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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的技术虽然能够做到犬类群养，但需要相当高的技术，而且难度相当大，一旦有失误会大量死亡。“即使能够群养，一斤狗肉的价格也应该超过100元。”
“狗粉”与“狗肉粉”，虽是一字之差，却势如水火。
夏至将近，一年一度的广西玉林“荔枝狗肉节”，必然又要被推到风口浪尖。可以预见，动物保护主义者和民间习俗捍卫者或再度爆发争论，为该不该吃狗肉激烈交火。
就在近日，非营利组织亚洲动物基金发布了一系列关于中国狗肉产业链的深度调查报告。据了解，整个走访调查覆盖了中国食用狗肉相对较多的东北、华南及中部地区，跨越了8个省和自治区的15个城市。
历时4年的系列调查，揭露了国内几近没有任何大型肉狗养殖场的事实，进一步解开了媒体报道以及动物保护团体一直以来对餐桌上的狗肉来源的质疑——所谓的大量供应的肉狗，事实上是被盗抢和毒杀的家养动物和流浪动物。
肉用犬养殖存在吗？
樊哙的后人、江苏沛县肉狗养殖协会会长樊宪涛曾对媒体表示，在他看来，狗主要分为三类，一类是宠物犬，比如吉娃娃之类的小型犬;一类是工作犬，比如警犬、军犬、缉毒犬、搜救犬、导盲犬等;还有一类就是肉用犬，比如农村养的土狗以及肉狗场饲养的狗，“我的态度是：保护宠物犬，不杀工作犬，只杀肉用犬。”
面对“狗粉”质疑时，樊宪涛口中的“肉用犬”就成了“狗肉粉”最理直气壮的反驳依据：“反对吃狗肉，怎么不反对吃牛肉？”
曾经有媒体估算，每年被食用的狗达到1000万只。
而最近发布的中国狗肉产业链深度调查系列报告中，调查人员共计走访了超过110家狗肉零售商（活狗/狗肉铺）、66家餐馆和大排档、21个农贸市场（肉菜市场）、12家犬只屠宰场、8家犬只繁育/养殖基地、8家狗肉食品公司、4个犬只囤积/中转点和3个大型活体动物批发交易市场，报告给出了这样一个结论：被调查的狗只养殖场都显示同样的特征——养殖规模极小，根本不可能有足够大量的肉狗满足全国各地成千上万的消费需求。
报告称，此次调查发现，即便是有养殖场，其狗只存栏量都非常小，并且自始至终都没有看到所谓大规模（饲养100只以上的狗）的“肉狗”养殖场。
其中，在宣称是国内肉狗养殖最集中地区之一的山东嘉祥县，调查人员发现所谓的产业化规模养殖并不属实，“在网络上随便搜索便可以搜索到几十上百家狗场，误给人感觉这是一个兴盛的行业，然而实情是，众多的狗场介绍实际都只是同一家实体，并且没有一家走访过的狗场里的成年犬数量超过30只。”
记者查阅以往报道发现，樊宪涛曾在去年告诉媒体，目前沛县养狗存栏100万只左右，每年要宰杀60多万只，以保持生态平衡，不然就“狗满为患”了。但在此次的报告中，一位来自江苏樊哙狗肉制品公司的工作人员告诉调查员：“大型养殖场以前有，现在没有了，撑不下去，以前我们自己也有，后来发现越大的狗病越多，成本又高，养殖狗的价格高于市场狗肉的价格。”
西北政法大学动物保护法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孙江在接受《新民周刊》采访时表示，在他进行调研的安徽省无为县，他只在相关网站查到了一家肉狗养殖场，但经过实地走访发现其早已倒闭，“这种现象绝不是个例。目前国内正规的肉狗养殖场，在黑色产业链条的挤压下普遍难以为继。”
究其原因，在孙江看来，就在于狗的饲养成本较高、疾病的控制成本也非常高，易染瘟疫;同时，狗的生理结构和脾性都与其他饲养的家畜不同，攻击性较强，集中喂养容易造成相互攻击而受伤或死亡。
