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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音乐历史撰述方法发生了重大变化。表现在历史叙述的类型上，是“新文化史”或“新社会文化史”的兴起，取代了社会经济史（或社会科学史学）而居于当代西方音乐史学的中心位置。1989年，林·亨特在他主编的《新文化史》（The New Culture History）的导论中，明确将这一史学研究类型称为“新文化史”。新文化史的兴起一方面是同以“文化转向”或“语言学转向”为标志，在追求的科学性和对社会进行完整的跨学科方法的实践中发挥到极致，形成了新的社会历史学。另一方面分析的跨学科史学方法的建构，使新文化史成为具有文化视野和取向的独立的历史研究。这种新的历史观点也直接影响了西方音乐史学的研究。
一
当代西方音乐史学界80年代以来深受文化人类学派别的影响，对西方音乐史研究也逐步从音乐风格研究方法逐步向文化分析的路向转进，所谓社会史研究的文化取向就是试图从对符号和象征意义的分析上把握社会的变迁轨迹，而不是从传统功能分析的意义上梳理社会结构的转型，这是对受传统历史学影响的“音乐史”研究方向的一种修正乃至反动。在这方面海·沃尔芬（H.Wolffin，1864—1945）的著作具有特殊的影响。对沃尔芬来说,艺术史是“无名的历史”，也就是说历史不在于人物传记的事实，而主要是创造和欣赏者固有的艺术想象所决定的形式和风格。艺术史家研究的首要对象是单独的艺术作品，它体现了处理该文化的其他表现形式所共有的特征。按照此种观点，音乐学同艺术史一样应该被看作是文化史的分支，……文化史家的目的是在约定的文化中认识相关的因素，他追求彻底的“时代精神”，因而能够认定文化的各种表现印记——服装、体制、思想和艺术形式。这种历史撰写方法在奥地利音乐史学家奥·安布罗斯（August Wilhelm Ambros，1816—1876）著的《音乐史》（5卷未完成）中得到了广泛的文化体验。经维也纳音乐学家古·阿德勒(G.Adler，1855—1941)的风格定向方法论中的运用，最后由哲学家威廉·狄尔泰（W.Dilthey，1823—1911）奠定了宽泛的概念基础。①(管建华译：1981：8)。“过去和现在在西方及美国有不少人在使用文化史的研究方法，如萨克斯（Curt Sachs，1881-1959）、郎格、罗文斯基（Edward E.Lowinsky,1908-）、布鲁姆、费洛罗（Karl Fellerer，1902-）、格里特（Wilibald Gurlitt,1889-1963）等，他们都写下了重要的著作，他们的观点至今还有权威性”。②（蔡良玉：2002，11：163）。在这种多元文化史思潮的推动下，当代西方音乐历史的框架、领域和方法都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盛行于19世纪的实证主义是音乐史学研究的最主要的方法之一，由德国历史学家兰克（Leopold vonRanke，1795—1886）始创，其中包括档案研究、符号学、修词学、手稿研究、结构学、图像学、音乐表演等等许多方面。自从音乐学在一般历史上取得应有地位以来，许多重要的研究成果依然是靠实证主义方法取得的。例如1954年出版的《格罗夫音乐与音乐家辞典》（布罗姆主编）第5版共有9卷（1961年出增补版），而到了1980年的新版（萨迪主编）即第6版时，就扩充到20卷之多。其内容得到了很大的充实，一个重要原因是此间的音乐档案研究、手稿研究、图像研究等得到了发展和突破……③（蔡良玉：2002，22：159）。近年来在实证主义方法下取得的通史成果还有：《诺顿音乐史丛书》、格劳特的《西方音乐史》、亚伯拉罕的《简明牛津音乐史》、朗格的《西方文明中的音乐》和兹德拉夫科·布拉热科维奇(Z.dravko Blazekovic) 主编的《艺术中的音乐》(Music in Art)等等。
