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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自耕农的历史命运是现代化理论中非常重要的命题。“小农消亡论”指出随着农业现代化的推进自耕农必然走向消亡；“小农理性论”指出自耕农能够适应现代化发展的要求。自耕农经营在现代社会仍然占统治地位，表明“小农消亡”的论断是错误的；“理性小农论”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并不能充分解释自耕农兴盛的原因。笔者认为生产制度的创新、农业生产的独特性和监督成本等因素促进了自耕农在当代社会的兴盛。
关键词：自耕农；历史命运；小农消亡；小农理性
中图分类号： D011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1494（2011）03-0064-05
现代化进程中自耕农的命运是一个历久弥新的话题。什么是自耕农呢？马克思指出，自耕农为“耕者不管是一个自由的土地所有者，还是一个隶属农民，总是独立地，作为单独的劳动者，同他的家人一起生产自己的生存资料”[1]912；保尔·芒图指出，自耕农是指土地自由持有人，“他们生活在自己拥有的土地上并亲自经营它”[2]。可见自耕农是与使用雇佣劳动的农场相对立的一种农业经营方式，主要特征是以家庭成员作为农业生产劳动力。学术界对自耕农的定义分歧不大，但是对自耕农的历史命运却存在着截然相反的观点：以亚当·斯密、马克思为代表的“小农消亡论”者指出随着农业现代化的推进，自耕农必然被资本主义雇佣农场代替；而以恰亚诺夫、舒尔茨为代表的“理性小农论”者指出自耕农比雇佣农场更有效率，能够适应农业现代化的要求。两种观点的争论持续百余年，为我们认识自耕农的命运提供了不同的视角。本文试图在审视这两种观点的基础上，对自耕农在现代社会中持久生命力的原因做一探析。
一、关于自耕农历史命运的相关争论
（一）马克思视野中的自耕农——“小农消亡论”
对自耕农历史命运的关注最早可以追溯到英国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斯密认为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特征是自由竞争和社会分工，必然导致农民小生产被资本主义大工业吞没。马克思对自耕农历史命运的研究深受斯密的影响，他指出，农业的发展路径要遵循工业发展的模式，即农业要由资本家经营，而自耕农的土地被剥夺变成受雇于农业资本家的无产阶级，在农村形成农业资本家与农业雇佣劳动者对立的局面[1]693-694。
尽管马克思断定自耕农的历史命运是走向灭亡，但他是辩证看待自耕农历史意义的。在马克思看来，作为从封建农奴制向资本主义雇佣农场发展的过渡阶段，自耕农的出现兼有进步性和局限性。自耕农的进步性是针对封建农奴制而言的，在人类发展进程中，越往前追溯历史，“从事生产的个人就越不独立，越从属于比较大的整体”[3]，他本人就是“共同体的财产”；在封建农奴制下，个人完全依附于封建庄园而没有任何个人权利，而自耕农的出现使个人获得了土地进而摆脱了对封建主的依附实现了部分自由，从而促进了人的自由发展和社会生产力的提高。但是自耕农的历史进步并不充分，在农业现代化的进程中会显示出种种弊端并对农业发展造成阻碍。自耕农的弊端表现在三个方面：首先，自耕农的主要特征是土地分散、资金短缺并且主要依靠家庭劳动力耕作，排斥了“采用现代农业改良措施的任何可能性”，“排斥社会劳动生产力的发展、劳动的社会形式、资本的社会积累、大规模的畜牧和对科学的累进的应用”[1]912；其次，具有强大竞争力的大工业和大农业的兴起对自耕农所有制造成了极大的破坏，如大工业的发展消灭了作为自耕农补充收入的农村家庭手工业，资本主义大农场侵吞了作为自耕农重要来源的公有地；再次，资本主义高利贷和税收制度导致了生产资料的日益昂贵，恶化了自耕农的生产条件，“对这种生产方式（即自耕农）来说，好年成也是一种不幸”[1]912。因此在马克思看来，小农是保守、落后和守旧的，具有很弱的抵御风险的能力；而取代小农生产的资本主义雇佣大农场则具有集约化经营、生产率高、竞争力强的优点，如采用机械化、实行专业分工和劳动协作、有资本兴建基础设施等。
马克思关于小农必然灭亡的论断受到英国农业现代化经典模式的影响。从16世纪起，英国经过长达300多年的圈地运动，自耕农经济日益被资本主义雇佣农场代替，据统计仅在1740年至1788年英国就有4万多个100英亩以下的家庭农场消失；19世纪中叶，经营面积在100英亩至500英亩以上的大农场占英格兰和威尔士农场总数的78.2%，250个最大的农场主拥有全国土地的一半以上；在这些大农场中形成了显著的雇佣关系，15.7万个农场中拥有144.2万名雇佣工人。由于当时英国属于资本主义发展的典范，并且马克思长期在英国从事研究和领导工人运动，他的观点不可避免地受到英国农业资本主义发展模式的影响，即小农分化为农业资本家与雇佣劳动者，而农业伴随着资本主义工业化而现代化；在这个过程中，小农社会和经济实行了彻底转化，使得“自耕农”这一名词不再适用于英国农村。
