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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天安门广场南面，耸立着一座碑——人民英雄纪念碑。 人民英雄纪念碑，是根据1949年9月30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会的决议兴建的。为的是纪念从公元1840年到1949年间为中国革命而牺牲的人民英雄而建立的。
纪念碑建在什么地方呢?
当时有人主张建在东单广场，有人主张建在西郊八宝山上，但更多的人则主张建在天安门的广场上。因为天安门广场是揭开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伟大序幕的地方。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熊熊火炬就是从天安门广场燃起的。更主要的，因为天安门广场将成为新中国首都的心脏，这里保存着中华民族最瑰丽的建筑文化遗产，是东方文化荟萃之地，将人民英雄纪念碑建在此处，意义深远。
那么，纪念碑建在广场什么位置呢?
经过反复讨论，人民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纪念碑兴建在天安门广场新中国国旗旗座之南，在天安门与原中华门门洞的中轴线上，其中心距天安门墙基440米，碑的总高度为38米，使得由北面任何一点看过去，在透视上碑都高过正阳门城楼。
人民英雄纪念碑奠基典礼定在开国盛典前夕举行，届时新中国开国领袖毛泽东将亲临天安门广场参加人民英雄纪念碑奠基典礼仪式，亲手埋下奠基石。这样，赶制奠基石即成为最紧要的工作。
镌刻碑文是一门精细的艺术行业，它与普通的石工不同，与治印也不是一个行当。镌刻碑文的基本要求就是保持碑文撰写者字迹的真实，采用的是双钩法将字迹印在碑面上。作工精巧，镌刻者必须要有深厚的功力。此时。偌大的北平城，只有琉璃厂文化街以陈云亭名字为字号的唯一一家镌刻碑文的店铺。
1949年9月24日，全国政协一位颇懂镌刻这一门艺术的工作人员来到琉璃厂261号陈云亭镌刻处找到镌刻师陈志敬，在仔细看了陈志敬的镌刻作品后，提出请他刻一块碑，碑上有100多个字，同时又提出两项非常苛刻的要求。这块碑必须在9月30日之前完成，碑上的字是由中央领导人亲自书写的。必须保证质量。
按照常规，一个人一天刻不了10个字，这个任务应该是将近一个月的工期，可现从选料到动手刻字只有一周时间，时间太紧了。但这是迎接新中国开国的一项极其光荣的使命，陈志敬在思忖一下之后，便爽快地接受了这一千载难遇的光荣无比的任务。
政协的那位工作人员，当即便和陈志敬一起确定了碑基的尺寸：碑座高两尺左右，碑身高5尺左右。宽两尺左右，厚半尺左右，用料为坚硬精细的铜青石。
当天下午，陈志敬和他弟弟陈志信便投入工作，连夜将碑面加工完成。
9月25日，全国政协的那个同志将书写的碑文拿来。碑文的内容就是毛泽东在纪念碑奠基典礼上宣读的那三段，也就是现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南面周恩来所书写的那段碑文。每个字将近一寸大，字写的既庄重又优美。
从25日开始，陈志敬和陈志信哥俩采取“歇人不歇马”的方式，夜以继日轮流上阵，到9月29日晚上，这个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石碑镌刻任务总算按要求完成了。
1949年9月30日下午，人民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选举中央人民政府组成人员。那天下午6时许，全体代表利用统计选票时间，亦即人民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闭幕式之前，驱车前往天安门广场，为人民英雄纪念碑举行奠基典礼。
周恩来先到了广场，他在竖碑的地方察看着地形、位置。毛泽东、朱德、宋庆龄、李济深、彭德怀、贺龙、刘伯承、陈毅、黄炎培、郭沫若、何香凝、司徒美堂等全体政协委员、各民主党派代表、无党派人士和人民解放军各军兵种代表陆续下车后就往竖碑的地方走去。
人们常见的奠基仪式，是由奠基人撮土一铲，投入其坑即成。但人民英雄纪念碑的奠基仪式则显得无比的严肃、庄重。
天安门广场华灯齐放。只见毛泽东心潮起伏背着两手，不停地在石碑边上踯躅着，望着石碑，又不时地望望周围。他看看代表们已排好了队，便抖擞精神，站好立正姿势，两手分贴裤缝，用高昂的声腔，喊出了合乎《步兵操典》要求的“口令”：
“立一正!”
“向右看一齐!”
“向前一看!”
在庄严的“口令”下，委员们、代表们步调一致，十分严肃认真。毛泽东又大声喊道：“各单位首席代表站到前面来!”于是朱德、贺龙、刘伯承、陈毅、罗荣桓……都闻声走过去，排成一列，毛泽东站在排头第一个。
周恩来宣布：人民英雄纪念碑奠基典礼开始!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乐团第一任团长罗浪，指挥华北军区乐队，先奏《义勇军进行曲》，再奏《风风铃》曲调的哀乐。
《风风铃》那低回悲哀的旋律，是由陕北民乐演化而来的。在这以后，《风风铃》乐曲被中央正式批准为典礼用的哀曲。
此时，在哀曲的旋律声中，大家怀着沉重的心情脱下帽子默默地垂下头来。乐声终止，毛泽东抬起头来，沉重地缓步走到扩音器前，宣读碑文：
三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
三十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
由此上溯到一千八百四十年，从那时起，为了反对内外敌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幸福，在历次斗争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
宣读完碑文，毛泽东静静地走到石碑边，挥锨挖起第一锨土放到碑基边上。随后，朱德等代表一个个跟着上去，随毛泽东一道执锹铲土。其他委员、代表们也一一撮土如仪。
天安门广场上建筑人民英雄纪念碑，在政治上、文化上都具有重大意义，而且是新中国第一座大型纪念性建筑工程，要求在工程设计和建筑方面有独到的创新。为此，在纪念碑奠基典礼后，北京市都市计划委员会首先向全国建筑设计单位、大专院校建筑系发出征选纪念碑设计方案的通知。
至1951年。北京市都市计划委员会收到200多份设计方案，其中也有海外华侨寄来的。这些方案内容丰富，形式各异，有亭、台、堂、碑多种形式，有单独的、群像的塑像，有高耸的塔形、也有低短的园林型。对这些方案归类。大致有3种类型：一是平铺地面式；二是巨雕塑像式：三是碑形、塔形。
1952年5月，北京市政府专门成立了“人民英雄纪念碑兴建委员会”。市长彭真任主任委员，梁思成和著名雕塑专家刘开渠及市政府秘书长薛子正3人任副主任委员。由梁思成、刘开渠具体领导整个纪念碑的方案制定，下设设计处和工程处负责工程的具体实施。
梁思成是闻名中外的建筑大师，时任清华大学营建系主任。他认为纪念碑做成碑形不合适，应该是多块石头砌成的类似塔形的纪念性建筑物的形体。后来，由国家文化部副部长郑振铎主持会议，决定采用梁思成所建议的那种高大挺拔的表现形式的方案。
在纪念碑的主体形式确定之后，便开始基础设计并正式施工。
