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出版社出版“民国名人回忆录”丛书，囊括了宋美龄、陈嘉庚、邹鲁、蒋廷黻、馮玉祥、黄绍竑、陈布雷等十二人，其中国民党元老邹鲁的《回顾录》，被易名为《邹鲁回忆录》。邹鲁不仅因主持召集“西山会议”而知名，更因负责创办国立广东大学（今中山大学）并两度担任校长，在教育界留下了独特印记，值得后人探求一二。
　　邹鲁出生于广东大埔，幼时家贫，回忆录开始叙述家世，便从其父亲讲述自己吃“橄榄餐”（橄榄两头小中间大，喻每天只吃一顿午饭）和“舂杵餐”（舂杵两头大中间小，喻每天只吃早晚两餐）的故事着笔。客家文化崇文重教，邹鲁天资聪颖，得以一直接受乡村私塾教育，十九岁时进到潮州（当时大埔属潮州管辖）韩山书院读书，后又考取大埔新办的新式学堂读书，“学校一开办，就使我根本失望。因为学生年龄由十六岁到三十岁不等，而课程则除算学、英文外，一切都依旧馆的方式，还是背书默书写字”。邹鲁“时时流露出不满意的言论”，受到老师的斥责：“你说这学校不好，你有本事去办一个好的给我看！”于是邹鲁与同学张煊二人起了自办学堂之想，又从一位同学哥哥那里得了四块钱（鹰洋）的捐助，邀请了原来私塾的老师和其他几位先生帮忙，再聘请了一些教员，就这样办起了一个“乐群中学”，共有学生一百余人，并且附设了一个小学。办了一年之后，“便有许多学生回到各乡办学，因此接连产生了二十几个小学”。
　　邹鲁后来还在张煊办的“乐育小学”任教师。“那个小学共有学生数十人，年龄参差不齐，六七岁到十六七岁的都有，不得不勉强分成两级。当时课程并没有什么标准，大都由教员依照着自己能够教授的而订定。我也不是例外，于是规定了国文、历史、地理、数学、物理、体操等功课，而除了初级国文和习字由校中的另外一位老先生担任外，其余都由我教授。那时又没有现成的课本，不得不自己编纂”。
　　邹鲁所忆，正是清末新式学堂兴起之际的“乱象”。一方面是学生对旧学习体制的不满，一方面是新学的乱上马和旧人员的转型。乱包括招收人员的乱（学生年龄差距巨大）、课程设置的乱（由教员订定）和师资之乱（如中学生读了一年即可去教小学）。
　　“乐群中学”几经改易，至今犹存，是为大埔县大埔中学。
　　邹鲁不以办小学成功而自满，反而前往广州投考师范学校。由于当时“学堂初兴，师才不足，师范学堂又少”，他无校可入，于是又提议创办师范学堂。他拿出从家中带来的一百多元前往广州求学。他本意要投考师范学校，但到了广州却发现没有师范可考。当时潮汕、嘉应一带学子到广州的，都想进师范学堂，邹鲁凭着一股青春勇气和在家乡办中学的一点点经验，便提议在广州创办师范学堂。他在《回顾录》中说：“说来也许可笑，我是一个小县里生长的人，广州是一个初游的省城，人地生疏，毫无凭借，竟倡议办师范学堂，谈何容易！但是我绝不气馁，本着满腔的热情和勇气，认定了我的目标，到处奔走宣传，请求人家帮忙。更拿我从家里所带来的钱作为开办费。经过一个多月的努力，偌大一座广州城里，居然出现了一个潮嘉师范学堂”，“自从四块钱办成了乐群中学，一百多块钱创立了潮嘉师范，我真觉得世上并无难事”。
　　新学人中往往有不少革命人士，参与创办“乐群中学”的杨穆如后赴南洋，加入了革命组织“中和堂”，并介绍邹鲁加入。张煊加入了同盟会，也介绍邹鲁加入。邹鲁创立潮嘉师范后，交游日广，“广州的党人对我更加亲切，公推为同盟会的主盟人”。与此同时，他还在提学使署办的理化研究所和广东法政学堂上课。在广东法政学堂，邹鲁便认识了教员朱执信和同学陈炯明，“暗中往来甚密”，“宣传和联络并重”地做革命工作，参与发动多次起义。辛亥革命后，他成为中华民国政府第一届国会众议院议员，当时年仅二十八岁。
　　孙中山对邹鲁颇为倚重，曾委他大总统特派员之职。1922年，孙中山任命他为广东高等师范学校校长。孙的理由是“你办教育，素来是有经验的。历来汝对我说话常注意到青年，而且谈到教育问题见解亦很对，现在广东对教育不但濒于破产，而且未能接受本党主义，还是你出来担任改进罢”。此前高等师范已因欠薪数月陷于停顿状态，曾任财政厅长的邹鲁募财有方，很快筹措一笔资金解决了经济困难，使学校运作进入正常轨道。
　　1923年冬，孙又决定将广东高等师范学校、广东法政大学和广东农业专门学校三校合并，成立国立广东大学（孙中山逝世后改名为中山大学），委任邹任筹备主任负责推进。“（孙）同时还提到广东工业学校和广州第一中学，亦由我去指导，使广东整个高等教育能在党的指导之下，免人渗入”。