除了英国经验的影响，马克思对自耕农的态度还与共产主义革命理论和对私有制的批判密切相关。马克思对现实资本主义是不满的，希望通过社会革命进入共产主义；他把革命的希望寄托在无产阶级身上，而无产阶级的出现是以小农制的衰亡、农民与土地的分离为前提的。马克思对私有制同样持否定态度，指出私有财产是人的自我“异化”的表现形式，而一切土地私有制都对农业生产和土地本身的合理经营、维护和改良设置限制和障碍，因此作为土地私有制的自耕农经济必然成为马克思批判的对象。在马克思的视野中，尽管资本主义雇佣农场是极有效率的生产方式，但由于它建立在资本主义私有制基础上，因此最终要被“带着兴奋愉快心情自愿进行联合劳动”的社会所有制取代，“在土地私有制本身所导致的较高的农业发展阶段上，私有制反过来又成为生产的桎梏——目前无论小地产或大地产方面的情况都是这样。因此就必然地产生出把私有制同样地加以否定并把它重新变为公有制的要求。但是，这一要求并不是恢复原始的公有制，而是建立高级得多、发达得多的共同占有形式，后者远不会成为生产的障碍，相反地它才将使生产摆脱桎梏，并且使现代化学上的发展和机械上的发明在生产中得到充分的利用”[4]。
亚当·斯密、马克思等人关于自耕农尽快转变为资本主义雇佣农场主的论断在英国、德国易北河以东地区得以实现，但是在其他国家和地区并没有成为现实。据统计，日本耕地几乎全部由家庭农场经营，澳大利亚17万多个农场中90.4%由自耕农经营，美国家庭农场的总数占到农场总数的95%。即使被作为资本主义雇佣农场典型的英国也没有完全消灭自耕农，据1831年的统计资料显示：当年英格兰236343户从事农业的土地所有者中36%没有雇佣任何劳动力，其中在德比郡、拉特兰郡和西约克郡，50%以上的农场主没有雇佣任何劳动力；此后自耕农的数量进一步下降，但是速度非常缓慢，1875年-1915年间占地50英亩以下的自耕农的户数仅仅下降了13%，以至于许多学者认为英国的资本主义雇佣农场经营具有特殊性，而家庭农场的农业经营方式似乎是一种更普遍的现象。
（二）恰亚诺夫、舒尔茨视野中的自耕农——“理性小农论”
与亚当·斯密、马克思自耕农必然灭亡的论断不同，苏俄农学家A.B.恰亚诺夫和美国经济学家西奥多·舒尔茨对自耕农的发展寄予厚望，指出自耕农经营是一种有效的农业生产方式，能够适应农业现代化的要求，在未来的发展中不必把自耕农经济改造为资本主义雇佣农场。
恰亚诺夫曾长期在苏俄的地方自治局担任土地调查员，掌握了大量的农村经济生活的具体数据，从而使其研究具有浓厚的科学性和实证性。恰亚诺夫指出家庭农场与雇佣农场的区别主要因为他们遵循不同的经济规律：资本主义雇佣农场使用大量的农业工人，其生产成本包括生产资料和工人工资两部分；家庭农场完全依靠家庭劳动力，生产成本仅仅包括物质生产资料。生产成本的不同产生了不同的后果：自耕农的收益为农业产出总值与生产资料成本之差，而雇佣农场的净利润为农业产出总值扣除生产资料成本和雇佣工人工资之后的剩余。因此，自耕农经营方式能够比雇佣农场接受更低的收益水平，从而拥有更强的生命力。恰亚诺夫的上述研究是将自耕农置于一个孤立、静止的社会氛围下的分析，但是现代社会随着工业化的推进对农产品的需求越来越多，以满足家庭消费需求为目的的自耕农显然不能胜任，那么自耕农的命运如何呢?恰亚诺夫认为工业化的推进会促使农业生产日益向集约化、产业化方向发展，但“并不一定需要建立以雇佣劳动为基础的、按资本主义方式组织起来的大生产单位”[5]；他主张实现农业的合作化经营，即对生产、销售、采购等环节实行合作经营，从而实现农业生产的专业化和规模化。恰亚诺夫的解释无疑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他提出的农业发展“纵向一体化”方向确实是二战后发达国家农业发展的主流，显示了他超凡的预见力。
诺贝尔经济学家西奥多·舒尔茨也不赞同“自耕农必然被雇佣农场代替”的判断。但与恰亚诺夫的分析视角不同，舒尔茨从生产要素投资的角度提出了“理性小农”的命题。他系统考察了危地马拉的帕那加撤尔和印度的塞纳普尔两地的农业生产，指出传统农民经济“贫困但是有效”，能够对既定的生产要素做出最适当的配置；农民具有完全的经济理性，能够对经济刺激做出充分反应，比集体农庄、雇佣农场更能促进经济发展。在舒尔茨看来，要改变传统农业社会的落后面貌关键在于教育农民使用新技术，借此发展“人力资本”；农民一旦认识到可以运用新技术得利，便会推进农业的发展和现代化。关于土地经营的方式，舒氏特别强调经营权与所有权的统一，这是与农业生产的特殊性密切相关，因为现代农业生产不但随时空、生态等因素的微小变化而变动，而且还需要及时采用由科技进步带来的新技术、新方法；如果经营权与所有权不一致，生产决策者往往不能获得充分的信息，不能有效地做出正确决策；自耕农生产实现了经营权与所有权的统一，从而获得农业发展的优势；而大农场经营方式的所有权与经营权往往不一致，在农业生产中处于不利地位。舒尔茨从生产要素投资的视角论证了对传统农业进行改造的必要性和可能性，阐述了自耕农经济的经济理性思想，对于我们理解当代世界广泛存在的家庭农场经济具有重要启发。他的关于建立完整明晰土地产权的思想，是二战后许多发展中国家土地改革的理论基础；他的关于培育优良作物品种和对农民加强教育的思想，直接促成了60年代“绿色革命”的发生。
