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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秋季的一天，一位名叫邓伟的大三学生轻轻地敲响了居住在北京三里河南沙沟的钱钟书和杨绛的家门：“您找谁呀？有什么事吗？”开门的是杨绛，但邓伟并不认识。“我是北京电影学院的学生，我叫邓伟，我想完成一本中国文化人的肖像摄影集，想给钱钟书先生拍个照片……”这位学生赶紧自我介绍。 “噢，这个事挺好的，不过呢，钱先生是从来不喜欢拍照的，更不喜欢上什么书或者是画报，像你说的名人录，他就更不感兴趣了。非常谢谢你。”说完，杨绛客气地关上了门。
钱钟书淡泊名利世人皆知，虽然遭到拒绝但邓伟并未灰心。等了一会儿，他再次积聚起全部的勇气，第二次敲响了房门。 开门的依然是杨绛：“您怎么还没走呀？不是已经告诉您，钱先生不同意拍照吗？”杨绛的平和多少缓解了一些邓伟的忐忑，他忙说：“钱先生不同意拍摄，我想找一下杨绛女士，征求一下她的意见。她是翻译家和文学家，我也想为她拍照。” 杨绛笑了，说：“我就是杨绛。小伙子，我也跟钱先生一样，不喜欢拍照。我们也不算什么名人，不想凑这个热闹。” 邓伟为自己的冒昧赶紧向杨绛道歉，并趁机说明经历了“文革”之后，很多文化老人已经不在，健在的很多人也年高多病，他希望能做一点文化抢救的工作。杨绛点点头：“你的动机很好，我看您也是个很努力的青年。但是我已经跟您说得很清楚了，我们夫妇俩都不能接受您的这个邀请，再一次谢谢您。”说完这番话，杨绛再次关上了房门。
但邓伟还是不想就这么离开，钱钟书和杨绛都在，多好的机会，可是反复敲响别人家房门也非常不礼貌，他决定站在门口等候房门自己打开。功夫不负有心人，不知过了多久，房门开了，杨绛好像准备出门，一眼就看见了依然守在门口的邓伟。“哟，你怎么还站在这儿呀？”她吃惊地问。邓伟如实回答：“我还是在等，如果钱先生在家，我能不能跟钱先生本人见见面，跟他谈一谈，看看他有没有兴趣。”这时，一个戴着眼镜、身穿蓝色对襟上衣的人从屋里走了出来：“那好，我就跟你谈谈。我就是钱钟书。我从不愿意拍照，也不愿意见客人，我很感谢你的诚意，你请回吧。”钱钟书的直截了当并没有让邓伟感到难堪，他激动地说：“钱先生，今天能见到您，真让我高兴。我想再一次向您表达我的意思。我没有任何官方色彩，不受任何人指使，完全是我个人的想法，希望拍摄一些像您这样的为中国的文化事业做出了贡献的人物，现在大家都很想领略您们的风采……”钱钟书伸出一只手摆了摆：“不要说这些，不要说这些。我是不会让你拍照片的。你还是走吧。”邓伟下意识地往后退了一步，却还是不想放弃：“钱先生，我不会离开，还是请您考虑……”门“咣”的一声，又一次在他面前关上了。
一连吃了三次闭门羹，搁一般人早就心灰意冷，掉头离去了，可是不知为什么，邓伟像是着了魔症，只知道一旦自己离开，今后就再也没有勇气叩响眼前这扇门。他在门口走来走去，也不知接下来该怎么办。时间一分一秒过去，不知谁家传来了菜进到油锅时“哗”的爆响，很快楼道里开始弥漫起隐约的饭香。就在邓伟的思绪被午间的各种响动引领开去的时候，面前这扇几开几合的门再一次敞开了，这次出来的是钱钟书：“小伙子，我们商量一下吧。你已经在这里待了一上午了。看样子，我是说服不了你的，你倒是要说服我了。”