虽然纪念碑开始进行基础施工，但此时浮雕主题和碑顶形式仍未确定下来。
为加快纪念碑的兴建。又成立了专门的史料委员 会。由历史学家范文澜主持的史料专门委员会，很快便拟出了9副主题方案，并报请毛泽东指示。毛泽东阅后亲笔批示：将《井冈山会师》改为《八一南昌起义》；《义和团运动》改为《中日甲午战争》；《平型关大捷》改为《延安出击》。
毛泽东的批示并不是最后的拍板。而只是以此为据，又经过多次送请中央审查，多次发回继续讨论，最后定下8幅。
雕刻创作在纪念碑设计中占有重要的地位。雕刻的表现手法宜采用具体的形象表现人民群众伟大斗争史绩，而不宜用象征的表现形式。基于这一理由，决定采用浮雕形式。
1952年下半年，中央美术学院华东分院部分师生开始为建人民英雄纪念碑浮雕做准备工作。他们一方面从北京、曲阳等地请来了一批具有相当技术水平的石刻艺人，在美术学院办集训班对他们进行培训，以提高他们艺术修养；另一方面，通过上级领导部门组织一些美学专家、画家、雕刻家在刘开渠等大师的具体领导下反复地进行探索、研究，并重新调整了题材、构图。
在当时的创作过程中，还统一了经过多次讨论必须统一的问题，即关于画面上是否出现具体人物的问题，是否出现反面人物问题，是否通过暴露敌人的残暴来歌颂英雄的问题，等等。经过上上下下多次交换意见，最后确立了不出现具体英雄人物，在有限的画面上更多概括表现人民英雄英勇奋战，不怕牺牲，艰苦奋斗为主题的形象，不去过多的暴露敌人的残暴。在最初的浮雕设计画面上。曾出现过知名领袖人物形象，后改为表现人民群众，这就充分体现了毛泽东那句“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的精辟而又经典的光辉名言。
最后对碑顶的形式，建筑家说用“建筑顶”，而雕刻家则主张用群雕。雕刻家认为“大屋顶”形象古老：建筑家则反对群雕，认为群像在40米的高空，无论远近都看不清楚。
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上报到彭真那里。彭真经过认真的思考后指示：群像的形式容易使主题混淆。不相配合，用“建筑顶”为好。于是，人民英雄纪念碑碑顶，便按民族传统的建筑形式建造，是上有卷云，下有重幔的小庑殿顶。诚如负责领导纪念碑美术设计的雕塑家刘开渠先生在纪念碑建成后对人们所说的那样，整个碑体既有民族传统风格，又有鲜明的时代精神。它不仅表彰了人民英雄光芒万丈、千古不朽的功绩。而且是一座具有艺术价值的杰作。
砌成人民英雄纪念碑的石料是坚硬的花岗石和洁白的汉白玉。经多方考察，纪念碑所用的石料选用青岛浮山的花岗岩。这种石材质地坚硬、不易分化，色泽紫而凝重，具有“永垂不朽”的品格。
按中国传统，石碑应是以一块整石剖面的，较重要的碑则更不例外。依尺寸大小，碑座和碑顶可用相应石料拼接，但碑身仍应是一块整石。但此碑体量过大，不可能用一块整石。最后决定，镌有毛泽东题字的碑心用整石，而碑身的其余部分以小石块(其实也并不小)拼成，碑背面周总理手书碑文石，则以7块巨石组成。
根据建筑设计，碑题石面长14.4米，上宽2.48米，下宽2.72米，要求是一块整石，其厚度为0.6米。从施工角度考虑，石料毛坯不能过薄，在开采原地的石坯需要厚达3米才行，这就是说毛坯将重达320吨以上。石料来自青岛浮山，在漫长的运输过程中，更是无法保证安全运行，甚至有自行折断的可能。如何取得如此巨大的整体石块，使其安全脱离岩体，成为采石施工中的难题。经技术人员和有经验的老石工讨论商议。成功地找到了大石块的开采方法，终于在1953年7月，开采出的大石料荒料为长15.3米，宽3.55米，厚2.1米，重量300吨。
接着是把大石料抬起、架空，地下安装上铁轨和道木，又在上坡、下坡挂上钢索和滑轮，上下控制其下滑速度，在统一指挥下，缓缓地下滑至坡下平地，然后翻身上铁架放稳，进行第一次加工整形，减重至280吨后，准备运往青岛车站。
浮山采石场距青岛车站大约30公里，大部是丘陵地，如何搬运，最初设想是修一条临时重轨铁路直达石料处，但这在建国之初的历史条件下难以在短暂的时间内实现。
当时有一位鞍山老起重工、共产党员张合符。此人虽为粗识字，但工作经验非常丰富、头脑灵活，他提出用滚木及推土机一步步牵引滚移，遇有小桥则下垫木垛填实。这里所说的“滚木”不是木头，而是鞍钢支援的无缝钢管的初坯。这样做，既稳妥、速度也不算很慢。8月19日，大石料由山场起运，经过4个村庄、1个山岭、10余处桥梁及交通最繁华的市内街道，至9月27日终于顺利地将石料运抵到青岛车站。
那时候。我国铁路平板车车皮载重大都是30吨。经铁道部门多方协助。了解到东北小丰满电厂有90吨平板车皮，但再没有更大的了。也不可能专门设计新的载重更大的车皮。最后还是按90吨车皮超载10％考虑，先将280吨大石料抬上90吨车皮，将石料垫稳后进行第二次加工到100吨。为使石料运输安全些，火车车速慢行，以每小时20公里，弯道及进站每小时10公里的速度，于10月13日，终将石料运抵到当时前门的西车站。随后又用同样的方法，将石料搬动到天安门广场工地。
石料经过数次加工，最后使石料厚度达到0.6米，重60吨。这时的关键问题是如何将石料起吊到高达十几米的准确设计位置上。还是“我们工人有力量”，老起重工张合符担任吊装总指挥。在华克专工程师和现场施11人的密切配合下充分发挥了集体的聪明才智，终于将加工好的巨石一点点地准确无误地安全就位。
碑心石吊装成功。接下来就是给碑心石刻字。
“以文勒石，以文铭功”是中国传统石碑的显著特点。这种碑文题字，是最讲究书法艺术的。
人民英雄纪念碑的正面向着天安门，碑心石上雕刻毛泽东亲笔书写的8个镏金大字：“人民英雄永垂不朽”。碑身背面，是毛泽东著文、周恩来亲笔书写的碑文。周恩来为了写好碑文，他每天早晨的第一件事，就是写一遍碑文，前前后后共写了40多遍，最后选了最满意的一篇。
毛泽东在书写“人民英雄永垂不朽”8个大字时，共写了3幅。当时，毛泽东让工作人员传来口信说，要多请专家们提意见，确定哪一幅可以用，也可以从这3幅字中选出单个字重新编排，如果认为写得不够好，还可以重写。现在人民英雄纪念碑上“人民英雄永垂不朽”这8个大字就是具体的操作人员，在征求专家们的意见之后，从那3幅中取出个别字重新编排的。虽然不是完整地取自一幅，但仍不失其书写的神韵，看上去是一气呵成，全无挪动拼凑之感。
将“人民英雄永垂不朽”8个大字定在向北的碑面上，是当时的北京市市长彭真提出，由周恩来拍板确定的。纪念碑的面向问题。最初是根据传统布局，以朝南方向作为主要立面。彭真考虑到广场扩建后，会有更多的人群从北京城主要街道——东西长安街进入广场，并集中在广场北部，能从北面看到毛泽东题字为好。由此，一反传统的格局，以朝北一面作为主要立面。
要把“人民英雄永垂不朽”这8个大字刻到坚硬的 花岗岩石碑上，那可真是一项非常艰巨的工程。当琉璃厂“萃文阁”店主、著名书法家、雕刻家魏长青接到为人民英雄纪念碑刻字的任务时。非常高兴接下这一重任。
魏长青从小即在琉璃厂当学徒。他写得一手好颜体字，临摹《麻姑仙坛记》碑，几可乱真。他还能治印，刻吴昌硕体，很有气魄，上个世纪40年代末期在琉璃厂开设“萃文阁”刻字铺。
毛泽东的题字是写在信纸上的，每个字只有两寸左右见方。要把这些字雕刻到碑心石上，首先要放大20倍，其中一个“永”字就有两米多高。当时用幻灯机投影机放大，并按照光影把字描下来。总参谋部测绘局1205工厂的周永兴等人经过几天几夜的奋战，终于完成了题词的放大任务。在魏长青把字体往花岗石上刻时又遇到了难题：石碑又硬又脆。一刻就崩。魏长青只得把胶皮覆盖在碑体上，将需要镌刻部位的胶皮挖下去，形成“阴文”轮廓，然后用高压喷射矿砂往花岗石上“打”，就这样打出一个个边缘整齐的大字。然后以紫铜为胎，采用我国传统的镏金工艺做成金字镶嵌进去，使其能保证300年不变色。碑题、碑文共用黄金130两。
