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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高大身影的倒下
1936年11月，聂绀弩曾写下一首题为《一个高大的背影倒了》的长诗，是为献给鲁迅先生的逝世周月祭诗。时光走过77年，当我听到诗人牛汉离世的消息时，脑子里突然就蹦出了这句诗：“一个高大的背影倒了，在无花的蔷薇的路上”，连日来，这句子不断在脑际重复播放。自我探析一下，大约有两个原因，一是我这些年思考著述七月社诸同人文学活动的时候，是将他们续接在鲁迅思想传统的血脉上把握其精神方向的；另一个则是，牛汉先生高大壮实的身影，给我留下了太深刻的印象。
2001年1月17日的北京，一个天很蓝却很硬很冻人的上午，我从住的酒店打出租车一个多小时到了朝阳区八里庄北里309栋楼下，绿原先生和牛汉先生都住在这栋楼的一个单元里，与两位先生的访谈进行了将近一天的时间。我先去了绿原家，随后下了两层到牛汉家，记得当时觉得特别的幸运啊，以北京城市的跨度之大，路途之遥迢，虽然当时大概不会像现在这么堵车，但能在一天之内完成两位重量级人物的访谈，真是极高的工作效率了。敲开牛汉先生家门，最深的印象就在那一刻发生，先生高大的形象矗立在我的眼前，作为女性，我长得并不算矮小，但我必需昂着头才能和先生对视，握手问好后，我像孩子一样控制不住自己的好奇心，直接就问：“先生身高有多少呀？”先生即答：“一米九一”。然后随着先生爽朗的笑声走进他的书房。
接触胡风社团同人，会发现他们拥有极其相似的精神世界——纯真而耿直的性格，炽热而忧悒的情怀，激烈而痛苦的灵魂。胡风是这样，他的同道伙友们也是这样。这大概也是他们不约而同走在一起的内在原因。当然，他们也为这相近的个性付出了惨痛的代价。当我走近他们，努力去读懂他们，提笔去研究他们的时候，才理解了所谓“性格决定命运”的真正含义。见到牛汉，同样的感触是：这就是“七月派”；不同的是，我们之间在采访者和被访者之外，又多了一重亲近的关系——我们是西北大学不同时期的毕业生，我们是同学和校友。我刚刚坐稳，牛汉先生就递给我一本早已准备好的《牛汉诗选》签名本，打开扉页，提款正是“燕芬校友”，于是我们会心地笑了，初见的紧张和局促一下子消散，融融的暖意，自由的交流，使这次难得的访谈进行得无比顺畅。
谈话即从1943年考入西北大学切入，往前追溯到他的身世背景和少年时代的艺术追求。牛汉出生于1923年，原名史成汉，祖上是蒙古人，后来移居山西定襄。牛汉从小不但个子高，而且胆子大脾气犟，外号“灰小子”。“灰小子”这说法不翻译我也能领会，临近的陕北方言里也常把顽皮成性、难以驯服的男孩子叫“灰小子”。牛汉说自己打小生就的个性一生不曾改变，多半与蒙古族祖先的血液有点神秘和神圣的关系。抗战发生时，牛汉刚刚14岁，他随父亲从山西流亡到陕西，不久他接触到了《七月》《抗战文艺》等刊物和艾青、胡风的诗集，亲历流亡的苦难，使他一下子对艾青的《北方》产生了强烈的共鸣。少年牛汉由痴迷画画转而开始尝试写诗，他最早学习的是艾青和田间的诗歌，高中时期又对俄罗斯的诗歌产生了浓厚的兴趣，高水准的诗歌研读奠定了牛汉较高的艺术起点，使他快速走上自己的诗歌创作道路。西安的《匆匆》诗刊、桂林的《诗创作》和成都的《诗星》都曾发表过他的早期习作。1942年，牛汉以一首400行的长诗《鄂尔多斯草原》惊动诗坛，他当时用的谷风这个笔名开始引人瞩目了。谈起这首成名作时，牛汉说，其实在写《鄂尔多斯草原》之前，他从来没有去过草原，他是在祖先留下的生活遗迹和亲人们讲述的故事中了解草原的。恰恰是这种儿时的神往和想象，使草原幻化为诗人意念中壮观的自然景象。而另一个更切近的原因，他后来不止一次回忆过：皖南事变之后，他和几个同学悄悄商议着奔赴延安，后来计划落空，“这首诗就是在我们准备奔延安之前写的。我不敢明明白白写陕北，写了离陕北不远（其实并不近）的鄂尔多斯，这片亲切的草原，我自小神往。历史和现实的感情在我的心胸里交融、奔腾。如果没有投奔陕北的理想鼓舞我，潜藏在生命内部的童年少年的诗的情愫，也就不会引爆起来。”（牛汉：《梦游人说诗》） 中学时代的牛汉已经在舅舅的影响下参加革命活动了，因为在学校被怀疑是亲共分子，行动受到监控，所以，诗人的想象和歌唱是缘自苦闷现实生活的冲击，他渴望奔向一个充满浪漫色彩的理想天地，这理想天地在诗人的想象中是草原，在一个革命者的视野里，则是陕北延安。