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不会重复，但会出现惊人的相似。1968年与2015年，老特鲁多（Pierre Trudeau）与其子特鲁多（Justin Trudeau）分别在联邦大选中胜出并组成多数党政府。4年后的1972年与2019年，父子两人分别再次赢得大选，但所得席位仅足够组建少数党政府。他们未能赢得多数的原因，都是失去了西部省份的支持，都在石油重镇阿尔伯塔省一票未得。
　　老特鲁多当年的应对策略是，在1973年组织联邦官员以及各省省长举行“西部经济机遇会议”，听取西部省份的意见，制定推动西部农业与石油经济的新政策。他还指定来自西部省份的政客担任上议院议员，增强西部在议会的话语权。最终，老特鲁多带领自由党在1974年的大选中重夺多数党地位，一直执政至1979年。
　　特鲁多政府今天所面对的内政与外交局面的复杂性，丝毫不逊当年。英语有句谚语，“有其父必有其子（Like Father， Like Son）”。特鲁多是继承父亲的政治智慧再创辉煌，还是会代表另一个来去匆匆的少数党政府？

少数党政府的内政之困

　　联邦大选的结果，反映了特鲁多政府所面临的内政困境。
　　自由党所赢得的157个席位中，东部的魁北克省与安大略省分别占35席和79席，约为自由党总席位数的72%。而自由黨在西部的阿尔伯塔省与萨斯喀彻温省一票未得。相比之下，保守党在4个西部省份全部获得胜利，而争取魁省主权独立的魁人政团，在自由党大本营魁北克赢得32个席位，比2015年大增22个席位。在总得票率上，自由党以33%低于保守党的34%，成为加历史上得票率最低的获胜党。
　　从上述数据可知，今天加拿大民意分化的广度与深度非往日可比。
　　横向来看，东西部省份的分歧不断扩大。
　　东部的安大略省，作为加拿大政治和经济中心的地位日趋牢固，民众普遍支持所谓的“进步主义议程”，如征收碳税、性别平权、禁枪、开放移民等，是特鲁多政府的最大支持者。同在东部的魁北克省，是重要的文化与金融中心，民众大致认同自由党的政纲，但对近年来省经济的不景气心存不满，希望争取更多的自治权力。
　　西部的石油产地阿尔伯塔省，受到全球经济放缓与美国石油产量增加的双重压力，经济前景堪忧，但其建设跨省输油管的计划却受到东部省份的反对。西部的农业产地萨斯喀彻温省与马尼托巴省，认为联邦政府不重视保护与推进加拿大农业的利益。
　　纵向来看，民意分化全面出现在城乡、代际、阶级之间。
　　自由党获得了几乎所有大城市中的青年与中产阶级的支持，但同时失去了乡村老龄化的农业人口的选票。阿尔伯塔省的石油产业工人，萨斯喀彻温省与马尼托巴省的农民，如今都面临着和美国中西部一样的困境。

特鲁多同样迫切期待《美墨加协定》的通过，加拿大政府与议会从2018年10月起，就通过各种渠道对美国国会进行游说。

　　以温和与中庸闻名的加拿大政坛上，极端右翼政治势力正在酝酿与崛起。2018年9月，原保守党魁北克议员贝尔涅（Maxime Bernier）成立加拿大人民党，其政策主张包括大幅削减移民与难民数量、建设边境隔离墙、反对多元文化主义等。虽然加拿大人民党在2019年的大选中一席未得，但仍获得了2%的选票，说明其极端右翼主张有一定的民意基础。
　　在政策层面，最集中体现民意分化的是推行气候变化政策与支持石油工业发展之间的矛盾。东部省份、青年人与大城市的中产阶级，大多支持征收全国性的碳排放税，同时反对建设更多的跨省输油管道。而西部省份的产业工人则普遍反对征收碳税，迫切需要跨省输油管道打开面向太平洋的出口通道。
　　特鲁多第一任期的策略是“两面逢源”，即同时推动碳税政策与输油管道计划，这在多数党政府的背景下是可行的。但第二任期的少数党政府通过任何法案都需要寻求其他党派的支持，而更愿意与自由党结盟的，是偏左翼的魁人政团、新民主党与绿党。因此，特鲁多继续提高碳税的计划会很容易过关，但推进横山输油管道建设的困难将超过第一任期。
　　可见，弥合民意分化是特鲁多政府面临的头等大事。但在加拿大当前的选举制度下，这是近乎不可能的任务。
　　加大选采取的是单一选区相对多数制，每一选区得票最多的候选人当选。全国共有338个选区，其中东部的安大略省与魁北克省占了199个选区，而西部的阿尔伯塔、萨斯喀彻温和马尼托巴三省合共才占62个选区。因此，加拿大有所谓的“得安省者得大选，得魁省者得多数”的选举规律，其他省份的利益长期被忽视，选民投票意愿持续低落。
　　2015年特鲁多提出了改革选举制度的倡议，也成立了专门的委员会研究方案，但拖延至今未有结果。如果他在第二任期中能够通过选举改革，提高西部省份在联邦的代表性，同时完善决策过程中对西部省份的咨询机制，则可以很大程度上安抚西部的选民，其对加拿大政制作出的贡献也可以媲美其父亲。

外交新局的“任督二脉”

