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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电影是建立在技术上的综合性艺术，技术的每一次进步都为电影的表达提供新的手段。CG电影在技术加持下不断带来不俗票房的同时，也面临着商业性与艺术性失衡的困境。这种失衡主要表现为技术奇观与叙事危机，又具体体现在矛盾的题材、失落的人物、弱化的情节三方面。如何保证CG电影商业性与艺术性的齐头并进，需要更多中国CG电影的实践加以发现与佐证。
关键词：CG电影；技术奇观；叙事危机；商业性；艺术性
中图分类号：J9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64X（2016）08-0201-02
根据暴雪游戏改编的电影《魔兽》在中国创下了4天近10亿票房纪录的同时，再度激发观众对于CG电影的观影热情。与此同时，郭敬明执导的全真人CG魔幻题材电影《爵迹》也正式发布了首版预告片，预填补国内市场在这一类型上的空白。
一、CG电影的二重性：商业性与艺术性
“CG”是Computer Graphics的英文缩写，意为电脑图像，国际上习惯将利用计算机技术进行视觉设计和生产的领域通称为 CG。[1]而CG 电影是指影片在真实场景中拍摄并以真人表演为主，但穿插应用大量虚拟场景及特效的影片。中国近些年虽然在本土CG电影的打造与开发上付出诸多心力，投资也堪称大手笔，但成果却略显惨淡，叫座不叫好成为常态。CG电影的二重性——商业性与艺术性的失衡禁锢着中国CG电影的进一步发展。
虽然影视的任何一种艺术手段都是凭借具体的技术手段完成的，但电影的本质是艺术。因此，成功的CG电影必是要达到商业性与艺术性的统一。电影的商业性依赖于艺术性，缺失了艺术内核，作为文化商品的电影也就不复存在。文化商品的艺术性又离不开商品性，没有商业上的预估价值，没有吸引受众的手段与可能的赢利点，电影就难以筹得资金实现生产，也就无法实现艺术的实体化。
对于CG电影，该名称本身就代表着一种价值判断，说明这部电影准备展示新技术带来的奇观。此时，技术奇观似乎成了判断电影价值的硬通货。当技术可以直接和经济回报挂钩，展示便成为一种必然。新技术的新奇性是其特征，也是其优势，无怪乎“新技术像初生牛犊一样急忙亮相、炫耀力量和新的手法，具有超越的力量，技术本身实际上就成为内容”。[2]电影作为一种可视的影像文化，已经决定了其无法摆脱也不能摆脱对视觉的追求，然而“技术本身实际上就成为内容”的趋势却引人警惕。中国的CG电影当前就陷入这种自障其目的困境，出于商业的考虑大量运用技术打造奇观，而忽视了对叙事的雕琢。一个好的叙事，能使在技术统筹下的电影各种元素达到最优的组合，发挥出电影最大的艺术魅力。叙事的的式微让CG电影流于“形式大于内容”的空洞外壳。技术奇观与叙事危机是中国CG电影当前商业性与艺术性失衡的表现，又具体体现在题材、人物、情节三个方面。
二、技术奇观与叙事危机
（一）矛盾的题材——技术可能与类型文本。
和传统电影相比，借助于高科技的CG电影彰显着无限的可能。如徐克拍摄的《狄仁杰之通天帝国》，高六十六丈的通天浮屠、富丽堂皇的明堂、神秘阴森的洛阳鬼市，都是利用3D建模和蓝幕等特效技术制作完成。许诚毅拍摄的《捉妖记》甚至利用“CG+真人”的技术，创造出了独具特色的胡巴一角。“技术可能”为电影注入越来越多的新活力与新思路，为商业开发提供了充分的外力支持。
尽管如此，中国CG电影仍集中在仙侠、灾难、动作等有限的题材，囿于同质化的类型文本，跳不出既有圈层。美国学者考维尔蒂说，类型是一种“构造文化的传统体系”，提供的是“众所周知的形象与意义，维护的是价值的连续性”。[3]一方面，以仙侠、灾难、动作为代表的类型电影，为观众提供的本就是“预见而不能”的形象与意义，这一预设前提假定了技术需要在其中发挥举足轻重的作用，而CG技术恰好迎合了这一需要。另一方面，当制片公司发现“观众对一个文本的成功度的评价，是根据他们基于媒介消费的经验产生的类型预期得到的”[4]的时候，当观众已经接受仙侠、灾难、动作此类影片中必不可少的CG特效后，出于对利润的追求，给予观众更多的奇观满足渐渐变成一种对“技术至上”拥护的偏执。这种偏执，使得技术不再是为叙事服务，变成叙事对技术的迁就。
