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在“复杂”这个词的桑塔费(Santa Fe Institute，以“复杂适应性系统”为研究对象的一家美国著名研究机构)意义上谈论改革作为“政治经济过程”的复杂性的。“复杂”是秩序与混乱之间的一种临界状态，也叫做“混沌的边缘”，从这里可以发生新的秩序，也可以导致完全的无序。改革，尤其是大规模社会变革所蕴涵的，正是这样一种充满着危机与希望的“复杂性”。在这一过程中，每一个具体的问题，作为全局性的核心问题的一部分，总包含着潜在的全局性危机或希望。
　　改革之为一个“过程”的复杂性，在于它同时改变一个社会的经济和政治格局，产生“游戏规则”的社会选择(政治的)过程与资源配置的经济过程同时展开，从而整个“过渡时期”成为一个“政治经济过程”，其复杂性首先表现为“无序”，或“混沌”，或“前秩序”。
　　不论我们如何试图讨论“纯经济学”问题，张春霖已经指出了包含在中国经济的效率问题里面的两个政治经济学主题:建立以“资本－劳动”关系为轴心的市场经济所面对的公平与效率的冲突问题；中国的市场化改革在“全球资本主义化”的大背景下所面对的民族认同与文化冲突问题。
　　在社会选择过程中起着决定性影响的因素包括:既有的权力格局、意识形态、知识结构、社会文化习俗(前三项因素的“余项”)。这些因素塑造了社会成员的“正义”、“公平”、“自由”、“幸福”等等观念，从而决定了社会成员经济行为的目标函数与他们对经济格局的评价体系。正是这些因素之间以及这些因素与其它因素(包括经济因素)之间的相互作用决定了生活的“复杂性”。在此我以一张高度简化了的“效率增量－收入平等增量”相平面图来说明这一复杂过程所包含的诸多可能性当中的四种。
　　所谓“相平面”，指若干(通常是两个)变量关于时间的导数之间的动态关系。如果我们把纯粹经济因素“简约主义”式地归结为“效率”，把政治经济因素按照同样的(常常是不可容忍的)“简约主义”归结为“收入平等程度”，那么在关于这两个变量的“相平面”上标出的就是这两个变量在一定时间间隔内发生的“增量”。
　　我列出四种可能的状态:状态I，效率增量从一个较低水平不断上升并且公平增量从一个较高水平不断下降，因此假如选择合适的原点和初始条件，公平程度本身就会表现为从一个较高水平不断下降的过程；状态II，效率增量上升并且公平增量也上升，这是所谓“帕累托改善”的状况；状态III，效率增量下降并且公平增量上升，这是所谓“福利国家”的状况；状态IV，效率增量与公平增量同时下降，这是马克思说过的“东方式的腐败”状况。最后，图中还标出了状态V，相当于一个更高(或更低)循环里的状态I，用来表示“福利国家”(或前俄国和东欧国家)为改善效率而进行“自由化”改革的阶段。
　　其实所谓“库兹涅兹曲线”(即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收入分配的平等程度先下降再上升)与这个相平面描述的过程是一致的，但是后者比前者更为“复杂”。例如，当经济游戏规则的“不公平性”在社会选择过程中突现为主要因素时，由社会选择过程决定的“规则”可能从状态I向状态II过渡，进入一个良性循环；或者，例如在强烈的意识形态作用下，社会也可能从状态I迅速越过状态II而进入状态III，60年代工党时期的英国大致就是这样一种状况；又或者，当社会选择过程本身不是一个稳定过程时，普遍的腐败可能取代“程序正义”，那么社会很可能从状态I越过状态II和III直接进入状态IV，而后者又是进入状态I的准备阶段，于是形成“恶性循环”。
　　理论表明，从任何一个现实初始条件出发的“复杂过程”都可以导致任意可能的结果。而在几乎无限多的可能结果当中，我们的知识结构能够认识和把握的只是沧海一粟。因此我对这里讨论的现实主题所能提供的惟一意见只是这样一句话:“改革是复杂的政治经济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