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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11月25 日，上海师范大学“光启音乐大讲堂·上海城市文化叙事”在音乐学院宋小璐副教授的访谈中迎来了第八期的访谈嘉宾上海交响乐团团长周平女士。周平团长以“上海交响那些事”为题，围绕上海交响乐团的“前”“事”“今”“申”，与现场师生畅聊了上海交响乐团百余年辉煌历程中的里程碑事件。
上海交响乐团前身上海工部局乐队，是国内也是亚洲最早的交响乐团，其成立初期先后由布克和梅百器担任指挥，负责满足在沪外国人对音乐的需求，参与大型活动并举办户外音乐会。早期乐团里以外籍乐师居多，新中国成立后不断有华人加入，迄今已成为中国文化力量的代表，广泛受邀参加琉森音乐节等世界著名的、重要的音乐节。
上海交响乐团与这座城市的故事始于1879年刊登于《字林西报》的演出信息，1其漫长的发展历程见证并逐渐引领了上海城市音乐文化的发展。1879—1919年正值国内外局势动荡时期，战事和金融危机的影响将本就入不敷出的上海工部局乐队推到了面临裁撤的境地，梅百器的加入及重建让乐队“起死回生”并逐渐走入正轨。2他在短期内将乐队规模扩大至1941年的52人，并雇佣了拥有技巧水准较高且演奏经验丰富的欧洲乐师。这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乐队的财政危机，却很好地彰显了管弦乐在古典音乐教育中所具有的不可替代的价值。3而后，乐队进入了“梅百器时代”。梅百器的领导空前提升了乐队的演奏水平，在当时有“远东第一交响乐团”的美誉。与此同时，他还力排众议，邀请中国人出席乐队的音乐会。自1928年起，乐队中也逐渐出现了华人乐师且人数渐增，与此同时，中国作曲家的交响乐作品也逐渐成为了该团的演出曲目。1951年，由富华指挥的中国作品演奏会上，上海交响乐团演奏了王云阶的《江南组曲》、丁善德的《中国民族变奏曲》《新疆舞曲》、黄贻钧的《民歌选奏》和朱启东的《第二交响曲》，这是上海交响乐团首次全套演出中国管弦乐作品。41958年，当最后一位俄罗斯籍小提琴手请辞后，该团的全部乐手均成了华人。5
上海交响乐团曾于1927年举行“贝九”在中国的第一次演出，囿于没有合适的合唱团，只演出了前三个乐章。1936年，得益于雅乐社、德国人和俄国人的社区合唱团及“国立音专”（上海音乐学院前身）师生鼎力协助，组成了近三百人的演出阵容，上海交响乐团终于在大光明戏院完成了“贝九”全部四个乐章的演出。在整个“梅百器时代”，贝多芬作品先后被演出了将近三百次，这在当时来说是相当庞大的演出量。新中国成立的当月，富华便指挥演出了贝多芬的《第三交响曲“英雄”》，这也是贝多芬作品在新中国的首演。此后，历任音乐总监—黄贻钧、曹鹏、陈燮阳及现任音乐总监余隆，都曾演奏、录音或指挥过大量的贝多芬作品。由此可见上海这座城市以及上海交响乐团对于这位伟大作曲家的由衷喜爱。1985年，黄贻钧、曹鹏、陈燮阳联合指挥了全套贝多芬交响曲的展演，这在当时是乐坛上人尽皆知的轰动事件。
新中国成立以来的上海交响乐团继续保持着发展的态势，有了成熟稳定的演出和排练机制，除夏、冬两季的音乐会演出之外，还举行了形式多样的主题音乐会。6在整整“一甲子”的漫长岁月中深度参与并鼎力扶持了作为上海“城市名片”“上海之春”国际音乐节。一座城市的音乐文化是其历史和传统的积淀，上海城市音乐文化的建设与上海交响乐团和“上海之春”艺术节休戚相关。翻阅《上海之春50年纪念文集》的节目单不难发现，上海交响乐团在每年的“上海之春”音乐节里都会频频亮相，为这张“城市名片”的生成做出了巨大贡献。