众所周知，法国的年鉴学派是新史学的重要推动者。如果说年鉴学派的“心态史”的影响主要还局限在法国，那么，在英美史学界，人类学是音乐文化史产生的一个更为重要的推动力。早在1955年，被看作是美国音乐史学研究方面开拓者的蔡斯，就在他著的美国第一部通史：《美国的音乐》(Gilbert Chase:America’s Music，1955，1966，1987)一书中借鉴了许多人类学家的研究成果，将民族音乐学、人类学、社会文化学等多种学科的方法应用到美国音乐史的研究上来了。如第一次运用社会学、文化史学以及新兴的民族音乐学的方法，从文化总体、社会根源揭示了美国音乐的特殊现象，以平等的态度看待不同种族、不同类型的音乐，第一次将民族音乐、流行音乐、宗教音乐、艺术音乐融于一体，使美国这个民族大熔炉中光怪陆离的音乐得到真实、客观的反映。其中包括索尼克（Osscar Sonneck，1873—1928）和西格（Charles Seeger，1886—1979）等。他的传统被希契科克以简明的形式和鲜明的观点在他的《合众国的音乐》（H.Wiley Hitchcock:Music United States，1969，1974）中继承④（蔡良玉：2002，11：186，189，203，204）。蔡斯的另一部著作《美国音乐——清教徒时代至今》和希契科克（H. Wiley Hitchcock, 1923—）的《美利坚的音乐》，同被称作是“美国音乐史学中的里程碑”。“因为作者是能认识到美国音乐是一个独特的现象，需要用独特的方式进行研究的第一位历史学家”。希契科克在自己著作1974年第2版的前言中写道：“我在此书作的尝试是正面地看待我们的音乐，用它自己的观点来衡量它，并且寻找美国音乐‘是什么’背后的‘为什么’。我也试图全面地看待它，相信流行歌曲同艺术歌曲、自动钢琴（Player-Pianoyz）演奏者同钢琴演奏家、摇滚乐同赞美诗一样，都是宝贵经验的重要组成部分。”⑤（蔡良玉：2002，11：189）
他在谈及美国19世纪的音乐时，采用了“高雅传统”和“地方传统”的分类方法。后者包括了今天概念中“民间”音乐和当时的“流行”音乐，如灵歌、墨面音乐、民间铜管乐、拉格泰姆等。许多学者（如哈里森、克尔曼等）认为希契科克和蔡斯对美国音乐“地方传统”的研究，与其说是出自西方音乐学的传统，不如说是民间音乐学的产物和成果。⑥（蔡良玉：2002，11：167）
二
如果说80年代的西方音乐史研究与以往不同的话，主要原因在于音乐史学将自己对音乐历史的兴趣,融入到对人类文化的、思想的与社会历史的整体关注之中，必然将大量的哲学、美学、文学、政治学、伦理、史学、社会学以及自然科学理论被尝试性地并且也是十分有效地应用于音乐史的研究。因而出现了有关文化的变异和融合问题。无论如何，对以往范式变化的研究是当代西方音乐史学的一个重要的方向。研究变化通常要看密切接触的各种文化怎样互相影响，新形式怎样通过接触而产生——这些是涵化概念的各个组成部分。涵化的重要渠道是西方音乐和音乐文化的因素传之其他文化⑦[（美）布鲁诺·内特尔：1996，7：3]。尤其近年，共时观实际上已开始主宰西方音乐学。历史音乐学从更多关注特定事件和发生变化而非一般规律和模式中转向更多地关注由于同其他音乐和文化接触而发生的变化，寻找音乐的同一“源泉”。
人类学本是社会学的一门学科，提出将它同音乐学相结合，即提倡音乐史学同民族音乐学相结合，这对音乐学界震动和影响较大。其实这个主张和尝试也并非始于今日，甚至并非始于本世纪。但将音乐人类学当作一个专有名词并独立成为音乐学的一个分支，是海登（Gien Haydon，1896—1966）于1941年在《音乐学导论》（Introduction to Musicology，New York：Prentice- Hall，1941）中首次提出来的。这门学科逐渐发展到1964年出版了美国民族音乐学家梅里曼（Alan Merriam，1923—1980）的名著《音乐人类学》（The Anthropogy of Muscic，Evanston Ill ：Northwestem University Press，1964）。