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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 年底，中央军委部署指挥了三大决战。邓小平身担淮海战役、渡江战役总前委书记要职，相继解放了南京、上海、杭州等中心城市后担任中央华东局第一书记。在执行中央“工作重心由农村转向城市”部署中以非凡的智慧和卓越的战略驾驭能力成功完成对华东地区的经营，为党中央牢牢把控住现代经济中心作出重大贡献。
响应党中央战略部署，积极筹划渡江战役，解放了以南京、上海、杭州为中心的华东地区
为加速推翻国民党统治进程，1948年12月12日，毛泽东和中央军委致电刘伯承、陈毅、邓小平、粟裕、谭震林，要求歼灭黄维后“刘、陈、邓、粟、谭五同志开一次总前委会议，商好在邱、李歼灭后的休整计划，下一步作战计划及将来渡江作战计划，以总前委意见带来中央”，并提出渡江战役基本构想：“华野中野两军协力经营东南，包括皖南、苏南、浙江、福建两省、江西一部，并夺取芜湖、杭州、镇江、苏州、南京、上海、福州诸城而控制之。”
遵照中央军委的电示，17日晚，邓小平、刘伯承、陈毅从中原野战军司令部驻地安徽濉溪县小李家，赶到华东野战军司令部驻地萧县蔡凹，会同粟裕、谭震林就渡江作战问题召开会议。会后，刘、陈赴西柏坡向中央军委汇报。鉴于两大野战军即将由中原战场转战至华东战场，1949年2月11日，中央军委决定“刘伯承、邓小平、张际春、陈赓四同志参加华东局委员”，总前委在渡江战役中“照旧行使领导军事及作战的职权，华东局和总前委均直属中央”。至此，渡江战役最高军事指挥机构及隶属关系确定下来，邓小平继续任总前委书记并任华东局委员，肩负起统一指挥两大野战军解放华东的重任。
根据中央部署，邓小平在徐州以华东局委员的身份首次出席华东局会议。会议重点部署对渡江支前工作并调整部分组织机构：为适应华东局自山东南下，决定成立中共中央山东分局；鉴于安徽是渡江战役的主战场，而安徽长江以北解放区分属华东局领导的江淮区党委和中原局领导的皖西区党委和豫皖苏分局，为统一安徽的组织领导机构，广泛动员人民群众全力支前，会议决定成立中共安徽省委。与此同时，华东局还决定，成立华东支前委员会和华东支前司令部并立即移驻蚌埠，全力以赴统一组织苏北、皖北、皖西等地的渡江支前工作，为渡江战役的胜利提供可靠的人力资源和物资保障。
3月，邓小平参加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同毛泽东、陈毅、谭震林等深入研究渡江作战问题，初步确定了渡江战役的发起时间，毛当众对邓说“我把指挥权交给你”。3月14日，在中央召开的各大区人事安排座谈会上，已任总前委书记、二野政委的邓小平又被任命为华东局第一书记，开始全面主持华东地区的党政军工作。为配合国共谈判、对南京政府施加压力，中央军委一度考虑以三野部队攻击浦口、炮击南京，第八兵团也受命完成了炮击准备工作。在南京政府代表团到达北平前，考虑到以孙科为代表的部分主战派成员已南迁广州的情况，为分化敌人、最大限度地争取桂系，邓小平将攻击浦口、炮击南京这一问题提交总前委会议讨论并最终达成共识：从政治层面考虑，南京政府已处于风雨飘摇状态，如攻击浦口、炮击南京，不仅会加剧在南京维持局面的桂系势力的恐慌，也将使其遭受来自仍在幕后实际操纵的蒋介石的更大压力，如此不利于签订一个有利于人民的协定；从军事层面考虑，攻击浦口、炮击南京对渡江战役的组织实施不会产生太大的影响。基于此，26日，他与陈毅、谭震林联名致电中央军委，建议取消此项计划，得到批准。此举稳定了以李宗仁为首的桂系主和派，为两党和谈创造了有利条件，也使古都南京避免了一场炮火劫难。
