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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博渊在《书屋》2010年第1期“重建道德靠什么”一文中指出：欧美哲人两三百年来，不仅着眼于道德本身．而是将道德问题放到经济和政治大环境中考察的。我们缺乏这方面的经验。也许还受了传统思维习惯的影响。改革开放初期，我们没有一个防范道德滑坡的指导方针，没有预筑制度的防火墙。那时候《人民日报》的社论总是只说要如何如何，要如何如何，往往一连十几个“要”，就是没有说如果不如何，就要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