随着民族音乐学的蓬勃发展，让音乐史学和民族音乐学两学科相互取长补短的呼声越来越高。当人们在呼吁和探索音乐史学同民族音乐学结合的可能性时，有人已经作出了初步的尝试。这方面最突出的成果是对美国音乐的研究。其代表作是蔡斯的《美国音乐——清教徒时代至今》和希契科克（H. Wiley Hitchcock, 1923—）的《美利坚的音乐》。蔡斯的书被称作是“美国音乐史学中的里程碑，”“因为作者是能认识到美国音乐是一个独特的现象，需要用独特的方式进行研究的第一位历史学家”。这本书一改过去有关美国音乐的史书的方法，突出地反映了美国音乐的多样性。作者的观点是：不同背景、不同来源和不同种类的音乐都有其共存在和被人认识的权利，也都有接受或拒绝外来影响的自由。
物质文化史、情绪史和感知史也是当代音乐史学研究中非常重要的新领域。有关音乐的社会功能，即音乐如何为新的社会发展服务的问题，早在1931年汉斯·艾斯勒（HannsEisler，1898—1962）就在《新音乐文化的建设者》一文中专门阐述过。这篇文章于1979年收录问世的《音乐与政治》第一卷。作者试图用马克思主义观点以社会主义发展为背景阐述封建社会与资本主义社会音乐发展所受的局限，并论证了新音乐文化的建设任务历史地落到了无产阶级身上。文章虽完成于五十年前，今天看来仍有值得重视的参考价值。⑧[(德)汉斯·艾斯勒：1980，6：2]
西方音乐史学研究在当代的另一种倾向是对研究对象选择自由，围绕着研究主体形成有限但无界的核心系统，包括空间和时间两个维度。就空间维度而言，以主体的活动范围为中心；与主题直接有关的空间则构成了研究的核心，间接相关的空间则是研究的外围。同时，随着主体的变化，这一空间的范围和核心─外围的边界也在不断的调整。就时间维度来看，不坚持一种僵化的时间划分，而是关注研究主题具体涉及的时间；因此，他们的著作打破单一的历史分期方法的惯例，揭示出每个叙述中心本身具有的独特的时间系列。而众多的时间系列，构成了历史进程中的多样性。譬如在通史撰述方法上，出现了以各具不同的史料、纪实风格和方法进行综合性多方位研究的倾向。美国的《诺顿音乐史丛书》、格劳特的《西方音乐史》写作方式基本以“风格史”为主，在体例安排上“以问题带史”。郎格的《西方文明中的音乐》追求“时代精神”，将文化史与风格史的叙述巧妙结合。亚伯拉罕的《简明牛津音乐史》以文化史立场进行了连续统一的研究，以简明易读、半叙述性地按年代顺序排列，进行望远镜式地概要总结。体例安排有意不按常规断代模式写作。他们共同的特点是，通过对西方音乐发展历程进行细致入微的梳理，以宏观抽象与微细考察结合，尤其是郎格1978年著述的《西方文明中的音乐》（Music in Western Civilization）将音乐置于极其广阔的大“文化”背景中，用独特的诠释性批判和富于感召力的文字表述考察了音乐如何参与、改变和塑造西方音乐文化面貌（反过来，音乐也同时被整体社会与文化的演变所影响）的历史进程，……不仅成为音乐史学界大师级经典论著,而且被证明对文化史做出了突出贡献⑨(杨燕迪：2001：1)。
在英国音乐学权威杰拉尔德·亚伯拉罕(Gerald Abraham,1904-1989) 1979年编撰的《简明牛津音乐史》书中我们发现有三点值得注意的新倾向：一是书中五篇引言不仅是浓缩的史实和掠影式的过程，也是全书纲领性的中心骨架，更代表了作者深思熟虑之后对西方音乐做出的整体历史性思索。二是打破西方音乐史学原有的, 以地域划分的界线，而把眼光拓展到整个世界的范围，以插曲形式对非西方音乐体系给予公平的尊重。三是受E.P.汤普森在“自下而上的历史”（E.P.Thompson，“History from Below”，Times Literary Supplement，7 April 1966，pp.269—280）社会史观念的影响，给予音乐史中众多的“小人物”以公正评价。