突如其来的状况让邓伟喜出望外，他忙说：“这个不敢，这个不敢。我是摄影专业的学生，我只是想用我学到的技巧和对您的理解，为您拍摄一张肖像照片，相机和三脚架我都带来了，现在就可以为您拍摄。”钱钟书点点头：“你既然有这么大的诚意，我也就破一回例。下个星期天，你来我家拍照，只拍一张，好吗？”邓伟连声说行。这时，钱先生又请过妻子杨绛，让邓伟跟她也商量商量。杨绛也破例地答应了邓伟的拍照请求。
一周后，邓伟如约来到钱钟书家。钱先生的家很简单、非常整洁。水泥地面擦得很光亮，书房和过道里的书架上满满摆放的都是书。夫妇俩人仍是穿着家常的衣服，朴素干净，没有一丝矫揉造作。当邓伟把镜头凑到他们夫妇跟前时，两人都微微地笑了。过了一个星期，邓伟将放好的照片送来给他们看，钱钟书和杨绛都很满意。钱钟书取出一本他写的小说《围城》送给了邓伟，杨绛也送了一本《干校六记》。
后来，凭借充沛的热情和坚韧的毅力，邓伟让老一辈文化人冯友兰、梁漱溟、季羡林、冰心、艾青、叶圣陶、巴金、朱光潜诸多名人在他镜头下成为永恒，这部名人肖像摄影集《中国文化人影录》，填补了中国名人肖像摄影学科的空白，被海内外誉为“为中国完成了一项文化工程”。邓伟也因此成为享誉世界的著名摄影家。
这套名人摄影集完成于20世纪80年代，当时，邓伟还是一个刚出茅庐的年轻人，没有半点名气，也无人引荐，看到这套影集，很多人不禁要问，一个普通人怎么会让那么多叱咤风云的名人上他的镜头呢！这其中不知克服了多少障碍和困难。
但许多年后，当我们从邓伟回忆给钱钟书和杨绛夫妇拍照片的讲述中，感受到的不仅仅有他的执着、忐忑、坚毅和真诚，还有一种溢于言表的幸福和荣光。能够和这些令人敬仰的文化名人如此近距离接触，领略大家风范，甚至还因此成为朋友，光是想一想，就满是欢喜和期待。
（编辑/杨逸）
钱钟书淡泊名利世人皆知，虽然遭到拒绝但邓伟并未灰心。等了一会儿，他再次积聚起全部的勇气，第二次敲响了房门。 开门的依然是杨绛：“您怎么还没走呀？不是已经告诉您，钱先生不同意拍照吗？”杨绛的平和多少缓解了一些邓伟的忐忑，他忙说：“钱先生不同意拍摄，我想找一下杨绛女士，征求一下她的意见。她是翻译家和文学家，我也想为她拍照。” 杨绛笑了，说：“我就是杨绛。小伙子，我也跟钱先生一样，不喜欢拍照。我们也不算什么名人，不想凑这个热闹。” 邓伟为自己的冒昧赶紧向杨绛道歉，并趁机说明经历了“文革”之后，很多文化老人已经不在，健在的很多人也年高多病，他希望能做一点文化抢救的工作。杨绛点点头：“你的动机很好，我看您也是个很努力的青年。但是我已经跟您说得很清楚了，我们夫妇俩都不能接受您的这个邀请，再一次谢谢您。”说完这番话，杨绛再次关上了房门。