记者了解到，坊间的狗肉基本在每斤6.5元到23元之间浮动。现在的技术虽然能够做到犬类群养，但需要相当高的技术，而且难度相当大，一旦有失误会大量死亡。中国农业大学临床系主任夏兆飞曾表示：“即使能够群养，一斤狗肉的价格也应该超过100元。”
报告中写道，当被问到为何对外声称大规模养殖的养殖场实际上却只有寥寥数十只犬的时候，他们的工作人员辩称其用的是散户合作经营模式——狗苗全部下放到周围的农户去散养至出栏。然而，没有一家养殖场能提供合作散户的进一步信息。在接下来的村落走访中，村民们也否定了这样一种合作模式的存在。
亚洲动物基金创始人暨行政总监谢罗便臣博士表示：“这系列的走访调查无疑解开了大家长久以来对这个产业的疑惑，中国大量被食用的狗只来源不明，它们极大可能是来自被盗抢、毒杀的家养动物或者流浪动物。狗肉产业链上的每一个环节都充满着谎言与违法。”
脱离监管的狗肉
从这次的调查报告可见，中国的狗肉绝大多数并非来源于依法免疫并且达到卫生条件的规模化养殖，因为这样的生意根本不赚钱。一旦严格执法，狗肉利润也将不复存在。
2014年，玉林市政府开始对这每年一度的“节日”加强食品安全方面的监管，直接导致了当年狗肉节的狗只屠宰消费量下降了约80%。
对于餐桌上狗肉的来源，此次的调查报告给出了这样的答案：被送上餐桌的狗肉，实际来源于为人们看家护院的犬只或是朝夕相伴的伴侣动物，盗抢情况之严重远超乎人们的想象。狗肉的供应方，是一群群盗抢毒杀犬只的犯罪分子。近年来产业链的各个环节也越趋隐蔽，其从业人员越发谨慎，对外来者充满戒备心。
的确，偷狗情况非常普遍，几乎在全国各地都有发生，农村地区尤为突出。2013年春，亚洲动物基金在国内多个农村地区开展了《中国农村狗只生存及丢失现状调查》。那次调查共回收了来自全国28个省、自治区及直辖市的771个村庄共1468份有效问卷。
在被调查区域的农村养狗户中，不以营利为目的养狗的村民占绝大多数（99.6%）。但让人震惊的是，70%的村组有狗只丢失情况发生。而高达75.9%的受访者认为“狗只被盗用于食用”是农村狗只丢失的最主要原因。 调查进一步指出，冬季狗只集中丢失比例最高，达到73.6%，而秋冬季节正是吃狗肉的主要季节，这再次证实了农村犬只丢失与狗肉消费之间的紧密关联。
而通过对关于偷盗毒杀猫狗的媒体报道进行统计分析，记者发现偷盗猫狗问题已引发诸多社会矛盾。据不完全统计，2001年至2015年5月期间，关于猫狗偷盗及食用猫狗背后问题的相关新闻报道超过710篇，并在2011年呈逐年上升的趋势。
众多的媒体报道都不约而同地指出了偷盗者在盗抢狗只时的残忍手段，他们利用铁丝自制套索套狗，或是带有毒药或麻药的诱饵毒杀，或用带毒针的红外线弓弩射杀狗只。
为了利益，偷盗者伤害动物的同时也往往连带会伤害到人。有3.5%的受访村组表示发生过暴力抢狗事件。偷盗者为了偷抢狗只而暴力对待或威胁村组成员，影响极其恶劣。
另一方面，调查显示，在农村地区狗只注射狂犬疫苗的比例总体偏低，超过 38%的村落中所有犬只都没有注射过狂犬疫苗，而这个依赖盗抢农村狗只来维系的狗肉产业无疑极大地威胁着消费者的健康。
对此，孙江也表示，在狗肉产业链中最严重的问题在于以下两个方面：一是肉狗来源存在严重的安全卫生隐患。
“在我调查过的济南近郊大桥镇的三个村庄，丢失过家养犬只的农户占到70%以上，大中型的中华田园犬几乎绝迹。而通过毒杀等方式收集肉狗，以及抓捕极易罹患疾病的流浪犬只，其体内有害物质通过这条黑色产业链，最终流散作用于无辜的广大消费者。”孙江进一步解释道，“二是政府有关部门对于这条黑色产业链的轻视乃至忽视。一方面，对于偷盗、毒杀犬只的现象，执法打击力度不足，重视程度不够;另一方面，对于狗肉上市的检验检疫工作以及日常执法把关不严，导致大量来源不明的狗肉流入市场。政府的不作为从某种意义上讲正是对于这条黑色产业链起到了助长的作用。”
