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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是在十几年前，有冤无处诉的人要找媒体曝光时，第一个想到的大概都是央视的“焦点访谈”。如今，他们可能会得到这样的建议：去发条微博吧！
从单纯的社交工具到舆论监督利器，微博就这样悄悄完成了一次华丽转身。而作为其中的第一波“被试水者”，中石化、故宫、中国红十字会等央企和有关机构不幸撞上了“枪口”，成为被网民集体调侃挖苦嘲笑并层层剥光衣服的“弄潮儿”。
舆论监督新阵地
6月27日凌晨，戴着鸭舌帽的郭美美在夜色中抵达首都机场，面对媒体的贴身追问，她以一句“你们不要这么搞笑”回应后匆匆离去。
这个最先在新浪微博上疯狂炫富的女孩，之前或许不会想到，仅仅一周之内自己就将包括中国红十字会、天略集团在内的机构、企业或个人牵扯进巨大的舆论漩涡。其与中国红十字会某负责人的关系，以及红十字会是否涉及招标违规等问题，都成为被怀疑的对象。在这个过程中，网友抽丝剥茧式的“人肉搜索”与持续不断的热议交相辉映，不仅一步步披露着后续的种种谜团和“证据”，更让相关各方压力频频。
“郭美美事件引发反贪腐行动。”远在德国的一家电台网站如是远观着中国微博的热闹。7月4日傍晚，中国红十字会的微博悄悄出现在网络——其当夜所发的四条微博三条是介绍红十字会的历史，另外一条是相关负责人作出解释的长篇博文链接——但直到此时，这场源于微博、跟进于微博并得到传统媒体呼应的网络事件，仍在进一步发酵，微博上有关郭美美真实男友身份的猜疑和对红十字会透明化的质问仍未停歇。
这是微博监督的典型流程：先是有网友发微博披露某个事实（或某个网友微博引起质疑），然后众网友跟进评论和转发，相关网络衍生品（如漫画、恶搞歌曲）也开始出现，接着在网络或传统媒体上出现深度评论和调查，并同时伴随着微博上不间断的“爆料”，一场微博事件就此达到舆论监督的高潮。
数亿用户（仅新浪微博注册用户就达1.4亿）集体围观并发声，微博的强大影响力自不待言。这个一年前还更多地以单纯的交流平台或“展示自我”为目的的新媒体，一跃站到舆论监督的潮头，过去各种曾经被认为司空见惯的“潜规则”现象，如今都被一并展示在众人面前。
因此，我们就看到了这样五光十色的新闻——四川会理县政府网站发布官员视察的“悬浮照”后不得不公开道歉；浙江宁波机场一句“让领导先飞”引发网民对官僚主义无所不在的不满和集体讨伐；中石化广东公司天价购茅台的发票被发到微博后直接将其一把手拉下马，网友填词创作的《我为祖国喝茅台》MV广为流传；上海卢湾区红十字会因天价餐发票遭遇通报批评；而在江苏溧阳，“蠢局长”微博直播开房后被停职；广州白云区街道办主任网络裸聊被曝光后近日终于被免职……
美国《福布斯》杂志网站说，中国人已经发现一种针对地方腐败的新工具：微博。知名地产商潘石屹也在微博上感叹：微博正从打假向反腐深入。潘的同行任志强则认为，“从广告到骂人，从花花草草到谈情说爱，从国家大事到阿猫阿狗，天下之大，（微博）无所不能。”没错，微博上不仅有“被精神病者”飞越了疯人院，还有社科院教授倡议发动起波及全国的“打拐行动”；有知名企业在这里遭遇实名举报，同时被认为是“非正常交通事故”的民间调查也可能随时发端于此。当权威不再服众，当信任消逝良久，自发的、同时也是温和的围观就在这个新平台上闪亮登场。
值得一提的是，纵观2011年上半年的微博舆论监督事件，除了一些地方政府外，铁道部、中石化、红十字会等垄断行业或机构，成为被瞄准最多的“靶心”。微博时代，这是否提示我们应该重新审视熟悉的那些“过往”？
质疑一切可以质疑的
爱因斯坦说，提出问题往往比解决问题更重要。如此看来，微博上扑面而来的质疑之风，有时候可能比最终问题如何解决更重要，或者至少二者同等重要。
有趣的是，很多时候，微博上的质疑声只是缘于生活中不经意的一瞥。
