安枕也。”王礼锡规定自己每天要写5000字，以赚取稿费做家用。当时英国一些报刊稿费低得可怜，王礼锡做诗遣愁：“老子一生五千言，蝇头自笑日五千。凄惶竭作成何用？入市难酬乳酪钱。”日子虽清平，但夫妇俩相敬相携，斗室笑声不断。
　　流放的岁月，他们仍在为抗战呼号。出席在巴黎举行的由38个国家作家参加的“第一届国际作家保障文化代表大会”，起草世界和平运动大会宣言。又致电南京政府，要求释放被捕的爱国七君子。卢沟桥事变后，他们在伦敦创办《抗战日报》，亲自撰稿、刻印，每天印200份，向侨胞散发；他们组织了一次次抵制日货大游行；他们出席世界援华制日大会，并联袂起草大会宣言；他们将稿费和饰物捐给延安，支持抗战。
　　“南京大屠杀”时，悲愤难抑的王礼锡再也坐不住了，夫妻俩顾不上国民党的通缉令，决意回国抗日。回国后，他们参加了文协组织的“作家战地访问团”，王礼锡任访问团团长。不论条件多艰苦，身心多疲惫，王礼锡坚持每天写日记，力求为抗战一线留下宝贵的资料。令人扼腕的是，行程刚进行了两个月，在中条山第一战区前线，王礼锡积劳成疾，病倒了。途中因“特派”的勤务员给他服“错”了“药”，怆然离世，时年39岁。陆晶清痛不欲生。但她知道，她的肩上责任更重了，因为还有丈夫未竟的抗战事业。
　　那一夜，遍体鳞伤的她，抱着日记手稿，失声痛哭。或许，世间再不会有岁月静好，因为，那个与你并肩为你挡风遮雨的人，已经不在了。
　　（图/刘昌海 编辑/张金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