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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长期受传统道德的浸润，中国人对于与“裸”有关的东西特别敏感，不过现在已习以为常，“裸泳”、“裸睡”比比皆是，“裸奔”、“裸聊”见怪不怪，就连“裸课”这样的事，也有人呼吁要“从精神上尊重”。所谓“裸课”，就是裸体授课，开先河者为江苏技术师范学院副教授莫小新。他在一次“人体艺术与人性意识教育”现场教学研讨会上，当众脱光衣服，赤裸着身体向几十名学生及老师阐述自己对人体艺术和人性文化的理解。由此莫教授很是在网上“火”了一把。
不过，最近与“裸”有关且蹿红网络的则是“裸官”，顾名思义就是“裸体做官”。“裸体做官”之所谓“裸体”，不是哪个官员真的脱了衣服裸奔，而是指那些老婆孩子都在国外，不仅拿了绿卡，而且已经变成外国人的官员。
“裸体官员的出现，反映出贪官风险意识的增强，这和反腐败力度的逐渐加大成正比。对于这种留后路的官员应该保持高度警惕，在提拔任用的时候应该特别小心，加强监控。”著名反腐专家、中央党校教授林的话可谓一针见血。
“裸官”的壁虎伎俩
壁虎有一个奇异的功能，在遇到危险时能立即截断一段尾巴而逃离现场。而一些贪官在“裸体”之前，也常常仿照壁虎行事——先以种种“合理的”名目将妻子儿女转入境外，然后暗度陈仓，将巨额国有资产非法转移出境，以解决一家老小的后顾之忧。一旦有风吹草动，便迅速抽身外逃，溜之大吉。陕西省原政协副主席庞家钰如此，福建省工商行政管理局原局长周金伙如此，不过周金伙对此道更为谙熟。
“我勤奋为党工作几十年，没有功劳也有苦劳，但一直被党组织怀疑，很寒心。我已经远走高飞，你们就不要再费劲找我了。”当得知福建省纪检部门要找其谈话后，周金伙留下的信件中写有上面这段话，之后从容出逃，取道第三地飞往北美，与早已持有美国“绿卡”的妻女相聚。
周金伙出逃之前，他的一个爱好在福州比较出名，那就是收集候选国石——寿山石。周金伙遍藏各类寿山石名品，有寿山石收藏家透露：近30年福州出品的寿山石名品，差不多有1/3在周金伙手上。该收藏家曾亲眼看过周金伙收藏的四块寿山名石，每块价值都在200万元之上。周金伙能收藏到如此众多的寿山名石，主要靠强行索贿而来。此翁不但收藏寿山石，还通过各种手段炒高寿山石价格，然后再卖出自己受贿得来的一些石头，从中牟取更多金钱。
使周金伙真正“暴富”的并非这些石头，而是任福建省直房地产公司（后改称建闽集团）总经理期间。据了解，公司没有副总，仅有一位总经理助理，且不用接受审计部门审核。该公司一位知情人透露，周金伙在公司的4年，可以说是对国有资产蚕食鲸吞的4年。正是借助公司这个平台，周金伙在若干省级以上领导中逐渐建立了自己的关系网络。2003年7月，周金伙调任福建省工商局局长，并当选十届全国人大代表。
周金伙并非等闲，他知道一旦东窗事发后自己所面临的是什么，于是就玩起了“壁虎”的伎俩。在任福州市台江区区长期间，他就把原是福州市橡胶厂普通工人的妻子陈淑贞调到鼓楼劳动局任监察员。之后，他将陈淑贞送往美国，并获得绿卡。
也是在台江期间，周金伙与区政府办公室的黄姓女秘书发生“办公室恋情”。该女子其后与丈夫离婚，儿子判给丈夫，她开始与周金伙半公开地同居。其兄在周金伙的荫护下，在台江区地盘上做家具生意。说起来周伙金也算是一个“有情有义”的人，为了避免自己出逃后情人受苦，便在出逃前几天，通过关系，将黄移居香港，其兄也办理投资移民到美国，并为周金伙转移资产。
2006年6月2日，福建省纪检部门找周金伙谈话，周金伙预感不妙，决定外逃。于是，他谎称有些事一时记不清了，要回去翻一下当时的记录本，并说想起来就马上打电话来。回去后，周金伙立即给福建省有关领导写了上述那封信，之后便逃之夭夭。