牛汉将二者合而为一了。所以，牛汉的《鄂尔多斯草原》歌颂的不仅仅是生机勃发的大自然，而且是他投身革命的理想远景。梦境中的蒙古草原给了诗人雄宏的力量，这雄宏的力量又是如此贴近和契合着诗人奔赴革命投身战斗的人生抱负。我们在牛汉所钟情的景物对象中，能够体会到诗的性格和诗人的性格，他笔下的鄂尔多斯是他心中的鄂尔多斯，他笔下所有的诗歌形象，都是他人格精神的写照。一首《鄂尔多斯草原》成就了一个天才的诗人，初涉诗坛的牛汉已经为他的情感和信念找到了对应的心灵化意象。曾经看到有人评论牛汉的诗歌，说他早年的诗歌有超现实主义和象征主义色彩，确有一定的道理。可以说，牛汉作为诗人卓越的艺术个性，在他早期的创作中就已经显露出来了。
牛汉于1943年考取了西北大学外语系，選择俄语专业，是出于对俄罗斯文学的钟爱。那时的西北大学因抗战而南迁至城固，但并没有影响到年轻学生们的爱国热情，校园里开展了各种配合战时的文艺活动。牛汉依然专注写诗，同时也画画，画戏剧海报，画宣传墙报。他依然积极寻找革命组织，神往延安，曾经在入学一年后办休学离开西北大学准备去延安，北上未成，牛汉就留在西安与友人一起创办一个叫《流火》的文艺刊物，“七月流火，其意至明”。后来他又被组织安排复学回到西北大学开展学运，先后与进步学生成立了“真理卫队”和“北方学社”。轰轰烈烈的学生运动招致当局查禁，1946年牛汉被捕入狱，幸得朋友保释才获自由。此后的牛汉一直过着以革命与诗歌为毕生信念的流亡生活，他说：身在炼狱，诗就是反叛的匕首和旗帜。很明显，牛汉的文学观开始接近了后来称为七月派的思想艺术倾向，他反复表明自己最敬重阿垅，曾经深受阿垅诗歌的影响，阿垅诗论中所表达的：“诗人是火种，他是从燃烧自己开始来燃烧世界的”，极大地契合了牛汉内心对诗的理解和追求，由此构成他走入胡风文人群体最早的思想基础。 大学时代对于牛汉的意义在于，他由一个青春热血的理想主义诗人，逐渐开始冷静地面对鲜血淋漓的现实人生，这是一个青年人的身体、思想和情感的成长时期，也是一个诗人走向成熟的开始。青少年时期的牛汉已经显示出独异的个性，“脾气”和“傲气”使他不愿巴结名人，但是对胡风这个名人，他确实崇拜、心仪已久。他说：“我一向也不大看重理论，但胡风的那些谈诗的理论我看，我认为胡风的理论对青年人很有吸引力，对刚开始创作的人很有指导意义。” 1943年牛汉在城固上学时与同样爱诗的朱健邂逅，两人曾彻夜谈诗，谈胡风。牛汉不仅崇尚胡风的理论，他还一集一集地看胡风办的刊物，学习刊物上的艾青和田间，乃至对刊物上的诗人都熟知了。《七月》停刊后，牛汉急切地寻找着心灵的同道，这时他发现了酷似《七月》的《诗垦地》，准确地说，他只是在重庆出的报上见到了一个叫作《诗垦地》的诗丛的目录，发现作者当中有S.M.、邹荻帆、冀汸、曾卓、绿原等久违的名字，牛汉欣喜若狂，立即寄去新写的组诗《高原的音息》，不久收到编者邹荻帆采用诗歌的回信。牛汉如此表达他当时的激动心情：“这对我当时孤岛般的困境无异于登上了一艘希望之船。”由此可知牛汉对这个诗歌群体的钟情和向往。他内心渴望得到胡风的认可和指导，但却一直没有胆量向《七月》和《希望》投稿，“觉得自己没那个水平，幼稚”，这多少也有点自尊心在作祟，担心不被采用。一直到磨炼得自信了勇敢了，才在1946年第一次向《希望》投稿，这时《希望》也已经停刊了。
牛汉与《七月》《希望》两度失之交臂，牛汉并未因此而放弃对胡风文艺思想的内心响应，他曾写信给朱健请他转请胡风为《流火》写文章，胡风没有写这篇文章，《流火》也一期而终，但可见胡风在牛汉心中的分量。有意思的是，牛汉一直没有积极地联络过胡风，只在1947年去过胡风家里一次，也没有耐心等待，终于未能谋面。所以他说：“新中国成立前我是个胡风的读者，追随者。”机缘巧合与个性中的“独立”和“傲气”，造成牛汉与胡风之间不同于其他同人的特殊关系。他自信胡风是了解他的，也一定会认可他的诗歌。事实上，那个年代真正优秀的青年诗人是逃不过胡风的锐眼的。到1948年的时候，牛汉把自己全部的作品寄给了胡风，并第一次给胡风写了信。胡风看后果然非常欣赏，很快编出一本诗集《彩色的生活》，收入《七月诗丛》第2辑，原准备1948年出版，却因时局动荡拖延下来，至1951年由上海泥土社出版问世，这是牛汉加盟胡风文人团体的重要标志。而真正和胡风开始交往，则是新中国成立以后的事情了。