什么样的叙事最能体现技术奇观的绚丽，这种思考方式使得中国CG电影陷入类型的囹圄。中国电影产业眼下貌似繁荣，实际上鱼龙混杂、泥沙俱下。技术奇观的利益被发掘后，几乎所有的制片方都蜂拥而上。同质化的文本与重复出现的主题，让观众慢慢厌倦了CG特效在电影中只能是“暴力”代名词的做法。这种缺乏工业平衡计划的体系，让“技术可能”明珠蒙尘，也让类型文本固步自封，在叙事题材上出现了商业性与艺术性看似不可调和的矛盾。
（二）失落的人物：符号角色与人性期待。
在电影中，“人”既是表现的对象又是表现的工具。观众进入影院看电影，絕不是仅仅来看演员，更重要的是看他或她能否创造出另一个有血有肉的人物。 “有血有肉”是电影角色的理想状态——展示的是人性的复杂。但这种对角色的希冀在中国CG电影中并没有得到充分的实现。我们电影中的人物更像是一个符号，难以摆脱为技术奇观服务的预设框架，按照程式化妆造型、展示喜怒哀乐，稍显勉强的簇拥着情节的发展。这一框架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人物的造型设定，一是人物的性格塑造。
从人物造型上看，角色的造型设计应该依附于整个作品的风格定位与剧情走向，为观众了解与认识人物提供良好的开端。然而，为了配合电影的奇观风格，“眼球经济”由画面伸展到剧中角色——他们或衣着华丽夸张、美艳不可方物，或造型奇特，让人过目难忘。此时，人物造型的艺术功能被弱化，观众难以从穿着打扮上看出人物的身份、个性和心境，也无法体味电影的背景历史和地域文化特点，更不能由此区别人物的主次。所有的角色都被单调的特征为华丽。这种表面相似的华丽，将人物由视觉上符号化，掩盖着内在人性的匮乏。 从人物性格的塑造上看， CG电影中主要人物虽然个性特点鲜明，但行为方式刻板又程式，对于人物性格的刻画着墨甚少、处理仓促，在电影叙事当中，人物的性格、心理状态单一、少变化，这样的人物性格实际上和人物富有特点的造型一样，只是符号化的人物的一部分。[5]符号化人物的缺陷在于，电影的精神共享功能随着人性的失落一同丢失了。观众在观看电影时，会因为移情作用在感情上与角色发生共鸣，电影对人性把握的越深，观众的内心体验也就越深，从而出现与人物同喜同悲的精神“分享”。缺乏对人的把握，这种观影体验便无法达成。观众对人物人性的艺术追求，与电影对商业奇观上的追求再次在角色塑造上产生矛盾，这是当下我国CG电影不可回避的问题。
（三）弱化的情节：奇观高潮与暴力叙事。
电影要讲故事，情节就是叙事电影中的“故事”。目前，中国CG电影在讲故事中偏爱采用同一套路——改编中国传统志怪小说。观众因为早已熟知故事的历史背景、常规走向与逻辑关系，观看电影时并不会产生费解的心理。冲突和结局的可预见性倾向于将观众的注意力从线性的因果关系情节上转开，去关注其他审美性的内容。
“任何类型叙事中最重要的特征也许就在于它的解决方式，即解决（哪怕是暂时性的解决）困扰共同体福祉的冲突的努力 ”。[6]面对“困扰共同体福祉的冲突”，中国CG电影选择用暴力解决。消费时代，大众审美观念体现出复杂与多变的特点，传统的审美方式与非审美方式逐渐弥合。电影中的暴力不再单纯承担或者强调道德说教与劝诚的功能，除部分延续在视觉震撼之后，让人思考深层次的社会道德问题和对人性进行反思的理念外，还有部分影视暴力仅仅只为挑逗观众视觉，达到感官刺激的效果。我国CG电影的“暴力美学”多数出于对后者的追求。电影中推动情节发展的矛盾的基本架构往往是善恶的二元划分，矛盾最終大都是以暴力的方式来解决，而矛盾的解决则既是情节的高潮也是奇观的顶峰。