这种揭示人与外在环境的关系——以人为叙述的中心研究方法，在卡尔·达尔豪斯（Carl Dahlhaus，1928—1989）的论著《古典和浪漫时期的音乐美学》（Klassische und romantische Musik sthetik，1998）中得到集中体现。他在前言中写到“书名《古典和浪漫时期的音乐美学》似乎表达出来的深刻的内在对立实际上并不存在”；“对本书说明”，认为“浪漫主义在成为一个音乐现象之前就是一个美学现象，在它作为创作风格和形式渗透之前，就作为接受方式而得到承认……”这种提法相当新颖独到。⑩（卡尔·达尔豪斯2006，1：10）
此外在格劳特《西方音乐史》第4版的修订版，我们发现第7、10、15、17、20、22等章节增加和补充了部分保护人制度、妇性主义研究和20世纪音乐等新的视角和新的研究领域。这些研究带有新文化史研究的痕迹{11}（彭永启、董蓉：2005，5：507）。
进入90年代以来，西方音乐史学研究不仅要回答历史是什么？音乐史又是什么？而且还要回答音乐为什么是这样的。这种研究中社会学的观点和方法尤其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任务。汉斯·亨利希·埃格布雷特(Hans Heinrich Eggebrecht 1919—)《西方音乐》（Musik im Abendland）是一部以历史注释学为基准、高度选择性的“分析的音乐史”。本书独特之处是嵌入的十五节《反思》以及运用音乐史编撰学处理方式和讨论音乐的方法,指名西方音乐在现象转换处的标志{12}( 汉斯·亨利希·埃格布雷特2005，1：2)。
在过去的二十余年间，西方音乐史学通史著述，从“宽泛散漫的叙事”向“脚注繁复的专著”转变；如《简明牛津音乐史》、当社会科学化趋势兴起和“新史学”成为时尚以后，社会科学化过程中出现的新方法和新史料，带来了深化研究的可能，必然使研究突破整体性叙事，而进入专题探讨的层面。另外，随着史学的专业化，专业研究人员越来越多，特别是博士生培养规模的扩大，训练出了众多专题研究人员。博士论文选题要求必须使用第一手资料，促使研究生不得不寻找专门而细小的题目做文章，在每年大量出版的专题著述中，博士论文占有相当的比重。地区史研究的如此转向同样引起了不少争议。
综上所述，受新文化史继20世纪50年代中叶西方史学“路标转换”后的又一次重要转折的影响，当代西方音乐史学研究历史学家的兴趣从解释历史转向理解历史，即从寻找历史原因转向寻找历史意义。是对旧的“新史学”的反动和发展。相较于之前的历史研究取向，新文化史有两个方面的特点：一方面，它注重从文化的角度、在文化的视野中进行历史的考察；另一方面，它提出用文化的观念来解释历史，在方法上借助了文化人类学、心理学、文化研究等学科的理论和方法，通过对语言、符号、仪式等文化象征的分析，解释其中的文化内涵与意义。同时，当代西方音乐史学在研究领域和研究方法上提出了两种创新。其所谓的“新”，既是对传统文化史的发展，也是对70年代后已渐呈衰势的经济—社会史的超越。在新的潮流的引领下，古老的历史音乐学始终没有停下脚步，反而展现出愈加年轻和活跃的生命力。
①(美）文森特·达克莱斯著，管建华译自《新格罗夫音乐与音乐家辞典》第12卷，音乐学的方法：1981年版第8页
②蔡良玉《交汇的视野》山东文艺出版社2002年11月第163页
③蔡良玉《交汇的视野》山东文艺出版社2002年11月第159页
④蔡良玉《交汇的视野》山东文艺出版社2002年11月第186，189，203，204页
⑤蔡良玉《交汇的视野》山东文艺出版社2002年11月第189页
⑥蔡良玉《交汇的视野》山东文艺出版社2002年11月第167页
⑦（美）布鲁诺·内特尔《民族音乐学最近二十年的方向》上海音乐学院音乐研究所，音乐编译参考第8辑1996年7月第3页
⑧(德)汉斯·艾斯勒《新音乐文化的建设者》（1931年），《音乐译文》人民音乐出版社，1980年第2页
⑨（美）保罗·亨利·朗著,杨燕迪校订《西方文明中的音乐》贵州人民出版社2001年3月第1页