6月26日，作家郑渊洁随便往楼下的大望桥看了一下，因此就有了一个新发现：“桥上原本标示此处是京通快速路0公里起点的里程牌上，0变成4。就是说京通快速路的起点西延了4公里……好奇心驱使我驾车到京通快速路通州出口察看里程牌，果然原先的12公里变成了16公里。”
郑渊洁的发现引起了央视主持人张泉灵的联想：“这几天正查（高速公路）多收费的时候突然改，让人浮想联翩啊！”张泉灵按照每公里0.6元收费标准计算了一下，修改成16公里后收费应是9.6元，“收十元就合理多了”。
为何多出4公里？面对媒体的追访有关方面语焉不详，而微博、论坛上指责公路管理公司为使收费合理化“弄虚作假”的声音已是山雨欲来。
同样偶然的微博爆料发生在山东青岛。6月30日，世界最长的跨海大桥胶州湾跨海大桥建成通车。随后有网友在桥上走了100米后发现，跨海大桥上匝道附近多处螺丝松动。这个被称为“有图有真相”的微博发布后，投资方山东高速集团立即做出了回应和解释。
遭遇质疑的不仅是桥和路。6月23日北京的一场大雨令微博上热闹了好几天，对市政部门、城市规划部门、交通管理部门的各种嘲讽和揶揄铺天盖地；在内蒙古，一条三年前的视频则将蒙牛推到风口浪尖，“供香港牛奶比内地产品更安全”的说法不过是该企业今年在微博上遭遇的众多质疑之一；而南京为修建地铁欲砍掉有着百年历史的梧桐，甚至引来中国台湾国民党中常委邱毅在微博上的关注。
法国思想家狄德罗曾有言曰：质疑是迈向哲理的第一步。所以，尽管发端于微博的质疑声可能有些只是误解，但接受公众的监督是一个现代企业或政府机构管理者的天职，回应公众的疑问更是它们应尽的责任和义务。让强势一方做事时不得不考虑民众的反应，微博所推动的，其实正是整个社会的生态平衡。
名人被摊在“微博阳光”下
与普通人相比，名人就是强势的一方。过去习惯了被远观和仰视的他们，如今在微博上却不过是泯然众人。尽管也有粉丝的热烈追捧，但在相对平等的平台上，遭遇质疑甚至是形象大逆转亦并不鲜见。
最新一个例子，当属演员吕丽萍在微博上的言辞遭遇炮轰事件。6月25日，美国纽约州通过了同性婚姻合法化提案。第二天吕丽萍就发布反同性恋的言论，立即掀起轩然大波，当年清纯的“葛玲”被认为是真的“嫁鸡随鸡”了。
再来看看另一个名女人杨澜的境遇。受“郭美美事件”牵连，杨澜十几年前向希望工程捐款的旧事被网友翻出，称其捐款后又从青基会取走现金20万。最后杨澜不得不发表声明，解释整个事情的来龙去脉（20万元现金是受希望工程委托用于海外推广），其夫吴征亦亲自上阵，在微博上为妻子辩护。
尽管难免出现“误伤”，但接受舆论监督本就是公众人物必须要付出的代价。这种代价包括：不分过去还是现在，名人所做的一切都可能被作为“呈堂证据”，随时被端上台面接受检验。
享受如此待遇的，还包括那些为人师表的大学教授们。前些天，清华大学一知名教授就因“传谣”（转载了对诺贝尔文学奖终身评委之一马悦然评价的一条微博），遭遇后者实名举报，称其“没有专业知识，也没有学术良心”。而另一个遭遇网友质疑的则是北京师范大学管理学院教授董藩，其40岁时没赚4000万“不要来见我”的言论，被认为是以财富论成功。
当然，微博对名人来说也是一柄双刃剑，有人在群众的监督下走下神坛，也有人被重新认识。比如任志强，从当年“全国人民最想打的人”一跃变成了微博上最受欢迎的人之一。反过来说，2011年上半年，陈光标则遭遇了可能比过去所有岁月加在一起总和还要多的质疑。
管理者的媒介素养面临考验
这是一个逐渐走向宽容和平等的时代，任何用旧有思维看待今日世界的行为，都可能要遭遇现实的无情嘲笑。只不过，微博碰巧承担了这样的平台和工具角色，监督名人，监督社会管理者，也监督每一个平凡的你我。它就像一面多棱镜，映衬着当今社会的光怪陆离，同时也对管理者如何尊重民意提出了新的挑战。
5月26日，江西抚州市检察院等机构附近先后发生三起爆炸，犯罪嫌疑人钱明奇当场死亡。这起后来被称为抚州“5·26”案的爆炸发生一个月后，被官方媒体认为是“给了我们深刻的启示”。根据新华社6月26日的报道，犯罪嫌疑人钱明奇早已开通了微博，并且在上面反腐诉说自己的楼房被非法拆除遭受巨额损失，十年诉求未果的经历。“但是，网络无法改变钱明奇在现实世界中利益表达渠道的缺失。”
