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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 2015-10-27
[基金项目] 教育部重大项目“现代中国的日常生活”（编号：2011JJD770026）。
[作者简介] 李军（1974-），男，山东烟台人，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研究生，日本爱知大学中国研究科博士研究生。
①东方出版中心在2007年出版了《中国馆藏满铁资料联合目录》全套共30卷，每卷约100余万字，全书约3 000余万字，内容包括30余万种文献资料的目录及索引。吉林社科院的解学诗等先生2011年整理出版了《满铁档案资料汇编》15卷，1 200万字。
②冯天瑜、刘柏林、李少军等译：《东亚同文书院资料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日本沪友会编、杨华译的《上海东亚同文书院大旅行记录》，商务印书馆，2000年。论文有苏智良《上海东亚同文书院述论》，《档案与史学》1995年第5期；单冠初《试论东亚同文书院的政治特点——兼与西方教会大学比较》，《档案与史学》1997年1月；房建昌《上海东亚同文书院（大学）档案的发现及价值》，《档案与史学》1998年第5期；赵文远《上海东亚同文书院与近代日本侵华活动》，《史学月刊》（开封）2002年第9期，等。
[内容摘要] 《支那省别全志》是日本东亚同文会根据东亚同文书院学生在中国实地调查而汇编的经济地理类的系列丛书。书院学生调查所涉及的经济方面内容非常广泛、详细，其中关于直隶地区的调查对研究近代华北地区的社会经济具有重要意义。书院据历届学生的调查所作的对华研究成果也凸显出其办学特点和日本对华认识的深化，这些调查也是日本国家对华调查的重要组成部分。研究东亚同文书院对华调查情况，对认识自己和认识日本都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 《支那省别全志》；对华调查；直隶
[中图分类号] K3134[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 1674-6201（2015）04-0030-07
日本在明治维新以后国力增强，遂趁机欲取代中国在东亚的地位。为实现自己的国家战略，日本对华展开大规模的调查，这些调查为日本的历次对华决策提供了大量的情报（日语中“情報じょうほう”即信息之意，义同英文中的information，并非专指军事政治情报）。
日本的对华调查可以分为官方调查和民间调查两大类。官方的调查主要是以外务省、农商工省、军部为代表。民间调查的主体非常复杂，有日本国内的工商机构及其派驻中国的各类调查机构、调查员，还有在华扎根的日本团体。在日本众多对华调查机构中，北部在大连的满铁调查部和南部的上海东亚同文书院分别是最具代表性的两大机构。满铁调查资料，学术界对其给予了相当高的关注，整理得也比较全面①，国内外的学界陆续根据满铁资料推出了一系列研究成果，国外如学界所熟知的杜赞奇、黄宗智、马若孟、顾琳等人，利用这些资料做出了很突出的成果。国内利用这些资料的研究更不可胜数，对揭示日本对华侵略和研究当时的中国华北、东北的经济社会研究有相当的作用。
但是相形之下，国内学界对另一调查机构东亚同文书院的研究就要少得多。目前国内对东亚同文书院的研究主要是在北京、上海、武汉的个别学者曾经致力于此②。整体来看，目前国内对东亚同文书院的研究还是呈碎片化的状态，研究还很不深入。在东亚同文书院的对华调查中，根据书院学生旅行调查汇编而成的《支那省别全志》（共18卷）非常具有史料价值，尤其在经济史研究方面，资料所提供的数据和记载可以弥补中国方面史料的不足。
一、《支那省别全志》直隶卷的主要内容
东亚同文会编纂的《支那省别全志》是利用东亚同文书院学生的大旅行调查报告整理而成，共18卷，第一部《广东卷》的出版始于1917年，最后一卷《直隶卷》完成于1920年，分别为广东省、广西省、云南省、山东省、四川省、甘肃省（附新疆）、陕西省、河南省、湖北省、湖南省、江西省、安徽省、浙江省、福建省、江苏省、贵州省、山西省、直隶省。国内学界对《支那省别全志》所涉资料的研究和利用较少，而且以近几年的研究居多邓钰：《从〈支那省别全志〉中江西会馆分布看江右商的活动》，2013年江西师范大学硕士论文；郭墨寒：《日本东亚同文会编纂〈支那省别全志〉研究》，2014年上海师范大学硕士论文；高启安：《日本人编撰的中国地方志：〈支那省别全志〉和〈新修支那省别全志〉——以甘肃卷为主》，《图书与情报》2010年第5期；张乃格：《〈支那省别全志〉间谍文献论——〈支那省别全志·江苏省〉、〈南京调查资料〉比较研究》，《江苏地方志》2014年第6期；杨德芳：《〈新修支那省别全志·贵州省〉所载民国时期的贵州》，《贵州文史丛刊》，2013年2期；蔡禹龙、顾珣：《〈支那省别全志〉对于清末民初经济史研究的重要价值——以浙江卷为例》，《黑龙江史志》2013年第9期；张文芝：《一部特殊的云南省志——〈新修支那省别全志·云南卷〉》，2014年第1期；翁泽红：《〈新修支那省别全志·贵州卷〉中的民族》，《黑龙江史志》2014年第22期；许土根：《日本〈支那省别全志——浙江省卷〉》，《浙江档案》1990年第5期。其中郭墨寒的硕士论文将近年来的研究做了小结。。研究的内容多以某一个具体省份的某个方面为主，无论是研究的广度和深度都还有很大的拓展空间。笔者在日本留学期间查阅了部分东亚同文书院的资料，现以东亚同文会1920年出版的《支那省别全志》直隶卷为例探究东亚同文书院对华北的调查。
在这18卷中，直隶卷是最晚出版的，但是实际上日本在华北地区搜集的资料的时间比前几卷还要长一些。早在1902年，东亚同文书院学生第一次编成调查班（第一期学生）即到华北地区的芝罘、威海考察[1]，此后遂未曾间断过。《直隶卷》所用资料从1907年到1918年，即第五期至第十六期学生沿途调查华北的社会、经济状况记载，相较于第一卷的《广东卷》资料涵盖的时间要长两年。
在编排体例上，支那省别全志的各卷内容基本一致，直隶卷的内容也是分为总说、开埠市场、贸易、都会、交通运输及邮电、主要物产及商业习惯、工业及矿产、输入品、商业机关、金融货币及度量衡等十编，另外在书中还有部分照片和绘图，这是学生在调查过程中搜集、拍摄和制作的。 第一编《直隶省总说》部分介绍了直隶省的历史沿革、地理、气候概况及与外国的关系。“与外国关系”部分主要是介绍了在直隶的各国投资的矿山、铁道、借款等内容。第二编《开埠市场》主要包括天津、塘沽和大沽、秦皇岛、张家口、多伦、赤峰各不同时期的通商口岸的概况，天津的介绍尤为详细，涉及地理位置、气候、市貌、人口、天津交通（港湾）、租界、教育机构、宗教、官署、报纸、住宿、物价、工资水平、饮用水等方面。第三编《贸易》涵盖贸易路线、贸易额、贸易统计数据。这一部分的内容在后边几章会有比较详细的内容，所以在本编中只是做了简要介绍。第四编《都会》包括北京及直隶省其他府县城的地理人文介绍。对北京的介绍类似于天津，涉及内容较多，但对其他府县的介绍则明显简略。