据了解，目前我国在这方面现行有效的规范性文件主要有目前的法律规范性文件有《生猪屠宰条例》、《狂犬病防治技术规范》、《犬产地检疫规程》、《动物防疫法》、《畜禽标识和养殖档案管理办法》和《食品安全法》等。
例如《生猪屠宰条例》第32条有关其他动物的屠宰比照此条例执行的规定;《食品安全法》明确规定：禁止生产经营未经动物卫生监督机构检疫或者检疫不合格的肉类，或者未经检验或者检验不合格的肉类制品以及其他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或者要求的食品等。
“理论上讲，严格遵照上述法律法规，规范乃至取缔狗肉黑色产业链完全是有可能的。但是，现实却不尽如人意。一方面，这些法律文件大多是比较原则性的规定，对于这条黑色产业链的针对性并不强，很多情况下只能是遵循一般原则乃至参照处理，在具体的执法过程中难以把握尺度。二是执法难度的问题，由于非法偷盗、贩售、屠宰犬只的行为往往是分散进行，很多都是类似于‘游击队’的做法，有关部门的执法力量往往难以招架，一抓就散、一放就乱是很多地方的真实写照。”孙江表示，说到底这个产业链的产值规模相对较小，而要根除弊端所需要的执法成本却不可小觑，所以显得异常顽固。
孙江表示，当今世界绝大多数国家，尤其是西方社会，都把狗作为伴侣动物，甚至视为家庭成员。禁食狗肉已经成为当今世界文明的一股潮流。1988年汉城奥运会期间，喜食狗肉的朝鲜民族，为了不影响自身国际形象，倡导全民奥运期间不吃狗肉。
点翠、狗肉与习俗
当“狗粉”祭出道德大旗时，“狗肉粉”感到尊严被冒犯。
在中国，热衷吃狗肉的地方并非只有广西玉林一地，广东、贵州、江苏等省部分地区同样有吃狗肉的习俗。在江苏沛县，吃狗肉的历史甚至要追溯到两千多年前，当时沛县的两位名人——刘邦和樊哙都是狗肉的忠实“拥趸”。
据介绍，沛县吃狗肉有两千多年的历史，当年汉高祖刘邦吃狗肉，樊哙卖狗肉。吃狗肉的习俗流传下来，老百姓早上起来就用烧饼夹着狗肉吃，几千年都是如此。樊宪涛说，“沛县狗肉”已成为沛县、徐州乃至江苏的著名菜肴。
记者在一份名为《社会公众食用猫狗态度调查报告》中看到，食用猫狗在全国范围并不是普遍行为，大部分地区超过80%的人不食用狗肉。
值得注意的是，无论在吃狗肉的核心地区还是吃狗肉并不流行的普通城市，对“禁止因食用目的屠宰猫狗”的支持率都很高——在普通城市的不食用猫狗人群中更有约三分之二的人表示支持（65.4%）。
虽然在“吃猫狗肉是否不对”这个观点上，非食用者与食用者之间有较大的分歧，但对其他大部分观点的态度上，双方看法基本趋同。双方都认同：不能接受猫狗在饲养和宰杀的过程中被虐待或者遭受折磨;无论是家养的或是被食用的猫狗，都应该受到《反虐待动物法》或《动物保护法》的平等对待。
此外，在对“吃猫狗肉是否中国饮食文化的一部分”这点上，双方争议较大。
对此，孙江认为，虽然说食用狗肉在我国已经有几千年的历史，但是个过程中，狗肉始终没有成为中国人的主流食品，“对这样一种饮食习惯，其实大多数的中国人早已用行动做出了选择”。
“所以没有必要再花费精力针对这个小众而又影响民众身心健康的产业去补充、修订法律、法规。但在一些民族地区具体怎么做，需要再探讨，这就不单单是一个食品产业安全的问题了。”孙江表示，法律应该保护的是优秀的民风习俗，对不良的文化传统要引导规制、移风易俗，“取其精华，去其糟粕，这是我国对待传统文化风俗的一贯态度，在食用狗肉这个问题上同样适用。这让我想到了前一段时间很火的京剧头冠‘点翠’事件。没有人否认京剧是我们的国粹，值得保护与传承。但是这并不能掩盖点翠这一行为的野蛮与残忍。区分对待才是对待此类问题的不二法门。”