25日至26日，邓小平主持召开总前委会议，听取三野以及各兵团渡江作战准备的情况汇报，研究作战部署。他强调，渡江作戰要达到的战略目的，一是不让沿岸国民党军收缩到上海；二是不让皖南国民党军收缩到浙赣线。还分别与三野第七、第八、第九兵团主要领导谈话了解情况，交代行动注意事项。遵照中央军委29日“渡江作战的具体部署望即拟定电告”的指示，31日他亲自组织拟定第二、第三野战军渡江作战方略——《京沪杭战役实施纲要》。确定，以二野第三、第四、第五兵团组成西集团，以三野第七、第九兵团组成中集团，以三野第八、第十兵团组成东集团，3个突击集团采取钳形突击和宽正面、有重点的多路攻击战法，在靖江至望江段实施渡江作战，首先突破江防，粉碎国民党军的江防企图，进而分割消灭逃敌，占领苏南、皖南及浙江全省，彻底摧毁国民党军统治的政治经济中心。他认为，渡江战役成功之关键在于中、东两集团的对进会合，但东集团登陆后可能遭遇国民党军顽强抵抗，故决定中集团较东、西集团提前一天发起攻击，以吸引和分散国民党军的注意力。渡江后，中集团统归粟裕、张震指挥，以便中、东两集团密切协同，合围歼灭南京、镇江之国民党军。《纲要》化繁为简，提纲挈领，体现了战役目的的坚决性，战役计划的周密性和灵活性，同时显现了邓小平纵横捭阖、驾驭全局的非凡决策能力。
在做好充分准备的基础上，4月20日晚，谭震林指挥中集团率先发起强渡，国民党军的陆海空立体防线顷刻被拦腰斩断。21日晚，粟裕、张震指挥东集团和刘伯承、张际春、李达指挥西集团又相继发起攻击。22日中午，邓小平、陈毅致电中央军委报告“渡江任务业已完成”的捷报。23日，第八兵团第三十五军占领南京，宣告国民党统治寿终正寝，渡江战役第一阶段任务胜利完成。
随着战役的发展，向纵深推进的我先头部队发现南京、芜湖、镇江国民党军有向浙赣线和上海方向溃逃的迹象。22日上午，邓小平、陈毅果断调整中集团作战部署令其向郎溪、广德进军，截断南京至杭州公路围歼逃敌。嗣后又发布命令：解除二野第四兵团围攻南京任务，改与第三、第五兵团并肩直出浙赣线，并视情向东发展；东集团大部向长兴、吴兴地区疾进，和中集团形成战略合围，一部则向上海方向警戒以及担任南京警备任务。5月3日，杭州解放。7日，义乌至东乡段浙赣线被我军控制，从而割断了汤恩伯、白崇禧两集团的联系，渡江战役第二阶段任务胜利完成。邓、陈由合肥经南京移驻丹阳，开始组织实施渡江战役最后一战上海战役并做好接管上海的全面准备。27日上海解放，6月2日崇明岛解放，渡江战役胜利结束。此役，共歼灭国民党军43.8万人，先后攻克南京、杭州、上海等120座城市，皖南、苏南以及浙江大部和赣、鄂、闽部分地区获得解放，完全实现了党中央的战略意图，出色完成了中央军委赋予的战略任务。 适应党中央工作重心转移的战略需要，拟定城市接管政策，科学处理城市与农村工作的关系
1949年3月5日至13日，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在西柏坡召开。全会根据毛泽东的报告讨论了彻底摧毁国民党统治，夺取全国胜利，把党的工作重心从乡村转移到城市，以生产建设为中心任务等重大问题。邓小平以政治家的敏锐深刻认识到党的工作重心由农村转移到城市这一重大历史转折的深远意义。结合华东部队即将进入国民党的政治中心、经济中心，所面临的任务“不但是一个战斗队，而且主要地是一个工作队”的客观实际。6日，他在发言中明确表示：坚决拥护“七大以来的中央领导”，“中央提出重点放在城市，我完全同意。拿到城市，才能实现对农民的领导，实现工农联盟，实行新民主主义，转到社会主义。总之，城市领导乡村。有了城市，工作重点应转到城市，这是关系到革命胜败的问题，是一个战略问题。”但也深刻指出：“城市领导乡村，不是这样一句话可以解决的问题。首先要解决依靠谁和在城市主要做什么？接收城市，我们多少有些经验，但还不够。管理城市，尚未解决。在城市，我们要做什么？什么要消灭、保存和发展？中原对城市是没有管好的，我根本是门外汉。二中全会以后，我相信可以慢慢学会的。第一，方针要对；第二，稳一点，争主动，抓主要的，加上学习。老师首先是中央、毛主席，还有敌人和人民群众。最后一条，再加上纪律性。解决得好不好，靠我们的努力。”他还特别强调，要注意防止“放松农村，忘记农村”的片面性。毛泽东高度肯定了他的发言并要求华东局拟定关于城市工作政策的综合指示和新区农村工作如何进行的指示。