上述四编内容相对来讲比较简略。从第五编《交通运输及邮电》之后则明显详细得多。这一编体现出编著者把为商品流通服务的交通运输和通信系统汇编在一起的意图。在本编中，调查的内容分为铁道、水路和民船、汽船及小蒸汽船、邮政及电信。在这一时期，在直隶境内或经过直隶的铁道主要是京奉线、京张线、京汉线、津浦线、正太线五条铁道线。京奉线的修建始于李鸿章时期，为开平煤矿运至天津而修建，之后两端不断延伸，成为连接关内外的重要通道。随着日本在中国东北势力的扩张，其对京奉关注度也在提升。日俄战争之后，日本把满铁作为在东北扩张的利器。书中详细地列明该铁路的工程建设情况、修筑成本、车辆分类、附属设施、车站分布和运行状况。对中国政府自己修筑的京张铁路和其余三条中外合作修建铁路也做了类似的调查。
直隶的水路运输是对现代化运输手段的补充，也是中国旧有的交通方式。书中对白河的水深、运程、码头、水文、航船、运力、运费等信息皆有详细记载并配有照片。天津的民船种类繁多，这在书中也有详细的记载，仅河船的种类就记载了19种。书中详细记载了船的大小、运能、主要搭载货物、运费标准。1898年清政府允许外籍船只进入内河，外籍蒸汽小火轮航行于天津、紫竹林与大沽之间的海河和天津到沧州之间的运河段。在这些航道上，日本和英国船只以绝对优势控制着这一段的航运，中国的船只居第三位[2]490。
在海运业方面，调查表明此时日本与天津之间的航运完全掌握在日本的邮船会社和大阪商船株式会社的手中，天津与中国东北的航运几乎也被日本大连航运会社所控制。英国则控制着中国南北航运的主导权。日本与天津之间的直航，随着日本与华北贸易的扩大而日渐频繁。特别是一战爆发之后，欧洲各国对华势力减弱，日本趁机而起，执行定期航班的只有日本的大阪商船会社、日本邮船会社、大连汽船会社和英国的支那航业会社、印度支那航业会社，中国方面只有招商局的船舶与之竞争[2]495-503。从19世纪末开始，天津与日本口岸联系最紧密的城市就是大阪。很多天津的华商在大阪设立分号，直接采购日本商品，这直接促进了大阪与天津之间的航运量的提升[3]。
第六编的《主要物产及商业习惯》主要是辑录了直隶地区的物产和商品交易情况，是调查的重点内容。从调查可见，当时直隶的主要物产还是明显的农业社会的状态，天津口岸主要的出口商品是米、豆、花生、亚麻、菜籽、棉花、麻、甘草、兽毛、兽皮、兽骨等。19世纪80年代在日本驻天津领事的报告中，所呈列的就是这个目录[4]。从天津开埠以后的几十年内，天津的主要对日出口物资基本没有改变。由于这些物资对日贸易关系密切的原因，调查中对这一部分有着极为详细的记载。尤其是天津的主要出口物资棉花和兽皮的产出、交易、出口等相关调查最细致[2]588-594，657。
第七编《工业及矿产》也是调查过程中极为重视的内容。东亚同文书院将直隶地区的工业按地域进行归类：天津、北京、唐山、石家庄、高阳、朝阳等十个区域的各自的制造业和直隶的煤炭业。这些地区的工业以天津地区最为繁荣，调查也最细致。本书中所出现的工业调查所列数据截止到1918年，由此可以看出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即将结束时的直隶工业发展状况。
自印度和英国棉纱打入华北市场以后，土纱纺织迅速衰落下去，代之而起的是利用洋纱织造新土布，当时称之为爱国布。棉纱在华北有着巨大的市场需求。一战期间，印度纱和英国纱来货骤减，一部分官僚和民间资本试图利用混合资本的方式建立纺纱厂。在调查期内，东亚同文书院的学生记录了当时主要的四家纺纱厂：华新、裕亨、裕元、直隶模范。对这四家纺纱厂的规模、资金来源、设备、产能、原料、产品、销路、未来发展前景等情况都做了调查。
织布业是华北另一重要生产行业。在调查期间，学生将从北洋新政时期的工场到一战时期的工厂都记录下来，调查中统计了48家织布厂。但是从统计来看，既有十几人、资金额几千元的小工场也有上百人、资本额几十万元的规模较大的工厂，其中相当大的比例是爱国布工厂。
天津的火柴工业在这一时期有所发展，调查认为天津的火柴业发展主要得益于：“1劳动便宜；2北支那气候干燥适宜制造；3政府保护”。这一时期的华北各火柴厂的原料来自日本和欧洲。看到商机日本武齐洋行在天津则建立起火柴轴木（火柴杆）工场。这一现象显然被东亚同文书院的学生所注意。
第四个部门是面粉业。调查首先关注中国传统磨坊与机械磨坊之间的关系，意识到前者必会被后者所取代。所记载的寿星面粉公司是三井与中国人合办的面粉企业，也是中国北方最大的面粉企业。调查中记载了面粉的需求状况、与洋货的对比、销路和销售状况。调查表明三井之所以要在天津设立面粉厂，是因为之前三井与上海及周边的增裕、福新、中兴、无锡的茂新建立特约代理的关系。但是一战期间麦粉腾贵、金融紧张，生产商供货能力下降，而三井本身拥有雄厚资金，所以放弃单纯的运输代理，转而联合天津当地的八家华商成立面粉厂，利用当地的资源，“而来与之（上海厂商）竞争，基础日益强固”。
调查认为“支那的工业逐渐从手工业向机械工业、化学工业时代迈进”，“特别是投资较小、经营较易的行业”。肥皂很早之前就是日本出口到中国的产品。受欧战影响，欧洲各国的出口大为减少，天津的肥皂业因原料来源受限也受到影响。日本肥皂制品比较便宜，进口较多。在天津虽有17家制皂厂。但调查表明，这些制皂厂的设备许多都是来自日本。 以上是在天津的比较有代表性的五大行业。另外在调查中，还可以看到天津新兴的玻璃制造、卷烟业、石棉制造、钾盐制造业、造纸业、机械制造等。这些新兴的部门或多或少都可以看到日本的因素在其中，玻璃行业的茂泰、永信皆为日人企业，机械制造业有日资的旭日铁工场、三友铁工厂、三井铁工厂，化肥盐酸钾的制造依赖从日本购入原料，造纸业、卷烟业聘请日本人作技师等等。直隶地区以天津工业为最发达之地，天津的机械制造业仅仅停留在制造普通铁器的层次上，距离工业化的标志——独立制造机器的水平差距甚远。
调查中还关注了高阳、尹村等地的民间织布业。直隶内地的土布业发展迅速，种类颇多，以高阳为代表的土布业的兴起对日本在华北的倾销是一个严重障碍。这个现象也颇为书院学生所关注，在同时期的日本的领事报告中也多有记载。
直隶地区的矿产以煤矿最为著名。当时的主要煤矿为开滦煤矿和临城煤矿。在调查中，书院详细地记载了开滦煤矿的历史沿革、各矿区的煤层厚度、煤矿的品质、产量和种类、开滦煤的销售去向、各矿区的开采设备。值得注意的是，在日本开埠通商后，对天津的主要出口商品中，煤炭曾是日本主要的出口门类，但是随着日本工业革命的进行，这种状况发生了极大的改变，反是日本从中国大量进口包括煤炭在内的工业原料。开滦煤的品质优良，有些煤非常适合日本工业所需，所以一号、二号碳粉专供日本[2]863。
在第八编《输入品》中调查最关注的进口品是棉织品（棉纱、棉布）。作为直隶的主要通商口岸，天津是进出口货物的主要市场，所以天津的进口市场作为主要的调查对象。尤其是进入到20世纪后，即东亚同文书院的本调查期内，天津对日贸易更成为日本重点关注的对象。天津成为仅次于上海的第二大进口市场，而且洋货的直接进口成为最显著的特点。天津最大的贸易对象是日本、英国、美国。以进口额（五十万海关两以上）排序的商品分别是：棉制品、卷烟、砂糖、石油制品、稻米、熟皮、纸张、木材、铁道器材、海产品、火柴、药材。