技术奇观对电影情节的影响背后，既有电影作为文化工业的投资诉求，也有当代高新技术的特点所导致的投资逻辑。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在《启蒙辩证法》中，把“大众文化”称为“文化工业”，以标示大众文化的经济效益诉求的本质。但这种工业体系的经济诉求必是要站立在“文化”的身后。没有对电影情节的把控，单纯的制造奇观高潮，无视电影商业性与艺术性的平衡，最后得到的只能是观众的“冷暴力”。
三、总结
虽然，中国CG电影有一些值得诟病的问题，但将电影技术与艺术进一步结合的本土化尝试是极富意义的。CG电影作为艺术与技术的最新结晶，如何在影片中实现二者的平衡，以达到商业与艺术的最佳契合，还有较长的一段路需要摸索。现今，中国以徐克为代表的电影人不断做着新的尝试，也陆续交出诸如《智取威虎山》等较为成功的作品。电影艺术始终是一门建立在现代科学技术上的综合艺术，技术与叙事关系的探讨将伴随其发展始终，未来如何还需更多中国CG电影的实践加以发现与佐证。
参考文献
[1]王留.CG技术与北京奥运会开幕式晚会[J].东南传播，2008（10）.
[2]保罗·莱文森.莱文森精粹[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
[3]J.G.考维尔蒂.《通俗文化研究中的“程式”概念》，成穷、王作虹译，周宪主编《当代西方艺术文化学》[M]，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
[4]利萨·泰勒，安德鲁·威利斯：《媒介研究：文本、机构与受众》，北京大学出版社[M]，2008.
[5]陆花.3D电影的奇观叙事分析[J].艺术教育.2015（1）.
[6]游飞，蔡卫.美国电影研究[M].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4.
作者简介：韩乔乔（1991—），女，汉族，安徽宿州人，硕士研究生在读，单位：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新闻与文化传播学院，专业：传播学，研究方向：新闻传播。
关键词：CG电影；技术奇观；叙事危机；商业性；艺术性
中图分类号：J9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64X（2016）08-0201-02
根据暴雪游戏改编的电影《魔兽》在中国创下了4天近10亿票房纪录的同时，再度激发观众对于CG电影的观影热情。与此同时，郭敬明执导的全真人CG魔幻题材电影《爵迹》也正式发布了首版预告片，预填补国内市场在这一类型上的空白。
一、CG电影的二重性：商业性与艺术性
“CG”是Computer Graphics的英文缩写，意为电脑图像，国际上习惯将利用计算机技术进行视觉设计和生产的领域通称为 CG。[1]而CG 电影是指影片在真实场景中拍摄并以真人表演为主，但穿插应用大量虚拟场景及特效的影片。中国近些年虽然在本土CG电影的打造与开发上付出诸多心力，投资也堪称大手笔，但成果却略显惨淡，叫座不叫好成为常态。CG电影的二重性——商业性与艺术性的失衡禁锢着中国CG电影的进一步发展。
虽然影视的任何一种艺术手段都是凭借具体的技术手段完成的，但电影的本质是艺术。因此，成功的CG电影必是要达到商业性与艺术性的统一。电影的商业性依赖于艺术性，缺失了艺术内核，作为文化商品的电影也就不复存在。文化商品的艺术性又离不开商品性，没有商业上的预估价值，没有吸引受众的手段与可能的赢利点，电影就难以筹得资金实现生产，也就无法实现艺术的实体化。
