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在嫁　　水　杉
　　
　　我的朋友两年前离婚时，心情十分抑郁，不过多少还有些希望。她说，我结婚时间不长，说是两年，中间分居了一年多，又没有孩子，跟拍拖同居有什么两样?
　　很不一样!两年来不断有男士向她强调。只要曾经领过那个小红本，你就是“二手车”“二锅头”，行情滞销。哪怕谈过十个八个男朋友，在围城边徜徉过好几回，只要一只脚悬在城门外，就还算“大闺女”，喷喷香。
　　这是否可以理解为一种进步?至少放弃了对那层膜的执著，给中华民族对女人的洁癖纠了一把偏。
　　阴柔潮湿的东海之滨，范蠡亲手将爱人调教得千娇百媚，送人吴宫，用女人最古老的武器去麻痹敌人意志，松懈敌人防范。午夜梦回，相思之苦与忌妒之心何尝不像蚂蚁一样噬咬范蠡的骨肉?但是复国雪耻后，他全身而退，携西施泛舟湖上，前尘往事随风飘散。
　　接下来的两千多年，中国男人一点一点被灌药，软了筋骨，折了腰肢，逞不了雄风，只能拿女人撒气，或者说，只能企图在女人身上一逞雄风。只有司马相如之辈偶尔撑撑场面。只是在一种情况下，女人的贞操可以忽略不计，那就是战利品。甄宓，最初婚配袁绍次子袁熙，冀州城破，曹丕为她的美色所动，正式迎娶。曹丕称帝，封甄宓为文昭皇后。她所生之子后来继承大统，也就是魏明帝曹叡。
　　有着鲜卑血统的唐皇室，好几个公主一嫁再嫁，皇帝老儿也不甘寂寞。高宗李治收了他老子宠幸过的武媚娘，还立为皇后，玄宗李隆基强抢儿媳妇杨玉环。二婚加乱伦，搁在今天同样惊世骇俗。唐朝再开明通达，还是礼教的天下，尤其皇家要做点出格的事远比民间困难。两位皇帝以身作则，对礼教来了一次最高规格、淋漓尽致的挑战。
　　即便在程朱理学兴盛的南宋，陆游被逼休妻，唐婉可以再嫁，而且嫁了个皇族一赵士程。陆唐两人在沈园偶遇，相对泫然，凄苦之情溢于言表。一旁的赵士程不愠不怒，从容处之。
　　秦朝时，有个人叫张负，他的孙女连嫁五次，五个丈夫都暴死，非一般命硬。偏偏就有不怕死的人来提亲，此人叫陈平。正好张负也看上了陈平，不嫌他穷得叮当响，借钱给他办聘礼，摆酒席。陈平所看上的自然不是人家孙女，而是这位名“负”实“富”的老头。张家的钱财为陈平铺开阳光大道，他先后攀上魏王咎、项羽、刘邦，最后封侯拜相，屹立官场数十年而不倒。刘邦在位，他是丞相；吕后专权，他是丞相；扳倒吕后，他还是丞相。张负的孙女算是彻底出了口恶气。
　　
　　城里的庄稼　　李开周
　　
　　豫西有个吉利区，豫南有个石龙区，都是建国后单列出来的工矿城市。俩地方建成还不久，所以污染还不算严重，市区也不算拥堵，不逢双休日的话，可以闭着眼乱走，在宽如长安街的主干道上，既听不见车响，也听不见人声，原住民都到当地仅有的那几个厂矿上班去了，整个城市静悄悄的，让你怀疑是不是到了麦收季节的农村。众所周知，麦收时的村庄也是死一般寂静。
　　
　　除了寂静，俩小城还有个特色：城市农业异常发达。拿过来两个城市的卫星照片，紫褐橙黄中铺着无数绿斑，就像上古的铜器那样。如果是别的城市，您大概只能把绿斑判读成公园、广场和防护林了，而在这里，那些绿斑就是菜地。大片大片的菜地，就生长在社区和写字楼中间，也不知是城市包围了乡村，还是乡村包围了城市。我曾在石龙区某机关大院住过一段，那大院，前面一排是办公楼，中间一排是生活区，后面是一望无垠的鱼塘与藕塘。夜半醒来，总能听见露水砸在荷叶上的声音，啪嗒啪嗒，啪嗒啪嗒，啪嗒啪嗒……
