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法国看“张丹红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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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丹红事件”之所以会在国内产生“轰动效应”,恰恰是因为我们对西方“新闻自由”的宣言信以为真了。
  
  最近,“德国之声”电台中文部副主任张丹红女士因“亲华言论”被停职。应该承认,当我听说这件事时,并不感到吃惊。法国类似事件也不罕见。随手就可以拈来两个例子。
  上个月11日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总编辑理查尔·拉贝维埃尔就被粗暴地解雇了。事情缘于叙利亚总统阿萨德。应萨科齐之邀,阿萨德于7月13日来法国参加地中海联盟会议,并出席法国国庆阅兵仪式。拉贝维埃尔在其行前独家采访了阿萨德。无论从哪个角度看,这都是值得赞扬的。然而该电台台长的反应却是将其解雇,理由是“事先未请示便擅自与叙利亚方面谈判采访事宜”。言下之意,似乎拉贝维埃尔背着电台,私下与阿萨德做了什么“交易”似的。事实绝非如此。拉贝维埃尔不仅向上司发去了采访阿萨德的请示电邮,一切都是按电台规定做的。但“证据”对解雇一个人来说并不重要。据业内人士透露,真正原因,是因为拉贝维埃尔多年来对中东问题的报道“倾向”巴勒斯坦和阿拉伯世界,已引起上层强烈不满……
  另一件事也很说明问题。观点极端的法国《查理杂志》经常刊登一些“出格”言论。其总编就曾不顾穆斯林社团的强烈反对,以“新闻自由”名义,刊登过讽刺伊斯兰教先知的漫画。为此该杂志遭起诉,但最后还是打赢了官司。但当其旗下著名政治漫画家西内讽刺总统公子的时候,却被当即开除。他的“罪名”是下面这段话:“萨科齐将皈依犹太教,因为他将娶‘达尔蒂’财团创始人的遗产继承人,一位犹太姑娘为妻。这小子很会在生活中闯出一条路来。”
  但这也并非萨科齐治下的今日法国才会发生的事。我一位朋友曾在法国电视一台担任晚间新闻节目主持人。在一次电视直播采访当时的政府总理贝雷戈瓦时,总编特意将他召到办公室,对他说,今晚采访要“好自为之”。法国的奥妙,在于从来不粗暴地直说要你做什么或不能做什么,而是给你划一道看不见的红线。当时总理正在闹丑闻——他从一个财团老板那里“借”了一百万法郎,却没有还钱的证据。我的朋友当然知道“好自为之”的意思。但他的职业荣誉逼着他最后还是“轻轻地”问了一个不该问的问题:你到底还了钱没有?要知道,法国电视一台的大老板是做房地产出身的,从政府那里得到很多公共合同……从此,我的朋友便一直受压,直到一年后被解雇。
  这类事件在法国尽管每次都会引起一番争议,但被解雇者最后没有任何复职的可能。由此可以非常充分地说明,真正的新闻自由,无论是在哪种体制下,都还只是一种理想。新闻自由不仅仅意味着在法律范围内有权说出不同意见;而且同样意味着你的职业生涯、你的正常生活同样也不应因你发表了某种言论而受到影响甚至冲击。而这一点在欧洲并没有真正做到。
  事实上,经过多年深入观察,可以看到在法国和欧洲其他国家,有两道“红线”制约着新闻自由。一道是看得见的,即法律。但就是这道红线在国与国之间也是有差异的。比如在英国报刊上刊登一幅偷拍的名人照片是合法的,在法国则是“侵犯个人隐私”,是违法的。
  另一道红线,就是看不见的“政治正确”了。逾越这道红线,就会遭到类似张丹红、拉贝维埃尔之类的遭遇。“政治正确”的骇人之处,就在于谁也说不清它的界线到底划在哪里,它既代表着既得利益集团的“领地”,同时也是执政者“政治雷区”的标志,而且还是某些宗教、经济或其他社团的“禁区”。我上面举的例子,恰恰反映了这几个方面。妙就妙在这把悬在新闻界从业人士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是无法用笔来清晰、明了地勾划出来的。然而每个人都能切肤般“感觉”到其存在。于是人人都会实行严格的“自我审查”。凡有可能被划入“政治不正确”红线之外的,在法国都会人人避而远之。
  最近一个令人吃惊的例子,就是达赖到法访问时,遭到500人的示威抗议。按“人咬狗”式的新闻观来审视,这绝对应该是一个“大新闻”。但在法国主流媒体上,却没有丝毫痕迹留下。这让我对“历史”的记录也产生了一定怀疑……
  “张丹红事件”之所以会在国内产生“轰动效应”,恰恰是因为我们对西方“新闻自由”的宣言信以为真了。仅此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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