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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世纪全球政治经济舞台最重大的变化体现为全球发展领域的结构性变化。具体变化体现在以下几点。
第一，发展中国家在全球体系中的地位逐步上升。
目前，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总量已占到世界经济总量的57%，占全球经济增长的2/3以上。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新兴经济体开始成为全球发展融资、基础设施投资和外商直接投资的重要来源，这使得发展中国家的发展资金来源改变了对发达国家援助资金的依赖。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提供的官方发展援助额几乎相当于外商直接投资的4倍，发展中国家对发达国家的援助具有严重依赖性。但是到2015年，外来直接投资额已经超过发达国家提供的援助资金额4倍以上，由此带动的对外贸易额更是高达官方发展援助额的43倍以上，发展中国家对发达国家援助的依赖关系彻底翻转，外来直接投资已经逐步替代发达国家的援助，成为发展中国家获得发展的重要推动力。
第二，发达世界在全球体系中的主导地位面临挑战。
文艺复兴以来，西方世界裹挟着工业化和军事征服的优势，一直推动着世界沿着西方中心化的趋势演进，但是这一趋势随着非西方世界的崛起而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面对这种挑战，西方学者提出了各种应对战略，如亨廷顿提出了保持自身文明独特性的文明孤立对策，基欧汉提出了维持制度霸权的战略，米尔斯海默提出了全球均势与遏制战略，等等。但这些战略对策都不能够有效应对这种全球性大变革带来的挑战，其根本原因可能就在于这种挑战的非对称性。
首先，发展中国家的崛起主要是一种自我发展型崛起、工业化崛起，而非对外扩张型崛起。目前，中国、印度、巴西的GDP总量排名分别进入前十。而回望2007年的世界经济，中国经济总量仅相当于美国23.7%、日本的75%，十年之后的中国经济总量则上升为美国的63.1%，日本的2.51倍，德国的3.33倍，以及英国、印度和法国经济总量的4.7倍，巴西、意大利总量的6.1倍，加拿大、俄罗斯的7.4和7.75倍。其次，这种挑战主要是非军事性的。当前非西方世界的崛起既非搞军备竞赛，也非与体系主导大国争夺势力范围，更没有哪个新兴崛起国提出争夺世界霸权的主张和行动。因此，西方体系主导大国的遏制策略较难找到用武之地，当然也就难以取得政策效果。再次，这种挑战更像是一种非对称性经济挑战。新兴崛起大国与体系主导国和发达国家集团在人均GDP水平、人力资源禀赋、工业化主导性内涵以及商业模式竞争方面都不在一个竞争轨道上，但是却在新一轮制造业工业化和商业模式竞争中對发达国家和体系主导国形成了挑战。
第三，新一轮工业化进程对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间“核心-边缘”区位的颠覆。
按照沃勒斯坦的“核心-边缘”理论，发达国家地区在世界经济中控制了生产、资本、技术和贸易，因而处于主导地位，成为核心区，发展中国家则成为依附于发达国家的边缘区，以便获得生产、资本、技术和贸易。但是今天非西方世界持续性发展和崛起为沃勒斯坦的理论带来了不同的解释：西方发达国家拥有太多的过剩资本需要寻找投资机会，其制造业因高昂的人力成本和福利成本需要产业转移，其发达的技术需要找到市场以换取市场价值，贸易商也需要找到贸易商机。而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新一轮工业化浪潮恰好提供了这些机会和条件：首先是发展中国家自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摆脱殖民统治获得独立之后，经过几十年的国家建设走上了政治稳定，并能够提供经济发展的基础条件，比如义务教育和交通等最起码的基础设施。合格而又廉价的劳动力只有在新兴工业化国家才能够找到，这是制造业产业和生产环节转移到发展中国家的重要原因。其次，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带来了巨大的投资机会和广阔的市场需求，特别是工业化带来了庞大的资本需求、生产（原料、能源、设备、技术）需求、基础设施需求、贸易需求等等。尽管发展中世界的新一轮工业化主要还是以制造业为主的工业化，但是其所具有的人力优势，工业化起飞所造就的大规模生产和消费需求优势，工业需求和投资需求的优势等等，将发展中世界打造成了世界经济中新一轮工业化的核心区、动力源和世界生产的核心需求区。
这一系列的变化，对中国的发展和命运共同体的构建带来机遇与挑战，我们要积极应对。
第一，继续坚持对外开放，坚持多边主义和互利共赢的外交合作道路。四十年对外开放的经验说明，对外开放具有学习的功能和合作的功能，目的都是为了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我们在四十年的对外开放中，学会了与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打交道，学会了与所有发达国家以及主要由发达国家主导的国际多边组织开展合作，在对外合作中我们获得了宝贵的技术、管理经验和开放包容的外交合作艺术，今后我们将继续发挥这种改革开放精神。
