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薯干做的酒，品名薯干酒，九毛八一斤，也不便宜。我在生产队一天整劳力值三毛五，得干小三天才能买一斤。后来有机会喝了，进嘴辣，烧嗓子，落肚后腾地点着火一般，再猛地蹿到脑瓜顶。头就发晕，脚下轻飘飘，就兴奋，忘了烦恼。那年月深山沟社员有两大快乐：喝酒与偷情。偷情有风险，喝酒没风险，就是缺酒钱。
　　那年秋天分红，生产队长扣了我两块一毛钱，说替你打酒了，晚上来我家让你婶炒几个菜。队长是直接领导，我不敢说啥，晚上就去。热炕饭桌，一盏小油灯，一棒子酒，地下站俩眼珠瞪溜圆的秃小子。他妈端上一盘子炒白菜，菜里有个黑片片，大小子说是肉，伸手就抓，让队长一筷头打回去。我忙夹给他。头年腊月宰的猪，我只吃白菜。
　　喝到最后，就大头发沉，啥都不知道了。半夜渴醒，迷迷瞪瞪起身，朦胧中看炕上还有别人，心说这是哪儿呀———同伴回天津有些时日了，就我一个人过，这是谁呀？再揉揉眼看，那边有个长头发的，是女的！我的妈呀，我在队长家睡了一宿！忙悄悄下地一溜烟蹿个屁的。
　　年少面薄，从此不敢言及此事。可队长媳妇爱说，后来见我时不时被县里抽去写材料，当人面说：将来出息了别忘了婶，咱俩还一块睡过呢。虽然叫她婶，其实比我大不了几岁，那种事在那时可不是闹着玩的，那是摊上大事了。
　　后来就算学会了喝酒，量不大，还知道把酒烫热了，让薯干味挥发出来些。别看薯干酒不咋地，有好长一段时间还买不着了，只有橡子酒。那酒可不行，太上头。最好的是代销点来了枣酒，一块二一斤。冬天打一斤，做熟饭，扒出点灶灰，往小茶缸里倒点酒，灰上一坐，一会就热了。
　　那天去大沟里打柴，十几里地，一个人累得够呛。到家狠狠心炒俩鸡蛋，把剩下的二两酒倒进小茶缸。脚下碰了烧火棍，棍一弹正弹翻茶缸，可惜那点酒，一下在热灰里化成股烟，没了，我把烧火棍折成两截扔灶膛里。
　　1973年邓小平复出，决定当年大学招生凭考试入学。知青奔走相告，抓紧复习。初夏抽到县里写材料，和两个知青住旅馆。高兴，晚上弄些薯干酒，就点什么就喝。结果喝多了，后半夜他俩趴床上，这边一口那边一口吐起来，那叫一个味儿呀！开始他们吐一点我往楼下铲一点，可这二位活儿慢，不一下吐净，隔一阵一口。正好房间墙壁半当腰有个烟道，这会儿炉子撤了，没办法，就只能往那窟窿里铲了。转天天燥热，这屋就不能待。赶紧退房，还不让走，得检查房内物品有没有损坏丢失。女服务员进屋清点，一样不少，刚要走，忽然皱眉问：这屋怎么一股烂薯干味？我答：是，他俩吃薯干吃多了，打嗝儿打的。问：打嗝儿？能打成这样？我答：是，一宿没睡，两人对着干，上头打，下头还放！再不走，这全楼就都不能住人了。
　　服务员顿时干呕一下，说：赶……赶紧走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