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许个人偏好的缘故罢，我觉得葛兆光先生《十八世纪的学术与思想》(载《读书》九六年六期)一文简直是一篇典范性的书评。
　　文中重提近年讨论较热的学术和思想关系问题，葛先生较为强调学术和思想的分野，认为不应“把事后的思想资源当成了当时的思想活动”。由此我想到的一个问题是：在中国古代，学术如何成为思想？或说，思想资源如何转化为思想活动？将我们的古代学术看作广义的思想资源大概不会错，虽然当时研究者的个人学术目的未必是现实思想活动，但从整体看，学术的价值和意义主要或最终在于其指向社会现实的改造，而二者的中间环节一般是思想活动。
　　可为什么大量学术成果或被束诸高阁，或仅能供书生们皓首穷经，而能转化为现实思想运动的却极为稀少呢？正如葛文中提到的阎若璩、胡渭、戴震和崔述等人的学术研究在当时足以惊世骇俗，然而却为什么未能产生思想解放运动呢？这显然和学术转化为思想的机制有关。一般说来，有理有据且自成体系的学术研究能否产生思想影响，首先在于它相对于旧学说的创新性和对社会现实的潜在功用，而这往往由于学者对现实变动的敏锐把握进行了学术表达。其次，崭新学术成果进入思想者和社会上多数人的视野需要有个通畅的信息渠道。我国古代民间信息渠道的不畅常常造成学术成果发布的迟缓滞后，甚至使信息变异损耗以致于湮灭。相较之下，官方渠道就要畅通得多，但它也会限制甚至截断异端学术信息的流通。不过，偶尔也有由于学术成果的新颖度和冲击力而使渠道自动疏浚的情况。再次，也许最为重要的还在于社会现实对学术成果的需要。与社会现实关联越紧密的学术成果自然越能进入思想运动甚至现实运动。而社会现实实际上是各种势力交互作用形成的多层次动态构架，其内部各种思想势力和社会势力对学术工具的选用和排斥及其间斗争是个非常复杂的过程，一些必然因素和大量偶然因素均在其中起作用。最后结果往往是适应社会主流势力需要的学术体系转化为社会主导思潮，其它学术体系则受到排挤压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