当牛汉与胡风及其同人有了直接或间接的接触和吸引，他的诗歌创作就有了更自觉的艺术映照。牛汉的诗歌追求阔大深沉的意境，他的“心灵似乎更容易被那种辽阔与壮美的境界和大自然中某些能够引人震惊的、在困境中坚毅不屈的现象或生态所触动。”（牛汉：《梦游人说诗》）所以，他善于写草原、写山脉，喜爱老虎和雄鹰的姿态，并将这些景象转化为灵魂的“图腾”，这多少是因诗人的个性气质决定的。蒙古祖先给了他热性的血液和草原一样辽阔的胸怀，也给了他作为一位诗人所必备的艺术想象力。而牛汉与七月派诗人群体的同声相应，则多表现在他们都直面黑暗悲惨的现实人生，从对严酷现实的体验出发，在理想与现实的对抗和冲突中，在对于血肉人生的搏斗中走向艺术创作。诗人在他的精神世界中狂奔着，追逐着他所向往的理想世界。正如牛汉所说：“我的诗都是梦游中望见的一个个美妙的远景和一闪一闪的亮光，我和诗总在不歇地向远景奔跑，从不徘徊和停顿，直到像汗血马那样耗尽了汗血而死。”（牛汉：《梦游人说诗》）我深切地感觉到，是诗歌与民族苦难命运的胶着关系，是诗人“为爱而战”的赤子之心，将牛汉与这个诗歌群体紧紧联系在了一起。
在七月派诗人中，牛汉的诗路走得最远，他是同代当中少有的在晚年取得了创作突破、登上新的艺术高度的诗人。而且，牛汉从20世纪80年代初期开始筹办《新文学史料》，筚路蓝缕30多年坚持下来，竭尽全力抢救现代文学的历史资料，坚持严把刊物的质量“方向”，可谓有口皆碑功莫大焉。大概同时期，牛汉还负责着丁玲主编的文学期刊《中国》的编辑工作，如此巨大的工作量压在不再年轻的牛汉身上，所能依靠的不仅仅是天生的好体魄，更有对文学的一腔热爱和坚守阵地的信念。问及牛汉的办刊情结可与当年渴望走进《七月》和《希望》有关系？牛汉毫不犹豫地给了肯定的回答。包括对刊物的个性化要求，亲力亲为把握稿件质量的办刊作风，以及全力扶持青年作家，發现文学新人等等方面，牛汉的办刊思路莫不受胡风的影响。牛汉说晚年的胡风是非常理解他的，胡风深知办刊的复杂艰难，对牛汉的工作担着一份忧虑。但谁又能说清楚，从胡风到牛汉，他们对文学的痴爱和编辑刊物的执迷，不是由来于一种理想和希望的血脉承传呢，那几乎也是一种宿命，只要文学不死，星火传布的脚步就不会停息。
读了很多牛汉的作品以及研究他的文献，有一段牛汉的自述多次出现在我的眼中，每每读到，都抑制不住内心的情感波涛：“在大千世界中，我渺小得如一粒游动的尘埃，但它是一粒蕴含着巨大痛苦的尘埃。也许从伤疤深处，才能读到历史的真实和隐秘的语言。我多么希望每一个人都活得完美，没有悲痛，没有灾难，没有伤疤，为此，我情愿消灭了我的这些伤残的诗。我和我的诗顽强地活着，绝不是仅仅为了咀嚼痛苦，更不是为了对历史进行报复，我的诗只是让历史从灾难中走出来。”（牛汉《谈谈我这个人，以及我的诗》）这段话可当作散文，甚至是诗，是牛汉用爱和痛苦凝结出的诗的晶体。
难以想象，牛汉高大伟岸的身躯是如何重重地倒下。但我相信，在真正认识牛汉的人们心中，他的文学风骨和人格精神是永远不倒、永远挺立着的。
萦绕心头的口琴声
釜屋修先生谢世以来的这些时光，我依旧过着俗人的日子，忙忙碌碌浑浑噩噩，但心底里总压着一份沉重，为这一年中离我而去的亲人友人，也为敬爱的日本老师釜屋修先生。
我和釜屋先生只有一面之缘，我们因共同的友人盐旗伸一郎教授而相识。盐旗教授是日本驹泽大学的中文老师，2010年申请来我们西北大学做了一年的访问学者，在中国现当代文学教研室里，我们既是短期的同事又成了真诚相待的异国朋友。在和盐旗教授的交谈中，未曾谋面的釜屋先生是经常被提及的，因为他是日本资历最深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专家，许多相关的话题，总是绕不过釜屋先生。釜屋先生退休前执教于驹泽大学，是日本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的老会长，盐旗教授是研究会的现任秘书长，在教学和研究以及日常生活中，他们都交往甚密，我感觉得到盐旗教授对先生学问的敬佩和人格的崇仰，于是也渴望能有机会拜见和求教于先生，以现在对外交流的开放便捷，我知道我的愿望不难实现。 那年秋天，釜屋先生偕夫人来到西安，大约五天时间访问和旅游，当我安排接待晚宴时，盐旗教授出主意说，让老师来家里吃饭吧，吃陕西的饺子或面条，老师一定最喜欢。盐旗教授已是我家的常客，而且很爱吃我做的家常饭，可这样招待釜屋先生是不是太随便了？盐旗教授坚持说没问题，到中国老师家里做客，比去饭店好百倍呢。
