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发展中国家经济崛起过程中的汇率升值压力将长期存在,汇率升值一方面反映了平衡外部收支的需要,另一方面也是重新调整国内经济资源配置结构的需要,能否处理好汇率升值压力,对一国保持宏观经济稳定和持续增长具有重要意义。
当前,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复苏,人民币汇率升值问题成为全球关注的焦点。通常,一国经济的快速增长都会促使本国货币升值,并伴之以通货膨胀的压力。经济增长、汇率变动与通货膨胀它们三者到底存在怎样的奥妙关系?
持续的经济增长促使货币升值
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会导致一国经济发生深刻的结构性变化,在此过程中,该国的劳动生产率、产业结构、就业、国民收入、金融深化程度、经济开放度等都会发生深刻变化。实体经济的这些变化会引起实际汇率的调整。新古典增长理论认为,劳动生产率提高是推动长期经济增长的最重要因素。在对经济高速增长时期实际汇率变动趋势的研究中,“巴拉萨-萨缪尔森假说”是最具影响力的理论。该理论认为,当一国处于经济高速增长阶段时,相对于世界平均水平,国内贸易部门劳动生产率增长快于非贸易部门劳动生产率增长。因此,在通货膨胀相对稳定的情况下,贸易品价格优势导致的经常项目顺差将造成汇率升值压力。
从各国实际情况看,劳动生产率提高帶动实际汇率的升值往往会通过两种方式体现出来:一种是在采取钉住汇率制的国家,由于名义汇率固定,实际汇率升值主要由该国相对较高的通货膨胀率所推动;另一种是在采取浮动汇率制的国家,由于央行一般把维持本国物价稳定作为主要政策目标,实际汇率升值直接反映为名义汇率的升值。此外,持续的经济增长会促使汇率升值预期的形成,在预期的作用下,外国直接投资会更加迅速地流入,对本国资产的需求也会持续增加,这会加速汇率升值的步伐。
汇率低估将导致资源配置失衡
汇率变动能够引起国内贸易品和非贸易品相对价格的变化,从而对贸易品和非贸易品的生产和需求产生影响,使得社会资源重新配置,最终影响经济增长。从理论上看,汇率贬值能扩大本国出口,减少进口,从而促进经济增长。然而,人为的汇率低估会破坏经济的内部均衡和外部均衡,引发一系列破坏宏观经济稳定和经济可持续增长的问题。汇率低估抬高了贸易品部门产品的相对价格,使得经济资源更多地流向贸易品部门。资源配置的扭曲鼓励了贸易部门的粗放式扩张,抑制了企业的自主技术创新,阻碍了贸易结构的调整和升级。
从国民福利和资源配置角度看,汇率低估实际上是全体国民和非贸易部门为出口提供补贴,以汇率低估为代价维持长期贸易顺差得不偿失。有学者在对有关国家经济增长过程中的汇率问题进行比较研究后指出,发展中国家经济崛起过程中的汇率升值压力将长期存在,汇率升值一方面反映了平衡外部收支的需要,另一方面也是重新调整国内经济资源配置结构的需要,能否处理好汇率升值压力,对一国保持宏观经济稳定和持续增长具有重要意义。从历史上看,没有一个国家和地区是靠货币贬值实现工业化和提高国家竞争力的。印尼、菲律宾以及拉美国家都是货币长期贬值的国家,但都陷入了“贫困化陷阱”。相反,德国的经验表明,凡是能够保持汇率基本稳定和逐步升值的国家和地区,在汇率平稳升值的同时可以保持国内物价和产出稳定,并逐步提高国家经济竞争力。
就我国来说,随着经济对外开放度的提高,汇率问题一直困扰着我国的经济增长,在内外部均衡的历次冲突中都有汇率失衡的影子。1994年～1995年的内外部冲突是汇率制度改革的结果,人民币汇率由5.8元兑1美元一次性贬值到8.7元兑1美元,刺激了外国资本的流入和贸易顺差,持续的“双顺差”加剧了国内的通货膨胀。而东南亚金融危机过后,国内通货紧缩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传染性贬值影响了对人民币汇率预期导致的。可见,均衡汇率的实现对我国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有重要影响。
货币升值期间防通胀——外国的经验
德国和日本在战后的经济高速增长中,特别是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后,面对经济崛起时期的汇率升值压力,两国采取了不同的对策,给通货膨胀水平和经济增长带来截然不同的影响。