二、现代社会自耕农持久生命力的原因
关于自耕农在现代化进程中的命运，亚当·斯密、马克思等人提出了“小农灭亡论”，但是小农消失的理论并没有成为现实。自耕农不但在地狭人稠的日本、韩国是主要农业耕作形态，而且在地广人稀的澳大利亚、美国、加拿大也是居于统治地位的农业生产方式。恰亚诺夫、舒尔茨等人从不同的角度论述了自耕农比雇佣农场拥有更强的生命力，提出了“理性小农”学说，对我们认识自耕农在当代世界的发展提供了新的视角；但是他们的解释都过于偏重单个因素的作用，并且都带有某些不足，因此他们的论点并不能令人信服，例如舒尔茨指出的传统农业社会中并不存在隐性失业的现象并不准确，根据刘易斯考察的结果大约25%的农业人口处于过剩状态；恰亚诺夫的“家庭农场”理论需要以土地的充分富裕为前提，对日本、韩国等地少人多的国家的解释力有限。实际上，农业生产制度的创新、农业生产与工业生产的不同时空特点等因素都对自耕农在现代化进程中顽强的生命力具有重要作用。
第一，农业生产制度的创新克服了自耕农的诸多缺陷，推动了自耕农在当今世界的兴盛。
亚当·斯密、马克思之所以推崇资本主义雇佣农场是因为它们资金雄厚、科研创新能力强；与之相比，自耕农资本短缺、科技创新能力较差的弱点比较突出。实际上，随着社会公共部门对农业科研体系支持力度的加强和农业合作化运动等相关制度的建立，自耕农的劣势得到极大弥补。
农业的发展需要相关科学研究的创新。在19世纪以前，大多数国家并未建立由社会公共机构支持的农业研究体系，农业科技的进步主要依靠私人农场主的自发创新；因此拥有更多资本和人才的大农场在科技创新和技术采用方面具有很大的优势，而自耕农则尽显劣势。19世纪80年代后，西方各国加强了对农业的支持力度，纷纷建立由社会公共部门支持的农业科研体系和农业技术推广体系，以求提高本国农产品的国际竞争力。随着时间的推移，各国政府在农业科研和教育推广中担负着日益重要的责任。这就极大地缩小了自耕农在农业科研与技术获得方面的劣势。
自耕农通过生产、销售合作化等方式增强了抵御市场风险的能力，也有利于阐释自耕农生命力的顽强。19世纪的许多农业学家断言自耕农缺乏生命力是因为它们生产规模较小，在走向社会化的过程中处于不利地位，例如农产品加工、农产品的远距离销售等，仅凭单独某个农户的力量是远远不够的，而大农场则具有很大的优势。进入20世纪后农民为了维护自身利益而联合起来，建立各种农产品加工、销售、生产资料购销等合作社，共同应对国际市场的竞争，增强了抵御风险的能力。此外，许多农民还建立了生产资料的购买合作社、农业信贷合作社等加强了与外界讨价还价的能力，克服了小生产面临的各种问题，使农业生产达到更好的效率组合。
第二，农业生产的时空特点对规模化经营具有很大制约，有利于自耕农的发展。
在马克思看来，现代工业的发展是以资本家与工人的二元对立为基础，农业的现代化要遵循工业化的途径，即“如果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以工人的劳动条件被剥夺为前提，那么，在农业中，它是以农业劳动者的土地被剥夺，以及农业劳动者从属于一个为利润而经营农业的资本家为前提”[1] 694。斯密、马克思将工业化的经验直接应用于农业生产中的思路忽视了农业与工业生产特点的不同，其中两者最大的一个区别是空间分布和时间次序的不相同，不能简单地利用工业现代化的路径来分析农业现代化。
从空间上看，工业部门的生产活动不需要大量土地，建造厂房时受土地分布状况的制约性较小。而农业生产受自然地理环境的影响很大，超大规模农场的出现需要有大片连在一起的土地，否则便难以协调管理和耕作、发挥大规模经营的优势。大片面积土地的出现往往受到两个因素的制约：第一，从地理条件看，大片平整、肥沃的土地在许多地方并不具备，迫使人们屈从于中小规模的农业生产；第二，从社会因素看，农场规模的扩大是对中小地产的购买，由于土地是稀缺资源并且具有社会生存保障的功能，因此许多小地产宁愿受穷也不出卖土地，从而减缓了农场规模扩大的速度。与之形成对比的是，工业生产的大企业主要通过运用先进科技水平、依靠雄厚资本把中小企业排挤出生产而处于统治地位。农业规模扩大的路径与工业不同，限制了农场规模的扩大。
从时间上看，工业生产环节上的联系性比较弱，在生产环节的次序上要求不甚严格，能够实行流水线作业，许多人同时进行劳动，促使大规模的劳动分工和工厂制度的建立，导致了家庭作坊日益边缘化。与工业生产不同，农业生产具有很强的季节性，对时间次序性要求非常严格，尽管也可以在播种、除草、使用化肥等具体环节中实行规模化经营，但并没有导致从播种到收割后的作业次序发生根本变化，在时间间隔上是广泛分离的，无法进行流水线作业。正如约翰·布鲁斯特指出：“在前机器时代，农业与制造业在作业方面是相似的，二者通常都是一道道程序相继进行的，而且常常是由同一个人或家庭来完成。机器过程的兴起就迫使农业和工业逐渐显示出作业方面的差别。因为在农业中用机器替代手工劳动和操作时，人们绝不会打破他们在机械化前形成的一步步从事生产的习惯；而在工业化中进行同样的替代时，人们必须迫使自己逐渐养成一种新的习惯，即在一个生产过程中同时完成多项作业。结果，农业中的‘工业革命’仅仅是在生产工具方面发生了惊人的变化，而在工业中它还是人们在使用自己工具的顺序次序上的进一步革命”[6]。
