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岁的顾建伟身上的标签越来越多了：北大70后才子、无锡最年轻的处级干部、裸辞副区长、无锡创业教父……面对这些头衔，他说自己只是在过去和未来之间做了一道选择题。
　　他辞官后投身到创业孵化器领域，位于无锡新区软件园的“3W咖啡”在不久前应运而生。咖啡馆前面有一个池塘，颇有江南情调。
　　顾建伟坦言，远离官场带给他非常快乐的一点，就是有更多时间去接触年轻人。12月3日下午，他要到东南大学无锡分校跟200多个大学生村官交流，“我想跟他们谈谈创新创业跟村官的关系。”
　　5个月前，他辞去无锡市北塘区副区长、区政府党组成员职务，成为无锡创客空间孵化器有限公司首席执行官。“现在，我们有签约服务项目20多个，覆盖O2O电子商务、制造业和服务业升级等领域。”
　　近年来，官员辞职下海日渐频繁。很多官员辞职后去比较成熟的大企业做高管，而像顾建伟一样辞官后走上创业道路的，现在也变得越来越多。

“再不折腾就来不及了”

　　1975年6月，顾建伟出生在无锡一个普通的农民家庭。19岁时，他考上北京大学行政管理专业。
　　1998年北大毕业后，顾建伟回到无锡，成为崇安区学前街街道办当了一名办事员。因为文笔出众，一年后成为崇安区政府办公室秘书，后来转战滨湖区、南长区。2012年，37岁的他成了北塘区副区长、区政府党组成员，是区领导中最年轻的一位。北塘是无锡3个中心城区之一，高新技术产业较发达。
　　正当仕途顺风顺水时，他却做出了一个令同事和亲朋好友费解的举动——辞官创业。2015年2月，顾建伟向组织提交了辞职报告。
　　在辞职报告中他写道：“创业一直都是我的梦想。在参加工作之初，我就希望在一线尽可能地多体验、多学习、多感悟，多年的积累让我觉得是时候了，再不折腾就来不及了。”
　　“我今年40岁了，如果按照现在的退休年龄，我还有20年工作时间。四十不惑，我希望换个工作，更好地实现个人价值。”
　　辞职的想法一出来，就遭到了家人的反对。他的妻子是老师，说服起来相对容易，但父母都是农民，很难理解儿子的这个决定。“我跟他们说，我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最后，父母选择相信我。”
　　辞职后，顾建伟跟人合伙创办了一家创客公司，专注于对物联网、电子商务等领域创业者的扶持，为其提供资源、咨询、增值等服务，他出任CEO。合伙人各有所长，有互联网科技行业的，有技术专家，有投资基金的，有传统产业的企业家。团队大约有20人，都是70后、80后的年轻人。
　　顾建伟称，目前，他的公司已举办多场创业大赛与路演活动，每周四晚的“3W创客沙龙”更成为当地创业圈的知名品牌。
　　在这个500平方米的空间里，有一对一的桌椅，环境优雅，可以喝咖啡，可以开会洽谈，也可以展示产品或创意。室内的几面黑板墙上，用粉笔写着马云、雷军、扎克伯格等中外大咖的名言。
　　辞官创业至今，在顾建伟看来，自己的工作内容并没有根本性的变化，“以前我分管招商引资、企业服务、投融资等，现在离开仕途，还是做招商引资、投融资，为创业者提供创业服务”。
　　“创业即人生，如果你不想面对，请不要开始。”顾建伟多次用这句话激励自己，也激励其他创业者。
　　采访中，无锡的创业环境被他多次谈起。无锡当地媒体近日报道，“十三五”期间，无锡全市将累计安排总额不低于200亿元的现代产业发展资金。“虽然企业做大做强并不依靠政府，但是有地方政府这样的支持，我们就更有信心。”
　　在顾建伟看来，纯粹互联网技术的创新时代已经过去了，过去一线城市的互联网优势已不复存在。“新一轮创业创新环境，开始向传统产业高度密集的成都、无锡等二线城市转移。”
　　官员辞职创业，其仕途经历积累的人脉资源会如何发挥作用，引人关注。
　　一位辞官创业者告诉记者，曾经的公务员经历除了让自己在人际圈子方面获益颇多外，对政府政策制定的逻辑也更为敏锐。“以前从政时参与了很多政策的研究制定工作。因此，在创业初期，我就能够预估到政府会给哪些领域提供创业支持。这是从政带给我的敏感性。”
　　另一位辞官进入农业领域的创业者表示，在体制内十几年，是自己积累沉淀最多的时候。“没有当时日日夜夜的思考，以及不辞辛苦地跑基层、乡村，也不可能胸有成竹地进入这个领域。”
　　顾建伟说，以前自己做副区长时分管过招商工作，这和现在的工作有点关系。但他认为，太注重过去的资源优势，有时反而是一种羁绊。“全国各地分管招商工作的官员那么多，也不见得大家都因此辞职创业。”
　　他说，判断一个人是不是适合创业，主要是看这个人是不是能够真正把自己的过去清空。“如果他没有做好从零开始准备，我们很难理解这个项目能真成功。”
　　他认为，如果自己现在还在仕途中，也许会走得很好。“但是，那条路已经不属于我。很多人认为那段经历是我的财富，但很可能已经没有了意义。”