在马克升值过程中,德国联邦银行把货币政策的重点放在防止输入型通货膨胀方面。因此,紧缩性的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在德国持续了较长时间。1970年～1985年,联邦德国货币供应增长率与GDP增长率相差无几,保持了适度比例。20世纪50年代～80年代,德国经济始终保持年均4.5%左右的适度增长,其稳定性高于美国等工业国;而通货膨胀率则稳稳地控制在3.7%左右,低于其他主要工业国的通胀水平。
与德国相反,面对日元升值的压力,日本政府放弃了主动升值的时机,1985年日美缔结《广场协议》签订后,又因为汇率的大幅升值丧失了对整体经济的控制,直接促成了20世纪70年代的高通货膨胀和80年代末的泡沫经济,严重损害了经济的可持续增长。
在《广场协议》签订后,日本政府放任日元大幅升值,在短短三年时间内,日元兑美元升幅度达99.4%。在日元升值的同时,日本央行采取了扩张性货币政策,以抵消日元升值的通货紧缩效应。大量过剩资金通过各种渠道涌入股票市场和房地产市场,导致资产价格急剧膨胀,形成泡沫经济。
人民币升值应该选择怎样的路径
事实上,中国经济背景与日本和德国有很大差异。德日作为老牌资本主义国家,早在19世纪末就开始了工业化进程,作为二战战败国,虽然经济遭到很大破坏,但技术、人才仍在,因此二战后经济得以快速发展。货币升值前夕,德国和日本按购买力平价计算,人均收入为美国的70%～80%,而中国2008年按购买力平价计算的人均收入为美国的30%。20世纪80年代韩国货币升值前的人均收入和城市化率也均高于现在的中国。通过对1960年～2007年人民币实际汇率的测算,人均收入与实际汇率正相关,但农村人口比例与实际汇率负相关。这表明在很长时间内,由于庞大农业人口的存在,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未能引起实际汇率的升值。
近年来,在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经常项目顺差不断扩大和外汇储备激增的背景下,随着“人口红利”的逐渐耗尽,人民币面临较大升值压力。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前,在钉住美元的固定汇率制度下,持续的贸易顺差意味着我国持有的国外资产不断增加。由于不能以人民币进行国际借贷,持有过多的国外资产造成人民币升值预期,从而进一步吸引外资流入。在贸易顺差和外汇储备迅速增长的情况下,为保持固定汇率,货币当局在外汇市场上的干预必然形成货币大量投放,带来通货膨胀压力。
从汇率升值的背景看,近年来我国人民币汇率制度的改革,与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后的德国和日本有很多相似之处,具体表现在:汇率升值前三国均经历了持续的高速经济增长,劳动生产率迅速提高,经济增长最终转化为汇率升值的动力;三国经济的外向型程度都比较高,货币当局都面临维持物价稳定和汇率稳定的政策权衡。
结合我国的具体国情,在汇率制度改革中,我国应保持人民币汇率的小幅渐进升值趋势,这有助于产业升级和转型,降低“副作用”。制造业的自主创新需要一定时间,人民币缓慢升值使国内制造业不至于遭受过于猛烈的冲击。我国过去30多年的经济发展基本遵循了日本、韩国等亚洲经济体所经历的产业追赶的标准发展模式。与日、韩等经济体相同,我国在全球经济中具有相对竞争优势的产品也经历了从一开始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以纺织业为代表),到资本密集、规模驱动的无差异产业(以钢铁、石化为代表),目前正处于最为关键的装备制造业追赶阶段。装备制造业追赶的完成依赖完全的自主创新,而自主创新需要一定时间。同时,作为后进者,这些产品的竞争力主要来自于价格优势。显然,目前我国在该层级上的产业追赶尚未完成,该领域的许多核心部件或技术没有自主知识产权。如果人民币一次性大幅升值,虽然会迅速达到均衡汇率水平,但会失去价格竞争优势,这一产业的追赶将面临中断的风险。
当前,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复苏,人民币汇率升值问题成为全球关注的焦点。通常,一国经济的快速增长都会促使本国货币升值,并伴之以通货膨胀的压力。经济增长、汇率变动与通货膨胀它们三者到底存在怎样的奥妙关系?