城市文化与交响乐团是“互哺共荣”、彼此成就的关系，不同城市的交响乐团在城市中所承担的角色也不尽相同。上海交响乐团的国际定位尤其与上海这座国际化大都市“海纳百川”的形象气质紧密相连。2009年，上海交响乐团制定了“全国顶尖，亚洲一流，具有国际影响力”的长远目标，又从2014年起开始悉心打造“音乐沟通世界”这一品牌性理念，旨在以更加国际化和职业化的面貌扩大乐团的国际影响力。同时，“上海交响乐团”也希望推广交响乐与其他艺术形式的多元融合（例如与柏林爱乐乐团组织足球联谊赛，小作曲家音乐课堂等）以探寻新的文化体验，尝试以更多新鲜事物让交响乐始终拥有新鲜的思维和活力。当然，作为一个城市交响乐团，上海交响乐团在逐渐走向国际化的过程中始终不忘“关心”这座城市，由此成为了一个富有“人情味”的交响乐团，不遗余力地与上海这座城市进行着多种多样的沟通和交流，例如通过举办“全城交响”“馄饨皮集市”“晚高峰音乐会”等公益活动，来增加上海交响乐团与生活在这座城市的不同工作群体的交流。这些创意活动的出现，不仅普及了交响乐，更繁荣了上海这座国际化大都市的音乐生活。
“全城交响·上海交响乐团为你而来”是在上海交响乐团成立一百四十周年之际，为“反哺”这座风雨同行的城市而发起的一项公益活动，它在全城范围内征集演出邀约，只要这邀约有足够动人的故事或创意作为支撑，上海交响乐团便可在正常演出季外接受全上海各机构或个人邀约，为其定制一场“专属音乐会”。不同的故事有不同的作品，通过这样的活动，上海交响乐团将交响乐带进了幼儿园、肿瘤医院、上海玻璃博物馆等通常说来令人“意想不到”的单位或部门，用高雅音乐来满足那些尚不能进入音乐厅的孩子们的好奇心，为饱受疾病折磨者带来心灵慰藉，并通过音乐与其他艺术的融合而创造了新的文化体验。“晚高峰音乐会”则意在用古典音乐来填充上海晚间通勤的高峰期，邀请阻于途中的听众步入音乐厅，通过感受美妙的音乐来缓解自己的焦躁心情和城市交通的压力。“馄饨皮集市”是出现在疫情期间的一个活动，其间，该团用与音乐有关的文创产品吸引古典乐迷或路人来到被戏称为“馄饨皮”的上海交响乐团音乐厅，感受坐落在古老又时尚的复兴中路上的这座宏伟音乐厅的别样气韵和魅力。
城市音乐文化中既包含历史与传统的积淀，也包含新的发展，它是“城市文化的社会行为、观念的反映，城市音乐文化是城市文化规划和特色的标志。7文化总能以“润物细无声”的方式融入政治、经济和社会之中，影响人的发展以及社会经济的发展。8上海交响乐团自1879年创立以来始终保持着蓬勃的朝气，在走向国际和积极反哺的过程中逐渐建立品牌形象，传承并发扬了海派文化的多元包容精神。当历史的尘埃落定，曾经的喧嚣都归于平静，唯有城市的音乐文化能够穿越时空，给人们以精神慰藉，鼓励人们去创新、创造、创未来。9
在周平团长别开生面的叙述中，观众们可以了解到一个乐团领导者从基层到管理層的职业发展道路。正如音乐学院施忠院长在答谢访谈嘉宾时所说：周平团长在推动上海交响乐团稳步发展的同时也成就了自己，实现了自我的价值。作为师大音乐学院的杰出校友，她的成长经历值得作为同学们的学习楷模。同时，周平团长的讲解也让观众明白了上海交响乐团的辉煌历史和广阔前景，感受到了上海交响乐团与世界和这座城市之间的独特交流方式，及其作为上海乃至中国交响的荣誉“名片”所肩负的义不容辞的责任和使命。海派文化虚怀若谷的魅力推动着上海城市文化音乐在国际上讲好“中国故事”，而这种交流融合的过程也反哺着上海的城市文化音乐，使其拥有无限的生命力，继而促使中国文化产生更强的国际影响力。
作者 上海师范大学音乐学院2020级硕士研究生
参见上海交响乐团：“这是一张和你有关的年度榜单”，出自网址：https：//mp.weixin.qq.com/s/7hH36ZLhIy0P3XKnOeCi6A，访问日期：2020年12月2日。
王艳莉.上海工部局乐队的裁撤风波：兼及梅百器乐队经营策略”[J].音乐研究，2010-5-87.
王艳莉.上海工部局乐队的裁撤风波：兼及梅百器乐队经营策略”[J].音乐研究，2010-5-91.
秦萌，戴嘉枋.思想改造适应新的社会角色的转变：1949—1956年上海交响乐团的成立及创作演出情况[J].音乐艺术，2014-2-43.