与周金伙比起来庞家钰只能算“半裸”。原因是虽然他在担任宝鸡市市长时，两个女儿就已移民美国，但庞的妻子潘玉芝并没出国，并且于2006年底被中纪委双规。
比起那些案发后成功地逃到国外，甚至有些干部人失踪了好久才发现是负案在逃的情况，庞家钰的落网算是“不幸”的。想来庞家钰在案发前也想成为“外籍人士”，还没来得及截断自己的那段尾巴即落网，这或许是个“意外”。“庞家钰们”之所以对国外“情有独钟”，恐怕不是真正看到国外生活的优越，他们是在给自己“留后路”。这些年，我们国家加大了对腐败行为的惩处力度，使得一些贪官惶惶不安，他们担心自己的腐败行为一旦败露，家人也会跟着遭殃，于是趁着自己大权在握的时候，疯狂攫取不义之财，一旦东窗事发，要么来个“远走高飞”，要么“一人坐牢，全家幸福”，不义之财转移到国外，进行追缴是很难的。
“裸官”何其多
“裸体做官”之所以引起社会公众的热烈讨论，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在于这并不是一起孤立、偶然的个案，而是一个颇具争议的群体。犹记得几年前，商务部曾经公布了一个数字：“4000名贪官卷走了500多亿美元。”这些贪官，绝大多数都是举家出逃，而且绝大多数也都是先把配偶、子女以移民、经商、留学等名义先行送往国外，最后自己再来一个“胜利大逃亡”。来自有关部门的调查表明，几年来官员家属移民海外，包括香港和澳门地区在内一共108万人，每人盗走的钱财至少可以教育1000个儿童长大成人。因此这些移民出去的人生活奢侈，很少贷款，用现金买房、买豪宅、买跑车。
就拿潜逃到加拿大温哥华的原中行黑龙江分行哈尔滨河松街支行行长高山来说，他卷走的钱款多达10亿元人民币，数目可谓触目惊心。
其实早在几年前，高山就有了卷款出逃加拿大的计划。他从来不让妻子李雪及女儿高山雪莲出现在熟人面前，并谎称李雪在北京师范大学攻读心理学硕士学位，女儿则在郑州的外祖母家。实际上，李雪和高山雪莲早在2002年便以学生的身份来到了温哥华，抵达加拿大不久便紧锣密鼓地办理移民手续。
“聪明”的李雪选择了技术移民。由于她此前已拿到苏格兰爱丁堡大学儿童心理学硕士学位，因此，以她为主申请人的全家技术移民，两年后就得到了批准，使全家三口都获得了加拿大永久居民身份。高山手捧移民文件，为自己终于找到了“后路”而兴奋不已。
2004年12月30日，高山若无其事地给同事打了个电话，问支行里有没有需要特别处理的事情、人手够不够等，随后向上级部门打了个报告，要求请假去北京看病。被准假后，他由一名同事陪同，谈笑风生地乘车赶赴哈尔滨太平国际机场。这一别，中行哈尔滨河松街支行的同事们就再也没有见过他。当然高山并没有去北京看病，而是绕道飞到了加拿大，随后便将自己深深地隐藏起来。
还有一位是原河南省烟草专卖局局长蒋基芳。该局一位知情的干部称，出走前，蒋基芳正在国家烟草专卖局党校参加厅级干部培训学习，然后突然中断学习返回郑州，稍作停留后，于4月6日从上海离境，飞赴美国。蒋的妻子和女儿早已定居于美国，蒋能在听到“风声不对”后迅速出逃不露痕迹，显然是早有准备。而蒋基芳的涉案金额则高达2亿元。
抵达美国后，蒋分别向国家烟草局和省烟草局发回辞职报告，文中有“对不起烟草系统，对不起党”等言辞。
在升任河南省烟草专卖局局长之前，蒋基芳在河南省驻马店卷烟厂做过10年的厂长。普遍的看法是，蒋在任期间，成功地使这家濒临倒闭的企业成了当地的利税大户。1994年，蒋基芳上调河南省烟草专卖局任副局长；2001年，年近58周岁的蒋升任烟草专卖局局长，兼任党组书记、省烟草公司总经理，权倾一时。谁也没想到，此时离他出逃国外只有9个月。