魏长青出色地完成了刻碑任务，建碑处给他丰厚的报酬，他坚辞不受，说：“为人民英雄建碑应尽心效力。”
魏长青于1977年故去，享年79岁。
纪念碑从地面开始有重月台，踏着花岗岩台阶上去，是承托碑身的大小两层须弥座。纪念碑须弥座的设计者是林徽因。
林徽因是一代才女，既是诗人又是建筑学家，是梁思成先生的夫人。她一生留下了许多优美的诗、散文、小说和戏剧作品，是现代文学史上独领风骚的巾帼才俊。
1952年，参加纪念碑设计工作的林徽因，被任命为人民英雄纪念碑建筑委员会委员。此时她已病得不能起床了，设计任务是在病床上完成的。从总平面规划图到装饰图案纹样图，她都一张一张地认真去推敲，反复思考，倾注了她大量的心血。每绘一个图样，都要逐级放大，从小比例全图直到大样，并在每张图上绘出人形，以保证准确的尺度。
在设计风格上，林徽因主张以唐代风格作蓝本。她说：“盛唐文化是中国历史上的华彩乐段，显示着时代风貌和社会形态，‘霓为衣兮风为马，云之君兮纷纷而来下。虎鼓瑟兮鸾回车，仙之人兮列如麻’，这是何等气派!任何艺术从气势和风度讲，显然应该和社会时代相一致。秦汉雕塑以阳刚之美为主，体现了积极进取的生命力量，而唐代雕塑则刚柔并济，同时吸收了南朝文化的精致、细腻、华美的自然灵气……浑厚中有灵巧，粗犷中有妩媚，豪放中有细腻，凝重中有轻盈……唐代艺术具有与欧洲文艺复兴相类似的人权主义特点，能更好地表达人民对英雄的歌颂与怀念。”
须弥座正面设计为一主两从3个花环，侧面为一只花环。这些花环，同基座的浮雕相互照应，运用中国传统的纪念符号，如同一组上行的音阶，把英雄的乐章推向高潮。
但令人惋惜的是，林徽因没有等到纪念碑揭幕的那一天便于1955年4月1日告别了这个世界，匆匆走完了她51年的生命历程。
人民英雄纪念碑于1952年8月1日动工。1958年4月建成。
碑身四周环绕双层汉白玉栏杆，美观、朴素。碑身东西两侧上部。刻着以红星、松柏和旗帜组成的“光辉永照”的装饰花纹，象征着先烈们的革命精神万年长存。小碑座的周围，刻以牡丹、荷花、菊花等组成的8个大花圈，象征着革命烈士精神“高贵”、“纯洁”、“坚忍”，表示全国人民对英雄的永远怀念和敬仰。
碑身10块大浮雕。大浮雕高2米，合在一起共长40.68米。据地质学家化验证明，这些浮雕至少能耐800到1000年。每幅浮雕里有20个左右英雄人物，每个人物都和真人一样大小，他们的面貌、性格、思想、感情和姿态、形象都不相同。
这是当时世界上的巨型浮雕之一，按其历史年代，从碑身东面开始。第一幅《鸦片战争》，画面是：1839年6月3日，人民群众在虎门烧毁鸦片的壮烈史实。第二幅，是记述1851年太平天国的《金田起义》，画面是一群拿着大刀、梭镖、锄头、土炮参加起义的汉族和壮族人民的英雄儿女，从山坡上冲下来，旌旗在迎风飘扬。
碑身的西面，第一幅是《南昌起义》。1927年8月1日早晨，一个起义部队的官长，挥着右手向战士们宣布“起义了”!战士们高呼“反对国民党的反动统治!”红旗飘扬，战马嘶叫，群众在搬运子弹，战士们在冲锋陷阵。紧接着一幅是《抗日游击战争》。游击健儿穿过森林和青纱帐，去和敌人战斗。有手拿铁铲的男女农民。有递枪给儿子的白发母亲，有等候指挥员下达命令的青年小伙子。
碑身的正面(北面)，是10幅浮雕中最大的一幅《胜利渡江》。画面的背景是千万艘战船在波涛中前进，号手吹起冲锋号，指挥员连连发射信号弹，百万雄师跨越天堑，战士们冲上南岸。直捣国民党反动统治的老巢——南京。
碑身南面，描述的是1911年辛亥革命中的《武昌起义》。深夜，起义军和群众，冲向清廷总督府。门前总督府的牌子被打落在阶前；清朝的龙旗被撕下，丢在地下被践踏着。总督府内熊熊的火焰冲上天空，像是在宣告：中国的最后一个封建王朝，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紧挨着的一幅浮雕是《五四运动》，画面上表现的是爱国学生齐集在天安门前举行游行示威的情景。一个男学生在慷慨激昂地发表演说，高呼“外争国权，内惩国贼”。怒形于色的男女老少，痛恨国贼的情绪充满了整个画面。南面第三幅是《五卅运动》的画面。画面再现了由工人阶级领导的各界群众向帝国主义者进行坚强不屈的斗争情景。成千万上的工人、学生、市民冲越英国租界的沙袋、铁丝网无畏地前进。
纪念碑的南面培植了苍翠的青松，象征着革命先烈坚贞不屈的气概。艳丽的花坛，洋溢着革命胜利后欣欣向荣的色彩。
1958年5月1日，首都50万人聚集在天安门广场欢庆“五一”国际劳动节，人民英雄纪念碑在万众瞩目之下隆重揭幕。两万工人在纪念碑前，时而用白色时而用黄色的花束组成“和平”两个大字。
彭真市长参加揭幕仪式并发表重要讲话。
黄炎培先生为人民英雄纪念碑揭幕写了献词。
郭沫若临场写下了《人民英雄纪念碑》的诗篇：
天安门广场，
波澜壮阔的海洋，
人民英雄纪念碑伫立在中央，
庄严、朴素、纯洁、坚忍、稳重、大方，
像崇高的灯塔在放射着光芒。周恩来平坟还耕“赔款”记
秦九凤
周恩来出身于旧时代的官宦之家，受儒家思想影响，也是遵循“厚葬祖先，光宗耀祖”这一道德规范办事的。但是，周恩来自从投身无产阶级解放事业、成长为一位坚定的共产党人后，对旧家庭的这一传统观念逐渐有了自己的看法，特别是建国后，他作为我们党和国家的重要领导人，已充分认识到我们国家人多地少，旧的葬俗早已成了国家经济发展、人民生活改善的一个不小的障碍。所以，早在1956年的一次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周恩来等都在关于中央领导人死 后火化的倡议书上签了名。不过周恩来在对这个问题上的认识要更深一层。
就在那次火化倡议书上签字后不久，周恩来又和邓颖超相约：我们俩死后不仅遗体要火化，而且骨灰要撒到祖国的江河大地上。周恩来当时对邓颖超说：“人生来是为人民服务的。生前的工作、劳动是为人民服务：死后把骨灰撒了，落在地上的可以做植物的肥料，落在水里的可以做鱼虾的饵料，还在为人民服务。这样，人类才真正是生生不灭的。”这是一位彻底唯物主义者发自内心的人生独白，也反映了周恩来那十分崇高的思想境界。
周恩来不仅这样说了，也这样做了。
对于周家祖辈留下的一点坟地，周恩来早就有了周详缜密的考虑。他曾说过，人死了，不做事了，还要占一块地盘，这是私有观念的表现。中国有六、七亿人口，只有16亿亩耕地，平均一人2亩3分地，将来人口越多，每人平均土地越少。所以，“坟地问题一定要解决”。
绍兴是周恩来的祖籍，那里安葬有周恩来曾祖樵水公以上多代祖辈的遗骸，留下多座神圣不可侵犯的祖茔。1939年春天，周恩来在抗日的连天烽火中曾往我国的东南抗战前哨绍兴，祭祀他的祖先，那也是他一生中唯一一次祭祀祖先。其实，那时他就已成长为一位坚信唯物主义的共产党人。他的祭祀举动既是对自己祖先的敬重，也是为了反击国民党“共产党人六亲不认”“共产共妻”等反动宣传。
建国初，由于坟墓年久失修，绍兴方面的周家族人就写信告诉周恩来，“曾祖樵水公的坟，已经破烂不堪了，准备重修，家里族人不肯深埋”。“我告诉他们不准修坟，要平坟。起码不要修。如果修，我一定要付钱，二要平掉。对平坟的问题，也不能由我一个人决定，以后如有机会到绍兴，我要找本家开个会，把坟平了。”