返回前方后，邓小平坚决贯彻七届二中全会精神，统一部队和地方党委思想。他一方面于4月15日前往桐城亲自向二野师级以上干部进行传达，并指示总前委委员、三野第一副政委谭震林在部队机关和驻地党委中广泛宣讲；另一方面指示华东局组织精干力量研究新区城市和农村工作政策，按照“重点放在城市，但不放松农村”的总体要求尽快拟定符合华东实际的具体实施方案。遵照他的指示，借鉴已解放城市的接管经验，4月1日，华东局完成《关于接管江南城市的指示》《关于江南新区农村工作的指示》两个草案的起草。3日，他审定后指示将两个草案上报中央。25日得到回复：“关于接管江南城市草案，中央同意，望即发布。”实行军事管制是城市解放初期实施的一项政策性很强的工作。前一草案从军管会的组成、工作职责和基本任务、接管的工作重点和程序、部队和接管人员必须遵守的10条入城守则及11项接管政策等方面，把七届二中全会精神落实到具体系统、可操作的城市工作实践中，这是以邓小平为第一书记的华东局贯彻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城市所做的开创性贡献。重心转移到城市后针对如何进一步加强农村工作，后一草案指出，必须预防忽视或放松对农村工作领导的偏向产生，要求各级党委应经常注意对农村工作的研究和指导，在党委成员的分工上应有专人经常主持农村工作。该文件对部队进入新区后的具体工作步骤作出明确规定，深刻指出农村担负着大军供应和协助城市发展的重任，江南新区解放后各级政权的中心任务是领导人民经济生活和发展生产，在那些没有大中城市的地区应以更大的注意力去领导乡村，将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
正确的方针、政策落到实处要靠正确的组织路线来保证。鉴于安徽解放时间先后不一，而江南解放后的大城市接管亟需高级干部，4月3日，邓小平在蚌埠起草并签发华东局关于暂不成立安徽省委、分别成立皖北和皖南区党委的电报，并提出皖北区党委的建议人选，曾任安徽省委书记、省政府主席、省军区政委的宋任穷和省委副书记、三野第七兵团政委的谭启龍分别组织接管南京和杭州的南下干部集中培训，准备接管江南新区。江南解放后，他们分别协助刘伯承和谭震林负责南京、浙江工作。5月6日，邓小平又在丹阳召开华东局会议，研究上海市的机构设置、干部配备问题，并形成建议于10日上报中央，中央于20日作出批复。
作为华东地区的主要领导者，在中国革命面临重大转折的历史关头，邓小平能准确领会中央的战略意图，并创造性地为完成本地区的任务提出实施预案，凸显了他在政治上、全局上、战略上考量重大问题的能力。
按照“慎重、缓进”的工作方针，重点关注经济工作，组织赢得上海经济战线上“淮海战役”的初步胜利
华东地区是蒋家王朝赖以独裁统治的经济命脉之所在。当时，上海有500多万人口，1万多家工厂、6万多家商店，工业总产值和贸易额约占全国一半，为名副其实的全国经济中心；又是国内外势力相互渗透的十里洋场。因而，上海的接管、恢复和稳定成为华东新解放区的重中之重。上海解放前夕，一些敌对势力认为共产党军事是100分，政治是80分，经济是0分，誓言要把上海变成“死上海”“臭上海”。国际社会在不得不承认共产党即将取得军事胜利的同时，却普遍对上海的未来充满疑虑，甚至嗤之以鼻。能否解决上海解放初期的经济问题，已成为严肃的政治问题。邓小平对此有清醒的认识，正如他在向毛泽东的报告中所说：“江南将有许多复杂的、尚难预料到的困难问题摆在我们面前”，“表现得最普遍和最复杂的则是金融及市场问题。”
毛泽东在西柏坡召集邓小平、陈毅、谭震林等谈话时重点询问：“你们对于上海的工作研究了没有？”并强调，进驻大城市是中国革命的“最后一关”，此关主力战在平津、上海、广州，重心在上海，还对进军上海提出“慎重、缓进”方针，以打好最后一仗。5月初，邓小平移驻丹阳后和饶漱石、陈毅等一起开始致力于筹划应对中国革命的“最后一关”上。为早日完成中央下达的任务，26日，在上海还未全解放的情况下他即率华东局机关和接收人员冒雨进入上海。