第三，家庭农场在某种程度上具有更高的经济效益，促进了自耕农的发展。
自耕农的土地主要由家庭成员耕种，其劳动辛苦程度与农业产值紧密相关，因此自耕农经营方式具有很强的经济刺激性，劳动积极性很高；而资本主义农场主要由雇佣工人耕种，他们得到的主要是工资，农业产值与他们的经济收益关系不大，因此雇佣农场对农业工人的经济刺激性较差，工人的生产积极性并不高。克莱恩和贝利考察6个国家农业经营方式后，指出农业的生产率与农场规模没有必然联系，在发展中国家大农场往往比家庭农场具有更低的劳动生产率：首先，自耕农实行精耕细作，单位面积的土地上往往投入更多的劳动，而大农场单位面积投入的劳动量不足，从而导致单位面积产量不足；其次，在家庭经营中生产者可以充分掌握生产的信息后做出生产决策，并且产品全部归自己所有具有很强的生产动力，而雇佣大农场在信息和生产动机两方面相对不足；再次，在许多国家和地区，土地拥有量是社会财富和身份的象征，农场主拥有大量的土地而任其荒芜，造成了粮食供应状况的恶化。据此他们建议发展中国家农业发展的前提是实行土地改革，变大农场耕种制度为自耕农的耕作模式。尽管克莱恩和贝利的分析具有很大缺陷，例如将大庄园制与资本主义雇佣农场制混为一谈，对资本主义经营农场的优势估计不足，但是他们的考察却表明，自耕农经济在经济刺激性和生产积极性上具有更多的优势，而这些又是自耕农广泛存在于当今世界的重要原因。
第四，与雇佣农场相比，自耕农拥有更低的监督成本，有助于自耕农的兴盛。
监督成本是生产经营活动的重要参数，成本的高低与生产经营方式具有紧密关系。一般来说，资本主义雇佣方式往往存在着工人卸责、损害雇主利益的关系，因此需要对生产过程加强监督。在工业生产中，劳动相对集中于一个较为紧凑的空间，只要利用很少的人数就可以监督生产经营活动中的许多人，因此工业生产规模经营的监督成本相对较低。与工业生产的监督成本相对较低的状况不同，对农业生产过程的监督成本非常高，一方面，农业生产需要在相对广阔的空间中进行，不容易监督；另一方面，农业生产往往受制于无数变量的制约，例如当温度与土壤湿度发生微小变化时，对一种作物或者牲畜的处理往往必须做出很大的变化，这些都要求劳动者在完成工作的过程中非常具有责任心。此外农业生产具有很强的季节性，这就使得农业劳动者不得不在不同的季节从事不同的工作，农业的繁忙程度呈现不同的阶段特征；如果农业经营采用完全的雇佣方式，农场主长期脱离农业生产，无法把握农活的繁忙程度，造成雇佣工人使用的闲置，从而增加了生产成本。当农业生产体系变得更为复杂，尤其是实行多种经营时，导致更为密集的作物与牲畜管理，对雇佣劳动者工作质量的监督困难就会成倍增加。因此使用雇佣工人经营农业，监督成本的高昂使得这种经营方式效益递减。而自耕农经营方式不存在工人卸责的问题；为了获得尽可能多的生产利润，土地所有者会尽最大可能实行精耕细作，投入更多的劳动。
此外，在农业生产中劳动协作带来的规模效益并不明显。大多数的农业生产工具，甚至是现代机器往往可以单个人驾驶与操作，因而农业生产工具呈现出浓厚的单干性质，协作生产带来的边际生产率递增不明显。因此，在农业生产经营中，家庭经营者拥有更大的优势。即使是在家庭农场中，随着经营规模的扩大，监督管理、决策成本会成倍增加，以至于一个管理单位能够监管的全部土地面积，迅速接近于普通家庭能够经营的面积。
三、结束语
自耕农的历史命运问题是现代化理论的重要内容，百余年来引起了广泛的争论。亚当·斯密、马克思等指出自耕农具有效益低下、抵御风险能力较弱等缺点，必然被资本主义雇佣农场代替。他们的理论深受英国农业现代化模式的影响，特别是马克思将这一理论与共产主义革命结合起来，成为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内容。但斯密和马克思的论断并没有成为现实，无论是地少人多的国家还是地广人稀的国家都广泛存在着自耕农生产方式。恰亚诺夫和舒尔茨分别从家庭生产的心理特点和小农经济理性的角度阐释了自耕农顽强的生命力，深化了我们对自耕农命运的认识，但是他们的理论都有不足，并不能充分解释自耕农兴盛的真正原因。实际上，农业生产制度的创新、农业生产独特的时空特点、自耕农生产较低的监督成本、家庭农场某种程度上较高的劳动生产率等因素，对我们理解自耕农在当今世界兴盛的原因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参考文献：
[1] 马克思,恩格斯.资本论：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2] 芒图.十八世纪产业革命[M].杨人楩,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108.