于是，我约了几位老师和朋友，在自己家里招待了釜屋先生。先生如我想象的一样，有学者的儒雅清明，也有老者的敦厚慈祥，酒过三巡，中国老师轮番唱起陕北民歌，引出了釜屋先生表演的兴致，他从包里掏出一把口琴，吹起了悠扬的中国名曲《在那遥远的地方》，在场的所有人都被先生的演奏感染了，又是敬酒又是献花，玩得好不开心。后来得知，釜屋先生多才多艺，尤其酷爱音乐，他揣着口琴出国，显然是有备而来，他的用心和细致可见一斑。倒是我自己太粗心，只顾忙着做饭忙着和大家热闹，竟然没有和先生好好合一张影，遗憾时又觉得先生是首次来西安，我们还会有第二次第三次的见面，我们以后会常来常往常交流，有的是照相的机会。谁能料想，再也没有了以后，只此一聚竟是永诀，叹人生憾事，永远无法弥补了。
釜屋修先生于2013年2月2日因病逝世，享年76岁。吹奏口琴的充满活力的釜屋先生，是留在我脑海中美丽而永恒的形象，先生的离去对我来讲是太突然了，记得我曾告诉他，西安是个需要来多次和值得来多次的地方，第一次只是走马观花，以后我们会陪他逐一仔细参观。我们正在筹划的中日学术研讨会议，也需要先生的支持和参加，还有我们希望先生给西北大学的学生做一次精彩的学术演讲，所有这一切都随着先生的驾鹤西去而化为泡影。2012年9月西北大学与日本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联合举办“中国当代文学与陕西文学创作”研讨会时，先生正缠绵病榻无法和我们共襄盛举，会议纵然开得很成功，但因为先生的缺席，还是减少了应有的分量和光彩。当盐旗教授来电唁告先生病逝的消息时，所有认识先生、和先生曾经欢聚的中国朋友无不感到悲哀和痛惜。
釜屋修先生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致力于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一生著述丰厚。他在中国最早有影响的著作是1979年出版的《中国的光荣和悲惨——赵树理评传》，为中国学术界带来了新鲜生动的气息。先生另一个为人称道的创举是早在1983年就创立了“日本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几乎与中国国内研究界同时起步，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中国当代文学当作一个独立的学科，开始了史料的整理和系统的作家研究。更令人惊异和感佩的是，这个最早也是唯一成立于域外的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每月定期举行讨论例会，每年出版研究会刊，30年不曾间断。我不由得要想，是什么样的信念和力量，让釜屋先生带领的这个民间学术团队，如此热衷并经久坚持中国当代文学的阅读和研究？而如此积累的成果，对我们中国当代文学这个学科，又有多么重要和特殊的价值。釜屋先生走了，我在加藤三由纪会长和盐旗教授身上看到了釜屋先生精神的承传，还有很多研究会的成员们，都在很执着地坚持著这项工作。了不起的釜屋先生，是一本丰富的厚重的大书，需要我们用心地深入地去解读。
先生的学术活动涉及之广，远非限于中国当代作家研究和文学史著述。在中国文学的翻译、推广方面，中日作家学者的互访交流方面，釜屋先生更是做了大量的工作。他在大学时代就组织演出了日语版的《小二黑结婚》，还曾征得老舍先生的授权，用中文排演了《茶馆》。1970年他与友人组织“中国文艺研究会”，创办《野草》杂志，他也是《鲁迅全集》日本译介组的重要成员。因为翻译《鲁迅全集》的需要，釜屋先生在1984年与当时健在的胡风先生有书信往来，一封收录在《胡风全集》中的胡风给釜屋先生的长信，我曾在自己的研究课题中反复研读，后来见到釜屋先生才对号入座了，因此愈加感到亲切。先生逝世后，我通过一些相关资料，更加了解到，他在中日两国尚未恢复邦交的情况下积极从事民间贸易活动，他参加的“日中贸易促进会”，为促进两国民间的互相了解和交流做出了巨大的贡献。釜屋修先生真正可以称得上是中日两国和平友好的使者，是中日两国经济文化交流的一座桥梁。
有时在厨房正做饭，脑子里突然会有熟悉的旋律响起，不由得转身望向餐桌靠门的那个位置，那里曾经坐过吹口琴的釜屋修先生，他演奏得那么专心那么投入，琴声中注满了一个日本老人对中国有如故乡般的深情，老人如今去往天国了，在天国那个遥远的地方，您还是如此牵挂着这块土地，关心着这块土地上生长的文学艺术吗？