第二，抓住新一轮工业化的历史机遇，坚持推进和引领新一轮工业化发展。新一轮工业化在范围、程度和规模上颠覆了传统工业化的效应和发达国家在其中的支配和主导地位。有些经济学家把新一轮工业化引发的全球化模型称作“双回路”模型，即发达国家与中国等新兴大国形成了较高技术、贸易和投资合作层级的回路，其中中国处于回路的较低层级。同时中国等新兴大国又与其他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形成了技术、贸易和投资回路，其中中国处于核心地位，位于较高层级。传统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的“核心—边缘”格局在新一轮工业化和全球化中被颠覆和重构，说明了两点：一是中国与发达国家的技术、贸易和投资合作仍然是在工业化中获取自我提升的关键路径；二是中国现在新一轮工业化和全球化中所处的位置能够在南南合作中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新一轮工业化不仅仅是所谓的工业化4.0，还有发展中国家群体性工业化所需要的传统制造业工业化。中国在与发达国家就工业化4.0做出妥协性合作的同时，还具有与广大发展中国家共同推进传统制造业工业化的巨大历史机遇。只要我们在 “一带一路”和亚投行建设中坚持符合我国国力承受能力和广大发展中国家工业化需要的合作道路，中国就能够在新一轮发展国家群体性工业化中发挥更大的积极作用。
第三，积极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和新型发展融资机制建设，着力推动构建发展命运共同体。长期以来，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问题被西方世界界定为是一个民主化问题，是向西方国家的政治制度、意识形态和价值观靠拢并趋同的问题，发展中世界也大都采用了西方式民主政体。但是发展问题是一个综合性的复杂工程，西方式民主化并没有给发展中国家带来真正意义上的发展，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问题只有靠自己结合自身国情不断探索，才能够找到自身的发展道路。改革开放四十年来，中国将国内改革与对外开放结合起来，找到了适合自己的发展道路，实现了传统制造业的工业化，并奋力挺进新型工业化的进程中。今天我们通过倡导“一带一路”建设和建立新型发展融资机制，将自身的发展经验和发展能力与世界各国分享，通过各种形式的发展融资和发展合作，与广大发展中国家以及发达国家结成发展能力共享的共同体，推动实现全球更大范围的共同发展、共同繁荣。
基金项目：本文为“研究阐释党的十九大精神”国家社科基金专项课题“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基础理论研究”的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18VSJ002；文中主要数据大都来自IMF和世界银行，个别数据来自商务部网站公布的数据。
第一，发展中国家在全球体系中的地位逐步上升。
目前，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总量已占到世界经济总量的57%，占全球经济增长的2/3以上。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新兴经济体开始成为全球发展融资、基础设施投资和外商直接投资的重要来源，这使得发展中国家的发展资金来源改变了对发达国家援助资金的依赖。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提供的官方发展援助额几乎相当于外商直接投资的4倍，发展中国家对发达国家的援助具有严重依赖性。但是到2015年，外来直接投资额已经超过发达国家提供的援助资金额4倍以上，由此带动的对外贸易额更是高达官方发展援助额的43倍以上，发展中国家对发达国家援助的依赖关系彻底翻转，外来直接投资已经逐步替代发达国家的援助，成为发展中国家获得发展的重要推动力。
第二，发达世界在全球体系中的主导地位面临挑战。
文艺复兴以来，西方世界裹挟着工业化和军事征服的优势，一直推动着世界沿着西方中心化的趋势演进，但是这一趋势随着非西方世界的崛起而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面对这种挑战，西方学者提出了各种应对战略，如亨廷顿提出了保持自身文明独特性的文明孤立对策，基欧汉提出了维持制度霸权的战略，米尔斯海默提出了全球均势与遏制战略，等等。但这些战略对策都不能够有效应对这种全球性大变革带来的挑战，其根本原因可能就在于这种挑战的非对称性。
首先，发展中国家的崛起主要是一种自我发展型崛起、工业化崛起，而非对外扩张型崛起。目前，中国、印度、巴西的GDP总量排名分别进入前十。而回望2007年的世界经济，中国经济总量仅相当于美国23.7%、日本的75%，十年之后的中国经济总量则上升为美国的63.1%，日本的2.51倍，德国的3.33倍，以及英国、印度和法国经济总量的4.7倍，巴西、意大利总量的6.1倍，加拿大、俄罗斯的7.4和7.75倍。其次，这种挑战主要是非军事性的。当前非西方世界的崛起既非搞军备竞赛，也非与体系主导大国争夺势力范围，更没有哪个新兴崛起国提出争夺世界霸权的主张和行动。因此，西方体系主导大国的遏制策略较难找到用武之地，当然也就难以取得政策效果。再次，这种挑战更像是一种非对称性经济挑战。新兴崛起大国与体系主导国和发达国家集团在人均GDP水平、人力资源禀赋、工业化主导性内涵以及商业模式竞争方面都不在一个竞争轨道上，但是却在新一轮制造业工业化和商业模式竞争中對发达国家和体系主导国形成了挑战。