[3]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
[4]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481.
[5] 恰亚诺夫.农民经济组织[M].萧正洪，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264.
[6] 速水佑次郎，拉坦.农业发展的国际分析[M].郭熙保，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93.
责任编辑莫仲宁
Researches on the Issues of Land-holding Farmers’ Destiny
——A concurrent comment on the reasons for the prosperity of land-holding farmers in modern society
ZHANG Shu-huan LI Chuan-song
(1.Peking UniversityBeijing100871 2.Xicheng District Development and Reform Commission of Beijing City Beijing 100035)
Abstract: The destiny of the land-holding farmers is a long-lasting topic in modern society. Adam Smith and Karl Marx pointed that as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went, land-holding farmers would die out. However, A.B.Chayanov and Schultz pointed that land-holding farmers were so effective that they could adapt to the demands of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In modern society, the mode of land-holding farmers still lays the dominant position; so Adam Smith and Karl Marx’s judgement didn’t come true. Chayanov and Schultz were right to some degree, however, their statement was not persuasive in explaining the reasons for the prosperity of land-holding farmers. The article points that the innovations of production system, the specificity of agriculture production and the low supervisory cost play important roles in promoting the prosperity of land-holding peasants in modern society
Key words: Land-holding farmers; destiny; extinction of small farmers; rationality of small farmers.
关键词：自耕农；历史命运；小农消亡；小农理性
中图分类号： D011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1494（2011）03-0064-05
现代化进程中自耕农的命运是一个历久弥新的话题。什么是自耕农呢？马克思指出，自耕农为“耕者不管是一个自由的土地所有者，还是一个隶属农民，总是独立地，作为单独的劳动者，同他的家人一起生产自己的生存资料”[1]912；保尔·芒图指出，自耕农是指土地自由持有人，“他们生活在自己拥有的土地上并亲自经营它”[2]。可见自耕农是与使用雇佣劳动的农场相对立的一种农业经营方式，主要特征是以家庭成员作为农业生产劳动力。学术界对自耕农的定义分歧不大，但是对自耕农的历史命运却存在着截然相反的观点：以亚当·斯密、马克思为代表的“小农消亡论”者指出随着农业现代化的推进，自耕农必然被资本主义雇佣农场代替；而以恰亚诺夫、舒尔茨为代表的“理性小农论”者指出自耕农比雇佣农场更有效率，能够适应农业现代化的要求。两种观点的争论持续百余年，为我们认识自耕农的命运提供了不同的视角。本文试图在审视这两种观点的基础上，对自耕农在现代社会中持久生命力的原因做一探析。
一、关于自耕农历史命运的相关争论
（一）马克思视野中的自耕农——“小农消亡论”