作为一名动物保护法研究者，在采访的最后，孙江再次申明了他的一个观点：待兽禽以人道，就断不致待人如禽兽;肯施惠于弱势，就断不致失恩于强势;肯给予动物应有的福利，侵犯人的权利与自由就不会那么随便发生。
“狗粉”与“狗肉粉”，虽是一字之差，却势如水火。
夏至将近，一年一度的广西玉林“荔枝狗肉节”，必然又要被推到风口浪尖。可以预见，动物保护主义者和民间习俗捍卫者或再度爆发争论，为该不该吃狗肉激烈交火。
就在近日，非营利组织亚洲动物基金发布了一系列关于中国狗肉产业链的深度调查报告。据了解，整个走访调查覆盖了中国食用狗肉相对较多的东北、华南及中部地区，跨越了8个省和自治区的15个城市。
历时4年的系列调查，揭露了国内几近没有任何大型肉狗养殖场的事实，进一步解开了媒体报道以及动物保护团体一直以来对餐桌上的狗肉来源的质疑——所谓的大量供应的肉狗，事实上是被盗抢和毒杀的家养动物和流浪动物。
肉用犬养殖存在吗？
樊哙的后人、江苏沛县肉狗养殖协会会长樊宪涛曾对媒体表示，在他看来，狗主要分为三类，一类是宠物犬，比如吉娃娃之类的小型犬;一类是工作犬，比如警犬、军犬、缉毒犬、搜救犬、导盲犬等;还有一类就是肉用犬，比如农村养的土狗以及肉狗场饲养的狗，“我的态度是：保护宠物犬，不杀工作犬，只杀肉用犬。”
面对“狗粉”质疑时，樊宪涛口中的“肉用犬”就成了“狗肉粉”最理直气壮的反驳依据：“反对吃狗肉，怎么不反对吃牛肉？”
曾经有媒体估算，每年被食用的狗达到1000万只。
而最近发布的中国狗肉产业链深度调查系列报告中，调查人员共计走访了超过110家狗肉零售商（活狗/狗肉铺）、66家餐馆和大排档、21个农贸市场（肉菜市场）、12家犬只屠宰场、8家犬只繁育/养殖基地、8家狗肉食品公司、4个犬只囤积/中转点和3个大型活体动物批发交易市场，报告给出了这样一个结论：被调查的狗只养殖场都显示同样的特征——养殖规模极小，根本不可能有足够大量的肉狗满足全国各地成千上万的消费需求。
报告称，此次调查发现，即便是有养殖场，其狗只存栏量都非常小，并且自始至终都没有看到所谓大规模（饲养100只以上的狗）的“肉狗”养殖场。
其中，在宣称是国内肉狗养殖最集中地区之一的山东嘉祥县，调查人员发现所谓的产业化规模养殖并不属实，“在网络上随便搜索便可以搜索到几十上百家狗场，误给人感觉这是一个兴盛的行业，然而实情是，众多的狗场介绍实际都只是同一家实体，并且没有一家走访过的狗场里的成年犬数量超过30只。”
记者查阅以往报道发现，樊宪涛曾在去年告诉媒体，目前沛县养狗存栏100万只左右，每年要宰杀60多万只，以保持生态平衡，不然就“狗满为患”了。但在此次的报告中，一位来自江苏樊哙狗肉制品公司的工作人员告诉调查员：“大型养殖场以前有，现在没有了，撑不下去，以前我们自己也有，后来发现越大的狗病越多，成本又高，养殖狗的价格高于市场狗肉的价格。”
西北政法大学动物保护法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孙江在接受《新民周刊》采访时表示，在他进行调研的安徽省无为县，他只在相关网站查到了一家肉狗养殖场，但经过实地走访发现其早已倒闭，“这种现象绝不是个例。目前国内正规的肉狗养殖场，在黑色产业链条的挤压下普遍难以为继。”
究其原因，在孙江看来，就在于狗的饲养成本较高、疾病的控制成本也非常高，易染瘟疫;同时，狗的生理结构和脾性都与其他饲养的家畜不同，攻击性较强，集中喂养容易造成相互攻击而受伤或死亡。
记者了解到，坊间的狗肉基本在每斤6.5元到23元之间浮动。现在的技术虽然能够做到犬类群养，但需要相当高的技术，而且难度相当大，一旦有失误会大量死亡。中国农业大学临床系主任夏兆飞曾表示：“即使能够群养，一斤狗肉的价格也应该超过100元。”