建国后，周恩来没能再去过绍兴，也就未能由他具体处理绍兴的祖坟。但是。由于他已明确要求不准修。这样，经几十年风雨剥蚀，绍兴周家祖坟已经不复存在。2009年5月，笔者接绍兴多年在周恩来祖居和绍兴文化旅游部门工作的李建明同志电话：“今年清明时，周秉德等嫡亲兄弟姐妹6个来绍兴祭祖。是我陪他们去的。总理家的祖坟已不存在了，我们也只记得大概的位置了。”这个事实说明，早在周恩来时代，他老家绍兴的祖坟已经平成耕地了。
周恩来的岳母、邓颖超的妈妈杨振德为了支持女儿女婿闹革命，跟着他们吃辛受苦，直到国共第二次合作时，周恩来就任国民政府军委会政治部中将副部长时才与国民党有关方面交涉，从江西反省院将杨振德老妈妈解救到身边。由于老人一生颠沛流离。身心受到严重创伤，1940年就在重庆红岩村去世了，安葬于同情我党的饶国模(刘太太)捐赠给我党的重庆小龙坎墓地。而周恩来的父亲周劭纲先生是1942年在重庆红岩村去世的，也同当时在红岩因公、因病去世的人一起安眠于小龙坎墓地。建国以后，周恩来在考虑平坟还耕时，首先就考虑到重庆小龙坎的墓地。
1958年，周恩来在得悉重庆市委打算将小龙坎墓地整修为一处革命烈士纪念陵园时，率先派时任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国务院总理办公室主任的童小鹏赶赴重庆，说服重庆市委，将小龙坎墓地的14座坟挖开，把他们的骨骸和棺木一齐火化。分别装进14个陶罐，罐上留下他们姓名，然后集体放进一个用水泥砌建的大坑内，盖上土后进行平整，再放水淹没。于是原来在这里的14座坟包不见了，成了一片平坦的水田。只在地边田埂上竖了一块木牌。木牌上写有掩埋在这里的14个人的姓名和生卒年月。
周恩来逝世多年后，童小鹏同志在重庆参加当年南方局老同志的一次聚会，老同志们一致提议为当年安葬于小龙坎的人建一处公墓，以向后人传承“红岩精神”。此举经当时健在的邓颖超和重庆市委同意后，将原安眠于小龙坎的14个骨灰罐重新挖出，集体安葬到红岩村旧址西南边的一处荒山上，并将墓冢后边的山体打造成半圆形，在半圆的山壁上刻上当年在红岩村牺牲、去世的14位亡者的姓名、籍贯、职务及生卒年月等基本情况。墓地上留有一个由陆定一题写的“红岩公墓”4字的墓碑。
这是周恩来邓颖超妥善处理他们父母坟地的具体经过。
清代后期，周恩来的祖辈从绍兴迁居淮安，他们也同那个时代的人一样，每搬迁到一个新的居住地后，第一件大事就是要买下一块茔地，以便随时准备让老人百年之后入土为安。所以周家就在淮安府城东门(学名瞻岱门)外买了一处茔地。周家在淮安居住了100多年，东门外周家祖茔地上先后安葬有周恩来的祖父母、生母、嗣父母以及嫡亲的叔伯父母等等13位先人，共留有7座土坟包，当地有专人为周家护墓。
建国伊始，周恩来就主张不保留这块茔地。土改复查时，他就写信要求淮安县委：“我家的一点坟地，落在何方，我已记不得了。土改时如当地有人认出可分给地方群众耕种。”此后。他在多次会见淮安县委领导人和与他的亲属谈话中，一再表达了他要平掉淮安祖坟的愿望。当时因为他的嫡亲婶娘还健在，加之地方干群出于对周恩来敬爱有加的感情，所以他的这一牺牲自己、利国利民的举措一直未能如愿地实现。
1965年，周恩来认为时机已经成熟，这一破千年旧俗、开一代新风的事不宜再拖。但他考虑到一直居住于淮安老宅的嫡堂弟媳陶华尚健在，她可能会对平坟想不通，甚至有抵触。就思考着选一位周家亲属返回淮安，先做好陶华的思想工作，然后再说服县委和地方干群，将淮安东门外的祖坟全部平掉，棺木就地下沉，以不影响生产队的机械耕作。
当时他的胞弟周恩寿知道了这一消息。他是14岁离开淮安老家，一辈子吃辛受苦，退休后尤其思家心切。因为未能得到哥哥周恩来的同意，也一直未能回老家一趟。这次有了这么一个极好的机会，千万不能错过。他就利用一次去西花厅的机会径直向甩恩来提了出来：“哥，听说你要平掉淮安老家的祖坟，让我回去吧，十嫂(指周恩来嫡堂弟媳周恩硕夫人陶华。恩硕大排行十)的工作我保证能做好。”
“好呀。”周恩来一听很高兴。他正愁没有合适人回去做陶华的思想工作呢。可转念一想，他马上又改变了主意，转而斩钉截铁地说：“不行，你不能回去!”
“为什么?”回乡心切的周恩寿竟不顾一切地反问周恩来。
“因为你是周恩来的弟弟。你回去以后江苏省委、淮阴地委和淮安县委都会安排人去接待你，既浪费地方的钱物，也影响人家的正常工作。”
周恩来这么一说，周恩寿还有啥好说的呢。稍停，周恩来经过深思熟虑后说：“还是等尔萃，要放寒假了。读书的尔萃回家是探亲，与家人团聚，不会惊动地方领导。”
周尔萃时在西安航空学校学习。他是周恩硕的次子。放寒假后，他从西安乘车顺道北京，看望伯伯伯母。
周尔萃到北京西花厅后，周恩来特地把他叫到跟前，把平掉淮安老家祖坟的事作为一项“特殊任务”交待给他。周恩来要尔萃回淮后，首先和哥哥尔辉、嫂嫂桂云3个人组成一个临时党小组，耐心做好妈妈陶华 的思想工作。还要向县委传达平掉周家祖坟是他周恩来的意见，再说服县委和当地群众，把周家祖坟平掉，棺木就地下沉，坟地交当地生产队耕种。
周尔萃等回家做好妈妈的思想工作后，又向县委春节值班常委作了汇报。由于已临近春节，不好拖延，就在除夕那天，由县委值班常委、副县长郭山和与孙桂云、周尔萃等一起来到当时的淮安县城郊公社闸口大队第五生产队夏庄居民组。
经大队干部们动员，一共到场了30多名青壮年劳力。当人们一听说今天的“特殊任务”竟是让他们平掉周家祖坟时，现场就像炸开了锅：50岁出头的李正东老汉说：“棺(官)只能往上升，哪有朝下降的?”魏竞成老汉更是扯着嗓子喊：“你们整天喊增产、增产，增产的途径多着啦，哪在乎周总理家的这点坟地?”生产队会计王彦南则说：“你们把全国六、七亿人都找来，看能有哪一个人同意平总理家的祖坟。”这时，只好由地方群众认识的周尔辉妻子孙桂云出面向大家解释说，我们伯伯说了，周家祖茔地在你们这里100多年了，得到了你们很好的爱护和保护。他要我们周家亲属代表他感谢大家。现在，他从我们国家人多地少的实际情况出发，要破旧俗、立新风，带头平掉我们周家的祖茔地，把坟地交给你们生产队耕种。这是他老人家作为一项特殊任务交给我们叔叔周尔萃的。说到这里，孙桂云用手指着身旁穿着空军服饰的周尔萃。周尔萃也微笑着点头认许。孙桂云接着说，如果今天我们平不了周家祖坟，伯伯的这次指示就不能落实，他(指尔萃)到北京就没法向我们的伯伯“交差”。
在场的群众一听，感觉到这的确是“北京”来的意见。于是人们怀着崇敬的心情，走进周家祖茔地，先将坟地上的松树一一刨走，再小心翼翼地挖开7座土坟，将坟中的13口棺木一一就地下沉到离地面约两米以下。其中周恩来祖父云门公的棺木比较大，埋葬的也比较深。坟墓挖开后，棺木怎么也抬不出坑外。只好到淮安邮电局，借来一个“油葫芦”，再在坑室上架上三角支架，利用油葫芦的杠杆作用，才将周恩来祖父的棺木提吊上来，然后挖深底坑，再将棺木轻轻放下去，把地面平整。
腊月里的白天很短，那天一直忙到万家灯火，才将原来长有松树、留有7座土坟包的周家祖茔地平整为一块耕地。
大约两个多星期后，周恩来在北京听了侄儿周尔萃关于淮安老家平掉他家祖坟的情况汇报后，十分高兴，还表扬了尔萃他们对他的这一“特殊任务”完成的好。随后，他又交待自己身边工作人员从他自己的工资里给当地生产队汇出一笔钱作为赔偿。
笔者1982年在该生产队召开农民座谈会时，参加当时平周家祖坟的人多还健在。会计王彦南告诉我，从北京总理办公室汇给我们生产队的钱是70元人民币，在汇款单的“汇款人简短附言”栏里留有“此款系平坟工资和赔偿坟地青苗损失费”两行小字。
周恩来，为了我们祖国和人民，带头破了千年旧俗，开了一代新风，平掉了自家祖坟。40多年过去了，在他的老家、在周家祖茔地周围，人们一直传颂着周恩来这一无私的奉献精神，传颂着他的高瞻远瞩和高贵的品行。
纪念碑建在什么地方呢?