对自耕农历史命运的关注最早可以追溯到英国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斯密认为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特征是自由竞争和社会分工，必然导致农民小生产被资本主义大工业吞没。马克思对自耕农历史命运的研究深受斯密的影响，他指出，农业的发展路径要遵循工业发展的模式，即农业要由资本家经营，而自耕农的土地被剥夺变成受雇于农业资本家的无产阶级，在农村形成农业资本家与农业雇佣劳动者对立的局面[1]693-694。
尽管马克思断定自耕农的历史命运是走向灭亡，但他是辩证看待自耕农历史意义的。在马克思看来，作为从封建农奴制向资本主义雇佣农场发展的过渡阶段，自耕农的出现兼有进步性和局限性。自耕农的进步性是针对封建农奴制而言的，在人类发展进程中，越往前追溯历史，“从事生产的个人就越不独立，越从属于比较大的整体”[3]，他本人就是“共同体的财产”；在封建农奴制下，个人完全依附于封建庄园而没有任何个人权利，而自耕农的出现使个人获得了土地进而摆脱了对封建主的依附实现了部分自由，从而促进了人的自由发展和社会生产力的提高。但是自耕农的历史进步并不充分，在农业现代化的进程中会显示出种种弊端并对农业发展造成阻碍。自耕农的弊端表现在三个方面：首先，自耕农的主要特征是土地分散、资金短缺并且主要依靠家庭劳动力耕作，排斥了“采用现代农业改良措施的任何可能性”，“排斥社会劳动生产力的发展、劳动的社会形式、资本的社会积累、大规模的畜牧和对科学的累进的应用”[1]912；其次，具有强大竞争力的大工业和大农业的兴起对自耕农所有制造成了极大的破坏，如大工业的发展消灭了作为自耕农补充收入的农村家庭手工业，资本主义大农场侵吞了作为自耕农重要来源的公有地；再次，资本主义高利贷和税收制度导致了生产资料的日益昂贵，恶化了自耕农的生产条件，“对这种生产方式（即自耕农）来说，好年成也是一种不幸”[1]912。因此在马克思看来，小农是保守、落后和守旧的，具有很弱的抵御风险的能力；而取代小农生产的资本主义雇佣大农场则具有集约化经营、生产率高、竞争力强的优点，如采用机械化、实行专业分工和劳动协作、有资本兴建基础设施等。
马克思关于小农必然灭亡的论断受到英国农业现代化经典模式的影响。从16世纪起，英国经过长达300多年的圈地运动，自耕农经济日益被资本主义雇佣农场代替，据统计仅在1740年至1788年英国就有4万多个100英亩以下的家庭农场消失；19世纪中叶，经营面积在100英亩至500英亩以上的大农场占英格兰和威尔士农场总数的78.2%，250个最大的农场主拥有全国土地的一半以上；在这些大农场中形成了显著的雇佣关系，15.7万个农场中拥有144.2万名雇佣工人。由于当时英国属于资本主义发展的典范，并且马克思长期在英国从事研究和领导工人运动，他的观点不可避免地受到英国农业资本主义发展模式的影响，即小农分化为农业资本家与雇佣劳动者，而农业伴随着资本主义工业化而现代化；在这个过程中，小农社会和经济实行了彻底转化，使得“自耕农”这一名词不再适用于英国农村。
除了英国经验的影响，马克思对自耕农的态度还与共产主义革命理论和对私有制的批判密切相关。马克思对现实资本主义是不满的，希望通过社会革命进入共产主义；他把革命的希望寄托在无产阶级身上，而无产阶级的出现是以小农制的衰亡、农民与土地的分离为前提的。马克思对私有制同样持否定态度，指出私有财产是人的自我“异化”的表现形式，而一切土地私有制都对农业生产和土地本身的合理经营、维护和改良设置限制和障碍，因此作为土地私有制的自耕农经济必然成为马克思批判的对象。在马克思的视野中，尽管资本主义雇佣农场是极有效率的生产方式，但由于它建立在资本主义私有制基础上，因此最终要被“带着兴奋愉快心情自愿进行联合劳动”的社会所有制取代，“在土地私有制本身所导致的较高的农业发展阶段上，私有制反过来又成为生产的桎梏——目前无论小地产或大地产方面的情况都是这样。因此就必然地产生出把私有制同样地加以否定并把它重新变为公有制的要求。但是，这一要求并不是恢复原始的公有制，而是建立高级得多、发达得多的共同占有形式，后者远不会成为生产的障碍，相反地它才将使生产摆脱桎梏，并且使现代化学上的发展和机械上的发明在生产中得到充分的利用”[4]。
亚当·斯密、马克思等人关于自耕农尽快转变为资本主义雇佣农场主的论断在英国、德国易北河以东地区得以实现，但是在其他国家和地区并没有成为现实。据统计，日本耕地几乎全部由家庭农场经营，澳大利亚17万多个农场中90.4%由自耕农经营，美国家庭农场的总数占到农场总数的95%。即使被作为资本主义雇佣农场典型的英国也没有完全消灭自耕农，据1831年的统计资料显示：当年英格兰236343户从事农业的土地所有者中36%没有雇佣任何劳动力，其中在德比郡、拉特兰郡和西约克郡，50%以上的农场主没有雇佣任何劳动力；此后自耕农的数量进一步下降，但是速度非常缓慢，1875年-1915年间占地50英亩以下的自耕农的户数仅仅下降了13%，以至于许多学者认为英国的资本主义雇佣农场经营具有特殊性，而家庭农场的农业经营方式似乎是一种更普遍的现象。
（二）恰亚诺夫、舒尔茨视野中的自耕农——“理性小农论”
与亚当·斯密、马克思自耕农必然灭亡的论断不同，苏俄农学家A.B.恰亚诺夫和美国经济学家西奥多·舒尔茨对自耕农的发展寄予厚望，指出自耕农经营是一种有效的农业生产方式，能够适应农业现代化的要求，在未来的发展中不必把自耕农经济改造为资本主义雇佣农场。