　　1924年夏天，广东大学正式成立，邹鲁被任命为校长。广东大学分为两级，即预科（高中）与本科，本科又分文、理、法、农、工五科，文科包括中国文学、西洋文学、史学、哲学和教育学五系，理学包括化学、数学，俨然已是现代综合性大学的雏形。邹在孙支持下采取的种种措施，以及重掌中山大学后的种种措施，在《回顾录》中回顾甚详，堪称一本如何办理现代大学的教科书：
　　一是增加教育经费。“先后指拨税契、省外筵席捐、田税附加、士敏土（水泥）厂舶来士敏土捐、匹头（布匹）厘、盐税附加等项，为本校经费”。
　　二是兴建校舍。“指定石牌地方为新校的校址”。广东大学成立之初，校址在今天的文明路高等师范原址，校舍陈旧而逼仄。邹鲁受命筹备后，经过多次查勘，选定广州郊区石牌为新校址，但直到他第二度担任中山大学校长后才开始正式建设。建筑共分三期，因抗战爆发才完成二期，主要解决的也是经费问题。第二期，“当时焦头烂额的情形，真非笔墨所能形容。我曾对学生说，为了筹款，除没有叫人爸爸和向人叩头之外可说一切都已做到。这并非戏言，而是实在的情形”。后他在西南政委会提出由军政人员按薪资比例捐资（也即今日所谓的“扣工资”）的办法加上两家银行借款，才渡过这一难关。邹鲁撰有《国立中山大学新校舍后记》，提出“三惧”之说：一惧虚有学舍浪费公帑，二惧学生不能吃苦耐劳，三惧学生不重生产管理。特别是第一惧“宏伟之校舍，所以充实光辉，发扬学问，以贡献国家社会，若虚有物质，而无精神，是上为之虚糜国帑，下为之徒竭民膏”，语重心长。邹鲁回忆：“第二期建筑工程完毕，石牌新校的规模业已初具，当初荆榛遍地的荒野，突然变成堂皇瑰玮的大学区。当我前次游历海外，经过二十九个国家，每到了一国，必定去参观有名的大学，现在根据这种经验来观察本校，自觉其规模，不但求之中国不落后，即求之世界各国中亦不落后。” 　　三是延揽教授，购置设备。早在出任广东大学校长之初，他便注意聘请有专门心得的学者为教授，当时易培基任孙中山驻北京全权代表，他同时委托易代为延揽北方著名学者来校任教，并利用法国的庚子赔款退款购买图书仪器。
　　四是巡视训导。“自接办学校后，就搬进学校去住，仍然是天明起来读书。读书后，稍进早点，便去巡视讲堂;而且巡视讲堂，每日不止一次。”“我在学校常以读书不忘救国，救国不忘读书嘱学生，同时并唤醒他们救国须有真学问，学问自然求之不尽的，不过在学校时须先能接受教员的教导研究，立定根底以后，庶能随时随地研求精进，得以发扬光大。”“当读书时，以为读得不少，及至应用，才晓得不够。所以读书时固应读书，办事时尤要读书，并须时时就专家研究。这样做去，事过境迁，把书来读，犹时时发现当时未能读此书，照此书来办，致事未能达到理想目的”。他一方面勉励学生读书，同时又怕学生读得滥，故曰：“一人之精力有限，读书须择其有益身心及裨益国家社会的来读。至于学校内，各有各的专科，须要其专科及有联带者，多为研究，庶能养成专门人才。若普遍滥读，将流为样样皆知，样样皆非真知，结果一无所用。”
　　孙中山于1925年3月在北京逝世后，广东大学于1926年改名中山大学以为纪念。这之前的1925年9月，邹鲁因与共产国际顾问鲍罗廷及汪精卫关系不和而离任。1926年8月，国民政府下令改校名为国立中山大学。
　　1932年2月，邹鲁重掌中山大学直至1938年因抗战迁徙，邹鲁对中大的影响也主要在此期间，他针对教育时弊大加改革，做了不少卓有成效的工作。
　　鄒鲁政务校务繁忙，但对来访的教授则随时接见。有一个时期，他每天中午分别约请各院、系教授聚餐，以便了解各学科动态和教授们对教学和学术的意见。全校三十多个系，轮下来需一个多月。后来，他又决定每周六增加一次学术讨论会，全体教授参加，由相关学科的教授作研究报告，学术研究也是有声有色。邹鲁在任前后，语言历史研究所、教育研究所、农林植物研究所、土壤调查研究所等相继成立并取得不少全国影响的学术成果。1938年10月，日军从大亚湾登陆，广州沦陷，中山大学被迫西迁云南澄江，邹鲁因病未能随迁。1940年春天，邹鲁以职务与身体原因请辞中山大学校长，由许崇清代理。学者杨东平称邹鲁、许崇清对中山大学的影响，可与蔡元培、蒋梦麟于北大，梅贻琦、潘光旦于清华相提并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