第一仗便是上海“银元之战”。其时暗藏的敌对势力和不法投机商人利用新生人民政权对市场控制能力有限，一再兴风作浪大搞银元投机，哄抬物价甚至狂妄叫嚷：“解放军可以进上海，人民币进不了上海”。银元与人民币的比价在28日后的一周内就由1 ：100上升到1：1400，6月10日更上扬为1 ：2000 。银元价格的猛涨带动市场物价飞涨，人民币信誉下降，严重危害到市民的正常生活并波及到全国财经的稳定。能否速遏通货膨胀、稳定物价，不仅关系到人民币能否在上海站稳脚跟，更关系到人心稳定、能否巩固新生政权等重大问题。为此，邓小平和陈毅反复研究后，决定“先礼后兵”。 6月5日，《解放日报》发表社论，敦促“扰乱金融操纵银元的投机者赶快觉悟”，同时，人民银行向市场抛出10万银元，社会团体发起“反对银元投机，保障人民生活”宣传活动，人民政府采用“折实单位”发放职工工资、开办折实储蓄等。但投机商仍凭借雄厚资本一意孤行，10万银元被一吸而空，银元价格不降反升。7日，邓小平主持召开华东局会议，分析形势，商量对策。鉴于投机商对政府的警告置若罔闻，会议决定，坚决取缔非法交易场所，即查封大投机商操纵银元市场的活动中心上海证券交易所，之前该处虽已被明令停止营业但仍成为投机者实际操作的司令部。会后，陈毅打电话向中央请示汇报，毛泽东亲自回电同意。10日，上海市军管会查封证券大楼，当场扣押200多名投机分子，通令禁止黄金、银元、外币的计价流通和私自买卖，公布金银、外汇管理办法。次日，银元价格从2000元跌至1200元，大米食油均跌价一成，人民币地位由此初步确立，标志着以邓小平为首的华东局和上海市组织领导的银元之战取得胜利。
不甘失败的投机商旋即将目标转向“二白一黑”（即大米、棉纱、煤炭及相关产品），操纵物价。造成棉纱、棉布、面粉、大米价格暴涨数倍，严重扰乱了市场秩序。23日，美蒋宣布对上海口岸实行武装封锁，使工业原料长期主要依赖进口的上海企业濒临绝境。为迅速扭转上海经济形势，中央决定邓小平北上面商。7月14日夜他到达北平后先后向毛泽东、朱德、周恩来、陈云汇报，17日又向中央工作会议正式报告。据他回忆，听完汇报，“毛主席及中央各同志，对京沪杭特别是上海的困难非常重视，决定从全国范围内予以帮助，来解决上海的问题。并决定由陈云协助华东局”，与华中等各大区财经负责人“共同商定具体方案，报告中央批准”。19日，他在北平致信华东局，传达了毛泽东关于打破帝国主义封锁的指示：“毛主席强调从军事上迅速占领两广云贵川康青宁诸省，尽量求得早日占领沿海各岛及台湾”，外交上要主动地“一面倒”。他预言：“我们這样做，即占领全国、一面倒和自力更生，不但可以立于坚固的基础之上，而且才有可能迫使帝国主义就我之范。”鉴于解决上海经济问题需动员全国力量予以支持难以在短时间内完成，而早在6月2日中央就已决定刘、邓率二野于秋季进军西南，故此，中央决定，中央财经委员会主任陈云代表中央坐镇上海运用各种经济手段应对困难局面，至1950年春节取得平抑物价、统一财经的决定性胜利。
8月4日，邓小平向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汇报了“第二野战军、第三野战军从渡江到占领上海以及到上海后的情况和工作”，对两个多月来的江南接管工作作了初步总结。他认为，接管工作特别是上海情况复杂，但因在主观上事先做了准备工作，包括政治的组织的准备，能按照“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四面八方”原则，与各界人士通力合作，所以，上海接管“一般说来工作做得还好”。在上海经济战线上的“淮海战役”中他成功打赢了首战“银元之战”，在“二白一黑”原料争夺战中他主动向中央汇报、争取各方支持，为中央准确了解情况并制定应对措施乃至成功解决问题奠定了基础。15日返回上海的他，最后一次以第一书记的身份主持华东局会议，传达中央和毛泽东指示，结合渡江以来接管大城市的经验教训阐述中央、毛泽东关于解决华东地区困难和进军西南必要性的思想，增强执行上述指示的自觉性和必胜信心。