当时有人主张建在东单广场，有人主张建在西郊八宝山上，但更多的人则主张建在天安门的广场上。因为天安门广场是揭开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伟大序幕的地方。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熊熊火炬就是从天安门广场燃起的。更主要的，因为天安门广场将成为新中国首都的心脏，这里保存着中华民族最瑰丽的建筑文化遗产，是东方文化荟萃之地，将人民英雄纪念碑建在此处，意义深远。
那么，纪念碑建在广场什么位置呢?
经过反复讨论，人民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纪念碑兴建在天安门广场新中国国旗旗座之南，在天安门与原中华门门洞的中轴线上，其中心距天安门墙基440米，碑的总高度为38米，使得由北面任何一点看过去，在透视上碑都高过正阳门城楼。
人民英雄纪念碑奠基典礼定在开国盛典前夕举行，届时新中国开国领袖毛泽东将亲临天安门广场参加人民英雄纪念碑奠基典礼仪式，亲手埋下奠基石。这样，赶制奠基石即成为最紧要的工作。
镌刻碑文是一门精细的艺术行业，它与普通的石工不同，与治印也不是一个行当。镌刻碑文的基本要求就是保持碑文撰写者字迹的真实，采用的是双钩法将字迹印在碑面上。作工精巧，镌刻者必须要有深厚的功力。此时。偌大的北平城，只有琉璃厂文化街以陈云亭名字为字号的唯一一家镌刻碑文的店铺。
1949年9月24日，全国政协一位颇懂镌刻这一门艺术的工作人员来到琉璃厂261号陈云亭镌刻处找到镌刻师陈志敬，在仔细看了陈志敬的镌刻作品后，提出请他刻一块碑，碑上有100多个字，同时又提出两项非常苛刻的要求。这块碑必须在9月30日之前完成，碑上的字是由中央领导人亲自书写的。必须保证质量。
按照常规，一个人一天刻不了10个字，这个任务应该是将近一个月的工期，可现从选料到动手刻字只有一周时间，时间太紧了。但这是迎接新中国开国的一项极其光荣的使命，陈志敬在思忖一下之后，便爽快地接受了这一千载难遇的光荣无比的任务。
政协的那位工作人员，当即便和陈志敬一起确定了碑基的尺寸：碑座高两尺左右，碑身高5尺左右。宽两尺左右，厚半尺左右，用料为坚硬精细的铜青石。
当天下午，陈志敬和他弟弟陈志信便投入工作，连夜将碑面加工完成。
9月25日，全国政协的那个同志将书写的碑文拿来。碑文的内容就是毛泽东在纪念碑奠基典礼上宣读的那三段，也就是现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南面周恩来所书写的那段碑文。每个字将近一寸大，字写的既庄重又优美。
从25日开始，陈志敬和陈志信哥俩采取“歇人不歇马”的方式，夜以继日轮流上阵，到9月29日晚上，这个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石碑镌刻任务总算按要求完成了。
1949年9月30日下午，人民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选举中央人民政府组成人员。那天下午6时许，全体代表利用统计选票时间，亦即人民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闭幕式之前，驱车前往天安门广场，为人民英雄纪念碑举行奠基典礼。
周恩来先到了广场，他在竖碑的地方察看着地形、位置。毛泽东、朱德、宋庆龄、李济深、彭德怀、贺龙、刘伯承、陈毅、黄炎培、郭沫若、何香凝、司徒美堂等全体政协委员、各民主党派代表、无党派人士和人民解放军各军兵种代表陆续下车后就往竖碑的地方走去。
人们常见的奠基仪式，是由奠基人撮土一铲，投入其坑即成。但人民英雄纪念碑的奠基仪式则显得无比的严肃、庄重。
天安门广场华灯齐放。只见毛泽东心潮起伏背着两手，不停地在石碑边上踯躅着，望着石碑，又不时地望望周围。他看看代表们已排好了队，便抖擞精神，站好立正姿势，两手分贴裤缝，用高昂的声腔，喊出了合乎《步兵操典》要求的“口令”：
“立一正!”
“向右看一齐!”
“向前一看!”
在庄严的“口令”下，委员们、代表们步调一致，十分严肃认真。毛泽东又大声喊道：“各单位首席代表站到前面来!”于是朱德、贺龙、刘伯承、陈毅、罗荣桓……都闻声走过去，排成一列，毛泽东站在排头第一个。
周恩来宣布：人民英雄纪念碑奠基典礼开始!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乐团第一任团长罗浪，指挥华北军区乐队，先奏《义勇军进行曲》，再奏《风风铃》曲调的哀乐。
《风风铃》那低回悲哀的旋律，是由陕北民乐演化而来的。在这以后，《风风铃》乐曲被中央正式批准为典礼用的哀曲。
此时，在哀曲的旋律声中，大家怀着沉重的心情脱下帽子默默地垂下头来。乐声终止，毛泽东抬起头来，沉重地缓步走到扩音器前，宣读碑文：
三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
三十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
由此上溯到一千八百四十年，从那时起，为了反对内外敌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幸福，在历次斗争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
宣读完碑文，毛泽东静静地走到石碑边，挥锨挖起第一锨土放到碑基边上。随后，朱德等代表一个个跟着上去，随毛泽东一道执锹铲土。其他委员、代表们也一一撮土如仪。
天安门广场上建筑人民英雄纪念碑，在政治上、文化上都具有重大意义，而且是新中国第一座大型纪念性建筑工程，要求在工程设计和建筑方面有独到的创新。为此，在纪念碑奠基典礼后，北京市都市计划委员会首先向全国建筑设计单位、大专院校建筑系发出征选纪念碑设计方案的通知。
至1951年。北京市都市计划委员会收到200多份设计方案，其中也有海外华侨寄来的。这些方案内容丰富，形式各异，有亭、台、堂、碑多种形式，有单独的、群像的塑像，有高耸的塔形、也有低短的园林型。对这些方案归类。大致有3种类型：一是平铺地面式；二是巨雕塑像式：三是碑形、塔形。
1952年5月，北京市政府专门成立了“人民英雄纪念碑兴建委员会”。市长彭真任主任委员，梁思成和著名雕塑专家刘开渠及市政府秘书长薛子正3人任副主任委员。由梁思成、刘开渠具体领导整个纪念碑的方案制定，下设设计处和工程处负责工程的具体实施。
梁思成是闻名中外的建筑大师，时任清华大学营建系主任。他认为纪念碑做成碑形不合适，应该是多块石头砌成的类似塔形的纪念性建筑物的形体。后来，由国家文化部副部长郑振铎主持会议，决定采用梁思成所建议的那种高大挺拔的表现形式的方案。
在纪念碑的主体形式确定之后，便开始基础设计并正式施工。
虽然纪念碑开始进行基础施工，但此时浮雕主题和碑顶形式仍未确定下来。
为加快纪念碑的兴建。又成立了专门的史料委员 会。由历史学家范文澜主持的史料专门委员会，很快便拟出了9副主题方案，并报请毛泽东指示。毛泽东阅后亲笔批示：将《井冈山会师》改为《八一南昌起义》；《义和团运动》改为《中日甲午战争》；《平型关大捷》改为《延安出击》。
毛泽东的批示并不是最后的拍板。而只是以此为据，又经过多次送请中央审查，多次发回继续讨论，最后定下8幅。