同上。
同上。
洛秦.城市音乐文化与音乐产业化[J].音乐艺术，2003-2-43.
王博.城市发展的‘软实力’：论城市音乐文化建设[J].民族艺术研究，2013-4-77.
同上。
上海交响乐团前身上海工部局乐队，是国内也是亚洲最早的交响乐团，其成立初期先后由布克和梅百器担任指挥，负责满足在沪外国人对音乐的需求，参与大型活动并举办户外音乐会。早期乐团里以外籍乐师居多，新中国成立后不断有华人加入，迄今已成为中国文化力量的代表，广泛受邀参加琉森音乐节等世界著名的、重要的音乐节。
上海交响乐团与这座城市的故事始于1879年刊登于《字林西报》的演出信息，1其漫长的发展历程见证并逐渐引领了上海城市音乐文化的发展。1879—1919年正值国内外局势动荡时期，战事和金融危机的影响将本就入不敷出的上海工部局乐队推到了面临裁撤的境地，梅百器的加入及重建让乐队“起死回生”并逐渐走入正轨。2他在短期内将乐队规模扩大至1941年的52人，并雇佣了拥有技巧水准较高且演奏经验丰富的欧洲乐师。这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乐队的财政危机，却很好地彰显了管弦乐在古典音乐教育中所具有的不可替代的价值。3而后，乐队进入了“梅百器时代”。梅百器的领导空前提升了乐队的演奏水平，在当时有“远东第一交响乐团”的美誉。与此同时，他还力排众议，邀请中国人出席乐队的音乐会。自1928年起，乐队中也逐渐出现了华人乐师且人数渐增，与此同时，中国作曲家的交响乐作品也逐渐成为了该团的演出曲目。1951年，由富华指挥的中国作品演奏会上，上海交响乐团演奏了王云阶的《江南组曲》、丁善德的《中国民族变奏曲》《新疆舞曲》、黄贻钧的《民歌选奏》和朱启东的《第二交响曲》，这是上海交响乐团首次全套演出中国管弦乐作品。41958年，当最后一位俄罗斯籍小提琴手请辞后，该团的全部乐手均成了华人。5
上海交响乐团曾于1927年举行“贝九”在中国的第一次演出，囿于没有合适的合唱团，只演出了前三个乐章。1936年，得益于雅乐社、德国人和俄国人的社区合唱团及“国立音专”（上海音乐学院前身）师生鼎力协助，组成了近三百人的演出阵容，上海交响乐团终于在大光明戏院完成了“贝九”全部四个乐章的演出。在整个“梅百器时代”，贝多芬作品先后被演出了将近三百次，这在当时来说是相当庞大的演出量。新中国成立的当月，富华便指挥演出了贝多芬的《第三交响曲“英雄”》，这也是贝多芬作品在新中国的首演。此后，历任音乐总监—黄贻钧、曹鹏、陈燮阳及现任音乐总监余隆，都曾演奏、录音或指挥过大量的贝多芬作品。由此可见上海这座城市以及上海交响乐团对于这位伟大作曲家的由衷喜爱。1985年，黄贻钧、曹鹏、陈燮阳联合指挥了全套贝多芬交响曲的展演，这在当时是乐坛上人尽皆知的轰动事件。
新中国成立以来的上海交响乐团继续保持着发展的态势，有了成熟稳定的演出和排练机制，除夏、冬两季的音乐会演出之外，还举行了形式多样的主题音乐会。6在整整“一甲子”的漫长岁月中深度参与并鼎力扶持了作为上海“城市名片”“上海之春”国际音乐节。一座城市的音乐文化是其历史和传统的积淀，上海城市音乐文化的建设与上海交响乐团和“上海之春”艺术节休戚相关。翻阅《上海之春50年纪念文集》的节目单不难发现，上海交响乐团在每年的“上海之春”音乐节里都会频频亮相，为这张“城市名片”的生成做出了巨大贡献。
城市文化与交响乐团是“互哺共荣”、彼此成就的关系，不同城市的交响乐团在城市中所承担的角色也不尽相同。上海交响乐团的国际定位尤其与上海这座国际化大都市“海纳百川”的形象气质紧密相连。2009年，上海交响乐团制定了“全国顶尖，亚洲一流，具有国际影响力”的长远目标，又从2014年起开始悉心打造“音乐沟通世界”这一品牌性理念，旨在以更加国际化和职业化的面貌扩大乐团的国际影响力。同时，“上海交响乐团”也希望推广交响乐与其他艺术形式的多元融合（例如与柏林爱乐乐团组织足球联谊赛，小作曲家音乐课堂等）以探寻新的文化体验，尝试以更多新鲜事物让交响乐始终拥有新鲜的思维和活力。当然，作为一个城市交响乐团，上海交响乐团在逐渐走向国际化的过程中始终不忘“关心”这座城市，由此成为了一个富有“人情味”的交响乐团，不遗余力地与上海这座城市进行着多种多样的沟通和交流，例如通过举办“全城交响”“馄饨皮集市”“晚高峰音乐会”等公益活动，来增加上海交响乐团与生活在这座城市的不同工作群体的交流。这些创意活动的出现，不仅普及了交响乐，更繁荣了上海这座国际化大都市的音乐生活。