⑩卡尔·达尔豪斯《古典和浪漫时期的音乐美学》湖南文艺出版社2006年1月第10页
{11}彭永启、董蓉《音乐研究文集》上海音乐出版社2005年5月第507页
{12}(德)汉斯·亨利希·埃格布雷特《西方音乐》湖南文艺出版社2005年1月第2页
胡丽玲 福建省三明市三明学院艺术系副教授
（责任编辑 金兆钧）
一
当代西方音乐史学界80年代以来深受文化人类学派别的影响，对西方音乐史研究也逐步从音乐风格研究方法逐步向文化分析的路向转进，所谓社会史研究的文化取向就是试图从对符号和象征意义的分析上把握社会的变迁轨迹，而不是从传统功能分析的意义上梳理社会结构的转型，这是对受传统历史学影响的“音乐史”研究方向的一种修正乃至反动。在这方面海·沃尔芬（H.Wolffin，1864—1945）的著作具有特殊的影响。对沃尔芬来说,艺术史是“无名的历史”，也就是说历史不在于人物传记的事实，而主要是创造和欣赏者固有的艺术想象所决定的形式和风格。艺术史家研究的首要对象是单独的艺术作品，它体现了处理该文化的其他表现形式所共有的特征。按照此种观点，音乐学同艺术史一样应该被看作是文化史的分支，……文化史家的目的是在约定的文化中认识相关的因素，他追求彻底的“时代精神”，因而能够认定文化的各种表现印记——服装、体制、思想和艺术形式。这种历史撰写方法在奥地利音乐史学家奥·安布罗斯（August Wilhelm Ambros，1816—1876）著的《音乐史》（5卷未完成）中得到了广泛的文化体验。经维也纳音乐学家古·阿德勒(G.Adler，1855—1941)的风格定向方法论中的运用，最后由哲学家威廉·狄尔泰（W.Dilthey，1823—1911）奠定了宽泛的概念基础。①(管建华译：1981：8)。“过去和现在在西方及美国有不少人在使用文化史的研究方法，如萨克斯（Curt Sachs，1881-1959）、郎格、罗文斯基（Edward E.Lowinsky,1908-）、布鲁姆、费洛罗（Karl Fellerer，1902-）、格里特（Wilibald Gurlitt,1889-1963）等，他们都写下了重要的著作，他们的观点至今还有权威性”。②（蔡良玉：2002，11：163）。在这种多元文化史思潮的推动下，当代西方音乐历史的框架、领域和方法都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盛行于19世纪的实证主义是音乐史学研究的最主要的方法之一，由德国历史学家兰克（Leopold vonRanke，1795—1886）始创，其中包括档案研究、符号学、修词学、手稿研究、结构学、图像学、音乐表演等等许多方面。自从音乐学在一般历史上取得应有地位以来，许多重要的研究成果依然是靠实证主义方法取得的。例如1954年出版的《格罗夫音乐与音乐家辞典》（布罗姆主编）第5版共有9卷（1961年出增补版），而到了1980年的新版（萨迪主编）即第6版时，就扩充到20卷之多。其内容得到了很大的充实，一个重要原因是此间的音乐档案研究、手稿研究、图像研究等得到了发展和突破……③（蔡良玉：2002，22：159）。近年来在实证主义方法下取得的通史成果还有：《诺顿音乐史丛书》、格劳特的《西方音乐史》、亚伯拉罕的《简明牛津音乐史》、朗格的《西方文明中的音乐》和兹德拉夫科·布拉热科维奇(Z.dravko Blazekovic) 主编的《艺术中的音乐》(Music in Art)等等。
