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李咏也算一块儿长大，当年我18，他19，我属鸡，他属猴，进大学没俩月就谈上了恋爱。我爸一提起这事儿就忧心忡忡：“老话说，鸡猴不到头儿。你们啊，唉……”
　　 担忧归担忧，李咏最终还是凭他那张能说会道的小嘴儿，把我们全家顺利“拿下”，1992年9月26日，星期六，我们俩在我的老家结婚了。
　　 一晃，20多年过去了。我们共同经历了人生中的大部分时光。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如出一辙。
　　 我们俩之间有什么事儿，从来不会遮着掩着。住单身宿舍那会儿，隔壁就是老毕。他老跟别人说，听李咏和哈文吵架特有意思。先是听到一个特“血性”的男声，嚷嚷完没一分钟，马上就被另一个更“咆哮”的女声压下去了。
　　 其实我们也不是吵架，就是拉理儿、论事儿，都不会小嗓门儿说话。从那以后，只要我们有事儿要掰扯，李咏就先起身把门窗关好。
　　 跟李咏过日子，时间一长，惊喜就少了，变成“惊吓”了。他时不时就犯个迷糊，或者使个小坏，我得去给他收拾残局。
　　 比如他开车不认路。不但生地方不认路，老地方也不认路。每当他开车出门，我都得时刻开着手机，严阵以待，说不准什么时候他电话就来了：“老婆，我在一个某某广告牌底下，我该怎么回家？”
　　 2003年闹“非典”，他老在家呆着，病毒没传上，酒瘾起来了——我不让他喝酒，他自有办法，居然深更半夜从房间溜出来，把酒柜里的酒偷偷拿出来喝了，再灌上矿泉水，盖好盖子，原封不动地搁回去。这招还挺绝，家里要是不来客人，估计我永远都发现不了。
　　 李咏在物质方面一向比较有“追求”，当年，我们是电视台这拨年轻人里最早买车的，一辆小铃木。刚开始他技术特差。有一天，在一条窄道上，他正往前开呢，突然从后视镜里看见一个老头儿，在后面又是喊又是追的。吓了我们一大跳，赶紧把车停下来。原来是李咏车开得太慢太擦边儿，后视镜愣把人家手里拎的馒头给挂走了。
　　 后来好不容易开熟了，得意了，每回一遇上堵车，就把拳头搁嘴边上假装话筒：“嘟嘟嘟，前方开道，快开道！李咏来了！”要么就是用手做手枪状，左瞄右瞄，一路上“枪毙”无数人。“将来我给车上装两个高压水枪，谁堵我我就滋谁。”
　　 我听了哭笑不得，斜眼瞥他，说：“你怎么这么幼稚，跟个小神经似的？”可他自己穷玩闹，特开心。
　　 李咏说他自己是“宅男”，可以一个月不出家门，这个一点儿不假。他的人生志向特简单，就是“老婆孩子热炕头”。所以他除了工作，但凡还有点儿时间和精力，就全用在了家庭建设上。
　　 我们家分两个办公室——物质文明办公室和精神文明办公室。前者归他管，后者归我管。每当我过生日，物质文明办主任都会送上一件挺像样的礼物，闺女看我一脸不以为然就问了：“妈妈，你就不感动吗？”我反过来问他们爷儿俩：“我有什么可感动的？难道不应该吗？我觉得我太值得拥有了！”
　　 我们的关系比较复杂，什么成分都有。他说在工作中我是他的领导，其实不够准确。更客观地描述，我们应该是战略合作关系。他的强项是制定目标，要攻哪个碉堡，先把小旗儿插上;我的强项则是带领团队具体执行，冲上去帮他把那个山头打下来。当然他插旗之前得跟我商量，我要是不同意帮他攻，他光插个旗儿也没用。
　　 有人说，最理想的夫妻关系就是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还真有点儿道理。我们的日子过得是挺乐呵，只要有时间，我们就像一对儿门神似的，往那儿一坐，开聊，从国家大事到娱乐八卦，没烦没够。有他和闺女这对儿活宝，家里就总有欢声笑语。
　　（摘自长江文艺出版社《咏远有李》一书）（责编 微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