但邓伟还是不想就这么离开，钱钟书和杨绛都在，多好的机会，可是反复敲响别人家房门也非常不礼貌，他决定站在门口等候房门自己打开。功夫不负有心人，不知过了多久，房门开了，杨绛好像准备出门，一眼就看见了依然守在门口的邓伟。“哟，你怎么还站在这儿呀？”她吃惊地问。邓伟如实回答：“我还是在等，如果钱先生在家，我能不能跟钱先生本人见见面，跟他谈一谈，看看他有没有兴趣。”这时，一个戴着眼镜、身穿蓝色对襟上衣的人从屋里走了出来：“那好，我就跟你谈谈。我就是钱钟书。我从不愿意拍照，也不愿意见客人，我很感谢你的诚意，你请回吧。”钱钟书的直截了当并没有让邓伟感到难堪，他激动地说：“钱先生，今天能见到您，真让我高兴。我想再一次向您表达我的意思。我没有任何官方色彩，不受任何人指使，完全是我个人的想法，希望拍摄一些像您这样的为中国的文化事业做出了贡献的人物，现在大家都很想领略您们的风采……”钱钟书伸出一只手摆了摆：“不要说这些，不要说这些。我是不会让你拍照片的。你还是走吧。”邓伟下意识地往后退了一步，却还是不想放弃：“钱先生，我不会离开，还是请您考虑……”门“咣”的一声，又一次在他面前关上了。
一连吃了三次闭门羹，搁一般人早就心灰意冷，掉头离去了，可是不知为什么，邓伟像是着了魔症，只知道一旦自己离开，今后就再也没有勇气叩响眼前这扇门。他在门口走来走去，也不知接下来该怎么办。时间一分一秒过去，不知谁家传来了菜进到油锅时“哗”的爆响，很快楼道里开始弥漫起隐约的饭香。就在邓伟的思绪被午间的各种响动引领开去的时候，面前这扇几开几合的门再一次敞开了，这次出来的是钱钟书：“小伙子，我们商量一下吧。你已经在这里待了一上午了。看样子，我是说服不了你的，你倒是要说服我了。”
突如其来的状况让邓伟喜出望外，他忙说：“这个不敢，这个不敢。我是摄影专业的学生，我只是想用我学到的技巧和对您的理解，为您拍摄一张肖像照片，相机和三脚架我都带来了，现在就可以为您拍摄。”钱钟书点点头：“你既然有这么大的诚意，我也就破一回例。下个星期天，你来我家拍照，只拍一张，好吗？”邓伟连声说行。这时，钱先生又请过妻子杨绛，让邓伟跟她也商量商量。杨绛也破例地答应了邓伟的拍照请求。
一周后，邓伟如约来到钱钟书家。钱先生的家很简单、非常整洁。水泥地面擦得很光亮，书房和过道里的书架上满满摆放的都是书。夫妇俩人仍是穿着家常的衣服，朴素干净，没有一丝矫揉造作。当邓伟把镜头凑到他们夫妇跟前时，两人都微微地笑了。过了一个星期，邓伟将放好的照片送来给他们看，钱钟书和杨绛都很满意。钱钟书取出一本他写的小说《围城》送给了邓伟，杨绛也送了一本《干校六记》。
后来，凭借充沛的热情和坚韧的毅力，邓伟让老一辈文化人冯友兰、梁漱溟、季羡林、冰心、艾青、叶圣陶、巴金、朱光潜诸多名人在他镜头下成为永恒，这部名人肖像摄影集《中国文化人影录》，填补了中国名人肖像摄影学科的空白，被海内外誉为“为中国完成了一项文化工程”。邓伟也因此成为享誉世界的著名摄影家。
这套名人摄影集完成于20世纪80年代，当时，邓伟还是一个刚出茅庐的年轻人，没有半点名气，也无人引荐，看到这套影集，很多人不禁要问，一个普通人怎么会让那么多叱咤风云的名人上他的镜头呢！这其中不知克服了多少障碍和困难。
但许多年后，当我们从邓伟回忆给钱钟书和杨绛夫妇拍照片的讲述中，感受到的不仅仅有他的执着、忐忑、坚毅和真诚，还有一种溢于言表的幸福和荣光。能够和这些令人敬仰的文化名人如此近距离接触，领略大家风范，甚至还因此成为朋友，光是想一想，就满是欢喜和期待。
（编辑/杨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