责任编辑：丁小龙 谢 林
1936年11月，聂绀弩曾写下一首题为《一个高大的背影倒了》的长诗，是为献给鲁迅先生的逝世周月祭诗。时光走过77年，当我听到诗人牛汉离世的消息时，脑子里突然就蹦出了这句诗：“一个高大的背影倒了，在无花的蔷薇的路上”，连日来，这句子不断在脑际重复播放。自我探析一下，大约有两个原因，一是我这些年思考著述七月社诸同人文学活动的时候，是将他们续接在鲁迅思想传统的血脉上把握其精神方向的；另一个则是，牛汉先生高大壮实的身影，给我留下了太深刻的印象。
2001年1月17日的北京，一个天很蓝却很硬很冻人的上午，我从住的酒店打出租车一个多小时到了朝阳区八里庄北里309栋楼下，绿原先生和牛汉先生都住在这栋楼的一个单元里，与两位先生的访谈进行了将近一天的时间。我先去了绿原家，随后下了两层到牛汉家，记得当时觉得特别的幸运啊，以北京城市的跨度之大，路途之遥迢，虽然当时大概不会像现在这么堵车，但能在一天之内完成两位重量级人物的访谈，真是极高的工作效率了。敲开牛汉先生家门，最深的印象就在那一刻发生，先生高大的形象矗立在我的眼前，作为女性，我长得并不算矮小，但我必需昂着头才能和先生对视，握手问好后，我像孩子一样控制不住自己的好奇心，直接就问：“先生身高有多少呀？”先生即答：“一米九一”。然后随着先生爽朗的笑声走进他的书房。
接触胡风社团同人，会发现他们拥有极其相似的精神世界——纯真而耿直的性格，炽热而忧悒的情怀，激烈而痛苦的灵魂。胡风是这样，他的同道伙友们也是这样。这大概也是他们不约而同走在一起的内在原因。当然，他们也为这相近的个性付出了惨痛的代价。当我走近他们，努力去读懂他们，提笔去研究他们的时候，才理解了所谓“性格决定命运”的真正含义。见到牛汉，同样的感触是：这就是“七月派”；不同的是，我们之间在采访者和被访者之外，又多了一重亲近的关系——我们是西北大学不同时期的毕业生，我们是同学和校友。我刚刚坐稳，牛汉先生就递给我一本早已准备好的《牛汉诗选》签名本，打开扉页，提款正是“燕芬校友”，于是我们会心地笑了，初见的紧张和局促一下子消散，融融的暖意，自由的交流，使这次难得的访谈进行得无比顺畅。
谈话即从1943年考入西北大学切入，往前追溯到他的身世背景和少年时代的艺术追求。牛汉出生于1923年，原名史成汉，祖上是蒙古人，后来移居山西定襄。牛汉从小不但个子高，而且胆子大脾气犟，外号“灰小子”。“灰小子”这说法不翻译我也能领会，临近的陕北方言里也常把顽皮成性、难以驯服的男孩子叫“灰小子”。牛汉说自己打小生就的个性一生不曾改变，多半与蒙古族祖先的血液有点神秘和神圣的关系。抗战发生时，牛汉刚刚14岁，他随父亲从山西流亡到陕西，不久他接触到了《七月》《抗战文艺》等刊物和艾青、胡风的诗集，亲历流亡的苦难，使他一下子对艾青的《北方》产生了强烈的共鸣。少年牛汉由痴迷画画转而开始尝试写诗，他最早学习的是艾青和田间的诗歌，高中时期又对俄罗斯的诗歌产生了浓厚的兴趣，高水准的诗歌研读奠定了牛汉较高的艺术起点，使他快速走上自己的诗歌创作道路。西安的《匆匆》诗刊、桂林的《诗创作》和成都的《诗星》都曾发表过他的早期习作。1942年，牛汉以一首400行的长诗《鄂尔多斯草原》惊动诗坛，他当时用的谷风这个笔名开始引人瞩目了。谈起这首成名作时，牛汉说，其实在写《鄂尔多斯草原》之前，他从来没有去过草原，他是在祖先留下的生活遗迹和亲人们讲述的故事中了解草原的。恰恰是这种儿时的神往和想象，使草原幻化为诗人意念中壮观的自然景象。而另一个更切近的原因，他后来不止一次回忆过：皖南事变之后，他和几个同学悄悄商议着奔赴延安，后来计划落空，“这首诗就是在我们准备奔延安之前写的。我不敢明明白白写陕北，写了离陕北不远（其实并不近）的鄂尔多斯，这片亲切的草原，我自小神往。历史和现实的感情在我的心胸里交融、奔腾。如果没有投奔陕北的理想鼓舞我，潜藏在生命内部的童年少年的诗的情愫，也就不会引爆起来。”（牛汉：《梦游人说诗》） 中学时代的牛汉已经在舅舅的影响下参加革命活动了，因为在学校被怀疑是亲共分子，行动受到监控，所以，诗人的想象和歌唱是缘自苦闷现实生活的冲击，他渴望奔向一个充满浪漫色彩的理想天地，这理想天地在诗人的想象中是草原，在一个革命者的视野里，则是陕北延安。牛汉将二者合而为一了。所以，牛汉的《鄂尔多斯草原》歌颂的不仅仅是生机勃发的大自然，而且是他投身革命的理想远景。梦境中的蒙古草原给了诗人雄宏的力量，这雄宏的力量又是如此贴近和契合着诗人奔赴革命投身战斗的人生抱负。我们在牛汉所钟情的景物对象中，能够体会到诗的性格和诗人的性格，他笔下的鄂尔多斯是他心中的鄂尔多斯，他笔下所有的诗歌形象，都是他人格精神的写照。一首《鄂尔多斯草原》成就了一个天才的诗人，初涉诗坛的牛汉已经为他的情感和信念找到了对应的心灵化意象。曾经看到有人评论牛汉的诗歌，说他早年的诗歌有超现实主义和象征主义色彩，确有一定的道理。可以说，牛汉作为诗人卓越的艺术个性，在他早期的创作中就已经显露出来了。