黑龙江省石油公司原总经理刘佐卿，在非法向国外转移资金1亿元之后，携带一家8口逃到国外。中国银行广东开平支行前后三任行长许超凡、余振东、许国俊，从1993年到2001年，在长达8年的时间内盗用银行资金，把大量资金汇至其在香港注册的私人公司。为逃避惩罚，三人分别化名给自己非法办理了赴港单程证，在获取香港居民身份证后，分别在2001年2月和案发前一个月，持香港居民身份证先后在美国驻广州领事馆、加拿大驻香港总领馆办理了10年和1年可多次往返的商务和旅游签证。三人的妻子也通过在开平与归华的华裔美国人假结婚，向中美双方出入境管理机构申请入境美国，并于1999年至2001年先后成为美国公民。2001年10月15日，案发后，许超凡、余振东、许国俊三人同时外逃。
据了解，由于贪官妻子儿女情妇移民境外成风，还形成了北美太平洋西海岸卓有特色的洛杉矶“二奶村”、温哥华“大奶屯”。这两个地方的女人们有一个共同特点：豪宅、名车、没男人。洛杉矶的“二奶村”以妙龄美妇为主，温哥华的“大奶屯”则以中年怨妇为主，昂贵的住宅区逐渐成了一群群带着孩子独身生活的大奶聚集地，在她们优雅、悠闲的背后，隐藏着丈夫背叛爱情和丈夫被双规的双重担心。
“裸官”释放腐败信号
官员一方面努力将家人全部送到国外，一方面却独自留守国内“为人民服务”，如果其中并不含有腐败的意图，则简直让人难以理解。难道真如网友说的，是因为官员“觉悟高”，“知道西方资本家剥削劳动人民，就拼命把老婆孩子送到西方国家，唯恐老百姓去了受苦”？若是在香港，大概早应该被廉政公署请去“喝咖啡”了！
当然，“裸体做官”者也并非都是贪官。林教授把裸体官群体分为三种情形。第一，有些官员子女成绩优异，凭借自己的努力出国。第二，归国的学者官员没有把子女带回国内。第三，如今网络热议的先把老婆孩子送出去、自己在国内当官、一有风吹草动就伺机而逃的官员。
因此有网友指出，禁止“裸体做官”，明显侵犯了公民的人权，无异于绑架。中国公民有自由迁徙的权利（国家要害部门职员与政府签约的另议），并且在人格和法律上人人独立平等，任何人都不是其他人的附庸。政府可以对公职人员本人设置某种限制，但不得以公职人员家人为抵押。否则，既不人道，也不合法。
不设法从源头设限，却仅仅禁止“裸体做官”，是不是意味着在暗示官员们：你贪吧，只要不把钱通过家人带到外国去。其潜在目的是，一旦秋后算账，至少能收罗些贪官们的残羹冷炙。这真是一个天真的念头！贪官不通过自己的家人，完全可以通过自己的情人、私生子，或是兄弟侄子等关系把赃款转移海外，是不是也禁止官员的亲戚朋友们移民海外呢？所以说，禁止“裸体做官”不但不治本，也不治标，仅仅是提出这一建议者的一个自我安慰罢了。
话说回来，“裸体做官”虽并不能直接等同于腐败证据，但官员将自己的家人接二连三移民国外，却至少可视为一种腐败的信号，应该引起反腐败部门的高度警惕。当官员做官已经做到“裸体”的地步，如果还不能引起反腐部门的重视，那么公众就不得不质问：我们的反腐机制为何如此迟钝？
“裸体做官”现象，说到底反映了这些官员对国家的忠诚出了问题，也反映出他们根本不打算和自己的人民患难与共，而是随时准备脚底抹油。在任何国家，官员不忠于自己的国家，这都是一个极端严重的问题，因为只有对国家高度忠诚的官员，才会用积极行为来消除对国家的危害。“裸体做官”现象在不同地方多次出现，实际上使国家的政治、经济乃至军事安全均处于一种危险的状态，同时也使国家和民族的凝聚力、向心力受到严重破坏。
于是有人把“裸体做官”者形容为中国官场上的“野鸽子”。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他们身上具备有一些“野鸽子”的特点：其一，他们没有“家”的感觉。妻子儿女都在国外，自己孤单一人，何谈有“家”？其二，他们没有“亲人”的感觉。他们的亲人都走了，都在国外，他工作的地方已没有他的亲人了，有的只是他的“臣民”。其三，他们四处吃“野食”。因为自己有退居的地方，也就胆大妄为，肆无忌惮，四处吃“野食”，能贪则贪，能捞则捞。其四，他们随时可以“飞”走。由于他们是孤家寡人，身边没有什么负累，一旦出现对自己不利的风吹草动，自己随时可以拍拍翅膀“飞”走，根本不用考虑自己“飞”走之后的影响。■