　　特鲁多第一任期的对外政策饱受批评，乏善可陈。
　　其中，美加关系急速恶化，在《北美自贸协定》的重新谈判过程中两国元首的关系跌至谷底，特朗普公开批评特鲁多是“不诚实”以及“弱势”的，而特鲁多回应“加拿大人绝不退让”；对华政策缺乏战略规划，中加关系“高开低走”，自孟晚舟被捕后陷入“冰点”；访问印度之旅出现外交事故，特鲁多力促的加印关系最终落得个“政冷经温”；因批评沙特的人权状况导致双边关系恶化，沙特召回大使、中止投资、停飞直航。这些失败与特鲁多的对外政策目标的设定有很大关系。 　　特鲁多对外政策的初衷，是带领加拿大回到国际政治舞台的中央，因而他提出了捍卫自由主义国际秩序、推动女权主义外交政策、发展与亚太国家的政经关系等宏大目标。然而，今天加拿大的国际地位与实力，已不可与20世纪60年代到80年代的黄金时期相比。今天的加拿大仅保有200余人的联合国维和部队，对亚太的政治与安全事务几乎没有发言权，捍卫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口号在特朗普上台以及英国提出“脱欧”后更显得苍白无力。总的来说，外交目标与国家实力的错位是特鲁多第一任期对外政策失败的主要原因。
　　从第二次大选期间的言论来看，特鲁多已经认识到上述问题，没有提出任何超越第一任期的外交目标。第二任期的特鲁多，可能将采取更为稳健的对外政策，避免提出超越国家能力的外交倡议，回到加拿大作为中等国家的“利基外交”传统，仅在有把握和优势的领域发挥作用。
　　然而，面对上文提到的对外关系残局，处理好美加关系与中加关系是特鲁多打开外交新局面的“任督二脉”。美加关系是加拿大外交的立身之本，而中加关系是加拿大通往亚太地区的关键一环。
　　值得特鲁多庆幸的是，美加关系已经出现了回暖的迹象，特朗普总统在加拿大大选期间频频释出善意。在特鲁多的“黑脸妆”曝光后，特朗普受访时除了表示“惊讶”外，拒绝对事件作出评论，同时补充“我與特鲁多维持着非常好的关系”。在特鲁多当选后，特朗普第一时间发去祝贺，称特鲁多“很好地服务了加拿大”，提出“我愿与你一道为两国的福祉共同努力”。
　　特朗普的态度转变，很大程度上是出于对美国国内政治的考虑，他急需推动国会批准《美墨加协定》（USMCA），以提振自己的支持率、分散公众对弹劾调查的注意力。特鲁多同样迫切期待《美墨加协定》的通过，加拿大政府与议会从2018年10月起，就通过各种渠道对美国国会进行游说。
　　《美墨加协定》在美国国会通过的主要阻碍来自民主党人。他们当然了解特朗普的算盘，因此有意延后表决的时间。但协定也涉及广大美国企业的利益，因此民主党也不可能无限期拖延。众议院议长佩洛西最近表示，最快将在圣诞节前将协定提上议程。

面对中美的两头施压，特鲁多比较可能采取英国方式，即允许采用华为5G设备，但设定比例上限或使用范围。

　　虽然美加之间还存在西北航道主权争议、软木与奶制品贸易摩擦、气候变化政策分歧等问题，但《美墨加协定》的生效，仍可以为双边关系再度奠定长期且稳固的基础。
　　中加关系近月以来也有所松动，但距离“融冰”还需时日。
　　特鲁多在大选期间，对中加关系议题采取冷处理，推迟公布对华为5G的安全审查结果，将孟晚舟的引渡聆讯延后至11月，减少在竞选演讲与辩论中谈及中国。
　　2019年9月5日，特鲁多任命曾长期在华工作的前麦肯锡公司高管鲍达文（Dominic Barton）担任驻华大使。鲍曾获上海市政府颁发的“白玉兰纪念奖”，出版过介绍中国的书籍，被认为十分了解中国且对华友好。在加方宣布任命后一天，中方宣布由外交部美大司原司长丛培武出任驻加大使，结束了8个多月以来两国大使的空缺状况。加方的任命，被普遍认为是特鲁多政府发出的缓和关系的信号，而中方的任命则体现了中国政府对中加关系的重视。
　　然而，“解铃还须系铃人”，中加关系的全面恢复需要加拿大妥善处理两件事，一是尽早释放孟晚舟，二是公正对待华为5G的安全审查。
　　关于孟晚舟事件，包括加拿大前总理克雷蒂安、前驻华大使麦家廉在内的有识之士，已经多次呼吁特鲁多政府应根据法律终止对孟的引渡程序；超过44%的加民众也意识到，孟案是政治问题而非法律问题，扣押孟晚舟并不符合加拿大的国家利益。
　　大选后，特鲁多在国内政治压力得到缓解、与特朗普关系有所回暖的情况下，妥善处理孟晚舟事件的空间与可能性都大幅增加。而对华为5G安全审查的预期相对就要悲观一些了。
　　执行对华为审查的机构，主要由加拿大的通信安全局（CSE）和安全情报局（CSIS）组成。这两大情报安全机构的对华态度相当鹰派，经常公开指责中国试图影响加拿大政局、窃取加拿大的科技专利、渗透校园等。这些做法背后的原因，是加拿大高度依赖由美国领导的“五眼联盟”所提供的情报，而美国威胁若采用华为5G设备就会影响联盟的情报分享。
　　现时，“五眼联盟”成员澳大利亚和新西兰都出台了禁止或限制使用华为设备的政策，英国则倾向于采取允许但限制比例的方式，加拿大成了最后一个未明确表态的成员国。面对中美的两头施压，特鲁多比较可能采取英国方式，即允许采用华为5G设备，但设定比例上限或使用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