（责编 侯春奇）
响应党中央战略部署，积极筹划渡江战役，解放了以南京、上海、杭州为中心的华东地区
为加速推翻国民党统治进程，1948年12月12日，毛泽东和中央军委致电刘伯承、陈毅、邓小平、粟裕、谭震林，要求歼灭黄维后“刘、陈、邓、粟、谭五同志开一次总前委会议，商好在邱、李歼灭后的休整计划，下一步作战计划及将来渡江作战计划，以总前委意见带来中央”，并提出渡江战役基本构想：“华野中野两军协力经营东南，包括皖南、苏南、浙江、福建两省、江西一部，并夺取芜湖、杭州、镇江、苏州、南京、上海、福州诸城而控制之。”
遵照中央军委的电示，17日晚，邓小平、刘伯承、陈毅从中原野战军司令部驻地安徽濉溪县小李家，赶到华东野战军司令部驻地萧县蔡凹，会同粟裕、谭震林就渡江作战问题召开会议。会后，刘、陈赴西柏坡向中央军委汇报。鉴于两大野战军即将由中原战场转战至华东战场，1949年2月11日，中央军委决定“刘伯承、邓小平、张际春、陈赓四同志参加华东局委员”，总前委在渡江战役中“照旧行使领导军事及作战的职权，华东局和总前委均直属中央”。至此，渡江战役最高军事指挥机构及隶属关系确定下来，邓小平继续任总前委书记并任华东局委员，肩负起统一指挥两大野战军解放华东的重任。
根据中央部署，邓小平在徐州以华东局委员的身份首次出席华东局会议。会议重点部署对渡江支前工作并调整部分组织机构：为适应华东局自山东南下，决定成立中共中央山东分局；鉴于安徽是渡江战役的主战场，而安徽长江以北解放区分属华东局领导的江淮区党委和中原局领导的皖西区党委和豫皖苏分局，为统一安徽的组织领导机构，广泛动员人民群众全力支前，会议决定成立中共安徽省委。与此同时，华东局还决定，成立华东支前委员会和华东支前司令部并立即移驻蚌埠，全力以赴统一组织苏北、皖北、皖西等地的渡江支前工作，为渡江战役的胜利提供可靠的人力资源和物资保障。
3月，邓小平参加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同毛泽东、陈毅、谭震林等深入研究渡江作战问题，初步确定了渡江战役的发起时间，毛当众对邓说“我把指挥权交给你”。3月14日，在中央召开的各大区人事安排座谈会上，已任总前委书记、二野政委的邓小平又被任命为华东局第一书记，开始全面主持华东地区的党政军工作。为配合国共谈判、对南京政府施加压力，中央军委一度考虑以三野部队攻击浦口、炮击南京，第八兵团也受命完成了炮击准备工作。在南京政府代表团到达北平前，考虑到以孙科为代表的部分主战派成员已南迁广州的情况，为分化敌人、最大限度地争取桂系，邓小平将攻击浦口、炮击南京这一问题提交总前委会议讨论并最终达成共识：从政治层面考虑，南京政府已处于风雨飘摇状态，如攻击浦口、炮击南京，不仅会加剧在南京维持局面的桂系势力的恐慌，也将使其遭受来自仍在幕后实际操纵的蒋介石的更大压力，如此不利于签订一个有利于人民的协定；从军事层面考虑，攻击浦口、炮击南京对渡江战役的组织实施不会产生太大的影响。基于此，26日，他与陈毅、谭震林联名致电中央军委，建议取消此项计划，得到批准。此举稳定了以李宗仁为首的桂系主和派，为两党和谈创造了有利条件，也使古都南京避免了一场炮火劫难。
25日至26日，邓小平主持召开总前委会议，听取三野以及各兵团渡江作战准备的情况汇报，研究作战部署。他强调，渡江作戰要达到的战略目的，一是不让沿岸国民党军收缩到上海；二是不让皖南国民党军收缩到浙赣线。还分别与三野第七、第八、第九兵团主要领导谈话了解情况，交代行动注意事项。遵照中央军委29日“渡江作战的具体部署望即拟定电告”的指示，31日他亲自组织拟定第二、第三野战军渡江作战方略——《京沪杭战役实施纲要》。确定，以二野第三、第四、第五兵团组成西集团，以三野第七、第九兵团组成中集团，以三野第八、第十兵团组成东集团，3个突击集团采取钳形突击和宽正面、有重点的多路攻击战法，在靖江至望江段实施渡江作战，首先突破江防，粉碎国民党军的江防企图，进而分割消灭逃敌，占领苏南、皖南及浙江全省，彻底摧毁国民党军统治的政治经济中心。