雕刻创作在纪念碑设计中占有重要的地位。雕刻的表现手法宜采用具体的形象表现人民群众伟大斗争史绩，而不宜用象征的表现形式。基于这一理由，决定采用浮雕形式。
1952年下半年，中央美术学院华东分院部分师生开始为建人民英雄纪念碑浮雕做准备工作。他们一方面从北京、曲阳等地请来了一批具有相当技术水平的石刻艺人，在美术学院办集训班对他们进行培训，以提高他们艺术修养；另一方面，通过上级领导部门组织一些美学专家、画家、雕刻家在刘开渠等大师的具体领导下反复地进行探索、研究，并重新调整了题材、构图。
在当时的创作过程中，还统一了经过多次讨论必须统一的问题，即关于画面上是否出现具体人物的问题，是否出现反面人物问题，是否通过暴露敌人的残暴来歌颂英雄的问题，等等。经过上上下下多次交换意见，最后确立了不出现具体英雄人物，在有限的画面上更多概括表现人民英雄英勇奋战，不怕牺牲，艰苦奋斗为主题的形象，不去过多的暴露敌人的残暴。在最初的浮雕设计画面上。曾出现过知名领袖人物形象，后改为表现人民群众，这就充分体现了毛泽东那句“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的精辟而又经典的光辉名言。
最后对碑顶的形式，建筑家说用“建筑顶”，而雕刻家则主张用群雕。雕刻家认为“大屋顶”形象古老：建筑家则反对群雕，认为群像在40米的高空，无论远近都看不清楚。
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上报到彭真那里。彭真经过认真的思考后指示：群像的形式容易使主题混淆。不相配合，用“建筑顶”为好。于是，人民英雄纪念碑碑顶，便按民族传统的建筑形式建造，是上有卷云，下有重幔的小庑殿顶。诚如负责领导纪念碑美术设计的雕塑家刘开渠先生在纪念碑建成后对人们所说的那样，整个碑体既有民族传统风格，又有鲜明的时代精神。它不仅表彰了人民英雄光芒万丈、千古不朽的功绩。而且是一座具有艺术价值的杰作。
砌成人民英雄纪念碑的石料是坚硬的花岗石和洁白的汉白玉。经多方考察，纪念碑所用的石料选用青岛浮山的花岗岩。这种石材质地坚硬、不易分化，色泽紫而凝重，具有“永垂不朽”的品格。
按中国传统，石碑应是以一块整石剖面的，较重要的碑则更不例外。依尺寸大小，碑座和碑顶可用相应石料拼接，但碑身仍应是一块整石。但此碑体量过大，不可能用一块整石。最后决定，镌有毛泽东题字的碑心用整石，而碑身的其余部分以小石块(其实也并不小)拼成，碑背面周总理手书碑文石，则以7块巨石组成。
根据建筑设计，碑题石面长14.4米，上宽2.48米，下宽2.72米，要求是一块整石，其厚度为0.6米。从施工角度考虑，石料毛坯不能过薄，在开采原地的石坯需要厚达3米才行，这就是说毛坯将重达320吨以上。石料来自青岛浮山，在漫长的运输过程中，更是无法保证安全运行，甚至有自行折断的可能。如何取得如此巨大的整体石块，使其安全脱离岩体，成为采石施工中的难题。经技术人员和有经验的老石工讨论商议。成功地找到了大石块的开采方法，终于在1953年7月，开采出的大石料荒料为长15.3米，宽3.55米，厚2.1米，重量300吨。
接着是把大石料抬起、架空，地下安装上铁轨和道木，又在上坡、下坡挂上钢索和滑轮，上下控制其下滑速度，在统一指挥下，缓缓地下滑至坡下平地，然后翻身上铁架放稳，进行第一次加工整形，减重至280吨后，准备运往青岛车站。
浮山采石场距青岛车站大约30公里，大部是丘陵地，如何搬运，最初设想是修一条临时重轨铁路直达石料处，但这在建国之初的历史条件下难以在短暂的时间内实现。
当时有一位鞍山老起重工、共产党员张合符。此人虽为粗识字，但工作经验非常丰富、头脑灵活，他提出用滚木及推土机一步步牵引滚移，遇有小桥则下垫木垛填实。这里所说的“滚木”不是木头，而是鞍钢支援的无缝钢管的初坯。这样做，既稳妥、速度也不算很慢。8月19日，大石料由山场起运，经过4个村庄、1个山岭、10余处桥梁及交通最繁华的市内街道，至9月27日终于顺利地将石料运抵到青岛车站。
那时候。我国铁路平板车车皮载重大都是30吨。经铁道部门多方协助。了解到东北小丰满电厂有90吨平板车皮，但再没有更大的了。也不可能专门设计新的载重更大的车皮。最后还是按90吨车皮超载10％考虑，先将280吨大石料抬上90吨车皮，将石料垫稳后进行第二次加工到100吨。为使石料运输安全些，火车车速慢行，以每小时20公里，弯道及进站每小时10公里的速度，于10月13日，终将石料运抵到当时前门的西车站。随后又用同样的方法，将石料搬动到天安门广场工地。
石料经过数次加工，最后使石料厚度达到0.6米，重60吨。这时的关键问题是如何将石料起吊到高达十几米的准确设计位置上。还是“我们工人有力量”，老起重工张合符担任吊装总指挥。在华克专工程师和现场施11人的密切配合下充分发挥了集体的聪明才智，终于将加工好的巨石一点点地准确无误地安全就位。
碑心石吊装成功。接下来就是给碑心石刻字。
“以文勒石，以文铭功”是中国传统石碑的显著特点。这种碑文题字，是最讲究书法艺术的。
人民英雄纪念碑的正面向着天安门，碑心石上雕刻毛泽东亲笔书写的8个镏金大字：“人民英雄永垂不朽”。碑身背面，是毛泽东著文、周恩来亲笔书写的碑文。周恩来为了写好碑文，他每天早晨的第一件事，就是写一遍碑文，前前后后共写了40多遍，最后选了最满意的一篇。
毛泽东在书写“人民英雄永垂不朽”8个大字时，共写了3幅。当时，毛泽东让工作人员传来口信说，要多请专家们提意见，确定哪一幅可以用，也可以从这3幅字中选出单个字重新编排，如果认为写得不够好，还可以重写。现在人民英雄纪念碑上“人民英雄永垂不朽”这8个大字就是具体的操作人员，在征求专家们的意见之后，从那3幅中取出个别字重新编排的。虽然不是完整地取自一幅，但仍不失其书写的神韵，看上去是一气呵成，全无挪动拼凑之感。
将“人民英雄永垂不朽”8个大字定在向北的碑面上，是当时的北京市市长彭真提出，由周恩来拍板确定的。纪念碑的面向问题。最初是根据传统布局，以朝南方向作为主要立面。彭真考虑到广场扩建后，会有更多的人群从北京城主要街道——东西长安街进入广场，并集中在广场北部，能从北面看到毛泽东题字为好。由此，一反传统的格局，以朝北一面作为主要立面。
要把“人民英雄永垂不朽”这8个大字刻到坚硬的 花岗岩石碑上，那可真是一项非常艰巨的工程。当琉璃厂“萃文阁”店主、著名书法家、雕刻家魏长青接到为人民英雄纪念碑刻字的任务时。非常高兴接下这一重任。
魏长青从小即在琉璃厂当学徒。他写得一手好颜体字，临摹《麻姑仙坛记》碑，几可乱真。他还能治印，刻吴昌硕体，很有气魄，上个世纪40年代末期在琉璃厂开设“萃文阁”刻字铺。
毛泽东的题字是写在信纸上的，每个字只有两寸左右见方。要把这些字雕刻到碑心石上，首先要放大20倍，其中一个“永”字就有两米多高。当时用幻灯机投影机放大，并按照光影把字描下来。总参谋部测绘局1205工厂的周永兴等人经过几天几夜的奋战，终于完成了题词的放大任务。在魏长青把字体往花岗石上刻时又遇到了难题：石碑又硬又脆。一刻就崩。魏长青只得把胶皮覆盖在碑体上，将需要镌刻部位的胶皮挖下去，形成“阴文”轮廓，然后用高压喷射矿砂往花岗石上“打”，就这样打出一个个边缘整齐的大字。然后以紫铜为胎，采用我国传统的镏金工艺做成金字镶嵌进去，使其能保证300年不变色。碑题、碑文共用黄金130两。
魏长青出色地完成了刻碑任务，建碑处给他丰厚的报酬，他坚辞不受，说：“为人民英雄建碑应尽心效力。”