恰亚诺夫曾长期在苏俄的地方自治局担任土地调查员，掌握了大量的农村经济生活的具体数据，从而使其研究具有浓厚的科学性和实证性。恰亚诺夫指出家庭农场与雇佣农场的区别主要因为他们遵循不同的经济规律：资本主义雇佣农场使用大量的农业工人，其生产成本包括生产资料和工人工资两部分；家庭农场完全依靠家庭劳动力，生产成本仅仅包括物质生产资料。生产成本的不同产生了不同的后果：自耕农的收益为农业产出总值与生产资料成本之差，而雇佣农场的净利润为农业产出总值扣除生产资料成本和雇佣工人工资之后的剩余。因此，自耕农经营方式能够比雇佣农场接受更低的收益水平，从而拥有更强的生命力。恰亚诺夫的上述研究是将自耕农置于一个孤立、静止的社会氛围下的分析，但是现代社会随着工业化的推进对农产品的需求越来越多，以满足家庭消费需求为目的的自耕农显然不能胜任，那么自耕农的命运如何呢?恰亚诺夫认为工业化的推进会促使农业生产日益向集约化、产业化方向发展，但“并不一定需要建立以雇佣劳动为基础的、按资本主义方式组织起来的大生产单位”[5]；他主张实现农业的合作化经营，即对生产、销售、采购等环节实行合作经营，从而实现农业生产的专业化和规模化。恰亚诺夫的解释无疑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他提出的农业发展“纵向一体化”方向确实是二战后发达国家农业发展的主流，显示了他超凡的预见力。
诺贝尔经济学家西奥多·舒尔茨也不赞同“自耕农必然被雇佣农场代替”的判断。但与恰亚诺夫的分析视角不同，舒尔茨从生产要素投资的角度提出了“理性小农”的命题。他系统考察了危地马拉的帕那加撤尔和印度的塞纳普尔两地的农业生产，指出传统农民经济“贫困但是有效”，能够对既定的生产要素做出最适当的配置；农民具有完全的经济理性，能够对经济刺激做出充分反应，比集体农庄、雇佣农场更能促进经济发展。在舒尔茨看来，要改变传统农业社会的落后面貌关键在于教育农民使用新技术，借此发展“人力资本”；农民一旦认识到可以运用新技术得利，便会推进农业的发展和现代化。关于土地经营的方式，舒氏特别强调经营权与所有权的统一，这是与农业生产的特殊性密切相关，因为现代农业生产不但随时空、生态等因素的微小变化而变动，而且还需要及时采用由科技进步带来的新技术、新方法；如果经营权与所有权不一致，生产决策者往往不能获得充分的信息，不能有效地做出正确决策；自耕农生产实现了经营权与所有权的统一，从而获得农业发展的优势；而大农场经营方式的所有权与经营权往往不一致，在农业生产中处于不利地位。舒尔茨从生产要素投资的视角论证了对传统农业进行改造的必要性和可能性，阐述了自耕农经济的经济理性思想，对于我们理解当代世界广泛存在的家庭农场经济具有重要启发。他的关于建立完整明晰土地产权的思想，是二战后许多发展中国家土地改革的理论基础；他的关于培育优良作物品种和对农民加强教育的思想，直接促成了60年代“绿色革命”的发生。
二、现代社会自耕农持久生命力的原因
关于自耕农在现代化进程中的命运，亚当·斯密、马克思等人提出了“小农灭亡论”，但是小农消失的理论并没有成为现实。自耕农不但在地狭人稠的日本、韩国是主要农业耕作形态，而且在地广人稀的澳大利亚、美国、加拿大也是居于统治地位的农业生产方式。恰亚诺夫、舒尔茨等人从不同的角度论述了自耕农比雇佣农场拥有更强的生命力，提出了“理性小农”学说，对我们认识自耕农在当代世界的发展提供了新的视角；但是他们的解释都过于偏重单个因素的作用，并且都带有某些不足，因此他们的论点并不能令人信服，例如舒尔茨指出的传统农业社会中并不存在隐性失业的现象并不准确，根据刘易斯考察的结果大约25%的农业人口处于过剩状态；恰亚诺夫的“家庭农场”理论需要以土地的充分富裕为前提，对日本、韩国等地少人多的国家的解释力有限。实际上，农业生产制度的创新、农业生产与工业生产的不同时空特点等因素都对自耕农在现代化进程中顽强的生命力具有重要作用。
第一，农业生产制度的创新克服了自耕农的诸多缺陷，推动了自耕农在当今世界的兴盛。
亚当·斯密、马克思之所以推崇资本主义雇佣农场是因为它们资金雄厚、科研创新能力强；与之相比，自耕农资本短缺、科技创新能力较差的弱点比较突出。实际上，随着社会公共部门对农业科研体系支持力度的加强和农业合作化运动等相关制度的建立，自耕农的劣势得到极大弥补。
农业的发展需要相关科学研究的创新。在19世纪以前，大多数国家并未建立由社会公共机构支持的农业研究体系，农业科技的进步主要依靠私人农场主的自发创新；因此拥有更多资本和人才的大农场在科技创新和技术采用方面具有很大的优势，而自耕农则尽显劣势。19世纪80年代后，西方各国加强了对农业的支持力度，纷纷建立由社会公共部门支持的农业科研体系和农业技术推广体系，以求提高本国农产品的国际竞争力。随着时间的推移，各国政府在农业科研和教育推广中担负着日益重要的责任。这就极大地缩小了自耕农在农业科研与技术获得方面的劣势。