他认为，渡江战役成功之关键在于中、东两集团的对进会合，但东集团登陆后可能遭遇国民党军顽强抵抗，故决定中集团较东、西集团提前一天发起攻击，以吸引和分散国民党军的注意力。渡江后，中集团统归粟裕、张震指挥，以便中、东两集团密切协同，合围歼灭南京、镇江之国民党军。《纲要》化繁为简，提纲挈领，体现了战役目的的坚决性，战役计划的周密性和灵活性，同时显现了邓小平纵横捭阖、驾驭全局的非凡决策能力。
在做好充分准备的基础上，4月20日晚，谭震林指挥中集团率先发起强渡，国民党军的陆海空立体防线顷刻被拦腰斩断。21日晚，粟裕、张震指挥东集团和刘伯承、张际春、李达指挥西集团又相继发起攻击。22日中午，邓小平、陈毅致电中央军委报告“渡江任务业已完成”的捷报。23日，第八兵团第三十五军占领南京，宣告国民党统治寿终正寝，渡江战役第一阶段任务胜利完成。
随着战役的发展，向纵深推进的我先头部队发现南京、芜湖、镇江国民党军有向浙赣线和上海方向溃逃的迹象。22日上午，邓小平、陈毅果断调整中集团作战部署令其向郎溪、广德进军，截断南京至杭州公路围歼逃敌。嗣后又发布命令：解除二野第四兵团围攻南京任务，改与第三、第五兵团并肩直出浙赣线，并视情向东发展；东集团大部向长兴、吴兴地区疾进，和中集团形成战略合围，一部则向上海方向警戒以及担任南京警备任务。5月3日，杭州解放。7日，义乌至东乡段浙赣线被我军控制，从而割断了汤恩伯、白崇禧两集团的联系，渡江战役第二阶段任务胜利完成。邓、陈由合肥经南京移驻丹阳，开始组织实施渡江战役最后一战上海战役并做好接管上海的全面准备。27日上海解放，6月2日崇明岛解放，渡江战役胜利结束。此役，共歼灭国民党军43.8万人，先后攻克南京、杭州、上海等120座城市，皖南、苏南以及浙江大部和赣、鄂、闽部分地区获得解放，完全实现了党中央的战略意图，出色完成了中央军委赋予的战略任务。 适应党中央工作重心转移的战略需要，拟定城市接管政策，科学处理城市与农村工作的关系
1949年3月5日至13日，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在西柏坡召开。全会根据毛泽东的报告讨论了彻底摧毁国民党统治，夺取全国胜利，把党的工作重心从乡村转移到城市，以生产建设为中心任务等重大问题。邓小平以政治家的敏锐深刻认识到党的工作重心由农村转移到城市这一重大历史转折的深远意义。结合华东部队即将进入国民党的政治中心、经济中心，所面临的任务“不但是一个战斗队，而且主要地是一个工作队”的客观实际。6日，他在发言中明确表示：坚决拥护“七大以来的中央领导”，“中央提出重点放在城市，我完全同意。拿到城市，才能实现对农民的领导，实现工农联盟，实行新民主主义，转到社会主义。总之，城市领导乡村。有了城市，工作重点应转到城市，这是关系到革命胜败的问题，是一个战略问题。”但也深刻指出：“城市领导乡村，不是这样一句话可以解决的问题。首先要解决依靠谁和在城市主要做什么？接收城市，我们多少有些经验，但还不够。管理城市，尚未解决。在城市，我们要做什么？什么要消灭、保存和发展？中原对城市是没有管好的，我根本是门外汉。二中全会以后，我相信可以慢慢学会的。第一，方针要对；第二，稳一点，争主动，抓主要的，加上学习。老师首先是中央、毛主席，还有敌人和人民群众。最后一条，再加上纪律性。解决得好不好，靠我们的努力。”他还特别强调，要注意防止“放松农村，忘记农村”的片面性。毛泽东高度肯定了他的发言并要求华东局拟定关于城市工作政策的综合指示和新区农村工作如何进行的指示。