　　按照法国年鉴学派代表人物布罗代尔的说法，城市和乡村一直是沙漏的上下两层，沙子往下流是乡村城市化，等沙漏翻了个儿，城市也可以乡村化，在城市的吸引力还不那么强烈之前，每个新兴城市都有向乡村靠拢的倾向。我倒不是要据此说明吉利区和石龙区正在向乡村靠拢，事实上，这俩城市只是暂时没有完成城市化的乡村，用不了多长时间，它们乡村般的寂静，它们可爱的城市农业，都将在红绿灯和钢筋混凝土的包围中消失殆尽。我想说的是，历史上确实有那么一段时间是城市乡村化的，就像12世纪的乌尔姆和纽伦堡，麦收季节响彻铁连枷(一种脱粒农具)的声音；15世纪的慕尼黑和巴塞尔，闹市区内遍布三年轮作的耕地；18世纪的法兰克福和威尼斯，人们在街上围栏养猪，还有盛唐的长安，唐代宗曾经颁布一道法令，禁止街坊们植桑种麻。之所以禁止，当然是因为已经种了。
　　与其他产业相比，农业的收益最低，只要存在别的发财机会，没有多少人会去种地，所以城市农业越发达，越证明这座城市发育不良。不过，我仍然对社区农业充满憧憬，这跟小农意识无关，我多少懂些植物的脾性，知道麦苗的生态效果远远超过进口草皮，只不过现在的城市经营者认为麦苗土气，以及不能帮他们创收而已。比起这些脑子进水的领导来，《红楼梦》里贾探春更有开创精神，她把大观园内公共绿地承包给物业人员，每年出产些蔬菜稻麦草药香料，也绿化，也生产，省了多少物业费。
　　
　　遗忘症　　韩浩月
　　
　　“杀手也有小学同学”，这句话是王家卫电影《堕落天使》中的一句经典台词。作为一个普通人，我当然也有小学同学。
　　我的第一个小学同学现身的时候，我已经有20年没有过任何关于小学同学的消息了。这不怪我，在我小学毕业后我就离开了我出生的那个村子，之后一直颠沛流离，小学同学们自然也和我一样，初中、高中、大学、毕业、就业、成家……每一桩事情都会将我们推得越来越远。这位同学告诉我，当他从我的一个亲戚那里知道我的手机号码时“激动得都要哭了”。他迫不及待地打通了我的电话，费力地讲述我们小学时的友情，我竭力从记忆里寻找他的影子，但脑海如大雾的清晨，愣是不知道他飘在何处。
　　直到几个月后，他出差到北京，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终于在天黑时分出现在我办公室里。看着面前这位硕大的汉子，我怎么也不能把他和曾经一起扒鸟蛋烤地瓜的童年朋友联系到一起。小学同学给我带了大包小包的礼物，其中不乏人参鹿茸等贵重物件，他泪眼朦胧地告诉我，说我小时候对他最仗义，什么好吃的好喝的好玩的都和他一起分享。在各自灌下几瓶啤酒后，我拍着桌子作恍然大悟状，“原来是你啊!”其实，那是我喝醉了，为了安慰他那颗就要碎了的小心灵。
　　事情在我的第二、第三、第四个小学同学纷纷和我联系上之后变得严重起来，因为，尽管差点把脑门拍碎，我也想不起这些亲爱的同学们，而他们毫无例外地表示：我们的童年时光曾经是那么地美好，我们的似水年华曾经那么地灿烂。虽然没有想起他们，但通过他们的描述，我也有收获，隐约知道了自己小时候是什么样子，可对那个深深烙在同学们心里的人，我却感到那么地陌生。“我是谁?我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西方哲学这三个永恒的命题再次困扰了我。 　　