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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的“香格里拉对话会”结束了。但这次对话会的余波，尤其是凤凰卫视在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演讲前两个小时，于当地举办并全球直播的“亚太安全电视论坛”的反响却依然在持续荡漾之中。
本次“亚太安全电视论坛”由我担任主持。会上，我向美国参议员发出犀利问题，同时也以主持人的身份将日本问题提出来，并与台上力图阻止的新加坡方面嘉宾激辩，给了中方代表详细阐述中方立场的机会，最后使得这场辩论以中方大胜结束。当晚，安倍方面据说极为恼怒，西方媒体也对我的主持风格发出批评，认为我“过于袒护中国”，而中国的民众则几乎一面倒地叫好。
这几天，我不断收到朋友、熟人，甚至许多不认识的观众、网友给我的留言、短信，对我在“亚太安全电视论坛”上的“犀利主持和提问”表示祝贺，也有朋友称我“在关键时刻为国家做了一件好事”。我很感谢大家对我的支持。
其实，为民族出力，为国家做事，在我内心深处从来都是毋需置疑的命题。不然，我在18年前就不会萌生回国服务的念头，17年前更不会从生活优越、气候宜人的德国跑到香港工作，尤其是进入一个当时收入极低的中资机构。
很多朋友都认为我“疯了”，因为凭我的德语和对中欧事务的了解，在欧洲可以活得很舒适。1997至1999年这两年，有一位香港新闻界前辈戏称，全香港的一线记者中，拿着德国的博士学位，受过严格的新闻学前沿和理论训练，能流利地说几门外语，还甘愿拿一个普通香港大学毕业生工资的，大概就我一个。
当然，经济的拮据很快就过去了，因为我很快进入了一家香港上市公司担任总监。但我对新闻的热情，尤其是对传播思想的热情依然未减。这时，另一层痛苦开始了：我因为传播思想，客观持平地发表评论，开始被人称为“卖国贼”“汉奸”“洋奴”。我心里觉得好笑：如果要做“洋奴”，我早就不回来了，更不会甘愿拿着微薄的薪水糊口。
那时的中国，是一个多数人都向往外国的年代，很多人到外资机构赚大钱，出国便再也不回来，谁还会想到回来传播思想？但与金钱相比，中国更需要的是对现代文明的理解、接受和拥抱，这样才能立于不败之地。
2007年3月，我与同事远赴东京，参加直播的中日辩论，可能让一些原本对我有偏见的朋友改变了看法。有朋友前几天还给我留言：“那一年中日深夜直播辩论，看着你面对日本嘉宾的侃侃而谈，犀利而深刻，把日本嘉宾驳得完全无法招架，看得我真叫爽。”其实，这对我来说，一切都很自然，也很必然；就像这一次的新加坡“亚太安全电视论坛”上，我对美国参议员的“犀利发问”一样。艾青有一句诗：“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我自认没有诗人那么丰富的内心世界，所以更认同邓小平那句朴实无华的“家常话”：“我深深地爱着我的祖国和人民。”
我们这一代“海归”，在引进先进科技方面做得很多，但在传播思想方面做得太少，在沟通中西双方的理解方面做得更少。我们了解祖国，也了解世界；我们了解同胞的切身感受，也了解我们与世界的差距；我们了解世界依然先进，但我们也更了解世界面对我们崛起的茫然、酸楚乃至敌意。
但我们为此做了什么？
过去我们只是对外开放，从未想过要改写游戏规则；现在我们的实力已到了可以改写游戏规则的地步，但面对自身的崛起，我们是否可以不再学习、借鉴人类的先进文明成果？而西方世界面对这一情形，“西方中心主义”和傲慢是否将死灰复燃？
所有这些，都不是我们描绘自己时的一个“爽”字所能解释，更不是我们描绘西方时的一个“酸”字所能概括。所有这些，都是未來几十年中国与西方共同面临的课题和挑战。
所以，我还是我。过去当我传播思想时被朋友们称为“卖国贼”，那是误解；当我在2007年中日辩论中直指日本右翼本质，当我前几周在新加坡主持论坛时对西方发出犀利挑战时，若把我认为是“民粹”，那同样是误解。