牛汉于1943年考取了西北大学外语系，選择俄语专业，是出于对俄罗斯文学的钟爱。那时的西北大学因抗战而南迁至城固，但并没有影响到年轻学生们的爱国热情，校园里开展了各种配合战时的文艺活动。牛汉依然专注写诗，同时也画画，画戏剧海报，画宣传墙报。他依然积极寻找革命组织，神往延安，曾经在入学一年后办休学离开西北大学准备去延安，北上未成，牛汉就留在西安与友人一起创办一个叫《流火》的文艺刊物，“七月流火，其意至明”。后来他又被组织安排复学回到西北大学开展学运，先后与进步学生成立了“真理卫队”和“北方学社”。轰轰烈烈的学生运动招致当局查禁，1946年牛汉被捕入狱，幸得朋友保释才获自由。此后的牛汉一直过着以革命与诗歌为毕生信念的流亡生活，他说：身在炼狱，诗就是反叛的匕首和旗帜。很明显，牛汉的文学观开始接近了后来称为七月派的思想艺术倾向，他反复表明自己最敬重阿垅，曾经深受阿垅诗歌的影响，阿垅诗论中所表达的：“诗人是火种，他是从燃烧自己开始来燃烧世界的”，极大地契合了牛汉内心对诗的理解和追求，由此构成他走入胡风文人群体最早的思想基础。 大学时代对于牛汉的意义在于，他由一个青春热血的理想主义诗人，逐渐开始冷静地面对鲜血淋漓的现实人生，这是一个青年人的身体、思想和情感的成长时期，也是一个诗人走向成熟的开始。青少年时期的牛汉已经显示出独异的个性，“脾气”和“傲气”使他不愿巴结名人，但是对胡风这个名人，他确实崇拜、心仪已久。他说：“我一向也不大看重理论，但胡风的那些谈诗的理论我看，我认为胡风的理论对青年人很有吸引力，对刚开始创作的人很有指导意义。” 1943年牛汉在城固上学时与同样爱诗的朱健邂逅，两人曾彻夜谈诗，谈胡风。牛汉不仅崇尚胡风的理论，他还一集一集地看胡风办的刊物，学习刊物上的艾青和田间，乃至对刊物上的诗人都熟知了。《七月》停刊后，牛汉急切地寻找着心灵的同道，这时他发现了酷似《七月》的《诗垦地》，准确地说，他只是在重庆出的报上见到了一个叫作《诗垦地》的诗丛的目录，发现作者当中有S.M.、邹荻帆、冀汸、曾卓、绿原等久违的名字，牛汉欣喜若狂，立即寄去新写的组诗《高原的音息》，不久收到编者邹荻帆采用诗歌的回信。牛汉如此表达他当时的激动心情：“这对我当时孤岛般的困境无异于登上了一艘希望之船。”由此可知牛汉对这个诗歌群体的钟情和向往。他内心渴望得到胡风的认可和指导，但却一直没有胆量向《七月》和《希望》投稿，“觉得自己没那个水平，幼稚”，这多少也有点自尊心在作祟，担心不被采用。一直到磨炼得自信了勇敢了，才在1946年第一次向《希望》投稿，这时《希望》也已经停刊了。
牛汉与《七月》《希望》两度失之交臂，牛汉并未因此而放弃对胡风文艺思想的内心响应，他曾写信给朱健请他转请胡风为《流火》写文章，胡风没有写这篇文章，《流火》也一期而终，但可见胡风在牛汉心中的分量。有意思的是，牛汉一直没有积极地联络过胡风，只在1947年去过胡风家里一次，也没有耐心等待，终于未能谋面。所以他说：“新中国成立前我是个胡风的读者，追随者。”机缘巧合与个性中的“独立”和“傲气”，造成牛汉与胡风之间不同于其他同人的特殊关系。他自信胡风是了解他的，也一定会认可他的诗歌。事实上，那个年代真正优秀的青年诗人是逃不过胡风的锐眼的。到1948年的时候，牛汉把自己全部的作品寄给了胡风，并第一次给胡风写了信。胡风看后果然非常欣赏，很快编出一本诗集《彩色的生活》，收入《七月诗丛》第2辑，原准备1948年出版，却因时局动荡拖延下来，至1951年由上海泥土社出版问世，这是牛汉加盟胡风文人团体的重要标志。而真正和胡风开始交往，则是新中国成立以后的事情了。
