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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义的先设决定了中西方的翻译史实际上是一部意义的转换史 ;在解构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文艺思潮的冲击下 ,意义由固定和一成不变变得游移不定 ,作为理性和人本主义化身的作者及其主体性受到消解而消失殆尽 ;“作者之死”从根本上解构了诗歌起源的“灵感说”和以诗言志说 ,对作者本意的质疑、作者之志的丧失、意义的不确定以及诗性语言的固有特点使诗歌的翻译最终走向了改写的坦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