“全城交响·上海交响乐团为你而来”是在上海交响乐团成立一百四十周年之际，为“反哺”这座风雨同行的城市而发起的一项公益活动，它在全城范围内征集演出邀约，只要这邀约有足够动人的故事或创意作为支撑，上海交响乐团便可在正常演出季外接受全上海各机构或个人邀约，为其定制一场“专属音乐会”。不同的故事有不同的作品，通过这样的活动，上海交响乐团将交响乐带进了幼儿园、肿瘤医院、上海玻璃博物馆等通常说来令人“意想不到”的单位或部门，用高雅音乐来满足那些尚不能进入音乐厅的孩子们的好奇心，为饱受疾病折磨者带来心灵慰藉，并通过音乐与其他艺术的融合而创造了新的文化体验。“晚高峰音乐会”则意在用古典音乐来填充上海晚间通勤的高峰期，邀请阻于途中的听众步入音乐厅，通过感受美妙的音乐来缓解自己的焦躁心情和城市交通的压力。“馄饨皮集市”是出现在疫情期间的一个活动，其间，该团用与音乐有关的文创产品吸引古典乐迷或路人来到被戏称为“馄饨皮”的上海交响乐团音乐厅，感受坐落在古老又时尚的复兴中路上的这座宏伟音乐厅的别样气韵和魅力。
城市音乐文化中既包含历史与传统的积淀，也包含新的发展，它是“城市文化的社会行为、观念的反映，城市音乐文化是城市文化规划和特色的标志。7文化总能以“润物细无声”的方式融入政治、经济和社会之中，影响人的发展以及社会经济的发展。8上海交响乐团自1879年创立以来始终保持着蓬勃的朝气，在走向国际和积极反哺的过程中逐渐建立品牌形象，传承并发扬了海派文化的多元包容精神。当历史的尘埃落定，曾经的喧嚣都归于平静，唯有城市的音乐文化能够穿越时空，给人们以精神慰藉，鼓励人们去创新、创造、创未来。9
在周平团长别开生面的叙述中，观众们可以了解到一个乐团领导者从基层到管理層的职业发展道路。正如音乐学院施忠院长在答谢访谈嘉宾时所说：周平团长在推动上海交响乐团稳步发展的同时也成就了自己，实现了自我的价值。作为师大音乐学院的杰出校友，她的成长经历值得作为同学们的学习楷模。同时，周平团长的讲解也让观众明白了上海交响乐团的辉煌历史和广阔前景，感受到了上海交响乐团与世界和这座城市之间的独特交流方式，及其作为上海乃至中国交响的荣誉“名片”所肩负的义不容辞的责任和使命。海派文化虚怀若谷的魅力推动着上海城市文化音乐在国际上讲好“中国故事”，而这种交流融合的过程也反哺着上海的城市文化音乐，使其拥有无限的生命力，继而促使中国文化产生更强的国际影响力。
作者 上海师范大学音乐学院2020级硕士研究生
参见上海交响乐团：“这是一张和你有关的年度榜单”，出自网址：https：//mp.weixin.qq.com/s/7hH36ZLhIy0P3XKnOeCi6A，访问日期：2020年12月2日。
王艳莉.上海工部局乐队的裁撤风波：兼及梅百器乐队经营策略”[J].音乐研究，2010-5-87.
王艳莉.上海工部局乐队的裁撤风波：兼及梅百器乐队经营策略”[J].音乐研究，2010-5-91.
秦萌，戴嘉枋.思想改造适应新的社会角色的转变：1949—1956年上海交响乐团的成立及创作演出情况[J].音乐艺术，2014-2-43.
同上。
同上。
洛秦.城市音乐文化与音乐产业化[J].音乐艺术，2003-2-43.
王博.城市发展的‘软实力’：论城市音乐文化建设[J].民族艺术研究，2013-4-77.
同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