棉制品在天津的总进口额中占据四成以上的份额，其中棉布又占其中的六成，其余为棉纱。棉布进口市场原本是英、美产品占据主流，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棉布趁机崛起。一战期间，日本的粗布和洋标布已经取得了绝对的优势，将英美同类布的市场份额大大压缩，其余的种类日本也显示出后发的势头。棉纱的进口因为直隶内地的纺织业的兴起而需求大增，进口额居中国各口岸之首。在天津的棉纱包括印度纱、日本纱和上海纱。其中日本棉纱的进口取代了印度纱而居首位，印度纱的支数较低，而直隶内地的棉纺织工业需求的是较高支数的棉纱，再加上上海棉纱的竞争，在天津市场上的进口量依次是：日本纱、中国纱、印度纱。在天津的日本棉制品贸易商有：三井、东洋纺织、武齐洋行、日本棉花、内外棉等十九家有实力的贸易商。华商从事此行业的更多，有的还直接向日本派驻办事员直接在日本采购。西方商家也有十家洋行参与其间[2]916。
第九编《商业机关》介绍了京津地区的商会、会馆、批发商、中间商和中介机构、买办、仓储业等。第十编《金融货币及度量衡》，北京的金融机构非常多，这表明北京作为全国的政治中心和一个消费城市的定位，众多的银行中既有中国的近代银行也有传统的山西票号，还有实力雄厚的外资银行。在天津，既有中国的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保商银行（1909年天津金融危机后设立）等华资银行，也有外资银行，但是与北京大不相同的是，日本银行在其中占据绝对的优势，如正金银行、天津商工银行、正隆银行纷纷在天津设立支店。复杂的货币体系是外商进入中国市场的一个很头疼的问题，书院在这方面也做了详细的调查[2]1076。
总之，《支那省别全志》直隶卷比较全面地总结了直隶地区的经济社会状况，为日本商界和实业界了解直隶地区，尤其是直隶地区的核心经济城市天津提供了极为重要的商业信息，通过这些调查也可以看出在20年代之前日本就已经深刻影响着直隶地区的各个经济领域。
二、《支那省别全志》直隶卷的资料来源和研究价值
《直隶卷》是东亚同文书院对直隶地区经济领域的一次比较全面的调查和总结，是经多次调查而形成的，学生根据出发前的书院预先制定的调查纲要完成调查任务。从内容来看，该书主要采用的是书院历届学生自己的调查资料，也有相当内容是来自中国的典籍。学生在调查的时候，不仅有自己的观察，也借助于日本当时在当地的各种机构，如驻华使领馆、日本在华企业、中国的海关出版物等等资料来源。
学生所经过的调查区域，首先要拜访当地的日本机构，如在天津，学生要拜访三井物产在天津的支店，“去大仓、三井和其他商店、商会拜访了前辈”，“去日本领事馆寻求调查资料，拿到介绍信后就去各商店公司进行调查”[6]。有的调查是学生自己的调查结果，“负责地理调查的人把磁石和表放在前面测量河的地理状况”，“下午三点左右去煤矿参观（林西煤矿）”[2]156，174，这样的调查形式和结果的可靠性反映出学生所受的训练是很系统和严肃的。再如，1918年的第12次调查报告书记载“通州附近水深3—4尺，马头、和合站附近2.5尺至3尺，庄河附近2.5尺至5尺”，“河西务至杨村之间，水深3.5尺至5尺，5万斤的大型中国船只可以自由航行”，河流的“流速在通州是0.50米，在马头是0.50米，在天津万国桥附近完全退潮时是0.70米”[7]。这样详细的记载，无疑是学生实地测量的结果。
但另一方面，从学生的行程记录来看，学生们在一个地区的停留时间并不长，所以这些信息不可能全部是学生自己的调查结果。从汇总的内容来看，所谓的调查更多应该是搜集资料的过程。学生在所经过的每个地区，由于停留的时间很短，想方方面面均自己亲自调查，既没有这种资源也没有这种能力，所以最大的可能就是一方面自己观察记录，一方面通过借助当地的中日各方机构，如中日在当地的政府、驻华日本领事馆（如天津总领馆等）、当地的日本工商机构（如天津日本商业会议所等）提供的资料来了解当地的经济社会状况。 统计一下该书的内容，在十编中有九编是直接记载直隶地区的经济的，“都会”和“运输”两编也是为经济服务的，所以该书更可以看做是一部经济类的参考书，而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地理志。对地理的调查是为商业经济服务的。所以该书的最大篇幅是介绍直隶的经济及相关内容。为何会如此调查，这还要从东亚同文书院的调查目的和学校的学科构成入手。对旅行调查的目的，东亚同文会干事长小川平吉在《支那省别全志》的序言中说得较为清楚：“本会自创立以来，致力于促进两国政界交往，发展青少年教育，奖励商业贸易，调查政治经济等方面，尽心竭力，未敢稍懈”[2]2。东亚同文书院的历届学生也是以商务科为主，曾经设立的政治科（1918年）、农工科（1920年）皆因招生不足而取消[8]，所以东亚同文书院实际上是一所以培养商业人才为主的学校。也正是基于这样的现实教学需要，东亚同文书院在要求学生调查中，重点放在商业相关的领域。
学生返校后将调查报告整理上交，东亚同文会和东亚同文书院将学生的调查结果再陆续整理成书，形成了颇具特色和影响的中国调查研究成果。在20世纪初东亚同文会陆续出版了《清国商业惯习及金融事情》（1904年出版）、《清国商业综览》（1906至1908年出版）、《支那经济全书》12卷（1907年至1908年出版）、《最近支那贸易》（1915年出版）、《支那省别全志》18卷（1917年至1920年出版）这些综合性的著作。还有一些根据调查整理出来的专题性的著作，如《山东与胶州湾》（1914年出版）、《排斥日货事情调查报告》（1915年出版）、《支那金融机关》（1919年出版），等等。
书院早期学生调查汇编的《支那经济全书》最初出版4卷，后续8卷，共12卷。内容主要涉及农政、手工业、工业、商贾、买办、会馆公所、行规条约、海关、铁道运输、邮政、电信、度量衡、货币、银行、保险、工业等很细分的门类和行业。由此可以看出，东亚同文书院的调查包括了中国经济生活的各个方面，是继日清贸易研究所1892年《清国商业综览》之后又一部供日本商界了解、研究中国的重要著作，成为初入中国市场的日本人了解中国市场的百科全书。
将《支那省别全志》与《支那经济全书》相比较，可以看出，随着日本对华经济关系的进一步密切，笼统的了解已经不能满足在华利益日益扩张的日本各界的需要。毕竟在一定的时期内，对于一个具体企业来讲，其经营的业务范围和经营内容是相对固定和有限的，所以对某一具体地区的了解比大而化之的了解更急迫也更现实。东亚同文书院院长根津一为《支那省别全志》所作的序言道：“我邦于中国政治、经济上有特别重要之紧密关系，自毋庸赘言。况一战结束后，须知中国已成为世界问题之中心，国人须尽快熟知中国之国情民物。……然则今日明确中国之国情民物，岂非我国人之一大急务？独憾缺乏对国情复杂、民物繁错中国研究之良书，是以我邦人士虽位居一苇带水比邻位置，而精通中国情势者甚鲜”[2]7。因此，可以看出在距《支那经济全书》出版十几年后，日本有关人士仍感对华了解不足，所以这些调查是一脉相承、进一步持续而深入下去的。《支那省别全志》可以看做是《支那经济全书》的进一步细致化。这样的分省总结可以更有利于日本各界了解中国的各地的情况。有日本人认为：“如果有一个新政的办法，即使能在清国的一个府、一个县进行改革且卓有成效，那么这个方法是否可以落实，便堪称对这个问题的全部答案。我希望研究中国问题的人士，请先进步到这个程度上，而不要再做快意豪放的空论”[9]。从这个意义上讲，《支那省别全志》既是《支那经济全书》的深化，也可以看做是日本对华调查的深化。遗憾的是，作为《支那省别全志》的续作，在40年代出版的《新修支那省别全志》只有九卷，而作为中国经济核心区域的其他省份付之阙如，这对后来的研究不能不说是一个很大的遗憾。