魏长青于1977年故去，享年79岁。
纪念碑从地面开始有重月台，踏着花岗岩台阶上去，是承托碑身的大小两层须弥座。纪念碑须弥座的设计者是林徽因。
林徽因是一代才女，既是诗人又是建筑学家，是梁思成先生的夫人。她一生留下了许多优美的诗、散文、小说和戏剧作品，是现代文学史上独领风骚的巾帼才俊。
1952年，参加纪念碑设计工作的林徽因，被任命为人民英雄纪念碑建筑委员会委员。此时她已病得不能起床了，设计任务是在病床上完成的。从总平面规划图到装饰图案纹样图，她都一张一张地认真去推敲，反复思考，倾注了她大量的心血。每绘一个图样，都要逐级放大，从小比例全图直到大样，并在每张图上绘出人形，以保证准确的尺度。
在设计风格上，林徽因主张以唐代风格作蓝本。她说：“盛唐文化是中国历史上的华彩乐段，显示着时代风貌和社会形态，‘霓为衣兮风为马，云之君兮纷纷而来下。虎鼓瑟兮鸾回车，仙之人兮列如麻’，这是何等气派!任何艺术从气势和风度讲，显然应该和社会时代相一致。秦汉雕塑以阳刚之美为主，体现了积极进取的生命力量，而唐代雕塑则刚柔并济，同时吸收了南朝文化的精致、细腻、华美的自然灵气……浑厚中有灵巧，粗犷中有妩媚，豪放中有细腻，凝重中有轻盈……唐代艺术具有与欧洲文艺复兴相类似的人权主义特点，能更好地表达人民对英雄的歌颂与怀念。”
须弥座正面设计为一主两从3个花环，侧面为一只花环。这些花环，同基座的浮雕相互照应，运用中国传统的纪念符号，如同一组上行的音阶，把英雄的乐章推向高潮。
但令人惋惜的是，林徽因没有等到纪念碑揭幕的那一天便于1955年4月1日告别了这个世界，匆匆走完了她51年的生命历程。
人民英雄纪念碑于1952年8月1日动工。1958年4月建成。
碑身四周环绕双层汉白玉栏杆，美观、朴素。碑身东西两侧上部。刻着以红星、松柏和旗帜组成的“光辉永照”的装饰花纹，象征着先烈们的革命精神万年长存。小碑座的周围，刻以牡丹、荷花、菊花等组成的8个大花圈，象征着革命烈士精神“高贵”、“纯洁”、“坚忍”，表示全国人民对英雄的永远怀念和敬仰。
碑身10块大浮雕。大浮雕高2米，合在一起共长40.68米。据地质学家化验证明，这些浮雕至少能耐800到1000年。每幅浮雕里有20个左右英雄人物，每个人物都和真人一样大小，他们的面貌、性格、思想、感情和姿态、形象都不相同。
这是当时世界上的巨型浮雕之一，按其历史年代，从碑身东面开始。第一幅《鸦片战争》，画面是：1839年6月3日，人民群众在虎门烧毁鸦片的壮烈史实。第二幅，是记述1851年太平天国的《金田起义》，画面是一群拿着大刀、梭镖、锄头、土炮参加起义的汉族和壮族人民的英雄儿女，从山坡上冲下来，旌旗在迎风飘扬。
碑身的西面，第一幅是《南昌起义》。1927年8月1日早晨，一个起义部队的官长，挥着右手向战士们宣布“起义了”!战士们高呼“反对国民党的反动统治!”红旗飘扬，战马嘶叫，群众在搬运子弹，战士们在冲锋陷阵。紧接着一幅是《抗日游击战争》。游击健儿穿过森林和青纱帐，去和敌人战斗。有手拿铁铲的男女农民。有递枪给儿子的白发母亲，有等候指挥员下达命令的青年小伙子。
碑身的正面(北面)，是10幅浮雕中最大的一幅《胜利渡江》。画面的背景是千万艘战船在波涛中前进，号手吹起冲锋号，指挥员连连发射信号弹，百万雄师跨越天堑，战士们冲上南岸。直捣国民党反动统治的老巢——南京。
碑身南面，描述的是1911年辛亥革命中的《武昌起义》。深夜，起义军和群众，冲向清廷总督府。门前总督府的牌子被打落在阶前；清朝的龙旗被撕下，丢在地下被践踏着。总督府内熊熊的火焰冲上天空，像是在宣告：中国的最后一个封建王朝，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紧挨着的一幅浮雕是《五四运动》，画面上表现的是爱国学生齐集在天安门前举行游行示威的情景。一个男学生在慷慨激昂地发表演说，高呼“外争国权，内惩国贼”。怒形于色的男女老少，痛恨国贼的情绪充满了整个画面。南面第三幅是《五卅运动》的画面。画面再现了由工人阶级领导的各界群众向帝国主义者进行坚强不屈的斗争情景。成千万上的工人、学生、市民冲越英国租界的沙袋、铁丝网无畏地前进。
纪念碑的南面培植了苍翠的青松，象征着革命先烈坚贞不屈的气概。艳丽的花坛，洋溢着革命胜利后欣欣向荣的色彩。
1958年5月1日，首都50万人聚集在天安门广场欢庆“五一”国际劳动节，人民英雄纪念碑在万众瞩目之下隆重揭幕。两万工人在纪念碑前，时而用白色时而用黄色的花束组成“和平”两个大字。
彭真市长参加揭幕仪式并发表重要讲话。
黄炎培先生为人民英雄纪念碑揭幕写了献词。
郭沫若临场写下了《人民英雄纪念碑》的诗篇：
天安门广场，
波澜壮阔的海洋，
人民英雄纪念碑伫立在中央，
庄严、朴素、纯洁、坚忍、稳重、大方，
像崇高的灯塔在放射着光芒。周恩来平坟还耕“赔款”记
秦九凤
周恩来出身于旧时代的官宦之家，受儒家思想影响，也是遵循“厚葬祖先，光宗耀祖”这一道德规范办事的。但是，周恩来自从投身无产阶级解放事业、成长为一位坚定的共产党人后，对旧家庭的这一传统观念逐渐有了自己的看法，特别是建国后，他作为我们党和国家的重要领导人，已充分认识到我们国家人多地少，旧的葬俗早已成了国家经济发展、人民生活改善的一个不小的障碍。所以，早在1956年的一次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周恩来等都在关于中央领导人死 后火化的倡议书上签了名。不过周恩来在对这个问题上的认识要更深一层。
就在那次火化倡议书上签字后不久，周恩来又和邓颖超相约：我们俩死后不仅遗体要火化，而且骨灰要撒到祖国的江河大地上。周恩来当时对邓颖超说：“人生来是为人民服务的。生前的工作、劳动是为人民服务：死后把骨灰撒了，落在地上的可以做植物的肥料，落在水里的可以做鱼虾的饵料，还在为人民服务。这样，人类才真正是生生不灭的。”这是一位彻底唯物主义者发自内心的人生独白，也反映了周恩来那十分崇高的思想境界。
周恩来不仅这样说了，也这样做了。
对于周家祖辈留下的一点坟地，周恩来早就有了周详缜密的考虑。他曾说过，人死了，不做事了，还要占一块地盘，这是私有观念的表现。中国有六、七亿人口，只有16亿亩耕地，平均一人2亩3分地，将来人口越多，每人平均土地越少。所以，“坟地问题一定要解决”。
绍兴是周恩来的祖籍，那里安葬有周恩来曾祖樵水公以上多代祖辈的遗骸，留下多座神圣不可侵犯的祖茔。1939年春天，周恩来在抗日的连天烽火中曾往我国的东南抗战前哨绍兴，祭祀他的祖先，那也是他一生中唯一一次祭祀祖先。其实，那时他就已成长为一位坚信唯物主义的共产党人。他的祭祀举动既是对自己祖先的敬重，也是为了反击国民党“共产党人六亲不认”“共产共妻”等反动宣传。
建国初，由于坟墓年久失修，绍兴方面的周家族人就写信告诉周恩来，“曾祖樵水公的坟，已经破烂不堪了，准备重修，家里族人不肯深埋”。“我告诉他们不准修坟，要平坟。起码不要修。如果修，我一定要付钱，二要平掉。对平坟的问题，也不能由我一个人决定，以后如有机会到绍兴，我要找本家开个会，把坟平了。”
建国后，周恩来没能再去过绍兴，也就未能由他具体处理绍兴的祖坟。但是。由于他已明确要求不准修。这样，经几十年风雨剥蚀，绍兴周家祖坟已经不复存在。2009年5月，笔者接绍兴多年在周恩来祖居和绍兴文化旅游部门工作的李建明同志电话：“今年清明时，周秉德等嫡亲兄弟姐妹6个来绍兴祭祖。是我陪他们去的。总理家的祖坟已不存在了，我们也只记得大概的位置了。”这个事实说明，早在周恩来时代，他老家绍兴的祖坟已经平成耕地了。