众所周知，法国的年鉴学派是新史学的重要推动者。如果说年鉴学派的“心态史”的影响主要还局限在法国，那么，在英美史学界，人类学是音乐文化史产生的一个更为重要的推动力。早在1955年，被看作是美国音乐史学研究方面开拓者的蔡斯，就在他著的美国第一部通史：《美国的音乐》(Gilbert Chase:America’s Music，1955，1966，1987)一书中借鉴了许多人类学家的研究成果，将民族音乐学、人类学、社会文化学等多种学科的方法应用到美国音乐史的研究上来了。如第一次运用社会学、文化史学以及新兴的民族音乐学的方法，从文化总体、社会根源揭示了美国音乐的特殊现象，以平等的态度看待不同种族、不同类型的音乐，第一次将民族音乐、流行音乐、宗教音乐、艺术音乐融于一体，使美国这个民族大熔炉中光怪陆离的音乐得到真实、客观的反映。其中包括索尼克（Osscar Sonneck，1873—1928）和西格（Charles Seeger，1886—1979）等。他的传统被希契科克以简明的形式和鲜明的观点在他的《合众国的音乐》（H.Wiley Hitchcock:Music United States，1969，1974）中继承④（蔡良玉：2002，11：186，189，203，204）。蔡斯的另一部著作《美国音乐——清教徒时代至今》和希契科克（H. Wiley Hitchcock, 1923—）的《美利坚的音乐》，同被称作是“美国音乐史学中的里程碑”。“因为作者是能认识到美国音乐是一个独特的现象，需要用独特的方式进行研究的第一位历史学家”。希契科克在自己著作1974年第2版的前言中写道：“我在此书作的尝试是正面地看待我们的音乐，用它自己的观点来衡量它，并且寻找美国音乐‘是什么’背后的‘为什么’。我也试图全面地看待它，相信流行歌曲同艺术歌曲、自动钢琴（Player-Pianoyz）演奏者同钢琴演奏家、摇滚乐同赞美诗一样，都是宝贵经验的重要组成部分。”⑤（蔡良玉：2002，11：189）
他在谈及美国19世纪的音乐时，采用了“高雅传统”和“地方传统”的分类方法。后者包括了今天概念中“民间”音乐和当时的“流行”音乐，如灵歌、墨面音乐、民间铜管乐、拉格泰姆等。许多学者（如哈里森、克尔曼等）认为希契科克和蔡斯对美国音乐“地方传统”的研究，与其说是出自西方音乐学的传统，不如说是民间音乐学的产物和成果。⑥（蔡良玉：2002，11：167）
二
如果说80年代的西方音乐史研究与以往不同的话，主要原因在于音乐史学将自己对音乐历史的兴趣,融入到对人类文化的、思想的与社会历史的整体关注之中，必然将大量的哲学、美学、文学、政治学、伦理、史学、社会学以及自然科学理论被尝试性地并且也是十分有效地应用于音乐史的研究。因而出现了有关文化的变异和融合问题。无论如何，对以往范式变化的研究是当代西方音乐史学的一个重要的方向。研究变化通常要看密切接触的各种文化怎样互相影响，新形式怎样通过接触而产生——这些是涵化概念的各个组成部分。涵化的重要渠道是西方音乐和音乐文化的因素传之其他文化⑦[（美）布鲁诺·内特尔：1996，7：3]。尤其近年，共时观实际上已开始主宰西方音乐学。历史音乐学从更多关注特定事件和发生变化而非一般规律和模式中转向更多地关注由于同其他音乐和文化接触而发生的变化，寻找音乐的同一“源泉”。
人类学本是社会学的一门学科，提出将它同音乐学相结合，即提倡音乐史学同民族音乐学相结合，这对音乐学界震动和影响较大。其实这个主张和尝试也并非始于今日，甚至并非始于本世纪。但将音乐人类学当作一个专有名词并独立成为音乐学的一个分支，是海登（Gien Haydon，1896—1966）于1941年在《音乐学导论》（Introduction to Musicology，New York：Prentice- Hall，1941）中首次提出来的。这门学科逐渐发展到1964年出版了美国民族音乐学家梅里曼（Alan Merriam，1923—1980）的名著《音乐人类学》（The Anthropogy of Muscic，Evanston Ill ：Northwestem University Press，1964）。随着民族音乐学的蓬勃发展，让音乐史学和民族音乐学两学科相互取长补短的呼声越来越高。当人们在呼吁和探索音乐史学同民族音乐学结合的可能性时，有人已经作出了初步的尝试。这方面最突出的成果是对美国音乐的研究。其代表作是蔡斯的《美国音乐——清教徒时代至今》和希契科克（H. Wiley Hitchcock, 1923—）的《美利坚的音乐》。蔡斯的书被称作是“美国音乐史学中的里程碑，”“因为作者是能认识到美国音乐是一个独特的现象，需要用独特的方式进行研究的第一位历史学家”。这本书一改过去有关美国音乐的史书的方法，突出地反映了美国音乐的多样性。作者的观点是：不同背景、不同来源和不同种类的音乐都有其共存在和被人认识的权利，也都有接受或拒绝外来影响的自由。
