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某些政客会兜售谎言，但事实究竟是怎样的，这依然很关键，而正确理解事实则对能否生存至关重要。我知道这一点，因为我经常看到错误理解事实所造成的致命后果。
　　作为一名行为生态学家，动物如何评估和管理捕猎风险是我的研究对象。但相比研究长着尖锐牙齿、行动隐蔽、冲刺能力令人叹为观止的华丽的捕食动物，研究它们的猎物才是我的专长。
　　有些袋鼠识别现实的能力很差。这些长着四条腿的“点心”经常会忽视近在眼前的信息—比如草丛中的沙沙作响或者路过的食肉动物的气味。它们为无知付出的代价非常惨—或被突然出现的利爪划破喉咙，或被强健的下颌紧紧咬住。
　　但我的研究结果显示，许多可能的被捕猎动物—包括旱獭、鸟类、蜥蜴、鱼类和无脊椎牡蛎—在评估风险方面更加擅长。1979年，生态学家理查德·道金斯（Richard Dawkins）和约翰·克雷布斯（John Krebs）提出了“生存-晚餐” 法则，认为猎物因为面临比掠食者更为严重的后果，所以会找到更有创意的生存方法。被吃掉—进而被从基因库中彻底抹去—的风险促使它们拼命学习更多技能。至于对掠食者而言，失败的唯一后果只是在下一顿饭之前挨挨饿而已。
　　我们的周围随处可见“生存-晚餐”法则。当水鸟或鸭子因为一只狗的出现而跑向海滩/池塘并聚集在一起时，这是因为鸟们知道成群结队能增加安全性。人类也遵循同样的法则。比方说，我们在独自冲浪时感到更加焦虑，这是因为我们知道，如果鲨鱼只有一个目标可以选择，我们的生存几率就会减少。
　　人类就像动物一样，需要可靠真实的数据才能做出好的决策。曾经有一次，当我在喀喇昆仑山研究旱獭时，对事实缺乏了解差点让我丧命。一次灾难性的暴雨和由此导致的塌方切断了营地所有的进口和出口，我试图离开却迷失了方向。随着情况不断恶化，找到离开的方法已经不再可能。
　　因为我当时患有伤寒，并且带着许多研究设备，因此根本就没有能力穿越长达数英里的坍塌的岩石和泥土。危险解除，我最终得以离开那片区域，这才意识到当时自己所掌握的道路和可选线路的信息是多么匮乏。
　　任何有自尊心的科学家都必须质疑一切，并且对既定认知持怀疑态度，过程是做出预测，设计试验搜集数据，并在分析所搜集的數据后得出支持或否定原有预测的结论。人类总是通过不断用最新事实信息挑战假设来学习知识并推动科学进步。我们用这种方式来测试和打磨我们的想法，直到我们得出的结论不再那么容易遭到反驳。这就是我们所谓“揭示的真相”。
　　但揭示的科学真相总是需要接受新的分析、检验和解读。人们总把它们视为“临时真相”—也就是说，可能后来会被证伪—而不是一种完全被接受的教条。
　　当科学家和公众用仅靠情感或个人信念支撑的所谓替代性事实来驳斥有充分证据证明的假设时（这就是政治语境中的后真相），我们就失去了强化分析的重要机会。当我们毫不犹豫地将享有盛誉的新闻媒体所刊载的经过事实检验的文章斥之为“假消息”时，我们其实无法用证据来支撑我们的结论。和在科学领域一样，如果我们在政治领域忽略“被揭示的现实”，会导致发生灾难性后果的可能性大大增加。
　　人类因为祖先对现实的准确理解才得以生存下来，就像海鸟在濒临危险时聚集在一起一样。在生活的一切领域，我们都应当坚持采用科学的态度，把决策建立于长期累积的观察之上。如果有足够的证据支持一种特定的结论，我们就应当接受它。自我批判的持续分析至关重要，但必须建立在新理念、新证据或新试验方法的基础之上。
　　对人类而言，模仿那些对天敌一无所知的袋鼠，完全忽略灌木丛中的沙沙声，无法让我们避免成为猎物的命运。相反，这是一种通往灭绝的确定的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