当牛汉与胡风及其同人有了直接或间接的接触和吸引，他的诗歌创作就有了更自觉的艺术映照。牛汉的诗歌追求阔大深沉的意境，他的“心灵似乎更容易被那种辽阔与壮美的境界和大自然中某些能够引人震惊的、在困境中坚毅不屈的现象或生态所触动。”（牛汉：《梦游人说诗》）所以，他善于写草原、写山脉，喜爱老虎和雄鹰的姿态，并将这些景象转化为灵魂的“图腾”，这多少是因诗人的个性气质决定的。蒙古祖先给了他热性的血液和草原一样辽阔的胸怀，也给了他作为一位诗人所必备的艺术想象力。而牛汉与七月派诗人群体的同声相应，则多表现在他们都直面黑暗悲惨的现实人生，从对严酷现实的体验出发，在理想与现实的对抗和冲突中，在对于血肉人生的搏斗中走向艺术创作。诗人在他的精神世界中狂奔着，追逐着他所向往的理想世界。正如牛汉所说：“我的诗都是梦游中望见的一个个美妙的远景和一闪一闪的亮光，我和诗总在不歇地向远景奔跑，从不徘徊和停顿，直到像汗血马那样耗尽了汗血而死。”（牛汉：《梦游人说诗》）我深切地感觉到，是诗歌与民族苦难命运的胶着关系，是诗人“为爱而战”的赤子之心，将牛汉与这个诗歌群体紧紧联系在了一起。
在七月派诗人中，牛汉的诗路走得最远，他是同代当中少有的在晚年取得了创作突破、登上新的艺术高度的诗人。而且，牛汉从20世纪80年代初期开始筹办《新文学史料》，筚路蓝缕30多年坚持下来，竭尽全力抢救现代文学的历史资料，坚持严把刊物的质量“方向”，可谓有口皆碑功莫大焉。大概同时期，牛汉还负责着丁玲主编的文学期刊《中国》的编辑工作，如此巨大的工作量压在不再年轻的牛汉身上，所能依靠的不仅仅是天生的好体魄，更有对文学的一腔热爱和坚守阵地的信念。问及牛汉的办刊情结可与当年渴望走进《七月》和《希望》有关系？牛汉毫不犹豫地给了肯定的回答。包括对刊物的个性化要求，亲力亲为把握稿件质量的办刊作风，以及全力扶持青年作家，發现文学新人等等方面，牛汉的办刊思路莫不受胡风的影响。牛汉说晚年的胡风是非常理解他的，胡风深知办刊的复杂艰难，对牛汉的工作担着一份忧虑。但谁又能说清楚，从胡风到牛汉，他们对文学的痴爱和编辑刊物的执迷，不是由来于一种理想和希望的血脉承传呢，那几乎也是一种宿命，只要文学不死，星火传布的脚步就不会停息。
读了很多牛汉的作品以及研究他的文献，有一段牛汉的自述多次出现在我的眼中，每每读到，都抑制不住内心的情感波涛：“在大千世界中，我渺小得如一粒游动的尘埃，但它是一粒蕴含着巨大痛苦的尘埃。也许从伤疤深处，才能读到历史的真实和隐秘的语言。我多么希望每一个人都活得完美，没有悲痛，没有灾难，没有伤疤，为此，我情愿消灭了我的这些伤残的诗。我和我的诗顽强地活着，绝不是仅仅为了咀嚼痛苦，更不是为了对历史进行报复，我的诗只是让历史从灾难中走出来。”（牛汉《谈谈我这个人，以及我的诗》）这段话可当作散文，甚至是诗，是牛汉用爱和痛苦凝结出的诗的晶体。
难以想象，牛汉高大伟岸的身躯是如何重重地倒下。但我相信，在真正认识牛汉的人们心中，他的文学风骨和人格精神是永远不倒、永远挺立着的。
萦绕心头的口琴声
釜屋修先生谢世以来的这些时光，我依旧过着俗人的日子，忙忙碌碌浑浑噩噩，但心底里总压着一份沉重，为这一年中离我而去的亲人友人，也为敬爱的日本老师釜屋修先生。
我和釜屋先生只有一面之缘，我们因共同的友人盐旗伸一郎教授而相识。盐旗教授是日本驹泽大学的中文老师，2010年申请来我们西北大学做了一年的访问学者，在中国现当代文学教研室里，我们既是短期的同事又成了真诚相待的异国朋友。在和盐旗教授的交谈中，未曾谋面的釜屋先生是经常被提及的，因为他是日本资历最深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专家，许多相关的话题，总是绕不过釜屋先生。釜屋先生退休前执教于驹泽大学，是日本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的老会长，盐旗教授是研究会的现任秘书长，在教学和研究以及日常生活中，他们都交往甚密，我感觉得到盐旗教授对先生学问的敬佩和人格的崇仰，于是也渴望能有机会拜见和求教于先生，以现在对外交流的开放便捷，我知道我的愿望不难实现。 那年秋天，釜屋先生偕夫人来到西安，大约五天时间访问和旅游，当我安排接待晚宴时，盐旗教授出主意说，让老师来家里吃饭吧，吃陕西的饺子或面条，老师一定最喜欢。盐旗教授已是我家的常客，而且很爱吃我做的家常饭，可这样招待釜屋先生是不是太随便了？盐旗教授坚持说没问题，到中国老师家里做客，比去饭店好百倍呢。
