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以来，中国经济增速持续回落，二次探底的直接原因是刺激政策的提前退出，而更本质的原因在于对中国经济周期相位的误判。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中国的潜在经济增长能力预测过于悲观；二是对增长型经济周期的复苏进程和经济波动的国际耦合机制存在认识偏差。
　　由于中国缺乏指示资本要素利用程度的统计制度，而失业率指标也不能准确度量劳动要素利用程度，使得无法直接依据资源利用程度来准确定位中国经济周期的相位。作为增长型经济周期，中国经济景气的正常化是以国民收入水平的正常化，而不是国民收入增速为标志的。然而，在古典型经济周期的习惯思维下，以经济增长速度的波谷来定位经济周期波谷，必然在实际经济增长速度接近潜在经济速度而实际国民收入缺口最大时，错误判断中国经济景气已经实现正常化。
　　上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中国经济的波动主要是外需驱动的，美国经济景气通过国际贸易途径向中国经济景气传播，使得中国经济周期必然耦合美国经济周期。2006年-2007年，中国经济景气与美国经济景气出现了暂时的脱耦现象，对次贷危机造成的严重需求冲击估计不足，延缓了中国需求管理政策的放松。而2009年-2010年，中国经济的率先复苏，更加错误地重复了这种脱耦判断。
　　由于对中国潜在经济增长能力过于悲观，所以有观点认为，需求管理的总量性刺激政策已经到位，且认为过去中国的发展模式已经不可持续，应该诉诸于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的结构性政策。
　　而实际的情况正好相反。虽然未来中国的人口增长率和个体储蓄倾向会逐渐下降，但由于全球储蓄过剩，国内利率将被国际利率长期锁定在较低水平上，将长期低于经济增长速度，总体储蓄率因实际经济增长速度和实际利率之间的差距而只会有限下降。
　　面临高储蓄倾向的国民收入结构，中国经济需要建立以增加国内投资需求为轴心的宏观经济政策体系，实现高储蓄向高投资的有效转化，并且通过资本积累途径消除古典失业并支持即将到来的老龄社会。由于国民收入储蓄倾向于经济增长速度之间是正向反馈的，這将继续支持高储蓄-高投资-高增长的中国经济发展模式。
　　在逆周期调节的需求管理上，中国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依然存在较大的操作空间。中国财政的赤字比率和政府债务比率长期处在健全范围内，并且在经济高速增长的条件下反而会自然冲销，不构成扩张性财政政策的预算限制。
　　由于汇率和利率尚未自由化，国内货币政策与国外货币政策，以及国内利率政策与信贷政策是相对独立的，中国货币政策能够在“丁伯根法则”约束下，同时进行经济稳定、金融稳定、内部平衡与外部平衡多个目标的调节。
　　在凯恩斯革命前的大萧条时期，强劲复苏的德国经济受法西斯统治而牺牲政治自由，而高速增长的苏联经济实行了公有制，似乎只有通过变革政治或者经济结构，英国和美国经济才能走出大萧条。而凯恩斯革命基于对市场经济原理的坚定信仰，在维持既有政治和经济结构的背景下通过需求管理，开辟了走出大萧条的第三条道路。所以，那些要放弃总量需求管理，认为必须实行政治结构和经济结构的根本性调整的观点，貌似深刻，实则急躁而无为，是背离凯恩斯革命的。
　　中国宏观经济均衡和经济增长路径是预期依存和政策依存的，在乐观经济增长预期和积极需求管理政策的配合下，需求创造供给的“凯恩斯定理”能够在短期和长期同时成立。在经济景气转换阶段，对中国潜在经济增长能力过于悲观的预测，可能导致政府实行非合意的紧缩性需求管理政策，这会阻碍中国经济的复苏，甚至导致非理性萧条。
　　后次贷危机时期，面临持续扩展而未知的潜在总供给能力，中国需求管理应该建立最高可持续增长率目标的政策指导线，采取微撞（fine-tapping）而不是微调的操作模式，通过间歇性增加总需求来探索潜在总供给的前沿。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