《支那省别全志》并不是一部严格意义上的中国传统的地方志。从东亚同文书院的调查目的上讲，其关注点也不在地理、民俗这些方面，其最大的关注点在于商务，所以不要以中国传统的地方志的标准和格式去裁剪和评判此书。另外国内的一些研究者好像没有弄明白东亚同文书院的历史，所以才给该书戴上了间谍的帽子；或者作者首先将东亚同文书院定性为间谍机构，所以将书院的一切行为戴上间谍的帽子。这种先入为主的研究是不足取的。郭墨寒的硕士论文，虽然有一些地方，由于各种原因尚有一些小瑕疵，在总体对东亚同文书院和大调查的定位还是比较客观的如在论文中出现的中、日文混用、对一些专业术语不了解的问题。如在该文39页，“問屋”可以直接翻译成中文的中间商、批发商，“输移入品”包括了出口贸易和沿海贸易两种情况，等等。。
东亚同文书院的调查更多的是关注中国的当时实际状况，以便于日本各界制定对华政策和决策。所以《支那省别全志》不会更多地涉及某一方面的历史沿革。这一点在书中表现得很明显，而这恰恰也是东亚同文书院实地调查的特点在书中的体现。
三、日本对华调查研究的加深
前文已经提到过日本官方、民间各类机构均参与对华调查，而且实现了彼此之间资源共享，共同构成了对华情报网，对中国的研究不断加深。日本的驻华外交体系是重要的信息来源，日本驻华使领馆的定期不定期报告将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社会各方面的情报发回国内。最有典型性的就是从1882年由日本外务省记录局负责编纂的《通商汇编》。此后虽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通商报告》、《通商汇纂》、《通商公报》、《日刊海外商报》、《周刊海外经济事情》、《海外经济事情》、《外务省通商日报》等不同名称，但是主旨是一致的。日本的农商务省系统也在此时向中国派遣实习生、观察员对中国市场进行调查，后者回国后向农商务省提交的《视察复命书》、《临时报告》等经济情报，都由农商务省汇编成册，发给相关单位作为参考。与此同时，日本的工商界也在国内研究中国的市场状况，并不时派人到中国进行实地调查。这种风气成为日本教育界、实业界的一种潮流。神户商业高等学校在大正四年开始，到昭和时期的每年暑期的时候也派遣学生到中国调查中国的商业情况，每次调查都得到了神户、京都、大阪三地的商业会议所的支持，这些商社、会社给予调查经济上和物质上的协助，这些调查后来形成系列《海外旅行调查报告书》。甲午之后，日本的棉制品迅速取代印度棉纱在中国的地位，并逐渐排挤英美棉布在中国的市场份额，但同时又遭到中国本土的棉纺织工业的抵制。在这样的形势下，日本就需要对中国的棉制品及相关市场有一个彻底详尽的研究，所以在这一方面的研究调查成果迅速大量涌现。如该调查中的《长江沿岸的纺织业与日本的将来》（大正九年）、《天津的棉纱棉布事情》（大正十三年）、《满洲棉纱棉布事情》、《以天津为中心的支那羊毛情况》（昭和二年）等等这些调查不仅是对中国的调查，还包括其他与日本有贸易关系的国家和地区，但是对中国的调查最详细，而且把中国划分成“满洲”、“北支”、“中支”、“南支”等不同区域进行调查。。20年代左右日本的学界、商界，如滨田峰太郎、加藤米辰、深泽甲子男、西川喜一等人的研究均借助于这些调查资料西川喜一：《棉工業と棉絲棉布》，《支那經濟綜攬》三，日本堂書店，大正十三年；東亞經濟調査局：《支那紡績業の發達とその将來：本邦紡績業より見たる》，1932年；浜田峰太郎：《支那に於ける紡績業》，日本堂書店，1923年；加藤辰弥：《支那の綿業》，紡織雑誌社，1917年；山崎長吉：《支那の紡績と織物》，工政会出版部，1927年；馬場鍬太郎：《支那の綿業》，禹域学会，1924年；深沢甲子男：《紡績業の混乱と其の将来》，金文堂，大正十一年，等等。除此之外还有大量诸如外务省通商局、商工省工务局、满铁调查部、东亚研究所、大日本纺织联合会等政府部门和专业调查研究机构的大量调研资料。。 打开随便一本二三十年代的日本研究中国经济的书籍，都可以看到这种类似的情况。如1924年吉野美弥雄所著《利用す可き天津を中心とせる北支那の物産》，在凡例中即列出参考书目的作者，择其要者：木村增太郎、关东厅民政部、日本棉花天津支店、三井物产天津支店、横滨正金银行天津支店、满蒙毛织、天津日本人商业会议所、上海日本人商业会议所等[10]。日本在华的商业机构不仅在华从事经济活动，而且还同时对华的相关领域进行研究，这些研究不仅为其本身在华业务提供情报支持，还将此传递到日本的整个研究体系中。日本的政界、商界、学界对华的研究和情报交换形成了强大的合力，对开拓中国市场、扩大在华利益产生了重大影响。由此可见，东亚同文书院对华调查只是当时日本庞大的对华情报网的冰山一角，日本对华的研究已经达到了极其深入的程度。
结语
19世纪下半叶出使日本的黄遵宪有感于中日之间的对比，讲出一段值得今日中国人深省的话：“昔契丹主有言：‘我于宋国之事纤悉皆知，而宋人视我国事如隔十重云雾’。以余观日本士夫，类能读中国之书，考中国之事。而中国士夫好谈古文，足己自封，于外事不屑措意。无论泰西，即日本与我仅隔一衣带水，击柝相闻，朝发可以夕至，亦视之若海外三神山，可望而不可即；若邹衍之谈九州，一似六合之外，荒诞不足论议者，可不谓狭隘欤？虽然，士大夫足迹不至其地，历世纪载又不详其事，安所凭藉以为考证之资，其狭隘也亦无足怪也”[11]。若是我们今天还只是陷入争论东亚同文书院及其大调查的性质的窠臼中，而忽视了100年前的日本对华调查的方法和精神意义，并不能将此为我所用，那只能说我们对历史太健忘了。
[参 考 文 献]
[1] 冯天瑜，刘柏林，李少军选编.东亚同文书院中国调查资料选译（上）[M].李少军，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568.
[2] 東亜同文會.支那省别全誌（第四卷直隶省）[Z].1920.
[3] 大阪市役所產業部.大阪在留支那貿易商及び其の取引事情[Z].昭和三年七月：8、127.
[4] 日本外務省通商局.通商彙纂（13卷）[Z].東京：不二出版社，1988：135.
[5] 日本外務省通商局，通商彙纂（163卷）[Z].東京：不二出版社，1996：119-131.
[6] 沪友会编.上海东亚同文会大旅行记录[M].杨华，等译.商务印书馆，2000：166.
[7] 冯天瑜，刘柏林，李少军选编.东亚同文书院中国调查资料选译（下） [M].李少军，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1328.
[8]上海東亞同文書院大學編.創立四十周年東亞同文書院紀念誌[Z].1940：52.
[9] 内藤湖南.燕山楚水[M].吴卫峰，译.中华书局，2007：210.
[10] 吉野美弥雄.利用す可き天津を中心とせる北支那の物産[M].三岛开文堂，大正十三年：2.
[11] 黄遵宪.日本国志[M].天津人民出版社，2005：4.