我是不是患上遗忘症了?为什么我的童年记忆像洗空白了的录像带，那里面除了一连串模糊的镜头在闪烁，什么也没有?为此我专门上网检索了有关信息，觉得自己的遗忘属于“选择性遗忘”。网上的定义是这样的：“选择性遗忘的遗忘内容经过高度选择，以满足特殊感情的需要。”也就是说，在那段时间里，我的记忆重心并没有放到小学同学身上。只是，我不甚了解“特殊的感情需要”是什么?是孤独吗?或许是。因为，脑海中存储的我，在童年时一直是一个人在旷野里行走着，前面的路没有尽头……
　　小学同学们纷纷地出现，又纷纷地消失，距离和空间的阻隔，已经使得我们再也不能像以前那样，每天相伴在教室和操场上。那些温热的情感还在，只不过被飞逝的时间掩埋在遥远的记忆深处，可以回忆，但不能复制。人是最擅长遗忘的动物，可偏偏又喜欢怀旧，也许过去那些已发生且不可更改的情感才是最真实可靠的，在每时每刻要面对未知和恐惧的今天，那些过去弥足珍贵。
　　
　　投诉也抓狂　　上上签
　　
　　消费并非总是快乐的，麻烦事十有五六。搬回家的电视机没两天就只闻其声不见其影；健身房的年卡办了才三个月，就人去楼空。在我年轻的时候，曾经很天真地以为，投诉是一件行之有效的方法，它可以对商家进行监督，长此以往，欺客现象和恶劣服务将会越来越少，世界也就真善美了。后来发现，那真的只是一个幻想。
　　
　　我曾经在一包薯片里吃到了一只昆虫的尸体，照一般没有责任心的消费者，肯定就把那片薯片扔了完事。可我却很有正义感以及使命感地拨通了薯片包装盒背面的投诉电话。我的本意是想告知这家食品公司，你们的食品生产车间混进了昆虫，以致我差点吃到昆虫的尸体。昆虫虽小，也吃不死人，可千里之堤，溃于蚁穴。希望你们能加强生产管理，防患于未然，谨防同类昆虫大肆侵入……
　　正在我腹稿洋洋洒洒打好，准备宣讲之时，电话那头一个凉薄的声音告诉我：“要投诉找投诉部门。”我问：“那为什么包装盒上会写这个是投诉电话呢?”那头说：“包装盒上印什么你去问印刷厂啊，问我干吗?”
　　我对维护商业社会诚信的积极性被强烈地伤害了，从此成为一个看客，不但自己买东西受欺不追究，甚至看到人家投诉还会苦笑摇头，笑天下可笑之人。
　　从前我总是很奇隆，为什么电台的投诉节目会那么多，成为交通路况播报之外，另一档最受出租车司机喜爱的电台节目。坐出租车时，常听此类节目，久而久之已熟悉其游戏规则。大致就是主持人先让消费者发泄一番怒气，再让商家说一通委屈，最后请法律专家念一下相关条文……主持人的最后一句话总是：“具体事宜请王先生(或李女士)和厂家私下再做协商。”
　　我终于明白，所谓投诉，其实重点只是一个“诉”字。吃亏不要紧，吃哑巴亏就窝囊了。这样的电台节目，和“夜倾情”“霓虹夜话”之类的夜间情感谈话节目，性质其实是大同小异的。
　　久而久之，大家都知道了这个“诉”的道理，投诉电话便成了一个骂人的场所。也知道事情没法解决，投诉就好像到邻居家长那告状，说你儿子欺负了我儿子，人家表面道歉两句，说不定心里面笑你儿子没用呢。所以还不如劈头盖脸地发泄一下。
　　网上曾经流传了一段很有意思的投诉音频。投诉部门的小姐态度堪称无懈可击：“请您稍等，我们尽快……稍后……”消费者已经歇斯底里濒临崩溃：“尽快有多快啊?稍后要多后啊?永远有多远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