于是，我约了几位老师和朋友，在自己家里招待了釜屋先生。先生如我想象的一样，有学者的儒雅清明，也有老者的敦厚慈祥，酒过三巡，中国老师轮番唱起陕北民歌，引出了釜屋先生表演的兴致，他从包里掏出一把口琴，吹起了悠扬的中国名曲《在那遥远的地方》，在场的所有人都被先生的演奏感染了，又是敬酒又是献花，玩得好不开心。后来得知，釜屋先生多才多艺，尤其酷爱音乐，他揣着口琴出国，显然是有备而来，他的用心和细致可见一斑。倒是我自己太粗心，只顾忙着做饭忙着和大家热闹，竟然没有和先生好好合一张影，遗憾时又觉得先生是首次来西安，我们还会有第二次第三次的见面，我们以后会常来常往常交流，有的是照相的机会。谁能料想，再也没有了以后，只此一聚竟是永诀，叹人生憾事，永远无法弥补了。
釜屋修先生于2013年2月2日因病逝世，享年76岁。吹奏口琴的充满活力的釜屋先生，是留在我脑海中美丽而永恒的形象，先生的离去对我来讲是太突然了，记得我曾告诉他，西安是个需要来多次和值得来多次的地方，第一次只是走马观花，以后我们会陪他逐一仔细参观。我们正在筹划的中日学术研讨会议，也需要先生的支持和参加，还有我们希望先生给西北大学的学生做一次精彩的学术演讲，所有这一切都随着先生的驾鹤西去而化为泡影。2012年9月西北大学与日本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联合举办“中国当代文学与陕西文学创作”研讨会时，先生正缠绵病榻无法和我们共襄盛举，会议纵然开得很成功，但因为先生的缺席，还是减少了应有的分量和光彩。当盐旗教授来电唁告先生病逝的消息时，所有认识先生、和先生曾经欢聚的中国朋友无不感到悲哀和痛惜。
釜屋修先生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致力于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一生著述丰厚。他在中国最早有影响的著作是1979年出版的《中国的光荣和悲惨——赵树理评传》，为中国学术界带来了新鲜生动的气息。先生另一个为人称道的创举是早在1983年就创立了“日本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几乎与中国国内研究界同时起步，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中国当代文学当作一个独立的学科，开始了史料的整理和系统的作家研究。更令人惊异和感佩的是，这个最早也是唯一成立于域外的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每月定期举行讨论例会，每年出版研究会刊，30年不曾间断。我不由得要想，是什么样的信念和力量，让釜屋先生带领的这个民间学术团队，如此热衷并经久坚持中国当代文学的阅读和研究？而如此积累的成果，对我们中国当代文学这个学科，又有多么重要和特殊的价值。釜屋先生走了，我在加藤三由纪会长和盐旗教授身上看到了釜屋先生精神的承传，还有很多研究会的成员们，都在很执着地坚持著这项工作。了不起的釜屋先生，是一本丰富的厚重的大书，需要我们用心地深入地去解读。
先生的学术活动涉及之广，远非限于中国当代作家研究和文学史著述。在中国文学的翻译、推广方面，中日作家学者的互访交流方面，釜屋先生更是做了大量的工作。他在大学时代就组织演出了日语版的《小二黑结婚》，还曾征得老舍先生的授权，用中文排演了《茶馆》。1970年他与友人组织“中国文艺研究会”，创办《野草》杂志，他也是《鲁迅全集》日本译介组的重要成员。因为翻译《鲁迅全集》的需要，釜屋先生在1984年与当时健在的胡风先生有书信往来，一封收录在《胡风全集》中的胡风给釜屋先生的长信，我曾在自己的研究课题中反复研读，后来见到釜屋先生才对号入座了，因此愈加感到亲切。先生逝世后，我通过一些相关资料，更加了解到，他在中日两国尚未恢复邦交的情况下积极从事民间贸易活动，他参加的“日中贸易促进会”，为促进两国民间的互相了解和交流做出了巨大的贡献。釜屋修先生真正可以称得上是中日两国和平友好的使者，是中日两国经济文化交流的一座桥梁。
有时在厨房正做饭，脑子里突然会有熟悉的旋律响起，不由得转身望向餐桌靠门的那个位置，那里曾经坐过吹口琴的釜屋修先生，他演奏得那么专心那么投入，琴声中注满了一个日本老人对中国有如故乡般的深情，老人如今去往天国了，在天国那个遥远的地方，您还是如此牵挂着这块土地，关心着这块土地上生长的文学艺术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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