[基金项目] 教育部重大项目“现代中国的日常生活”（编号：2011JJD770026）。
[作者简介] 李军（1974-），男，山东烟台人，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研究生，日本爱知大学中国研究科博士研究生。
①东方出版中心在2007年出版了《中国馆藏满铁资料联合目录》全套共30卷，每卷约100余万字，全书约3 000余万字，内容包括30余万种文献资料的目录及索引。吉林社科院的解学诗等先生2011年整理出版了《满铁档案资料汇编》15卷，1 200万字。
②冯天瑜、刘柏林、李少军等译：《东亚同文书院资料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日本沪友会编、杨华译的《上海东亚同文书院大旅行记录》，商务印书馆，2000年。论文有苏智良《上海东亚同文书院述论》，《档案与史学》1995年第5期；单冠初《试论东亚同文书院的政治特点——兼与西方教会大学比较》，《档案与史学》1997年1月；房建昌《上海东亚同文书院（大学）档案的发现及价值》，《档案与史学》1998年第5期；赵文远《上海东亚同文书院与近代日本侵华活动》，《史学月刊》（开封）2002年第9期，等。
[内容摘要] 《支那省别全志》是日本东亚同文会根据东亚同文书院学生在中国实地调查而汇编的经济地理类的系列丛书。书院学生调查所涉及的经济方面内容非常广泛、详细，其中关于直隶地区的调查对研究近代华北地区的社会经济具有重要意义。书院据历届学生的调查所作的对华研究成果也凸显出其办学特点和日本对华认识的深化，这些调查也是日本国家对华调查的重要组成部分。研究东亚同文书院对华调查情况，对认识自己和认识日本都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 《支那省别全志》；对华调查；直隶
[中图分类号] K3134[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 1674-6201（2015）04-0030-07
日本在明治维新以后国力增强，遂趁机欲取代中国在东亚的地位。为实现自己的国家战略，日本对华展开大规模的调查，这些调查为日本的历次对华决策提供了大量的情报（日语中“情報じょうほう”即信息之意，义同英文中的information，并非专指军事政治情报）。
日本的对华调查可以分为官方调查和民间调查两大类。官方的调查主要是以外务省、农商工省、军部为代表。民间调查的主体非常复杂，有日本国内的工商机构及其派驻中国的各类调查机构、调查员，还有在华扎根的日本团体。在日本众多对华调查机构中，北部在大连的满铁调查部和南部的上海东亚同文书院分别是最具代表性的两大机构。满铁调查资料，学术界对其给予了相当高的关注，整理得也比较全面①，国内外的学界陆续根据满铁资料推出了一系列研究成果，国外如学界所熟知的杜赞奇、黄宗智、马若孟、顾琳等人，利用这些资料做出了很突出的成果。国内利用这些资料的研究更不可胜数，对揭示日本对华侵略和研究当时的中国华北、东北的经济社会研究有相当的作用。
但是相形之下，国内学界对另一调查机构东亚同文书院的研究就要少得多。目前国内对东亚同文书院的研究主要是在北京、上海、武汉的个别学者曾经致力于此②。整体来看，目前国内对东亚同文书院的研究还是呈碎片化的状态，研究还很不深入。在东亚同文书院的对华调查中，根据书院学生旅行调查汇编而成的《支那省别全志》（共18卷）非常具有史料价值，尤其在经济史研究方面，资料所提供的数据和记载可以弥补中国方面史料的不足。
一、《支那省别全志》直隶卷的主要内容
东亚同文会编纂的《支那省别全志》是利用东亚同文书院学生的大旅行调查报告整理而成，共18卷，第一部《广东卷》的出版始于1917年，最后一卷《直隶卷》完成于1920年，分别为广东省、广西省、云南省、山东省、四川省、甘肃省（附新疆）、陕西省、河南省、湖北省、湖南省、江西省、安徽省、浙江省、福建省、江苏省、贵州省、山西省、直隶省。国内学界对《支那省别全志》所涉资料的研究和利用较少，而且以近几年的研究居多邓钰：《从〈支那省别全志〉中江西会馆分布看江右商的活动》，2013年江西师范大学硕士论文；郭墨寒：《日本东亚同文会编纂〈支那省别全志〉研究》，2014年上海师范大学硕士论文；高启安：《日本人编撰的中国地方志：〈支那省别全志〉和〈新修支那省别全志〉——以甘肃卷为主》，《图书与情报》2010年第5期；张乃格：《〈支那省别全志〉间谍文献论——〈支那省别全志·江苏省〉、〈南京调查资料〉比较研究》，《江苏地方志》2014年第6期；杨德芳：《〈新修支那省别全志·贵州省〉所载民国时期的贵州》，《贵州文史丛刊》，2013年2期；蔡禹龙、顾珣：《〈支那省别全志〉对于清末民初经济史研究的重要价值——以浙江卷为例》，《黑龙江史志》2013年第9期；张文芝：《一部特殊的云南省志——〈新修支那省别全志·云南卷〉》，2014年第1期；翁泽红：《〈新修支那省别全志·贵州卷〉中的民族》，《黑龙江史志》2014年第22期；许土根：《日本〈支那省别全志——浙江省卷〉》，《浙江档案》1990年第5期。其中郭墨寒的硕士论文将近年来的研究做了小结。。研究的内容多以某一个具体省份的某个方面为主，无论是研究的广度和深度都还有很大的拓展空间。笔者在日本留学期间查阅了部分东亚同文书院的资料，现以东亚同文会1920年出版的《支那省别全志》直隶卷为例探究东亚同文书院对华北的调查。
在这18卷中，直隶卷是最晚出版的，但是实际上日本在华北地区搜集的资料的时间比前几卷还要长一些。早在1902年，东亚同文书院学生第一次编成调查班（第一期学生）即到华北地区的芝罘、威海考察[1]，此后遂未曾间断过。《直隶卷》所用资料从1907年到1918年，即第五期至第十六期学生沿途调查华北的社会、经济状况记载，相较于第一卷的《广东卷》资料涵盖的时间要长两年。
在编排体例上，支那省别全志的各卷内容基本一致，直隶卷的内容也是分为总说、开埠市场、贸易、都会、交通运输及邮电、主要物产及商业习惯、工业及矿产、输入品、商业机关、金融货币及度量衡等十编，另外在书中还有部分照片和绘图，这是学生在调查过程中搜集、拍摄和制作的。 第一编《直隶省总说》部分介绍了直隶省的历史沿革、地理、气候概况及与外国的关系。“与外国关系”部分主要是介绍了在直隶的各国投资的矿山、铁道、借款等内容。第二编《开埠市场》主要包括天津、塘沽和大沽、秦皇岛、张家口、多伦、赤峰各不同时期的通商口岸的概况，天津的介绍尤为详细，涉及地理位置、气候、市貌、人口、天津交通（港湾）、租界、教育机构、宗教、官署、报纸、住宿、物价、工资水平、饮用水等方面。第三编《贸易》涵盖贸易路线、贸易额、贸易统计数据。这一部分的内容在后边几章会有比较详细的内容，所以在本编中只是做了简要介绍。第四编《都会》包括北京及直隶省其他府县城的地理人文介绍。对北京的介绍类似于天津，涉及内容较多，但对其他府县的介绍则明显简略。