网络没有改变的渠道缺失并不是网络的错，而是对地方部门如何利用网络收纳民情民意的一次考问。《人民日报》6月30日即发文反思“微博之力如何撬动现实”，文章称，面对公众通过微博介入公共事务、表达个人观点的“不可逆转现象”，社会管理者的媒介素养尤显重要。
事实上，中国官员早就意识到了微博的重要性。在香港大学中国传媒项目研究员班志远看来，中国开始提高对虚拟社会的管理水平，其实也正在成为“互动式执政”长期趋势的一部分。与之相对应的是，根据复旦大学发布的《中国政务微博研究报告》，截至今年3月，实名认证的政务机构微博有1708个，政府官员微博720个。
对于这个数据，有人认为说明官员和政府机构开微博已“蔚然成风”，也有批评认为还“远远不够”。但不管怎样，面对微博上愈加热闹且威力巨大的舆论监督，任何忽视推诿的态度都将在现实面前碰壁已是不争的事实。
好在一部分中国官员早已走在了互联网前沿。7月4日上午，广东省委书记汪洋与网友对话，充分肯定了包括微博在内网络问政的积极意义。同一天傍晚，新疆自治区党委书记张春贤在乌鲁木齐“逛”夜市，陪同的新疆一宣传部门官员在新浪微博实时发布照片图文“直播”。而在南京，有关部门也出台规定，突发事件要在事发后1小时内在微博上公布。中央党校副校长陈宝生也曾表示，中央党校非常重视网络等新媒体在干部教育培训中的使用，注重引导学员掌握新兴媒体特别是网络发展的规律和特点。如此说来，今后因不懂微博而闹出糗事的官员应该不会再有——如果他们真的有好好学习的话。
“我们和别的国家有一个很大的不同，就是我们的信息技术突飞猛进的时代，恰好跟社会转型遇到一块了。”中央党校党建教研部副主任戴焰军分析。
那么，虚拟世界的群众路线如何保障？戴焰军的答案是：关键还在于使群众路线落到实处，真心实意为老百姓谋利益。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汪玉凯说得同样直接，“从根本上讲，还是要保障老百姓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
从单纯的社交工具到舆论监督利器，微博就这样悄悄完成了一次华丽转身。而作为其中的第一波“被试水者”，中石化、故宫、中国红十字会等央企和有关机构不幸撞上了“枪口”，成为被网民集体调侃挖苦嘲笑并层层剥光衣服的“弄潮儿”。
舆论监督新阵地
6月27日凌晨，戴着鸭舌帽的郭美美在夜色中抵达首都机场，面对媒体的贴身追问，她以一句“你们不要这么搞笑”回应后匆匆离去。
这个最先在新浪微博上疯狂炫富的女孩，之前或许不会想到，仅仅一周之内自己就将包括中国红十字会、天略集团在内的机构、企业或个人牵扯进巨大的舆论漩涡。其与中国红十字会某负责人的关系，以及红十字会是否涉及招标违规等问题，都成为被怀疑的对象。在这个过程中，网友抽丝剥茧式的“人肉搜索”与持续不断的热议交相辉映，不仅一步步披露着后续的种种谜团和“证据”，更让相关各方压力频频。
“郭美美事件引发反贪腐行动。”远在德国的一家电台网站如是远观着中国微博的热闹。7月4日傍晚，中国红十字会的微博悄悄出现在网络——其当夜所发的四条微博三条是介绍红十字会的历史，另外一条是相关负责人作出解释的长篇博文链接——但直到此时，这场源于微博、跟进于微博并得到传统媒体呼应的网络事件，仍在进一步发酵，微博上有关郭美美真实男友身份的猜疑和对红十字会透明化的质问仍未停歇。
这是微博监督的典型流程：先是有网友发微博披露某个事实（或某个网友微博引起质疑），然后众网友跟进评论和转发，相关网络衍生品（如漫画、恶搞歌曲）也开始出现，接着在网络或传统媒体上出现深度评论和调查，并同时伴随着微博上不间断的“爆料”，一场微博事件就此达到舆论监督的高潮。
数亿用户（仅新浪微博注册用户就达1.4亿）集体围观并发声，微博的强大影响力自不待言。这个一年前还更多地以单纯的交流平台或“展示自我”为目的的新媒体，一跃站到舆论监督的潮头，过去各种曾经被认为司空见惯的“潜规则”现象，如今都被一并展示在众人面前。