持续的经济增长促使货币升值
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会导致一国经济发生深刻的结构性变化,在此过程中,该国的劳动生产率、产业结构、就业、国民收入、金融深化程度、经济开放度等都会发生深刻变化。实体经济的这些变化会引起实际汇率的调整。新古典增长理论认为,劳动生产率提高是推动长期经济增长的最重要因素。在对经济高速增长时期实际汇率变动趋势的研究中,“巴拉萨-萨缪尔森假说”是最具影响力的理论。该理论认为,当一国处于经济高速增长阶段时,相对于世界平均水平,国内贸易部门劳动生产率增长快于非贸易部门劳动生产率增长。因此,在通货膨胀相对稳定的情况下,贸易品价格优势导致的经常项目顺差将造成汇率升值压力。
从各国实际情况看,劳动生产率提高帶动实际汇率的升值往往会通过两种方式体现出来:一种是在采取钉住汇率制的国家,由于名义汇率固定,实际汇率升值主要由该国相对较高的通货膨胀率所推动;另一种是在采取浮动汇率制的国家,由于央行一般把维持本国物价稳定作为主要政策目标,实际汇率升值直接反映为名义汇率的升值。此外,持续的经济增长会促使汇率升值预期的形成,在预期的作用下,外国直接投资会更加迅速地流入,对本国资产的需求也会持续增加,这会加速汇率升值的步伐。
汇率低估将导致资源配置失衡
汇率变动能够引起国内贸易品和非贸易品相对价格的变化,从而对贸易品和非贸易品的生产和需求产生影响,使得社会资源重新配置,最终影响经济增长。从理论上看,汇率贬值能扩大本国出口,减少进口,从而促进经济增长。然而,人为的汇率低估会破坏经济的内部均衡和外部均衡,引发一系列破坏宏观经济稳定和经济可持续增长的问题。汇率低估抬高了贸易品部门产品的相对价格,使得经济资源更多地流向贸易品部门。资源配置的扭曲鼓励了贸易部门的粗放式扩张,抑制了企业的自主技术创新,阻碍了贸易结构的调整和升级。
从国民福利和资源配置角度看,汇率低估实际上是全体国民和非贸易部门为出口提供补贴,以汇率低估为代价维持长期贸易顺差得不偿失。有学者在对有关国家经济增长过程中的汇率问题进行比较研究后指出,发展中国家经济崛起过程中的汇率升值压力将长期存在,汇率升值一方面反映了平衡外部收支的需要,另一方面也是重新调整国内经济资源配置结构的需要,能否处理好汇率升值压力,对一国保持宏观经济稳定和持续增长具有重要意义。从历史上看,没有一个国家和地区是靠货币贬值实现工业化和提高国家竞争力的。印尼、菲律宾以及拉美国家都是货币长期贬值的国家,但都陷入了“贫困化陷阱”。相反,德国的经验表明,凡是能够保持汇率基本稳定和逐步升值的国家和地区,在汇率平稳升值的同时可以保持国内物价和产出稳定,并逐步提高国家经济竞争力。
就我国来说,随着经济对外开放度的提高,汇率问题一直困扰着我国的经济增长,在内外部均衡的历次冲突中都有汇率失衡的影子。1994年～1995年的内外部冲突是汇率制度改革的结果,人民币汇率由5.8元兑1美元一次性贬值到8.7元兑1美元,刺激了外国资本的流入和贸易顺差,持续的“双顺差”加剧了国内的通货膨胀。而东南亚金融危机过后,国内通货紧缩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传染性贬值影响了对人民币汇率预期导致的。可见,均衡汇率的实现对我国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有重要影响。
货币升值期间防通胀——外国的经验
德国和日本在战后的经济高速增长中,特别是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后,面对经济崛起时期的汇率升值压力,两国采取了不同的对策,给通货膨胀水平和经济增长带来截然不同的影响。