返回前方后，邓小平坚决贯彻七届二中全会精神，统一部队和地方党委思想。他一方面于4月15日前往桐城亲自向二野师级以上干部进行传达，并指示总前委委员、三野第一副政委谭震林在部队机关和驻地党委中广泛宣讲；另一方面指示华东局组织精干力量研究新区城市和农村工作政策，按照“重点放在城市，但不放松农村”的总体要求尽快拟定符合华东实际的具体实施方案。遵照他的指示，借鉴已解放城市的接管经验，4月1日，华东局完成《关于接管江南城市的指示》《关于江南新区农村工作的指示》两个草案的起草。3日，他审定后指示将两个草案上报中央。25日得到回复：“关于接管江南城市草案，中央同意，望即发布。”实行军事管制是城市解放初期实施的一项政策性很强的工作。前一草案从军管会的组成、工作职责和基本任务、接管的工作重点和程序、部队和接管人员必须遵守的10条入城守则及11项接管政策等方面，把七届二中全会精神落实到具体系统、可操作的城市工作实践中，这是以邓小平为第一书记的华东局贯彻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城市所做的开创性贡献。重心转移到城市后针对如何进一步加强农村工作，后一草案指出，必须预防忽视或放松对农村工作领导的偏向产生，要求各级党委应经常注意对农村工作的研究和指导，在党委成员的分工上应有专人经常主持农村工作。该文件对部队进入新区后的具体工作步骤作出明确规定，深刻指出农村担负着大军供应和协助城市发展的重任，江南新区解放后各级政权的中心任务是领导人民经济生活和发展生产，在那些没有大中城市的地区应以更大的注意力去领导乡村，将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
正确的方针、政策落到实处要靠正确的组织路线来保证。鉴于安徽解放时间先后不一，而江南解放后的大城市接管亟需高级干部，4月3日，邓小平在蚌埠起草并签发华东局关于暂不成立安徽省委、分别成立皖北和皖南区党委的电报，并提出皖北区党委的建议人选，曾任安徽省委书记、省政府主席、省军区政委的宋任穷和省委副书记、三野第七兵团政委的谭启龍分别组织接管南京和杭州的南下干部集中培训，准备接管江南新区。江南解放后，他们分别协助刘伯承和谭震林负责南京、浙江工作。5月6日，邓小平又在丹阳召开华东局会议，研究上海市的机构设置、干部配备问题，并形成建议于10日上报中央，中央于20日作出批复。
作为华东地区的主要领导者，在中国革命面临重大转折的历史关头，邓小平能准确领会中央的战略意图，并创造性地为完成本地区的任务提出实施预案，凸显了他在政治上、全局上、战略上考量重大问题的能力。
按照“慎重、缓进”的工作方针，重点关注经济工作，组织赢得上海经济战线上“淮海战役”的初步胜利
华东地区是蒋家王朝赖以独裁统治的经济命脉之所在。当时，上海有500多万人口，1万多家工厂、6万多家商店，工业总产值和贸易额约占全国一半，为名副其实的全国经济中心；又是国内外势力相互渗透的十里洋场。因而，上海的接管、恢复和稳定成为华东新解放区的重中之重。上海解放前夕，一些敌对势力认为共产党军事是100分，政治是80分，经济是0分，誓言要把上海变成“死上海”“臭上海”。国际社会在不得不承认共产党即将取得军事胜利的同时，却普遍对上海的未来充满疑虑，甚至嗤之以鼻。能否解决上海解放初期的经济问题，已成为严肃的政治问题。邓小平对此有清醒的认识，正如他在向毛泽东的报告中所说：“江南将有许多复杂的、尚难预料到的困难问题摆在我们面前”，“表现得最普遍和最复杂的则是金融及市场问题。”
毛泽东在西柏坡召集邓小平、陈毅、谭震林等谈话时重点询问：“你们对于上海的工作研究了没有？”并强调，进驻大城市是中国革命的“最后一关”，此关主力战在平津、上海、广州，重心在上海，还对进军上海提出“慎重、缓进”方针，以打好最后一仗。5月初，邓小平移驻丹阳后和饶漱石、陈毅等一起开始致力于筹划应对中国革命的“最后一关”上。为早日完成中央下达的任务，26日，在上海还未全解放的情况下他即率华东局机关和接收人员冒雨进入上海。