在民族利益的重大关头，我永远只会站在祖国这一边，这是我内心的召唤和使命。但同时我希望，我的祖国也能以宽广之心，拥抱世界，拥抱文明，走向成熟，走向昌盛。
原载于《同舟共进》2014年第7期，转载请注明出处
本次“亚太安全电视论坛”由我担任主持。会上，我向美国参议员发出犀利问题，同时也以主持人的身份将日本问题提出来，并与台上力图阻止的新加坡方面嘉宾激辩，给了中方代表详细阐述中方立场的机会，最后使得这场辩论以中方大胜结束。当晚，安倍方面据说极为恼怒，西方媒体也对我的主持风格发出批评，认为我“过于袒护中国”，而中国的民众则几乎一面倒地叫好。
这几天，我不断收到朋友、熟人，甚至许多不认识的观众、网友给我的留言、短信，对我在“亚太安全电视论坛”上的“犀利主持和提问”表示祝贺，也有朋友称我“在关键时刻为国家做了一件好事”。我很感谢大家对我的支持。
其实，为民族出力，为国家做事，在我内心深处从来都是毋需置疑的命题。不然，我在18年前就不会萌生回国服务的念头，17年前更不会从生活优越、气候宜人的德国跑到香港工作，尤其是进入一个当时收入极低的中资机构。
很多朋友都认为我“疯了”，因为凭我的德语和对中欧事务的了解，在欧洲可以活得很舒适。1997至1999年这两年，有一位香港新闻界前辈戏称，全香港的一线记者中，拿着德国的博士学位，受过严格的新闻学前沿和理论训练，能流利地说几门外语，还甘愿拿一个普通香港大学毕业生工资的，大概就我一个。
当然，经济的拮据很快就过去了，因为我很快进入了一家香港上市公司担任总监。但我对新闻的热情，尤其是对传播思想的热情依然未减。这时，另一层痛苦开始了：我因为传播思想，客观持平地发表评论，开始被人称为“卖国贼”“汉奸”“洋奴”。我心里觉得好笑：如果要做“洋奴”，我早就不回来了，更不会甘愿拿着微薄的薪水糊口。
那时的中国，是一个多数人都向往外国的年代，很多人到外资机构赚大钱，出国便再也不回来，谁还会想到回来传播思想？但与金钱相比，中国更需要的是对现代文明的理解、接受和拥抱，这样才能立于不败之地。
2007年3月，我与同事远赴东京，参加直播的中日辩论，可能让一些原本对我有偏见的朋友改变了看法。有朋友前几天还给我留言：“那一年中日深夜直播辩论，看着你面对日本嘉宾的侃侃而谈，犀利而深刻，把日本嘉宾驳得完全无法招架，看得我真叫爽。”其实，这对我来说，一切都很自然，也很必然；就像这一次的新加坡“亚太安全电视论坛”上，我对美国参议员的“犀利发问”一样。艾青有一句诗：“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我自认没有诗人那么丰富的内心世界，所以更认同邓小平那句朴实无华的“家常话”：“我深深地爱着我的祖国和人民。”
我们这一代“海归”，在引进先进科技方面做得很多，但在传播思想方面做得太少，在沟通中西双方的理解方面做得更少。我们了解祖国，也了解世界；我们了解同胞的切身感受，也了解我们与世界的差距；我们了解世界依然先进，但我们也更了解世界面对我们崛起的茫然、酸楚乃至敌意。
但我们为此做了什么？
过去我们只是对外开放，从未想过要改写游戏规则；现在我们的实力已到了可以改写游戏规则的地步，但面对自身的崛起，我们是否可以不再学习、借鉴人类的先进文明成果？而西方世界面对这一情形，“西方中心主义”和傲慢是否将死灰复燃？
所有这些，都不是我们描绘自己时的一个“爽”字所能解释，更不是我们描绘西方时的一个“酸”字所能概括。所有这些，都是未來几十年中国与西方共同面临的课题和挑战。
所以，我还是我。过去当我传播思想时被朋友们称为“卖国贼”，那是误解；当我在2007年中日辩论中直指日本右翼本质，当我前几周在新加坡主持论坛时对西方发出犀利挑战时，若把我认为是“民粹”，那同样是误解。
在民族利益的重大关头，我永远只会站在祖国这一边，这是我内心的召唤和使命。但同时我希望，我的祖国也能以宽广之心，拥抱世界，拥抱文明，走向成熟，走向昌盛。
原载于《同舟共进》2014年第7期，转载请注明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