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行每业都有着其无奈和乐趣，警察这一行尤为典型。
　　故事还得从几年前的一天说起。那天我照常在治安接待室办公，突然门外闹哄哄地闯进一群人，他们推推搡搡互相漫骂着。其中一个操四川口音的中年男子满脸是血，一手捂着鼻子，一手揪着一位青年男子的衣领。原来纠纷起于两家人在公车上为孩子争抢一个座位。男青年沈勇先占了座位，但四川人却仍要争抢，于是血气方刚的沈勇一拳将四川人打得血流满面，后验伤确定鼻梁骨折。因为沈勇殴打他人并造成了对方受伤，显然已经触犯了治安处罚条例，而四川人抢座位仅属于道德范畴。所以我判定沈勇赔偿对方医药费，并且给出了一张书面警告裁决。不料，“吃”了警告的沈勇却不肯离去，坚持要我解释处理根据。依据经验，被处罚者往往思想上有疙瘩。于是，我耐心地向他解释了“犯法、违法、道德”三者的关系和界限。
　　事情并没有到此结束。第二天下午，沈勇竟又来到了我办公室。我心里有点反感，他还真“缠人”哪。谁料想，他满脸笑容地走到我面前说：“民警同志，我想通了，今天是专程感谢你昨天给我上了一堂法制教育课，受益匪浅啊……”我一时愣住了，莫非他和我讲客套话，抑或反话？后来体会到他确是心悦诚服，我的心灵得到了一丝慰藉。我不禁仔细地端详起沈勇来，他戴一副眼镜，四方脸，高个头，透出些许读书人的斯文气。
　　稍后，我翻阅户籍资料才得知沈勇果然是一位国家文艺干部，历史清白，而且连年被评为区级先进作者。我开始质疑自己裁决的“警告”对他是否有些偏重了。毕竟白纸黑字跟随档案，永远都抹不掉，我不由产生一种负疚感。但另一方面，至高无上的法律和警察神圣的职责告诉我，我这样做是对的，我不能感情用事。
　　一个月后，沈勇因公经过我单位，我们便前嫌尽释地交谈起来。通过交谈发现我们彼此的志趣、性格等都有惊人的相似，尤其是在热爱文学创作方面更有相见恨晚的感觉。后来我们共同合作，创作了沪剧剧本《爱的反思》，该剧在上海郊县公开上演，还获得了创作奖。
　　但是一年后，沈勇毫无预兆地从我的生活中消失了。我打电话给他，写信给他，都如石沉大海。到底出了什么事呢？为了弄个水落石出，我特地调休了一天，赶到沈勇家中。但他不在家，他妻子接待了我，在我的一再追问下才知道，原来沈勇前一段时间在某报刊发表了一则短篇讽刺小说，但他单位的某位领导“对号入座”，一气之下以沈勇有“前科”——我的书面警告（警告不属于“前科”）为由，在涨工资问题上卡住沈勇。我听了不禁目瞪口呆，天下竟有这等事，可笑而可悲啊！可笑不懂文学创作的领导竟然“对号入座”，而更可悲的是我的秉公执法竟然不幸沦为他人的报复工具。
　　回家路上，我的心情久久未能平静，总感到内疚。按说，无论沈勇是否能理解，作为警察的我在执法上是来不得半点感情用事的，可是……
　　之后，我“三顾沈庐”，并且捎些礼物以表达作为朋友和文友的关切之情。终于在最后一次我见到了沈勇，从他的眼神里我读出了他的感动、他的理解。此时此刻，任何语言都是多余的，我们用沉默表示了理解，化解了误会。
　　当天，我请他们一家三口出去吃饭。席间，我们似乎又回到了原先的时光。分别时我忍不住对他说：“请别怨我……”沈勇有些激动，紧紧握着我的手，声音颤抖地说：“不，我根本不恨你，我理解你的职业……”夜色里，点点泪光在镜片后闪动。
　　其实，作为警察，我經常听到同行感叹警察的孤独和不为人所理解。他们认为人们往往在危难时需要警察，问题解决后就忘了警察，平时对警察也心存戒备。可是我要说，也不尽然。我和沈勇为什么能成为知心朋友呢？其实原因很简单：人与人之间的真诚和理解。当然，偶尔想到好友的人事档案里还躺着一张我亲笔签名的“警告”裁决书，心里就会浮起一丝难以言传的滋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