因此，我们就看到了这样五光十色的新闻——四川会理县政府网站发布官员视察的“悬浮照”后不得不公开道歉；浙江宁波机场一句“让领导先飞”引发网民对官僚主义无所不在的不满和集体讨伐；中石化广东公司天价购茅台的发票被发到微博后直接将其一把手拉下马，网友填词创作的《我为祖国喝茅台》MV广为流传；上海卢湾区红十字会因天价餐发票遭遇通报批评；而在江苏溧阳，“蠢局长”微博直播开房后被停职；广州白云区街道办主任网络裸聊被曝光后近日终于被免职……
美国《福布斯》杂志网站说，中国人已经发现一种针对地方腐败的新工具：微博。知名地产商潘石屹也在微博上感叹：微博正从打假向反腐深入。潘的同行任志强则认为，“从广告到骂人，从花花草草到谈情说爱，从国家大事到阿猫阿狗，天下之大，（微博）无所不能。”没错，微博上不仅有“被精神病者”飞越了疯人院，还有社科院教授倡议发动起波及全国的“打拐行动”；有知名企业在这里遭遇实名举报，同时被认为是“非正常交通事故”的民间调查也可能随时发端于此。当权威不再服众，当信任消逝良久，自发的、同时也是温和的围观就在这个新平台上闪亮登场。
值得一提的是，纵观2011年上半年的微博舆论监督事件，除了一些地方政府外，铁道部、中石化、红十字会等垄断行业或机构，成为被瞄准最多的“靶心”。微博时代，这是否提示我们应该重新审视熟悉的那些“过往”？
质疑一切可以质疑的
爱因斯坦说，提出问题往往比解决问题更重要。如此看来，微博上扑面而来的质疑之风，有时候可能比最终问题如何解决更重要，或者至少二者同等重要。
有趣的是，很多时候，微博上的质疑声只是缘于生活中不经意的一瞥。
6月26日，作家郑渊洁随便往楼下的大望桥看了一下，因此就有了一个新发现：“桥上原本标示此处是京通快速路0公里起点的里程牌上，0变成4。就是说京通快速路的起点西延了4公里……好奇心驱使我驾车到京通快速路通州出口察看里程牌，果然原先的12公里变成了16公里。”
郑渊洁的发现引起了央视主持人张泉灵的联想：“这几天正查（高速公路）多收费的时候突然改，让人浮想联翩啊！”张泉灵按照每公里0.6元收费标准计算了一下，修改成16公里后收费应是9.6元，“收十元就合理多了”。
为何多出4公里？面对媒体的追访有关方面语焉不详，而微博、论坛上指责公路管理公司为使收费合理化“弄虚作假”的声音已是山雨欲来。
同样偶然的微博爆料发生在山东青岛。6月30日，世界最长的跨海大桥胶州湾跨海大桥建成通车。随后有网友在桥上走了100米后发现，跨海大桥上匝道附近多处螺丝松动。这个被称为“有图有真相”的微博发布后，投资方山东高速集团立即做出了回应和解释。
遭遇质疑的不仅是桥和路。6月23日北京的一场大雨令微博上热闹了好几天，对市政部门、城市规划部门、交通管理部门的各种嘲讽和揶揄铺天盖地；在内蒙古，一条三年前的视频则将蒙牛推到风口浪尖，“供香港牛奶比内地产品更安全”的说法不过是该企业今年在微博上遭遇的众多质疑之一；而南京为修建地铁欲砍掉有着百年历史的梧桐，甚至引来中国台湾国民党中常委邱毅在微博上的关注。
法国思想家狄德罗曾有言曰：质疑是迈向哲理的第一步。所以，尽管发端于微博的质疑声可能有些只是误解，但接受公众的监督是一个现代企业或政府机构管理者的天职，回应公众的疑问更是它们应尽的责任和义务。让强势一方做事时不得不考虑民众的反应，微博所推动的，其实正是整个社会的生态平衡。
名人被摊在“微博阳光”下
与普通人相比，名人就是强势的一方。过去习惯了被远观和仰视的他们，如今在微博上却不过是泯然众人。尽管也有粉丝的热烈追捧，但在相对平等的平台上，遭遇质疑甚至是形象大逆转亦并不鲜见。
最新一个例子，当属演员吕丽萍在微博上的言辞遭遇炮轰事件。6月25日，美国纽约州通过了同性婚姻合法化提案。第二天吕丽萍就发布反同性恋的言论，立即掀起轩然大波，当年清纯的“葛玲”被认为是真的“嫁鸡随鸡”了。