不过，最近与“裸”有关且蹿红网络的则是“裸官”，顾名思义就是“裸体做官”。“裸体做官”之所谓“裸体”，不是哪个官员真的脱了衣服裸奔，而是指那些老婆孩子都在国外，不仅拿了绿卡，而且已经变成外国人的官员。
“裸体官员的出现，反映出贪官风险意识的增强，这和反腐败力度的逐渐加大成正比。对于这种留后路的官员应该保持高度警惕，在提拔任用的时候应该特别小心，加强监控。”著名反腐专家、中央党校教授林的话可谓一针见血。
“裸官”的壁虎伎俩
壁虎有一个奇异的功能，在遇到危险时能立即截断一段尾巴而逃离现场。而一些贪官在“裸体”之前，也常常仿照壁虎行事——先以种种“合理的”名目将妻子儿女转入境外，然后暗度陈仓，将巨额国有资产非法转移出境，以解决一家老小的后顾之忧。一旦有风吹草动，便迅速抽身外逃，溜之大吉。陕西省原政协副主席庞家钰如此，福建省工商行政管理局原局长周金伙如此，不过周金伙对此道更为谙熟。
“我勤奋为党工作几十年，没有功劳也有苦劳，但一直被党组织怀疑，很寒心。我已经远走高飞，你们就不要再费劲找我了。”当得知福建省纪检部门要找其谈话后，周金伙留下的信件中写有上面这段话，之后从容出逃，取道第三地飞往北美，与早已持有美国“绿卡”的妻女相聚。
周金伙出逃之前，他的一个爱好在福州比较出名，那就是收集候选国石——寿山石。周金伙遍藏各类寿山石名品，有寿山石收藏家透露：近30年福州出品的寿山石名品，差不多有1/3在周金伙手上。该收藏家曾亲眼看过周金伙收藏的四块寿山名石，每块价值都在200万元之上。周金伙能收藏到如此众多的寿山名石，主要靠强行索贿而来。此翁不但收藏寿山石，还通过各种手段炒高寿山石价格，然后再卖出自己受贿得来的一些石头，从中牟取更多金钱。
使周金伙真正“暴富”的并非这些石头，而是任福建省直房地产公司（后改称建闽集团）总经理期间。据了解，公司没有副总，仅有一位总经理助理，且不用接受审计部门审核。该公司一位知情人透露，周金伙在公司的4年，可以说是对国有资产蚕食鲸吞的4年。正是借助公司这个平台，周金伙在若干省级以上领导中逐渐建立了自己的关系网络。2003年7月，周金伙调任福建省工商局局长，并当选十届全国人大代表。
周金伙并非等闲，他知道一旦东窗事发后自己所面临的是什么，于是就玩起了“壁虎”的伎俩。在任福州市台江区区长期间，他就把原是福州市橡胶厂普通工人的妻子陈淑贞调到鼓楼劳动局任监察员。之后，他将陈淑贞送往美国，并获得绿卡。
也是在台江期间，周金伙与区政府办公室的黄姓女秘书发生“办公室恋情”。该女子其后与丈夫离婚，儿子判给丈夫，她开始与周金伙半公开地同居。其兄在周金伙的荫护下，在台江区地盘上做家具生意。说起来周伙金也算是一个“有情有义”的人，为了避免自己出逃后情人受苦，便在出逃前几天，通过关系，将黄移居香港，其兄也办理投资移民到美国，并为周金伙转移资产。
2006年6月2日，福建省纪检部门找周金伙谈话，周金伙预感不妙，决定外逃。于是，他谎称有些事一时记不清了，要回去翻一下当时的记录本，并说想起来就马上打电话来。回去后，周金伙立即给福建省有关领导写了上述那封信，之后便逃之夭夭。
与周金伙比起来庞家钰只能算“半裸”。原因是虽然他在担任宝鸡市市长时，两个女儿就已移民美国，但庞的妻子潘玉芝并没出国，并且于2006年底被中纪委双规。