上述四编内容相对来讲比较简略。从第五编《交通运输及邮电》之后则明显详细得多。这一编体现出编著者把为商品流通服务的交通运输和通信系统汇编在一起的意图。在本编中，调查的内容分为铁道、水路和民船、汽船及小蒸汽船、邮政及电信。在这一时期，在直隶境内或经过直隶的铁道主要是京奉线、京张线、京汉线、津浦线、正太线五条铁道线。京奉线的修建始于李鸿章时期，为开平煤矿运至天津而修建，之后两端不断延伸，成为连接关内外的重要通道。随着日本在中国东北势力的扩张，其对京奉关注度也在提升。日俄战争之后，日本把满铁作为在东北扩张的利器。书中详细地列明该铁路的工程建设情况、修筑成本、车辆分类、附属设施、车站分布和运行状况。对中国政府自己修筑的京张铁路和其余三条中外合作修建铁路也做了类似的调查。
直隶的水路运输是对现代化运输手段的补充，也是中国旧有的交通方式。书中对白河的水深、运程、码头、水文、航船、运力、运费等信息皆有详细记载并配有照片。天津的民船种类繁多，这在书中也有详细的记载，仅河船的种类就记载了19种。书中详细记载了船的大小、运能、主要搭载货物、运费标准。1898年清政府允许外籍船只进入内河，外籍蒸汽小火轮航行于天津、紫竹林与大沽之间的海河和天津到沧州之间的运河段。在这些航道上，日本和英国船只以绝对优势控制着这一段的航运，中国的船只居第三位[2]490。
在海运业方面，调查表明此时日本与天津之间的航运完全掌握在日本的邮船会社和大阪商船株式会社的手中，天津与中国东北的航运几乎也被日本大连航运会社所控制。英国则控制着中国南北航运的主导权。日本与天津之间的直航，随着日本与华北贸易的扩大而日渐频繁。特别是一战爆发之后，欧洲各国对华势力减弱，日本趁机而起，执行定期航班的只有日本的大阪商船会社、日本邮船会社、大连汽船会社和英国的支那航业会社、印度支那航业会社，中国方面只有招商局的船舶与之竞争[2]495-503。从19世纪末开始，天津与日本口岸联系最紧密的城市就是大阪。很多天津的华商在大阪设立分号，直接采购日本商品，这直接促进了大阪与天津之间的航运量的提升[3]。
第六编的《主要物产及商业习惯》主要是辑录了直隶地区的物产和商品交易情况，是调查的重点内容。从调查可见，当时直隶的主要物产还是明显的农业社会的状态，天津口岸主要的出口商品是米、豆、花生、亚麻、菜籽、棉花、麻、甘草、兽毛、兽皮、兽骨等。19世纪80年代在日本驻天津领事的报告中，所呈列的就是这个目录[4]。从天津开埠以后的几十年内，天津的主要对日出口物资基本没有改变。由于这些物资对日贸易关系密切的原因，调查中对这一部分有着极为详细的记载。尤其是天津的主要出口物资棉花和兽皮的产出、交易、出口等相关调查最细致[2]588-594，657。
第七编《工业及矿产》也是调查过程中极为重视的内容。东亚同文书院将直隶地区的工业按地域进行归类：天津、北京、唐山、石家庄、高阳、朝阳等十个区域的各自的制造业和直隶的煤炭业。这些地区的工业以天津地区最为繁荣，调查也最细致。本书中所出现的工业调查所列数据截止到1918年，由此可以看出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即将结束时的直隶工业发展状况。
自印度和英国棉纱打入华北市场以后，土纱纺织迅速衰落下去，代之而起的是利用洋纱织造新土布，当时称之为爱国布。棉纱在华北有着巨大的市场需求。一战期间，印度纱和英国纱来货骤减，一部分官僚和民间资本试图利用混合资本的方式建立纺纱厂。在调查期内，东亚同文书院的学生记录了当时主要的四家纺纱厂：华新、裕亨、裕元、直隶模范。对这四家纺纱厂的规模、资金来源、设备、产能、原料、产品、销路、未来发展前景等情况都做了调查。
织布业是华北另一重要生产行业。在调查期间，学生将从北洋新政时期的工场到一战时期的工厂都记录下来，调查中统计了48家织布厂。但是从统计来看，既有十几人、资金额几千元的小工场也有上百人、资本额几十万元的规模较大的工厂，其中相当大的比例是爱国布工厂。
天津的火柴工业在这一时期有所发展，调查认为天津的火柴业发展主要得益于：“1劳动便宜；2北支那气候干燥适宜制造；3政府保护”。这一时期的华北各火柴厂的原料来自日本和欧洲。看到商机日本武齐洋行在天津则建立起火柴轴木（火柴杆）工场。这一现象显然被东亚同文书院的学生所注意。
第四个部门是面粉业。调查首先关注中国传统磨坊与机械磨坊之间的关系，意识到前者必会被后者所取代。所记载的寿星面粉公司是三井与中国人合办的面粉企业，也是中国北方最大的面粉企业。调查中记载了面粉的需求状况、与洋货的对比、销路和销售状况。调查表明三井之所以要在天津设立面粉厂，是因为之前三井与上海及周边的增裕、福新、中兴、无锡的茂新建立特约代理的关系。但是一战期间麦粉腾贵、金融紧张，生产商供货能力下降，而三井本身拥有雄厚资金，所以放弃单纯的运输代理，转而联合天津当地的八家华商成立面粉厂，利用当地的资源，“而来与之（上海厂商）竞争，基础日益强固”。
调查认为“支那的工业逐渐从手工业向机械工业、化学工业时代迈进”，“特别是投资较小、经营较易的行业”。肥皂很早之前就是日本出口到中国的产品。受欧战影响，欧洲各国的出口大为减少，天津的肥皂业因原料来源受限也受到影响。日本肥皂制品比较便宜，进口较多。在天津虽有17家制皂厂。但调查表明，这些制皂厂的设备许多都是来自日本。 以上是在天津的比较有代表性的五大行业。另外在调查中，还可以看到天津新兴的玻璃制造、卷烟业、石棉制造、钾盐制造业、造纸业、机械制造等。这些新兴的部门或多或少都可以看到日本的因素在其中，玻璃行业的茂泰、永信皆为日人企业，机械制造业有日资的旭日铁工场、三友铁工厂、三井铁工厂，化肥盐酸钾的制造依赖从日本购入原料，造纸业、卷烟业聘请日本人作技师等等。直隶地区以天津工业为最发达之地，天津的机械制造业仅仅停留在制造普通铁器的层次上，距离工业化的标志——独立制造机器的水平差距甚远。
调查中还关注了高阳、尹村等地的民间织布业。直隶内地的土布业发展迅速，种类颇多，以高阳为代表的土布业的兴起对日本在华北的倾销是一个严重障碍。这个现象也颇为书院学生所关注，在同时期的日本的领事报告中也多有记载。
直隶地区的矿产以煤矿最为著名。当时的主要煤矿为开滦煤矿和临城煤矿。在调查中，书院详细地记载了开滦煤矿的历史沿革、各矿区的煤层厚度、煤矿的品质、产量和种类、开滦煤的销售去向、各矿区的开采设备。值得注意的是，在日本开埠通商后，对天津的主要出口商品中，煤炭曾是日本主要的出口门类，但是随着日本工业革命的进行，这种状况发生了极大的改变，反是日本从中国大量进口包括煤炭在内的工业原料。开滦煤的品质优良，有些煤非常适合日本工业所需，所以一号、二号碳粉专供日本[2]863。
在第八编《输入品》中调查最关注的进口品是棉织品（棉纱、棉布）。作为直隶的主要通商口岸，天津是进出口货物的主要市场，所以天津的进口市场作为主要的调查对象。尤其是进入到20世纪后，即东亚同文书院的本调查期内，天津对日贸易更成为日本重点关注的对象。天津成为仅次于上海的第二大进口市场，而且洋货的直接进口成为最显著的特点。天津最大的贸易对象是日本、英国、美国。以进口额（五十万海关两以上）排序的商品分别是：棉制品、卷烟、砂糖、石油制品、稻米、熟皮、纸张、木材、铁道器材、海产品、火柴、药材。