对于CG电影，该名称本身就代表着一种价值判断，说明这部电影准备展示新技术带来的奇观。此时，技术奇观似乎成了判断电影价值的硬通货。当技术可以直接和经济回报挂钩，展示便成为一种必然。新技术的新奇性是其特征，也是其优势，无怪乎“新技术像初生牛犊一样急忙亮相、炫耀力量和新的手法，具有超越的力量，技术本身实际上就成为内容”。[2]电影作为一种可视的影像文化，已经决定了其无法摆脱也不能摆脱对视觉的追求，然而“技术本身实际上就成为内容”的趋势却引人警惕。中国的CG电影当前就陷入这种自障其目的困境，出于商业的考虑大量运用技术打造奇观，而忽视了对叙事的雕琢。一个好的叙事，能使在技术统筹下的电影各种元素达到最优的组合，发挥出电影最大的艺术魅力。叙事的的式微让CG电影流于“形式大于内容”的空洞外壳。技术奇观与叙事危机是中国CG电影当前商业性与艺术性失衡的表现，又具体体现在题材、人物、情节三个方面。
二、技术奇观与叙事危机
（一）矛盾的题材——技术可能与类型文本。
和传统电影相比，借助于高科技的CG电影彰显着无限的可能。如徐克拍摄的《狄仁杰之通天帝国》，高六十六丈的通天浮屠、富丽堂皇的明堂、神秘阴森的洛阳鬼市，都是利用3D建模和蓝幕等特效技术制作完成。许诚毅拍摄的《捉妖记》甚至利用“CG+真人”的技术，创造出了独具特色的胡巴一角。“技术可能”为电影注入越来越多的新活力与新思路，为商业开发提供了充分的外力支持。
尽管如此，中国CG电影仍集中在仙侠、灾难、动作等有限的题材，囿于同质化的类型文本，跳不出既有圈层。美国学者考维尔蒂说，类型是一种“构造文化的传统体系”，提供的是“众所周知的形象与意义，维护的是价值的连续性”。[3]一方面，以仙侠、灾难、动作为代表的类型电影，为观众提供的本就是“预见而不能”的形象与意义，这一预设前提假定了技术需要在其中发挥举足轻重的作用，而CG技术恰好迎合了这一需要。另一方面，当制片公司发现“观众对一个文本的成功度的评价，是根据他们基于媒介消费的经验产生的类型预期得到的”[4]的时候，当观众已经接受仙侠、灾难、动作此类影片中必不可少的CG特效后，出于对利润的追求，给予观众更多的奇观满足渐渐变成一种对“技术至上”拥护的偏执。这种偏执，使得技术不再是为叙事服务，变成叙事对技术的迁就。
什么样的叙事最能体现技术奇观的绚丽，这种思考方式使得中国CG电影陷入类型的囹圄。中国电影产业眼下貌似繁荣，实际上鱼龙混杂、泥沙俱下。技术奇观的利益被发掘后，几乎所有的制片方都蜂拥而上。同质化的文本与重复出现的主题，让观众慢慢厌倦了CG特效在电影中只能是“暴力”代名词的做法。这种缺乏工业平衡计划的体系，让“技术可能”明珠蒙尘，也让类型文本固步自封，在叙事题材上出现了商业性与艺术性看似不可调和的矛盾。
（二）失落的人物：符号角色与人性期待。
在电影中，“人”既是表现的对象又是表现的工具。观众进入影院看电影，絕不是仅仅来看演员，更重要的是看他或她能否创造出另一个有血有肉的人物。 “有血有肉”是电影角色的理想状态——展示的是人性的复杂。但这种对角色的希冀在中国CG电影中并没有得到充分的实现。我们电影中的人物更像是一个符号，难以摆脱为技术奇观服务的预设框架，按照程式化妆造型、展示喜怒哀乐，稍显勉强的簇拥着情节的发展。这一框架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人物的造型设定，一是人物的性格塑造。
从人物造型上看，角色的造型设计应该依附于整个作品的风格定位与剧情走向，为观众了解与认识人物提供良好的开端。然而，为了配合电影的奇观风格，“眼球经济”由画面伸展到剧中角色——他们或衣着华丽夸张、美艳不可方物，或造型奇特，让人过目难忘。此时，人物造型的艺术功能被弱化，观众难以从穿着打扮上看出人物的身份、个性和心境，也无法体味电影的背景历史和地域文化特点，更不能由此区别人物的主次。所有的角色都被单调的特征为华丽。这种表面相似的华丽，将人物由视觉上符号化，掩盖着内在人性的匮乏。 从人物性格的塑造上看， CG电影中主要人物虽然个性特点鲜明，但行为方式刻板又程式，对于人物性格的刻画着墨甚少、处理仓促，在电影叙事当中，人物的性格、心理状态单一、少变化，这样的人物性格实际上和人物富有特点的造型一样，只是符号化的人物的一部分。[5]符号化人物的缺陷在于，电影的精神共享功能随着人性的失落一同丢失了。观众在观看电影时，会因为移情作用在感情上与角色发生共鸣，电影对人性把握的越深，观众的内心体验也就越深，从而出现与人物同喜同悲的精神“分享”。缺乏对人的把握，这种观影体验便无法达成。观众对人物人性的艺术追求，与电影对商业奇观上的追求再次在角色塑造上产生矛盾，这是当下我国CG电影不可回避的问题。