在马克升值过程中,德国联邦银行把货币政策的重点放在防止输入型通货膨胀方面。因此,紧缩性的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在德国持续了较长时间。1970年～1985年,联邦德国货币供应增长率与GDP增长率相差无几,保持了适度比例。20世纪50年代～80年代,德国经济始终保持年均4.5%左右的适度增长,其稳定性高于美国等工业国;而通货膨胀率则稳稳地控制在3.7%左右,低于其他主要工业国的通胀水平。
与德国相反,面对日元升值的压力,日本政府放弃了主动升值的时机,1985年日美缔结《广场协议》签订后,又因为汇率的大幅升值丧失了对整体经济的控制,直接促成了20世纪70年代的高通货膨胀和80年代末的泡沫经济,严重损害了经济的可持续增长。
在《广场协议》签订后,日本政府放任日元大幅升值,在短短三年时间内,日元兑美元升幅度达99.4%。在日元升值的同时,日本央行采取了扩张性货币政策,以抵消日元升值的通货紧缩效应。大量过剩资金通过各种渠道涌入股票市场和房地产市场,导致资产价格急剧膨胀,形成泡沫经济。
人民币升值应该选择怎样的路径
事实上,中国经济背景与日本和德国有很大差异。德日作为老牌资本主义国家,早在19世纪末就开始了工业化进程,作为二战战败国,虽然经济遭到很大破坏,但技术、人才仍在,因此二战后经济得以快速发展。货币升值前夕,德国和日本按购买力平价计算,人均收入为美国的70%～80%,而中国2008年按购买力平价计算的人均收入为美国的30%。20世纪80年代韩国货币升值前的人均收入和城市化率也均高于现在的中国。通过对1960年～2007年人民币实际汇率的测算,人均收入与实际汇率正相关,但农村人口比例与实际汇率负相关。这表明在很长时间内,由于庞大农业人口的存在,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未能引起实际汇率的升值。
近年来,在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经常项目顺差不断扩大和外汇储备激增的背景下,随着“人口红利”的逐渐耗尽,人民币面临较大升值压力。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前,在钉住美元的固定汇率制度下,持续的贸易顺差意味着我国持有的国外资产不断增加。由于不能以人民币进行国际借贷,持有过多的国外资产造成人民币升值预期,从而进一步吸引外资流入。在贸易顺差和外汇储备迅速增长的情况下,为保持固定汇率,货币当局在外汇市场上的干预必然形成货币大量投放,带来通货膨胀压力。
从汇率升值的背景看,近年来我国人民币汇率制度的改革,与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后的德国和日本有很多相似之处,具体表现在:汇率升值前三国均经历了持续的高速经济增长,劳动生产率迅速提高,经济增长最终转化为汇率升值的动力;三国经济的外向型程度都比较高,货币当局都面临维持物价稳定和汇率稳定的政策权衡。
结合我国的具体国情,在汇率制度改革中,我国应保持人民币汇率的小幅渐进升值趋势,这有助于产业升级和转型,降低“副作用”。制造业的自主创新需要一定时间,人民币缓慢升值使国内制造业不至于遭受过于猛烈的冲击。我国过去30多年的经济发展基本遵循了日本、韩国等亚洲经济体所经历的产业追赶的标准发展模式。与日、韩等经济体相同,我国在全球经济中具有相对竞争优势的产品也经历了从一开始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以纺织业为代表),到资本密集、规模驱动的无差异产业(以钢铁、石化为代表),目前正处于最为关键的装备制造业追赶阶段。装备制造业追赶的完成依赖完全的自主创新,而自主创新需要一定时间。同时,作为后进者,这些产品的竞争力主要来自于价格优势。显然,目前我国在该层级上的产业追赶尚未完成,该领域的许多核心部件或技术没有自主知识产权。如果人民币一次性大幅升值,虽然会迅速达到均衡汇率水平,但会失去价格竞争优势,这一产业的追赶将面临中断的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