棉制品在天津的总进口额中占据四成以上的份额，其中棉布又占其中的六成，其余为棉纱。棉布进口市场原本是英、美产品占据主流，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棉布趁机崛起。一战期间，日本的粗布和洋标布已经取得了绝对的优势，将英美同类布的市场份额大大压缩，其余的种类日本也显示出后发的势头。棉纱的进口因为直隶内地的纺织业的兴起而需求大增，进口额居中国各口岸之首。在天津的棉纱包括印度纱、日本纱和上海纱。其中日本棉纱的进口取代了印度纱而居首位，印度纱的支数较低，而直隶内地的棉纺织工业需求的是较高支数的棉纱，再加上上海棉纱的竞争，在天津市场上的进口量依次是：日本纱、中国纱、印度纱。在天津的日本棉制品贸易商有：三井、东洋纺织、武齐洋行、日本棉花、内外棉等十九家有实力的贸易商。华商从事此行业的更多，有的还直接向日本派驻办事员直接在日本采购。西方商家也有十家洋行参与其间[2]916。
第九编《商业机关》介绍了京津地区的商会、会馆、批发商、中间商和中介机构、买办、仓储业等。第十编《金融货币及度量衡》，北京的金融机构非常多，这表明北京作为全国的政治中心和一个消费城市的定位，众多的银行中既有中国的近代银行也有传统的山西票号，还有实力雄厚的外资银行。在天津，既有中国的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保商银行（1909年天津金融危机后设立）等华资银行，也有外资银行，但是与北京大不相同的是，日本银行在其中占据绝对的优势，如正金银行、天津商工银行、正隆银行纷纷在天津设立支店。复杂的货币体系是外商进入中国市场的一个很头疼的问题，书院在这方面也做了详细的调查[2]1076。
总之，《支那省别全志》直隶卷比较全面地总结了直隶地区的经济社会状况，为日本商界和实业界了解直隶地区，尤其是直隶地区的核心经济城市天津提供了极为重要的商业信息，通过这些调查也可以看出在20年代之前日本就已经深刻影响着直隶地区的各个经济领域。
二、《支那省别全志》直隶卷的资料来源和研究价值
《直隶卷》是东亚同文书院对直隶地区经济领域的一次比较全面的调查和总结，是经多次调查而形成的，学生根据出发前的书院预先制定的调查纲要完成调查任务。从内容来看，该书主要采用的是书院历届学生自己的调查资料，也有相当内容是来自中国的典籍。学生在调查的时候，不仅有自己的观察，也借助于日本当时在当地的各种机构，如驻华使领馆、日本在华企业、中国的海关出版物等等资料来源。
学生所经过的调查区域，首先要拜访当地的日本机构，如在天津，学生要拜访三井物产在天津的支店，“去大仓、三井和其他商店、商会拜访了前辈”，“去日本领事馆寻求调查资料，拿到介绍信后就去各商店公司进行调查”[6]。有的调查是学生自己的调查结果，“负责地理调查的人把磁石和表放在前面测量河的地理状况”，“下午三点左右去煤矿参观（林西煤矿）”[2]156，174，这样的调查形式和结果的可靠性反映出学生所受的训练是很系统和严肃的。再如，1918年的第12次调查报告书记载“通州附近水深3—4尺，马头、和合站附近2.5尺至3尺，庄河附近2.5尺至5尺”，“河西务至杨村之间，水深3.5尺至5尺，5万斤的大型中国船只可以自由航行”，河流的“流速在通州是0.50米，在马头是0.50米，在天津万国桥附近完全退潮时是0.70米”[7]。这样详细的记载，无疑是学生实地测量的结果。
但另一方面，从学生的行程记录来看，学生们在一个地区的停留时间并不长，所以这些信息不可能全部是学生自己的调查结果。从汇总的内容来看，所谓的调查更多应该是搜集资料的过程。学生在所经过的每个地区，由于停留的时间很短，想方方面面均自己亲自调查，既没有这种资源也没有这种能力，所以最大的可能就是一方面自己观察记录，一方面通过借助当地的中日各方机构，如中日在当地的政府、驻华日本领事馆（如天津总领馆等）、当地的日本工商机构（如天津日本商业会议所等）提供的资料来了解当地的经济社会状况。 统计一下该书的内容，在十编中有九编是直接记载直隶地区的经济的，“都会”和“运输”两编也是为经济服务的，所以该书更可以看做是一部经济类的参考书，而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地理志。对地理的调查是为商业经济服务的。所以该书的最大篇幅是介绍直隶的经济及相关内容。为何会如此调查，这还要从东亚同文书院的调查目的和学校的学科构成入手。对旅行调查的目的，东亚同文会干事长小川平吉在《支那省别全志》的序言中说得较为清楚：“本会自创立以来，致力于促进两国政界交往，发展青少年教育，奖励商业贸易，调查政治经济等方面，尽心竭力，未敢稍懈”[2]2。东亚同文书院的历届学生也是以商务科为主，曾经设立的政治科（1918年）、农工科（1920年）皆因招生不足而取消[8]，所以东亚同文书院实际上是一所以培养商业人才为主的学校。也正是基于这样的现实教学需要，东亚同文书院在要求学生调查中，重点放在商业相关的领域。
学生返校后将调查报告整理上交，东亚同文会和东亚同文书院将学生的调查结果再陆续整理成书，形成了颇具特色和影响的中国调查研究成果。在20世纪初东亚同文会陆续出版了《清国商业惯习及金融事情》（1904年出版）、《清国商业综览》（1906至1908年出版）、《支那经济全书》12卷（1907年至1908年出版）、《最近支那贸易》（1915年出版）、《支那省别全志》18卷（1917年至1920年出版）这些综合性的著作。还有一些根据调查整理出来的专题性的著作，如《山东与胶州湾》（1914年出版）、《排斥日货事情调查报告》（1915年出版）、《支那金融机关》（1919年出版），等等。
书院早期学生调查汇编的《支那经济全书》最初出版4卷，后续8卷，共12卷。内容主要涉及农政、手工业、工业、商贾、买办、会馆公所、行规条约、海关、铁道运输、邮政、电信、度量衡、货币、银行、保险、工业等很细分的门类和行业。由此可以看出，东亚同文书院的调查包括了中国经济生活的各个方面，是继日清贸易研究所1892年《清国商业综览》之后又一部供日本商界了解、研究中国的重要著作，成为初入中国市场的日本人了解中国市场的百科全书。
将《支那省别全志》与《支那经济全书》相比较，可以看出，随着日本对华经济关系的进一步密切，笼统的了解已经不能满足在华利益日益扩张的日本各界的需要。毕竟在一定的时期内，对于一个具体企业来讲，其经营的业务范围和经营内容是相对固定和有限的，所以对某一具体地区的了解比大而化之的了解更急迫也更现实。东亚同文书院院长根津一为《支那省别全志》所作的序言道：“我邦于中国政治、经济上有特别重要之紧密关系，自毋庸赘言。况一战结束后，须知中国已成为世界问题之中心，国人须尽快熟知中国之国情民物。……然则今日明确中国之国情民物，岂非我国人之一大急务？独憾缺乏对国情复杂、民物繁错中国研究之良书，是以我邦人士虽位居一苇带水比邻位置，而精通中国情势者甚鲜”[2]7。因此，可以看出在距《支那经济全书》出版十几年后，日本有关人士仍感对华了解不足，所以这些调查是一脉相承、进一步持续而深入下去的。《支那省别全志》可以看做是《支那经济全书》的进一步细致化。这样的分省总结可以更有利于日本各界了解中国的各地的情况。有日本人认为：“如果有一个新政的办法，即使能在清国的一个府、一个县进行改革且卓有成效，那么这个方法是否可以落实，便堪称对这个问题的全部答案。我希望研究中国问题的人士，请先进步到这个程度上，而不要再做快意豪放的空论”[9]。从这个意义上讲，《支那省别全志》既是《支那经济全书》的深化，也可以看做是日本对华调查的深化。遗憾的是，作为《支那省别全志》的续作，在40年代出版的《新修支那省别全志》只有九卷，而作为中国经济核心区域的其他省份付之阙如，这对后来的研究不能不说是一个很大的遗憾。