周恩来的岳母、邓颖超的妈妈杨振德为了支持女儿女婿闹革命，跟着他们吃辛受苦，直到国共第二次合作时，周恩来就任国民政府军委会政治部中将副部长时才与国民党有关方面交涉，从江西反省院将杨振德老妈妈解救到身边。由于老人一生颠沛流离。身心受到严重创伤，1940年就在重庆红岩村去世了，安葬于同情我党的饶国模(刘太太)捐赠给我党的重庆小龙坎墓地。而周恩来的父亲周劭纲先生是1942年在重庆红岩村去世的，也同当时在红岩因公、因病去世的人一起安眠于小龙坎墓地。建国以后，周恩来在考虑平坟还耕时，首先就考虑到重庆小龙坎的墓地。
1958年，周恩来在得悉重庆市委打算将小龙坎墓地整修为一处革命烈士纪念陵园时，率先派时任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国务院总理办公室主任的童小鹏赶赴重庆，说服重庆市委，将小龙坎墓地的14座坟挖开，把他们的骨骸和棺木一齐火化。分别装进14个陶罐，罐上留下他们姓名，然后集体放进一个用水泥砌建的大坑内，盖上土后进行平整，再放水淹没。于是原来在这里的14座坟包不见了，成了一片平坦的水田。只在地边田埂上竖了一块木牌。木牌上写有掩埋在这里的14个人的姓名和生卒年月。
周恩来逝世多年后，童小鹏同志在重庆参加当年南方局老同志的一次聚会，老同志们一致提议为当年安葬于小龙坎的人建一处公墓，以向后人传承“红岩精神”。此举经当时健在的邓颖超和重庆市委同意后，将原安眠于小龙坎的14个骨灰罐重新挖出，集体安葬到红岩村旧址西南边的一处荒山上，并将墓冢后边的山体打造成半圆形，在半圆的山壁上刻上当年在红岩村牺牲、去世的14位亡者的姓名、籍贯、职务及生卒年月等基本情况。墓地上留有一个由陆定一题写的“红岩公墓”4字的墓碑。
这是周恩来邓颖超妥善处理他们父母坟地的具体经过。
清代后期，周恩来的祖辈从绍兴迁居淮安，他们也同那个时代的人一样，每搬迁到一个新的居住地后，第一件大事就是要买下一块茔地，以便随时准备让老人百年之后入土为安。所以周家就在淮安府城东门(学名瞻岱门)外买了一处茔地。周家在淮安居住了100多年，东门外周家祖茔地上先后安葬有周恩来的祖父母、生母、嗣父母以及嫡亲的叔伯父母等等13位先人，共留有7座土坟包，当地有专人为周家护墓。
建国伊始，周恩来就主张不保留这块茔地。土改复查时，他就写信要求淮安县委：“我家的一点坟地，落在何方，我已记不得了。土改时如当地有人认出可分给地方群众耕种。”此后。他在多次会见淮安县委领导人和与他的亲属谈话中，一再表达了他要平掉淮安祖坟的愿望。当时因为他的嫡亲婶娘还健在，加之地方干群出于对周恩来敬爱有加的感情，所以他的这一牺牲自己、利国利民的举措一直未能如愿地实现。
1965年，周恩来认为时机已经成熟，这一破千年旧俗、开一代新风的事不宜再拖。但他考虑到一直居住于淮安老宅的嫡堂弟媳陶华尚健在，她可能会对平坟想不通，甚至有抵触。就思考着选一位周家亲属返回淮安，先做好陶华的思想工作，然后再说服县委和地方干群，将淮安东门外的祖坟全部平掉，棺木就地下沉，以不影响生产队的机械耕作。
当时他的胞弟周恩寿知道了这一消息。他是14岁离开淮安老家，一辈子吃辛受苦，退休后尤其思家心切。因为未能得到哥哥周恩来的同意，也一直未能回老家一趟。这次有了这么一个极好的机会，千万不能错过。他就利用一次去西花厅的机会径直向甩恩来提了出来：“哥，听说你要平掉淮安老家的祖坟，让我回去吧，十嫂(指周恩来嫡堂弟媳周恩硕夫人陶华。恩硕大排行十)的工作我保证能做好。”
“好呀。”周恩来一听很高兴。他正愁没有合适人回去做陶华的思想工作呢。可转念一想，他马上又改变了主意，转而斩钉截铁地说：“不行，你不能回去!”
“为什么?”回乡心切的周恩寿竟不顾一切地反问周恩来。
“因为你是周恩来的弟弟。你回去以后江苏省委、淮阴地委和淮安县委都会安排人去接待你，既浪费地方的钱物，也影响人家的正常工作。”
周恩来这么一说，周恩寿还有啥好说的呢。稍停，周恩来经过深思熟虑后说：“还是等尔萃，要放寒假了。读书的尔萃回家是探亲，与家人团聚，不会惊动地方领导。”
周尔萃时在西安航空学校学习。他是周恩硕的次子。放寒假后，他从西安乘车顺道北京，看望伯伯伯母。
周尔萃到北京西花厅后，周恩来特地把他叫到跟前，把平掉淮安老家祖坟的事作为一项“特殊任务”交待给他。周恩来要尔萃回淮后，首先和哥哥尔辉、嫂嫂桂云3个人组成一个临时党小组，耐心做好妈妈陶华 的思想工作。还要向县委传达平掉周家祖坟是他周恩来的意见，再说服县委和当地群众，把周家祖坟平掉，棺木就地下沉，坟地交当地生产队耕种。
周尔萃等回家做好妈妈的思想工作后，又向县委春节值班常委作了汇报。由于已临近春节，不好拖延，就在除夕那天，由县委值班常委、副县长郭山和与孙桂云、周尔萃等一起来到当时的淮安县城郊公社闸口大队第五生产队夏庄居民组。
经大队干部们动员，一共到场了30多名青壮年劳力。当人们一听说今天的“特殊任务”竟是让他们平掉周家祖坟时，现场就像炸开了锅：50岁出头的李正东老汉说：“棺(官)只能往上升，哪有朝下降的?”魏竞成老汉更是扯着嗓子喊：“你们整天喊增产、增产，增产的途径多着啦，哪在乎周总理家的这点坟地?”生产队会计王彦南则说：“你们把全国六、七亿人都找来，看能有哪一个人同意平总理家的祖坟。”这时，只好由地方群众认识的周尔辉妻子孙桂云出面向大家解释说，我们伯伯说了，周家祖茔地在你们这里100多年了，得到了你们很好的爱护和保护。他要我们周家亲属代表他感谢大家。现在，他从我们国家人多地少的实际情况出发，要破旧俗、立新风，带头平掉我们周家的祖茔地，把坟地交给你们生产队耕种。这是他老人家作为一项特殊任务交给我们叔叔周尔萃的。说到这里，孙桂云用手指着身旁穿着空军服饰的周尔萃。周尔萃也微笑着点头认许。孙桂云接着说，如果今天我们平不了周家祖坟，伯伯的这次指示就不能落实，他(指尔萃)到北京就没法向我们的伯伯“交差”。
在场的群众一听，感觉到这的确是“北京”来的意见。于是人们怀着崇敬的心情，走进周家祖茔地，先将坟地上的松树一一刨走，再小心翼翼地挖开7座土坟，将坟中的13口棺木一一就地下沉到离地面约两米以下。其中周恩来祖父云门公的棺木比较大，埋葬的也比较深。坟墓挖开后，棺木怎么也抬不出坑外。只好到淮安邮电局，借来一个“油葫芦”，再在坑室上架上三角支架，利用油葫芦的杠杆作用，才将周恩来祖父的棺木提吊上来，然后挖深底坑，再将棺木轻轻放下去，把地面平整。
腊月里的白天很短，那天一直忙到万家灯火，才将原来长有松树、留有7座土坟包的周家祖茔地平整为一块耕地。
大约两个多星期后，周恩来在北京听了侄儿周尔萃关于淮安老家平掉他家祖坟的情况汇报后，十分高兴，还表扬了尔萃他们对他的这一“特殊任务”完成的好。随后，他又交待自己身边工作人员从他自己的工资里给当地生产队汇出一笔钱作为赔偿。
笔者1982年在该生产队召开农民座谈会时，参加当时平周家祖坟的人多还健在。会计王彦南告诉我，从北京总理办公室汇给我们生产队的钱是70元人民币，在汇款单的“汇款人简短附言”栏里留有“此款系平坟工资和赔偿坟地青苗损失费”两行小字。
周恩来，为了我们祖国和人民，带头破了千年旧俗，开了一代新风，平掉了自家祖坟。40多年过去了，在他的老家、在周家祖茔地周围，人们一直传颂着周恩来这一无私的奉献精神，传颂着他的高瞻远瞩和高贵的品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