第一仗便是上海“银元之战”。其时暗藏的敌对势力和不法投机商人利用新生人民政权对市场控制能力有限，一再兴风作浪大搞银元投机，哄抬物价甚至狂妄叫嚷：“解放军可以进上海，人民币进不了上海”。银元与人民币的比价在28日后的一周内就由1 ：100上升到1：1400，6月10日更上扬为1 ：2000 。银元价格的猛涨带动市场物价飞涨，人民币信誉下降，严重危害到市民的正常生活并波及到全国财经的稳定。能否速遏通货膨胀、稳定物价，不仅关系到人民币能否在上海站稳脚跟，更关系到人心稳定、能否巩固新生政权等重大问题。为此，邓小平和陈毅反复研究后，决定“先礼后兵”。 6月5日，《解放日报》发表社论，敦促“扰乱金融操纵银元的投机者赶快觉悟”，同时，人民银行向市场抛出10万银元，社会团体发起“反对银元投机，保障人民生活”宣传活动，人民政府采用“折实单位”发放职工工资、开办折实储蓄等。但投机商仍凭借雄厚资本一意孤行，10万银元被一吸而空，银元价格不降反升。7日，邓小平主持召开华东局会议，分析形势，商量对策。鉴于投机商对政府的警告置若罔闻，会议决定，坚决取缔非法交易场所，即查封大投机商操纵银元市场的活动中心上海证券交易所，之前该处虽已被明令停止营业但仍成为投机者实际操作的司令部。会后，陈毅打电话向中央请示汇报，毛泽东亲自回电同意。10日，上海市军管会查封证券大楼，当场扣押200多名投机分子，通令禁止黄金、银元、外币的计价流通和私自买卖，公布金银、外汇管理办法。次日，银元价格从2000元跌至1200元，大米食油均跌价一成，人民币地位由此初步确立，标志着以邓小平为首的华东局和上海市组织领导的银元之战取得胜利。
不甘失败的投机商旋即将目标转向“二白一黑”（即大米、棉纱、煤炭及相关产品），操纵物价。造成棉纱、棉布、面粉、大米价格暴涨数倍，严重扰乱了市场秩序。23日，美蒋宣布对上海口岸实行武装封锁，使工业原料长期主要依赖进口的上海企业濒临绝境。为迅速扭转上海经济形势，中央决定邓小平北上面商。7月14日夜他到达北平后先后向毛泽东、朱德、周恩来、陈云汇报，17日又向中央工作会议正式报告。据他回忆，听完汇报，“毛主席及中央各同志，对京沪杭特别是上海的困难非常重视，决定从全国范围内予以帮助，来解决上海的问题。并决定由陈云协助华东局”，与华中等各大区财经负责人“共同商定具体方案，报告中央批准”。19日，他在北平致信华东局，传达了毛泽东关于打破帝国主义封锁的指示：“毛主席强调从军事上迅速占领两广云贵川康青宁诸省，尽量求得早日占领沿海各岛及台湾”，外交上要主动地“一面倒”。他预言：“我们這样做，即占领全国、一面倒和自力更生，不但可以立于坚固的基础之上，而且才有可能迫使帝国主义就我之范。”鉴于解决上海经济问题需动员全国力量予以支持难以在短时间内完成，而早在6月2日中央就已决定刘、邓率二野于秋季进军西南，故此，中央决定，中央财经委员会主任陈云代表中央坐镇上海运用各种经济手段应对困难局面，至1950年春节取得平抑物价、统一财经的决定性胜利。
8月4日，邓小平向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汇报了“第二野战军、第三野战军从渡江到占领上海以及到上海后的情况和工作”，对两个多月来的江南接管工作作了初步总结。他认为，接管工作特别是上海情况复杂，但因在主观上事先做了准备工作，包括政治的组织的准备，能按照“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四面八方”原则，与各界人士通力合作，所以，上海接管“一般说来工作做得还好”。在上海经济战线上的“淮海战役”中他成功打赢了首战“银元之战”，在“二白一黑”原料争夺战中他主动向中央汇报、争取各方支持，为中央准确了解情况并制定应对措施乃至成功解决问题奠定了基础。15日返回上海的他，最后一次以第一书记的身份主持华东局会议，传达中央和毛泽东指示，结合渡江以来接管大城市的经验教训阐述中央、毛泽东关于解决华东地区困难和进军西南必要性的思想，增强执行上述指示的自觉性和必胜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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