第三，新一轮工业化进程对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间“核心-边缘”区位的颠覆。
按照沃勒斯坦的“核心-边缘”理论，发达国家地区在世界经济中控制了生产、资本、技术和贸易，因而处于主导地位，成为核心区，发展中国家则成为依附于发达国家的边缘区，以便获得生产、资本、技术和贸易。但是今天非西方世界持续性发展和崛起为沃勒斯坦的理论带来了不同的解释：西方发达国家拥有太多的过剩资本需要寻找投资机会，其制造业因高昂的人力成本和福利成本需要产业转移，其发达的技术需要找到市场以换取市场价值，贸易商也需要找到贸易商机。而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新一轮工业化浪潮恰好提供了这些机会和条件：首先是发展中国家自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摆脱殖民统治获得独立之后，经过几十年的国家建设走上了政治稳定，并能够提供经济发展的基础条件，比如义务教育和交通等最起码的基础设施。合格而又廉价的劳动力只有在新兴工业化国家才能够找到，这是制造业产业和生产环节转移到发展中国家的重要原因。其次，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带来了巨大的投资机会和广阔的市场需求，特别是工业化带来了庞大的资本需求、生产（原料、能源、设备、技术）需求、基础设施需求、贸易需求等等。尽管发展中世界的新一轮工业化主要还是以制造业为主的工业化，但是其所具有的人力优势，工业化起飞所造就的大规模生产和消费需求优势，工业需求和投资需求的优势等等，将发展中世界打造成了世界经济中新一轮工业化的核心区、动力源和世界生产的核心需求区。
这一系列的变化，对中国的发展和命运共同体的构建带来机遇与挑战，我们要积极应对。
第一，继续坚持对外开放，坚持多边主义和互利共赢的外交合作道路。四十年对外开放的经验说明，对外开放具有学习的功能和合作的功能，目的都是为了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我们在四十年的对外开放中，学会了与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打交道，学会了与所有发达国家以及主要由发达国家主导的国际多边组织开展合作，在对外合作中我们获得了宝贵的技术、管理经验和开放包容的外交合作艺术，今后我们将继续发挥这种改革开放精神。
第二，抓住新一轮工业化的历史机遇，坚持推进和引领新一轮工业化发展。新一轮工业化在范围、程度和规模上颠覆了传统工业化的效应和发达国家在其中的支配和主导地位。有些经济学家把新一轮工业化引发的全球化模型称作“双回路”模型，即发达国家与中国等新兴大国形成了较高技术、贸易和投资合作层级的回路，其中中国处于回路的较低层级。同时中国等新兴大国又与其他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形成了技术、贸易和投资回路，其中中国处于核心地位，位于较高层级。传统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的“核心—边缘”格局在新一轮工业化和全球化中被颠覆和重构，说明了两点：一是中国与发达国家的技术、贸易和投资合作仍然是在工业化中获取自我提升的关键路径；二是中国现在新一轮工业化和全球化中所处的位置能够在南南合作中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新一轮工业化不仅仅是所谓的工业化4.0，还有发展中国家群体性工业化所需要的传统制造业工业化。中国在与发达国家就工业化4.0做出妥协性合作的同时，还具有与广大发展中国家共同推进传统制造业工业化的巨大历史机遇。只要我们在 “一带一路”和亚投行建设中坚持符合我国国力承受能力和广大发展中国家工业化需要的合作道路，中国就能够在新一轮发展国家群体性工业化中发挥更大的积极作用。
第三，积极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和新型发展融资机制建设，着力推动构建发展命运共同体。长期以来，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问题被西方世界界定为是一个民主化问题，是向西方国家的政治制度、意识形态和价值观靠拢并趋同的问题，发展中世界也大都采用了西方式民主政体。但是发展问题是一个综合性的复杂工程，西方式民主化并没有给发展中国家带来真正意义上的发展，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问题只有靠自己结合自身国情不断探索，才能够找到自身的发展道路。改革开放四十年来，中国将国内改革与对外开放结合起来，找到了适合自己的发展道路，实现了传统制造业的工业化，并奋力挺进新型工业化的进程中。今天我们通过倡导“一带一路”建设和建立新型发展融资机制，将自身的发展经验和发展能力与世界各国分享，通过各种形式的发展融资和发展合作，与广大发展中国家以及发达国家结成发展能力共享的共同体，推动实现全球更大范围的共同发展、共同繁荣。
基金项目：本文为“研究阐释党的十九大精神”国家社科基金专项课题“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基础理论研究”的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18VSJ002；文中主要数据大都来自IMF和世界银行，个别数据来自商务部网站公布的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