比起那些案发后成功地逃到国外，甚至有些干部人失踪了好久才发现是负案在逃的情况，庞家钰的落网算是“不幸”的。想来庞家钰在案发前也想成为“外籍人士”，还没来得及截断自己的那段尾巴即落网，这或许是个“意外”。“庞家钰们”之所以对国外“情有独钟”，恐怕不是真正看到国外生活的优越，他们是在给自己“留后路”。这些年，我们国家加大了对腐败行为的惩处力度，使得一些贪官惶惶不安，他们担心自己的腐败行为一旦败露，家人也会跟着遭殃，于是趁着自己大权在握的时候，疯狂攫取不义之财，一旦东窗事发，要么来个“远走高飞”，要么“一人坐牢，全家幸福”，不义之财转移到国外，进行追缴是很难的。
“裸官”何其多
“裸体做官”之所以引起社会公众的热烈讨论，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在于这并不是一起孤立、偶然的个案，而是一个颇具争议的群体。犹记得几年前，商务部曾经公布了一个数字：“4000名贪官卷走了500多亿美元。”这些贪官，绝大多数都是举家出逃，而且绝大多数也都是先把配偶、子女以移民、经商、留学等名义先行送往国外，最后自己再来一个“胜利大逃亡”。来自有关部门的调查表明，几年来官员家属移民海外，包括香港和澳门地区在内一共108万人，每人盗走的钱财至少可以教育1000个儿童长大成人。因此这些移民出去的人生活奢侈，很少贷款，用现金买房、买豪宅、买跑车。
就拿潜逃到加拿大温哥华的原中行黑龙江分行哈尔滨河松街支行行长高山来说，他卷走的钱款多达10亿元人民币，数目可谓触目惊心。
其实早在几年前，高山就有了卷款出逃加拿大的计划。他从来不让妻子李雪及女儿高山雪莲出现在熟人面前，并谎称李雪在北京师范大学攻读心理学硕士学位，女儿则在郑州的外祖母家。实际上，李雪和高山雪莲早在2002年便以学生的身份来到了温哥华，抵达加拿大不久便紧锣密鼓地办理移民手续。
“聪明”的李雪选择了技术移民。由于她此前已拿到苏格兰爱丁堡大学儿童心理学硕士学位，因此，以她为主申请人的全家技术移民，两年后就得到了批准，使全家三口都获得了加拿大永久居民身份。高山手捧移民文件，为自己终于找到了“后路”而兴奋不已。
2004年12月30日，高山若无其事地给同事打了个电话，问支行里有没有需要特别处理的事情、人手够不够等，随后向上级部门打了个报告，要求请假去北京看病。被准假后，他由一名同事陪同，谈笑风生地乘车赶赴哈尔滨太平国际机场。这一别，中行哈尔滨河松街支行的同事们就再也没有见过他。当然高山并没有去北京看病，而是绕道飞到了加拿大，随后便将自己深深地隐藏起来。
还有一位是原河南省烟草专卖局局长蒋基芳。该局一位知情的干部称，出走前，蒋基芳正在国家烟草专卖局党校参加厅级干部培训学习，然后突然中断学习返回郑州，稍作停留后，于4月6日从上海离境，飞赴美国。蒋的妻子和女儿早已定居于美国，蒋能在听到“风声不对”后迅速出逃不露痕迹，显然是早有准备。而蒋基芳的涉案金额则高达2亿元。
抵达美国后，蒋分别向国家烟草局和省烟草局发回辞职报告，文中有“对不起烟草系统，对不起党”等言辞。
在升任河南省烟草专卖局局长之前，蒋基芳在河南省驻马店卷烟厂做过10年的厂长。普遍的看法是，蒋在任期间，成功地使这家濒临倒闭的企业成了当地的利税大户。1994年，蒋基芳上调河南省烟草专卖局任副局长；2001年，年近58周岁的蒋升任烟草专卖局局长，兼任党组书记、省烟草公司总经理，权倾一时。谁也没想到，此时离他出逃国外只有9个月。
黑龙江省石油公司原总经理刘佐卿，在非法向国外转移资金1亿元之后，携带一家8口逃到国外。中国银行广东开平支行前后三任行长许超凡、余振东、许国俊，从1993年到2001年，在长达8年的时间内盗用银行资金，把大量资金汇至其在香港注册的私人公司。为逃避惩罚，三人分别化名给自己非法办理了赴港单程证，在获取香港居民身份证后，分别在2001年2月和案发前一个月，持香港居民身份证先后在美国驻广州领事馆、加拿大驻香港总领馆办理了10年和1年可多次往返的商务和旅游签证。三人的妻子也通过在开平与归华的华裔美国人假结婚，向中美双方出入境管理机构申请入境美国，并于1999年至2001年先后成为美国公民。2001年10月15日，案发后，许超凡、余振东、许国俊三人同时外逃。