（三）弱化的情节：奇观高潮与暴力叙事。
电影要讲故事，情节就是叙事电影中的“故事”。目前，中国CG电影在讲故事中偏爱采用同一套路——改编中国传统志怪小说。观众因为早已熟知故事的历史背景、常规走向与逻辑关系，观看电影时并不会产生费解的心理。冲突和结局的可预见性倾向于将观众的注意力从线性的因果关系情节上转开，去关注其他审美性的内容。
“任何类型叙事中最重要的特征也许就在于它的解决方式，即解决（哪怕是暂时性的解决）困扰共同体福祉的冲突的努力 ”。[6]面对“困扰共同体福祉的冲突”，中国CG电影选择用暴力解决。消费时代，大众审美观念体现出复杂与多变的特点，传统的审美方式与非审美方式逐渐弥合。电影中的暴力不再单纯承担或者强调道德说教与劝诚的功能，除部分延续在视觉震撼之后，让人思考深层次的社会道德问题和对人性进行反思的理念外，还有部分影视暴力仅仅只为挑逗观众视觉，达到感官刺激的效果。我国CG电影的“暴力美学”多数出于对后者的追求。电影中推动情节发展的矛盾的基本架构往往是善恶的二元划分，矛盾最終大都是以暴力的方式来解决，而矛盾的解决则既是情节的高潮也是奇观的顶峰。
技术奇观对电影情节的影响背后，既有电影作为文化工业的投资诉求，也有当代高新技术的特点所导致的投资逻辑。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在《启蒙辩证法》中，把“大众文化”称为“文化工业”，以标示大众文化的经济效益诉求的本质。但这种工业体系的经济诉求必是要站立在“文化”的身后。没有对电影情节的把控，单纯的制造奇观高潮，无视电影商业性与艺术性的平衡，最后得到的只能是观众的“冷暴力”。
三、总结
虽然，中国CG电影有一些值得诟病的问题，但将电影技术与艺术进一步结合的本土化尝试是极富意义的。CG电影作为艺术与技术的最新结晶，如何在影片中实现二者的平衡，以达到商业与艺术的最佳契合，还有较长的一段路需要摸索。现今，中国以徐克为代表的电影人不断做着新的尝试，也陆续交出诸如《智取威虎山》等较为成功的作品。电影艺术始终是一门建立在现代科学技术上的综合艺术，技术与叙事关系的探讨将伴随其发展始终，未来如何还需更多中国CG电影的实践加以发现与佐证。
参考文献
[1]王留.CG技术与北京奥运会开幕式晚会[J].东南传播，2008（10）.
[2]保罗·莱文森.莱文森精粹[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
[3]J.G.考维尔蒂.《通俗文化研究中的“程式”概念》，成穷、王作虹译，周宪主编《当代西方艺术文化学》[M]，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
[4]利萨·泰勒，安德鲁·威利斯：《媒介研究：文本、机构与受众》，北京大学出版社[M]，2008.
[5]陆花.3D电影的奇观叙事分析[J].艺术教育.2015（1）.
[6]游飞，蔡卫.美国电影研究[M].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4.
作者简介：韩乔乔（1991—），女，汉族，安徽宿州人，硕士研究生在读，单位：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新闻与文化传播学院，专业：传播学，研究方向：新闻传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