物质文化史、情绪史和感知史也是当代音乐史学研究中非常重要的新领域。有关音乐的社会功能，即音乐如何为新的社会发展服务的问题，早在1931年汉斯·艾斯勒（HannsEisler，1898—1962）就在《新音乐文化的建设者》一文中专门阐述过。这篇文章于1979年收录问世的《音乐与政治》第一卷。作者试图用马克思主义观点以社会主义发展为背景阐述封建社会与资本主义社会音乐发展所受的局限，并论证了新音乐文化的建设任务历史地落到了无产阶级身上。文章虽完成于五十年前，今天看来仍有值得重视的参考价值。⑧[(德)汉斯·艾斯勒：1980，6：2]
西方音乐史学研究在当代的另一种倾向是对研究对象选择自由，围绕着研究主体形成有限但无界的核心系统，包括空间和时间两个维度。就空间维度而言，以主体的活动范围为中心；与主题直接有关的空间则构成了研究的核心，间接相关的空间则是研究的外围。同时，随着主体的变化，这一空间的范围和核心─外围的边界也在不断的调整。就时间维度来看，不坚持一种僵化的时间划分，而是关注研究主题具体涉及的时间；因此，他们的著作打破单一的历史分期方法的惯例，揭示出每个叙述中心本身具有的独特的时间系列。而众多的时间系列，构成了历史进程中的多样性。譬如在通史撰述方法上，出现了以各具不同的史料、纪实风格和方法进行综合性多方位研究的倾向。美国的《诺顿音乐史丛书》、格劳特的《西方音乐史》写作方式基本以“风格史”为主，在体例安排上“以问题带史”。郎格的《西方文明中的音乐》追求“时代精神”，将文化史与风格史的叙述巧妙结合。亚伯拉罕的《简明牛津音乐史》以文化史立场进行了连续统一的研究，以简明易读、半叙述性地按年代顺序排列，进行望远镜式地概要总结。体例安排有意不按常规断代模式写作。他们共同的特点是，通过对西方音乐发展历程进行细致入微的梳理，以宏观抽象与微细考察结合，尤其是郎格1978年著述的《西方文明中的音乐》（Music in Western Civilization）将音乐置于极其广阔的大“文化”背景中，用独特的诠释性批判和富于感召力的文字表述考察了音乐如何参与、改变和塑造西方音乐文化面貌（反过来，音乐也同时被整体社会与文化的演变所影响）的历史进程，……不仅成为音乐史学界大师级经典论著,而且被证明对文化史做出了突出贡献⑨(杨燕迪：2001：1)。
在英国音乐学权威杰拉尔德·亚伯拉罕(Gerald Abraham,1904-1989) 1979年编撰的《简明牛津音乐史》书中我们发现有三点值得注意的新倾向：一是书中五篇引言不仅是浓缩的史实和掠影式的过程，也是全书纲领性的中心骨架，更代表了作者深思熟虑之后对西方音乐做出的整体历史性思索。二是打破西方音乐史学原有的, 以地域划分的界线，而把眼光拓展到整个世界的范围，以插曲形式对非西方音乐体系给予公平的尊重。三是受E.P.汤普森在“自下而上的历史”（E.P.Thompson，“History from Below”，Times Literary Supplement，7 April 1966，pp.269—280）社会史观念的影响，给予音乐史中众多的“小人物”以公正评价。这种揭示人与外在环境的关系——以人为叙述的中心研究方法，在卡尔·达尔豪斯（Carl Dahlhaus，1928—1989）的论著《古典和浪漫时期的音乐美学》（Klassische und romantische Musik sthetik，1998）中得到集中体现。他在前言中写到“书名《古典和浪漫时期的音乐美学》似乎表达出来的深刻的内在对立实际上并不存在”；“对本书说明”，认为“浪漫主义在成为一个音乐现象之前就是一个美学现象，在它作为创作风格和形式渗透之前，就作为接受方式而得到承认……”这种提法相当新颖独到。⑩（卡尔·达尔豪斯2006，1：10）