据了解，由于贪官妻子儿女情妇移民境外成风，还形成了北美太平洋西海岸卓有特色的洛杉矶“二奶村”、温哥华“大奶屯”。这两个地方的女人们有一个共同特点：豪宅、名车、没男人。洛杉矶的“二奶村”以妙龄美妇为主，温哥华的“大奶屯”则以中年怨妇为主，昂贵的住宅区逐渐成了一群群带着孩子独身生活的大奶聚集地，在她们优雅、悠闲的背后，隐藏着丈夫背叛爱情和丈夫被双规的双重担心。
“裸官”释放腐败信号
官员一方面努力将家人全部送到国外，一方面却独自留守国内“为人民服务”，如果其中并不含有腐败的意图，则简直让人难以理解。难道真如网友说的，是因为官员“觉悟高”，“知道西方资本家剥削劳动人民，就拼命把老婆孩子送到西方国家，唯恐老百姓去了受苦”？若是在香港，大概早应该被廉政公署请去“喝咖啡”了！
当然，“裸体做官”者也并非都是贪官。林教授把裸体官群体分为三种情形。第一，有些官员子女成绩优异，凭借自己的努力出国。第二，归国的学者官员没有把子女带回国内。第三，如今网络热议的先把老婆孩子送出去、自己在国内当官、一有风吹草动就伺机而逃的官员。
因此有网友指出，禁止“裸体做官”，明显侵犯了公民的人权，无异于绑架。中国公民有自由迁徙的权利（国家要害部门职员与政府签约的另议），并且在人格和法律上人人独立平等，任何人都不是其他人的附庸。政府可以对公职人员本人设置某种限制，但不得以公职人员家人为抵押。否则，既不人道，也不合法。
不设法从源头设限，却仅仅禁止“裸体做官”，是不是意味着在暗示官员们：你贪吧，只要不把钱通过家人带到外国去。其潜在目的是，一旦秋后算账，至少能收罗些贪官们的残羹冷炙。这真是一个天真的念头！贪官不通过自己的家人，完全可以通过自己的情人、私生子，或是兄弟侄子等关系把赃款转移海外，是不是也禁止官员的亲戚朋友们移民海外呢？所以说，禁止“裸体做官”不但不治本，也不治标，仅仅是提出这一建议者的一个自我安慰罢了。
话说回来，“裸体做官”虽并不能直接等同于腐败证据，但官员将自己的家人接二连三移民国外，却至少可视为一种腐败的信号，应该引起反腐败部门的高度警惕。当官员做官已经做到“裸体”的地步，如果还不能引起反腐部门的重视，那么公众就不得不质问：我们的反腐机制为何如此迟钝？
“裸体做官”现象，说到底反映了这些官员对国家的忠诚出了问题，也反映出他们根本不打算和自己的人民患难与共，而是随时准备脚底抹油。在任何国家，官员不忠于自己的国家，这都是一个极端严重的问题，因为只有对国家高度忠诚的官员，才会用积极行为来消除对国家的危害。“裸体做官”现象在不同地方多次出现，实际上使国家的政治、经济乃至军事安全均处于一种危险的状态，同时也使国家和民族的凝聚力、向心力受到严重破坏。
于是有人把“裸体做官”者形容为中国官场上的“野鸽子”。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他们身上具备有一些“野鸽子”的特点：其一，他们没有“家”的感觉。妻子儿女都在国外，自己孤单一人，何谈有“家”？其二，他们没有“亲人”的感觉。他们的亲人都走了，都在国外，他工作的地方已没有他的亲人了，有的只是他的“臣民”。其三，他们四处吃“野食”。因为自己有退居的地方，也就胆大妄为，肆无忌惮，四处吃“野食”，能贪则贪，能捞则捞。其四，他们随时可以“飞”走。由于他们是孤家寡人，身边没有什么负累，一旦出现对自己不利的风吹草动，自己随时可以拍拍翅膀“飞”走，根本不用考虑自己“飞”走之后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