报告中写道，当被问到为何对外声称大规模养殖的养殖场实际上却只有寥寥数十只犬的时候，他们的工作人员辩称其用的是散户合作经营模式——狗苗全部下放到周围的农户去散养至出栏。然而，没有一家养殖场能提供合作散户的进一步信息。在接下来的村落走访中，村民们也否定了这样一种合作模式的存在。
亚洲动物基金创始人暨行政总监谢罗便臣博士表示：“这系列的走访调查无疑解开了大家长久以来对这个产业的疑惑，中国大量被食用的狗只来源不明，它们极大可能是来自被盗抢、毒杀的家养动物或者流浪动物。狗肉产业链上的每一个环节都充满着谎言与违法。”
脱离监管的狗肉
从这次的调查报告可见，中国的狗肉绝大多数并非来源于依法免疫并且达到卫生条件的规模化养殖，因为这样的生意根本不赚钱。一旦严格执法，狗肉利润也将不复存在。
2014年，玉林市政府开始对这每年一度的“节日”加强食品安全方面的监管，直接导致了当年狗肉节的狗只屠宰消费量下降了约80%。
对于餐桌上狗肉的来源，此次的调查报告给出了这样的答案：被送上餐桌的狗肉，实际来源于为人们看家护院的犬只或是朝夕相伴的伴侣动物，盗抢情况之严重远超乎人们的想象。狗肉的供应方，是一群群盗抢毒杀犬只的犯罪分子。近年来产业链的各个环节也越趋隐蔽，其从业人员越发谨慎，对外来者充满戒备心。
的确，偷狗情况非常普遍，几乎在全国各地都有发生，农村地区尤为突出。2013年春，亚洲动物基金在国内多个农村地区开展了《中国农村狗只生存及丢失现状调查》。那次调查共回收了来自全国28个省、自治区及直辖市的771个村庄共1468份有效问卷。
在被调查区域的农村养狗户中，不以营利为目的养狗的村民占绝大多数（99.6%）。但让人震惊的是，70%的村组有狗只丢失情况发生。而高达75.9%的受访者认为“狗只被盗用于食用”是农村狗只丢失的最主要原因。 调查进一步指出，冬季狗只集中丢失比例最高，达到73.6%，而秋冬季节正是吃狗肉的主要季节，这再次证实了农村犬只丢失与狗肉消费之间的紧密关联。
而通过对关于偷盗毒杀猫狗的媒体报道进行统计分析，记者发现偷盗猫狗问题已引发诸多社会矛盾。据不完全统计，2001年至2015年5月期间，关于猫狗偷盗及食用猫狗背后问题的相关新闻报道超过710篇，并在2011年呈逐年上升的趋势。
众多的媒体报道都不约而同地指出了偷盗者在盗抢狗只时的残忍手段，他们利用铁丝自制套索套狗，或是带有毒药或麻药的诱饵毒杀，或用带毒针的红外线弓弩射杀狗只。
为了利益，偷盗者伤害动物的同时也往往连带会伤害到人。有3.5%的受访村组表示发生过暴力抢狗事件。偷盗者为了偷抢狗只而暴力对待或威胁村组成员，影响极其恶劣。
另一方面，调查显示，在农村地区狗只注射狂犬疫苗的比例总体偏低，超过 38%的村落中所有犬只都没有注射过狂犬疫苗，而这个依赖盗抢农村狗只来维系的狗肉产业无疑极大地威胁着消费者的健康。
对此，孙江也表示，在狗肉产业链中最严重的问题在于以下两个方面：一是肉狗来源存在严重的安全卫生隐患。
“在我调查过的济南近郊大桥镇的三个村庄，丢失过家养犬只的农户占到70%以上，大中型的中华田园犬几乎绝迹。而通过毒杀等方式收集肉狗，以及抓捕极易罹患疾病的流浪犬只，其体内有害物质通过这条黑色产业链，最终流散作用于无辜的广大消费者。”孙江进一步解释道，“二是政府有关部门对于这条黑色产业链的轻视乃至忽视。一方面，对于偷盗、毒杀犬只的现象，执法打击力度不足，重视程度不够;另一方面，对于狗肉上市的检验检疫工作以及日常执法把关不严，导致大量来源不明的狗肉流入市场。政府的不作为从某种意义上讲正是对于这条黑色产业链起到了助长的作用。”
据了解，目前我国在这方面现行有效的规范性文件主要有目前的法律规范性文件有《生猪屠宰条例》、《狂犬病防治技术规范》、《犬产地检疫规程》、《动物防疫法》、《畜禽标识和养殖档案管理办法》和《食品安全法》等。