此外在格劳特《西方音乐史》第4版的修订版，我们发现第7、10、15、17、20、22等章节增加和补充了部分保护人制度、妇性主义研究和20世纪音乐等新的视角和新的研究领域。这些研究带有新文化史研究的痕迹{11}（彭永启、董蓉：2005，5：507）。
进入90年代以来，西方音乐史学研究不仅要回答历史是什么？音乐史又是什么？而且还要回答音乐为什么是这样的。这种研究中社会学的观点和方法尤其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任务。汉斯·亨利希·埃格布雷特(Hans Heinrich Eggebrecht 1919—)《西方音乐》（Musik im Abendland）是一部以历史注释学为基准、高度选择性的“分析的音乐史”。本书独特之处是嵌入的十五节《反思》以及运用音乐史编撰学处理方式和讨论音乐的方法,指名西方音乐在现象转换处的标志{12}( 汉斯·亨利希·埃格布雷特2005，1：2)。
在过去的二十余年间，西方音乐史学通史著述，从“宽泛散漫的叙事”向“脚注繁复的专著”转变；如《简明牛津音乐史》、当社会科学化趋势兴起和“新史学”成为时尚以后，社会科学化过程中出现的新方法和新史料，带来了深化研究的可能，必然使研究突破整体性叙事，而进入专题探讨的层面。另外，随着史学的专业化，专业研究人员越来越多，特别是博士生培养规模的扩大，训练出了众多专题研究人员。博士论文选题要求必须使用第一手资料，促使研究生不得不寻找专门而细小的题目做文章，在每年大量出版的专题著述中，博士论文占有相当的比重。地区史研究的如此转向同样引起了不少争议。
综上所述，受新文化史继20世纪50年代中叶西方史学“路标转换”后的又一次重要转折的影响，当代西方音乐史学研究历史学家的兴趣从解释历史转向理解历史，即从寻找历史原因转向寻找历史意义。是对旧的“新史学”的反动和发展。相较于之前的历史研究取向，新文化史有两个方面的特点：一方面，它注重从文化的角度、在文化的视野中进行历史的考察；另一方面，它提出用文化的观念来解释历史，在方法上借助了文化人类学、心理学、文化研究等学科的理论和方法，通过对语言、符号、仪式等文化象征的分析，解释其中的文化内涵与意义。同时，当代西方音乐史学在研究领域和研究方法上提出了两种创新。其所谓的“新”，既是对传统文化史的发展，也是对70年代后已渐呈衰势的经济—社会史的超越。在新的潮流的引领下，古老的历史音乐学始终没有停下脚步，反而展现出愈加年轻和活跃的生命力。
①(美）文森特·达克莱斯著，管建华译自《新格罗夫音乐与音乐家辞典》第12卷，音乐学的方法：1981年版第8页
②蔡良玉《交汇的视野》山东文艺出版社2002年11月第163页
③蔡良玉《交汇的视野》山东文艺出版社2002年11月第159页
④蔡良玉《交汇的视野》山东文艺出版社2002年11月第186，189，203，204页
⑤蔡良玉《交汇的视野》山东文艺出版社2002年11月第189页
⑥蔡良玉《交汇的视野》山东文艺出版社2002年11月第167页
⑦（美）布鲁诺·内特尔《民族音乐学最近二十年的方向》上海音乐学院音乐研究所，音乐编译参考第8辑1996年7月第3页
⑧(德)汉斯·艾斯勒《新音乐文化的建设者》（1931年），《音乐译文》人民音乐出版社，1980年第2页
⑨（美）保罗·亨利·朗著,杨燕迪校订《西方文明中的音乐》贵州人民出版社2001年3月第1页
⑩卡尔·达尔豪斯《古典和浪漫时期的音乐美学》湖南文艺出版社2006年1月第10页
{11}彭永启、董蓉《音乐研究文集》上海音乐出版社2005年5月第507页
{12}(德)汉斯·亨利希·埃格布雷特《西方音乐》湖南文艺出版社2005年1月第2页
胡丽玲 福建省三明市三明学院艺术系副教授
（责任编辑 金兆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