《支那省别全志》并不是一部严格意义上的中国传统的地方志。从东亚同文书院的调查目的上讲，其关注点也不在地理、民俗这些方面，其最大的关注点在于商务，所以不要以中国传统的地方志的标准和格式去裁剪和评判此书。另外国内的一些研究者好像没有弄明白东亚同文书院的历史，所以才给该书戴上了间谍的帽子；或者作者首先将东亚同文书院定性为间谍机构，所以将书院的一切行为戴上间谍的帽子。这种先入为主的研究是不足取的。郭墨寒的硕士论文，虽然有一些地方，由于各种原因尚有一些小瑕疵，在总体对东亚同文书院和大调查的定位还是比较客观的如在论文中出现的中、日文混用、对一些专业术语不了解的问题。如在该文39页，“問屋”可以直接翻译成中文的中间商、批发商，“输移入品”包括了出口贸易和沿海贸易两种情况，等等。。
东亚同文书院的调查更多的是关注中国的当时实际状况，以便于日本各界制定对华政策和决策。所以《支那省别全志》不会更多地涉及某一方面的历史沿革。这一点在书中表现得很明显，而这恰恰也是东亚同文书院实地调查的特点在书中的体现。
三、日本对华调查研究的加深
前文已经提到过日本官方、民间各类机构均参与对华调查，而且实现了彼此之间资源共享，共同构成了对华情报网，对中国的研究不断加深。日本的驻华外交体系是重要的信息来源，日本驻华使领馆的定期不定期报告将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社会各方面的情报发回国内。最有典型性的就是从1882年由日本外务省记录局负责编纂的《通商汇编》。此后虽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通商报告》、《通商汇纂》、《通商公报》、《日刊海外商报》、《周刊海外经济事情》、《海外经济事情》、《外务省通商日报》等不同名称，但是主旨是一致的。日本的农商务省系统也在此时向中国派遣实习生、观察员对中国市场进行调查，后者回国后向农商务省提交的《视察复命书》、《临时报告》等经济情报，都由农商务省汇编成册，发给相关单位作为参考。与此同时，日本的工商界也在国内研究中国的市场状况，并不时派人到中国进行实地调查。这种风气成为日本教育界、实业界的一种潮流。神户商业高等学校在大正四年开始，到昭和时期的每年暑期的时候也派遣学生到中国调查中国的商业情况，每次调查都得到了神户、京都、大阪三地的商业会议所的支持，这些商社、会社给予调查经济上和物质上的协助，这些调查后来形成系列《海外旅行调查报告书》。甲午之后，日本的棉制品迅速取代印度棉纱在中国的地位，并逐渐排挤英美棉布在中国的市场份额，但同时又遭到中国本土的棉纺织工业的抵制。在这样的形势下，日本就需要对中国的棉制品及相关市场有一个彻底详尽的研究，所以在这一方面的研究调查成果迅速大量涌现。如该调查中的《长江沿岸的纺织业与日本的将来》（大正九年）、《天津的棉纱棉布事情》（大正十三年）、《满洲棉纱棉布事情》、《以天津为中心的支那羊毛情况》（昭和二年）等等这些调查不仅是对中国的调查，还包括其他与日本有贸易关系的国家和地区，但是对中国的调查最详细，而且把中国划分成“满洲”、“北支”、“中支”、“南支”等不同区域进行调查。。20年代左右日本的学界、商界，如滨田峰太郎、加藤米辰、深泽甲子男、西川喜一等人的研究均借助于这些调查资料西川喜一：《棉工業と棉絲棉布》，《支那經濟綜攬》三，日本堂書店，大正十三年；東亞經濟調査局：《支那紡績業の發達とその将來：本邦紡績業より見たる》，1932年；浜田峰太郎：《支那に於ける紡績業》，日本堂書店，1923年；加藤辰弥：《支那の綿業》，紡織雑誌社，1917年；山崎長吉：《支那の紡績と織物》，工政会出版部，1927年；馬場鍬太郎：《支那の綿業》，禹域学会，1924年；深沢甲子男：《紡績業の混乱と其の将来》，金文堂，大正十一年，等等。除此之外还有大量诸如外务省通商局、商工省工务局、满铁调查部、东亚研究所、大日本纺织联合会等政府部门和专业调查研究机构的大量调研资料。。 打开随便一本二三十年代的日本研究中国经济的书籍，都可以看到这种类似的情况。如1924年吉野美弥雄所著《利用す可き天津を中心とせる北支那の物産》，在凡例中即列出参考书目的作者，择其要者：木村增太郎、关东厅民政部、日本棉花天津支店、三井物产天津支店、横滨正金银行天津支店、满蒙毛织、天津日本人商业会议所、上海日本人商业会议所等[10]。日本在华的商业机构不仅在华从事经济活动，而且还同时对华的相关领域进行研究，这些研究不仅为其本身在华业务提供情报支持，还将此传递到日本的整个研究体系中。日本的政界、商界、学界对华的研究和情报交换形成了强大的合力，对开拓中国市场、扩大在华利益产生了重大影响。由此可见，东亚同文书院对华调查只是当时日本庞大的对华情报网的冰山一角，日本对华的研究已经达到了极其深入的程度。
结语
19世纪下半叶出使日本的黄遵宪有感于中日之间的对比，讲出一段值得今日中国人深省的话：“昔契丹主有言：‘我于宋国之事纤悉皆知，而宋人视我国事如隔十重云雾’。以余观日本士夫，类能读中国之书，考中国之事。而中国士夫好谈古文，足己自封，于外事不屑措意。无论泰西，即日本与我仅隔一衣带水，击柝相闻，朝发可以夕至，亦视之若海外三神山，可望而不可即；若邹衍之谈九州，一似六合之外，荒诞不足论议者，可不谓狭隘欤？虽然，士大夫足迹不至其地，历世纪载又不详其事，安所凭藉以为考证之资，其狭隘也亦无足怪也”[11]。若是我们今天还只是陷入争论东亚同文书院及其大调查的性质的窠臼中，而忽视了100年前的日本对华调查的方法和精神意义，并不能将此为我所用，那只能说我们对历史太健忘了。
[参 考 文 献]
[1] 冯天瑜，刘柏林，李少军选编.东亚同文书院中国调查资料选译（上）[M].李少军，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568.
[2] 東亜同文會.支那省别全誌（第四卷直隶省）[Z].1920.
[3] 大阪市役所產業部.大阪在留支那貿易商及び其の取引事情[Z].昭和三年七月：8、127.
[4] 日本外務省通商局.通商彙纂（13卷）[Z].東京：不二出版社，1988：135.
[5] 日本外務省通商局，通商彙纂（163卷）[Z].東京：不二出版社，1996：119-131.
[6] 沪友会编.上海东亚同文会大旅行记录[M].杨华，等译.商务印书馆，2000：166.
[7] 冯天瑜，刘柏林，李少军选编.东亚同文书院中国调查资料选译（下） [M].李少军，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1328.
[8]上海東亞同文書院大學編.創立四十周年東亞同文書院紀念誌[Z].1940：52.
[9] 内藤湖南.燕山楚水[M].吴卫峰，译.中华书局，2007：210.
[10] 吉野美弥雄.利用す可き天津を中心とせる北支那の物産[M].三岛开文堂，大正十三年：2.
[11] 黄遵宪.日本国志[M].天津人民出版社，2005：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