例如《生猪屠宰条例》第32条有关其他动物的屠宰比照此条例执行的规定;《食品安全法》明确规定：禁止生产经营未经动物卫生监督机构检疫或者检疫不合格的肉类，或者未经检验或者检验不合格的肉类制品以及其他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或者要求的食品等。
“理论上讲，严格遵照上述法律法规，规范乃至取缔狗肉黑色产业链完全是有可能的。但是，现实却不尽如人意。一方面，这些法律文件大多是比较原则性的规定，对于这条黑色产业链的针对性并不强，很多情况下只能是遵循一般原则乃至参照处理，在具体的执法过程中难以把握尺度。二是执法难度的问题，由于非法偷盗、贩售、屠宰犬只的行为往往是分散进行，很多都是类似于‘游击队’的做法，有关部门的执法力量往往难以招架，一抓就散、一放就乱是很多地方的真实写照。”孙江表示，说到底这个产业链的产值规模相对较小，而要根除弊端所需要的执法成本却不可小觑，所以显得异常顽固。
孙江表示，当今世界绝大多数国家，尤其是西方社会，都把狗作为伴侣动物，甚至视为家庭成员。禁食狗肉已经成为当今世界文明的一股潮流。1988年汉城奥运会期间，喜食狗肉的朝鲜民族，为了不影响自身国际形象，倡导全民奥运期间不吃狗肉。
点翠、狗肉与习俗
当“狗粉”祭出道德大旗时，“狗肉粉”感到尊严被冒犯。
在中国，热衷吃狗肉的地方并非只有广西玉林一地，广东、贵州、江苏等省部分地区同样有吃狗肉的习俗。在江苏沛县，吃狗肉的历史甚至要追溯到两千多年前，当时沛县的两位名人——刘邦和樊哙都是狗肉的忠实“拥趸”。
据介绍，沛县吃狗肉有两千多年的历史，当年汉高祖刘邦吃狗肉，樊哙卖狗肉。吃狗肉的习俗流传下来，老百姓早上起来就用烧饼夹着狗肉吃，几千年都是如此。樊宪涛说，“沛县狗肉”已成为沛县、徐州乃至江苏的著名菜肴。
记者在一份名为《社会公众食用猫狗态度调查报告》中看到，食用猫狗在全国范围并不是普遍行为，大部分地区超过80%的人不食用狗肉。
值得注意的是，无论在吃狗肉的核心地区还是吃狗肉并不流行的普通城市，对“禁止因食用目的屠宰猫狗”的支持率都很高——在普通城市的不食用猫狗人群中更有约三分之二的人表示支持（65.4%）。
虽然在“吃猫狗肉是否不对”这个观点上，非食用者与食用者之间有较大的分歧，但对其他大部分观点的态度上，双方看法基本趋同。双方都认同：不能接受猫狗在饲养和宰杀的过程中被虐待或者遭受折磨;无论是家养的或是被食用的猫狗，都应该受到《反虐待动物法》或《动物保护法》的平等对待。
此外，在对“吃猫狗肉是否中国饮食文化的一部分”这点上，双方争议较大。
对此，孙江认为，虽然说食用狗肉在我国已经有几千年的历史，但是个过程中，狗肉始终没有成为中国人的主流食品，“对这样一种饮食习惯，其实大多数的中国人早已用行动做出了选择”。
“所以没有必要再花费精力针对这个小众而又影响民众身心健康的产业去补充、修订法律、法规。但在一些民族地区具体怎么做，需要再探讨，这就不单单是一个食品产业安全的问题了。”孙江表示，法律应该保护的是优秀的民风习俗，对不良的文化传统要引导规制、移风易俗，“取其精华，去其糟粕，这是我国对待传统文化风俗的一贯态度，在食用狗肉这个问题上同样适用。这让我想到了前一段时间很火的京剧头冠‘点翠’事件。没有人否认京剧是我们的国粹，值得保护与传承。但是这并不能掩盖点翠这一行为的野蛮与残忍。区分对待才是对待此类问题的不二法门。”
作为一名动物保护法研究者，在采访的最后，孙江再次申明了他的一个观点：待兽禽以人道，就断不致待人如禽兽;肯施惠于弱势，就断不致失恩于强势;肯给予动物应有的福利，侵犯人的权利与自由就不会那么随便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