再来看看另一个名女人杨澜的境遇。受“郭美美事件”牵连，杨澜十几年前向希望工程捐款的旧事被网友翻出，称其捐款后又从青基会取走现金20万。最后杨澜不得不发表声明，解释整个事情的来龙去脉（20万元现金是受希望工程委托用于海外推广），其夫吴征亦亲自上阵，在微博上为妻子辩护。
尽管难免出现“误伤”，但接受舆论监督本就是公众人物必须要付出的代价。这种代价包括：不分过去还是现在，名人所做的一切都可能被作为“呈堂证据”，随时被端上台面接受检验。
享受如此待遇的，还包括那些为人师表的大学教授们。前些天，清华大学一知名教授就因“传谣”（转载了对诺贝尔文学奖终身评委之一马悦然评价的一条微博），遭遇后者实名举报，称其“没有专业知识，也没有学术良心”。而另一个遭遇网友质疑的则是北京师范大学管理学院教授董藩，其40岁时没赚4000万“不要来见我”的言论，被认为是以财富论成功。
当然，微博对名人来说也是一柄双刃剑，有人在群众的监督下走下神坛，也有人被重新认识。比如任志强，从当年“全国人民最想打的人”一跃变成了微博上最受欢迎的人之一。反过来说，2011年上半年，陈光标则遭遇了可能比过去所有岁月加在一起总和还要多的质疑。
管理者的媒介素养面临考验
这是一个逐渐走向宽容和平等的时代，任何用旧有思维看待今日世界的行为，都可能要遭遇现实的无情嘲笑。只不过，微博碰巧承担了这样的平台和工具角色，监督名人，监督社会管理者，也监督每一个平凡的你我。它就像一面多棱镜，映衬着当今社会的光怪陆离，同时也对管理者如何尊重民意提出了新的挑战。
5月26日，江西抚州市检察院等机构附近先后发生三起爆炸，犯罪嫌疑人钱明奇当场死亡。这起后来被称为抚州“5·26”案的爆炸发生一个月后，被官方媒体认为是“给了我们深刻的启示”。根据新华社6月26日的报道，犯罪嫌疑人钱明奇早已开通了微博，并且在上面反腐诉说自己的楼房被非法拆除遭受巨额损失，十年诉求未果的经历。“但是，网络无法改变钱明奇在现实世界中利益表达渠道的缺失。”
网络没有改变的渠道缺失并不是网络的错，而是对地方部门如何利用网络收纳民情民意的一次考问。《人民日报》6月30日即发文反思“微博之力如何撬动现实”，文章称，面对公众通过微博介入公共事务、表达个人观点的“不可逆转现象”，社会管理者的媒介素养尤显重要。
事实上，中国官员早就意识到了微博的重要性。在香港大学中国传媒项目研究员班志远看来，中国开始提高对虚拟社会的管理水平，其实也正在成为“互动式执政”长期趋势的一部分。与之相对应的是，根据复旦大学发布的《中国政务微博研究报告》，截至今年3月，实名认证的政务机构微博有1708个，政府官员微博720个。
对于这个数据，有人认为说明官员和政府机构开微博已“蔚然成风”，也有批评认为还“远远不够”。但不管怎样，面对微博上愈加热闹且威力巨大的舆论监督，任何忽视推诿的态度都将在现实面前碰壁已是不争的事实。
好在一部分中国官员早已走在了互联网前沿。7月4日上午，广东省委书记汪洋与网友对话，充分肯定了包括微博在内网络问政的积极意义。同一天傍晚，新疆自治区党委书记张春贤在乌鲁木齐“逛”夜市，陪同的新疆一宣传部门官员在新浪微博实时发布照片图文“直播”。而在南京，有关部门也出台规定，突发事件要在事发后1小时内在微博上公布。中央党校副校长陈宝生也曾表示，中央党校非常重视网络等新媒体在干部教育培训中的使用，注重引导学员掌握新兴媒体特别是网络发展的规律和特点。如此说来，今后因不懂微博而闹出糗事的官员应该不会再有——如果他们真的有好好学习的话。
“我们和别的国家有一个很大的不同，就是我们的信息技术突飞猛进的时代，恰好跟社会转型遇到一块了。”中央党校党建教研部副主任戴焰军分析。
那么，虚拟世界的群众路线如何保障？戴焰军的答案是：关键还在于使群众路线落到实处，真心实意为老百姓谋利益。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汪玉凯说得同样直接，“从根本上讲，还是要保障老百姓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