能进能出

　　分析人士认为，官员辞职创业，除了“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大背景外，反腐的持续高压态势也是一个因素。
　　十一届民盟中央委员会社会委员会委员、“裸体做官”一词首创者周蓬安告诉《中国新闻周刊》，随着反腐力度的加大，做官的风险越来越大，这一职业的“含金量”锐减。这让一些仕途中人萌生了辞官创业的想法。
　　此外，很多地方对公务员辞职创业相继出台了一系列鼓励措施，也在一定程度上鼓励了官员辞职创业：
　　2015年4月，湖南下发《关于促进创新创业带动就业工作的实施意见》，指出允许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学有专长、有经验的人员，在不违反国家法律法规和政策的前提下，辞职自主创业。扶持和鼓励的措施包括贷款将会有优惠、会有导师讲课、各级政府将建立扶持资金等。
　　2014年4月，河北保定出台文件，鼓励公务员创业：自主离职创业人员5年内保留原身份停发工资，工资晋升、职称评定不受影响。5年内愿意回单位的，由原工作单位重新安排工作。 　　2013年7月，安徽省下发文件，对经组织批准辞去公职到民营企业创业的事业单位人员，一次性发给相当于本人3年基本工资的补偿金。对工作年限满30年，或距国家规定的退休年龄不足5年且工作年限满20年的公务员，本人申请提前退休进行创业的，经任免机关批准，可以提前退休进行创业。
　　在多种因素推动下，主动走出体制的创业者开始多起来：
　　2015年8月，37岁的浙江丽水遂昌县副县长叶照辉辞职，做起了农业电商;
　　2015年7月， 70后的上海某区县发改委副主任顾斌，结束长达12年的体制内生活，辞职做起了创客，目前身份是“复客中国”众创空间CEO;
　　2015年6月，80后湖南临澧县副县长刘涛，辞官回乡通过流转租赁了100多亩土地，建起了红心猕猴桃种植示范基地。他在微信里说：“走出体制，生命体验从此不同。”
　　从公开报道的案例看，这个群体大多数年纪在40岁上下，级别为县处级或副厅级。
　　分析认为，这个群体辞官创业的主要原因有两方面：一是再往上走的难度很大，二是年龄尚年轻，可以出去闯一闯。
　　一位受访时政评论员认为，随着各方面环境的变化，“学而优则仕”已不再是许多人的最佳选择。“当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条条大道通罗马的时候，辞官创业者就会越来越多。”
　　对待官员辞职创业现象，舆论普遍持积极评价的态度。
　　时事评论员范德洲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不必对官员辞职创业过分解读，更不必将他们创业与辞官硬性联系。“如果我们以平常心看待官场，那么所谓的辞官其实不过是换了一个工作环境，寻找一条更适合他们的人生之路。
　　周蓬安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如果这种现象真能成为一种潮流，一种新常态，那将是一件好事，因为这对官员“能上能下”、“能进能出”的健康机制会起到促进作用。“从近期辞职创业的几名官员简历分析，他们个人素质都不错，应该属于想做事、能做事这一类。他们相信在官场上奋斗，不如在商场上打拼更能施展个人抱负、体现个人价值，因此才会选择辞官创业。”

警惕“期权效应”

　　官员辞职创业，还面临着一些有关其将任内资源变现的质疑。
　　2010年，时年37岁的湖北襄阳某区人大财政预算工委原主任詹海雁辞职创业，办起了一家以肉牛饲养和牛肉制品经营为主的食品加工企业。4年时间，他花光了1.5亿元巨资，创业遭遇重创。尽管他表示所花的钱是父亲在房地产市场赚来了，但这一说法还是很难平息质疑。
　　《公务员法》第一百零二条规定：“公务员辞去公职或者退休的，原系领导成员的公务员在离职三年内，其他公务员在离职两年内，不得到与原工作业务直接相关的企业或者其他营利性组织任职，不得从事与原工作业务直接相关的营利性活动。”但从现实来看，这一规定执行得并不严格。
　　周蓬安告诉《中国新闻周刊》，现在要特别警惕一种缘于职务“期权效应”的辞官创业。“他们事先将自己的权力巧妙地转换成个人日后创业的资本。即当官时对所辖某企业或其关联企业予以特殊关照，让这些企业获得额外利益，该官员暂时不图回报，一段时间后，该官员‘摇身一变’而成为这家企业的高管，或让他们成为自己所谓‘创业’的‘投资者’。”
　　财经评论员周俊生撰文指出，公务员毕竟是拥有公权力的人，需要对他们的辞职经商制定更严格的规范，这既是保证公权力廉洁的需要，也是为了维护市场的公平秩序。“如果缺少这方面的制度约束，辞职经商甚至会成为一些公务员腐败的捷径。”
　　在这一点上，顾建伟的观点是，官员辞职从事别的工作，在将来应该正常化，不应该引起太多的关注，这才是社会进步的标志。为此，要建立一个通畅的从体制内向体制外流动的机制，以确保这种流动是健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