自耕农通过生产、销售合作化等方式增强了抵御市场风险的能力，也有利于阐释自耕农生命力的顽强。19世纪的许多农业学家断言自耕农缺乏生命力是因为它们生产规模较小，在走向社会化的过程中处于不利地位，例如农产品加工、农产品的远距离销售等，仅凭单独某个农户的力量是远远不够的，而大农场则具有很大的优势。进入20世纪后农民为了维护自身利益而联合起来，建立各种农产品加工、销售、生产资料购销等合作社，共同应对国际市场的竞争，增强了抵御风险的能力。此外，许多农民还建立了生产资料的购买合作社、农业信贷合作社等加强了与外界讨价还价的能力，克服了小生产面临的各种问题，使农业生产达到更好的效率组合。
第二，农业生产的时空特点对规模化经营具有很大制约，有利于自耕农的发展。
在马克思看来，现代工业的发展是以资本家与工人的二元对立为基础，农业的现代化要遵循工业化的途径，即“如果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以工人的劳动条件被剥夺为前提，那么，在农业中，它是以农业劳动者的土地被剥夺，以及农业劳动者从属于一个为利润而经营农业的资本家为前提”[1] 694。斯密、马克思将工业化的经验直接应用于农业生产中的思路忽视了农业与工业生产特点的不同，其中两者最大的一个区别是空间分布和时间次序的不相同，不能简单地利用工业现代化的路径来分析农业现代化。
从空间上看，工业部门的生产活动不需要大量土地，建造厂房时受土地分布状况的制约性较小。而农业生产受自然地理环境的影响很大，超大规模农场的出现需要有大片连在一起的土地，否则便难以协调管理和耕作、发挥大规模经营的优势。大片面积土地的出现往往受到两个因素的制约：第一，从地理条件看，大片平整、肥沃的土地在许多地方并不具备，迫使人们屈从于中小规模的农业生产；第二，从社会因素看，农场规模的扩大是对中小地产的购买，由于土地是稀缺资源并且具有社会生存保障的功能，因此许多小地产宁愿受穷也不出卖土地，从而减缓了农场规模扩大的速度。与之形成对比的是，工业生产的大企业主要通过运用先进科技水平、依靠雄厚资本把中小企业排挤出生产而处于统治地位。农业规模扩大的路径与工业不同，限制了农场规模的扩大。
从时间上看，工业生产环节上的联系性比较弱，在生产环节的次序上要求不甚严格，能够实行流水线作业，许多人同时进行劳动，促使大规模的劳动分工和工厂制度的建立，导致了家庭作坊日益边缘化。与工业生产不同，农业生产具有很强的季节性，对时间次序性要求非常严格，尽管也可以在播种、除草、使用化肥等具体环节中实行规模化经营，但并没有导致从播种到收割后的作业次序发生根本变化，在时间间隔上是广泛分离的，无法进行流水线作业。正如约翰·布鲁斯特指出：“在前机器时代，农业与制造业在作业方面是相似的，二者通常都是一道道程序相继进行的，而且常常是由同一个人或家庭来完成。机器过程的兴起就迫使农业和工业逐渐显示出作业方面的差别。因为在农业中用机器替代手工劳动和操作时，人们绝不会打破他们在机械化前形成的一步步从事生产的习惯；而在工业化中进行同样的替代时，人们必须迫使自己逐渐养成一种新的习惯，即在一个生产过程中同时完成多项作业。结果，农业中的‘工业革命’仅仅是在生产工具方面发生了惊人的变化，而在工业中它还是人们在使用自己工具的顺序次序上的进一步革命”[6]。
第三，家庭农场在某种程度上具有更高的经济效益，促进了自耕农的发展。
自耕农的土地主要由家庭成员耕种，其劳动辛苦程度与农业产值紧密相关，因此自耕农经营方式具有很强的经济刺激性，劳动积极性很高；而资本主义农场主要由雇佣工人耕种，他们得到的主要是工资，农业产值与他们的经济收益关系不大，因此雇佣农场对农业工人的经济刺激性较差，工人的生产积极性并不高。克莱恩和贝利考察6个国家农业经营方式后，指出农业的生产率与农场规模没有必然联系，在发展中国家大农场往往比家庭农场具有更低的劳动生产率：首先，自耕农实行精耕细作，单位面积的土地上往往投入更多的劳动，而大农场单位面积投入的劳动量不足，从而导致单位面积产量不足；其次，在家庭经营中生产者可以充分掌握生产的信息后做出生产决策，并且产品全部归自己所有具有很强的生产动力，而雇佣大农场在信息和生产动机两方面相对不足；再次，在许多国家和地区，土地拥有量是社会财富和身份的象征，农场主拥有大量的土地而任其荒芜，造成了粮食供应状况的恶化。据此他们建议发展中国家农业发展的前提是实行土地改革，变大农场耕种制度为自耕农的耕作模式。尽管克莱恩和贝利的分析具有很大缺陷，例如将大庄园制与资本主义雇佣农场制混为一谈，对资本主义经营农场的优势估计不足，但是他们的考察却表明，自耕农经济在经济刺激性和生产积极性上具有更多的优势，而这些又是自耕农广泛存在于当今世界的重要原因。
第四，与雇佣农场相比，自耕农拥有更低的监督成本，有助于自耕农的兴盛。
监督成本是生产经营活动的重要参数，成本的高低与生产经营方式具有紧密关系。一般来说，资本主义雇佣方式往往存在着工人卸责、损害雇主利益的关系，因此需要对生产过程加强监督。在工业生产中，劳动相对集中于一个较为紧凑的空间，只要利用很少的人数就可以监督生产经营活动中的许多人，因此工业生产规模经营的监督成本相对较低。与工业生产的监督成本相对较低的状况不同，对农业生产过程的监督成本非常高，一方面，农业生产需要在相对广阔的空间中进行，不容易监督；另一方面，农业生产往往受制于无数变量的制约，例如当温度与土壤湿度发生微小变化时，对一种作物或者牲畜的处理往往必须做出很大的变化，这些都要求劳动者在完成工作的过程中非常具有责任心。此外农业生产具有很强的季节性，这就使得农业劳动者不得不在不同的季节从事不同的工作，农业的繁忙程度呈现不同的阶段特征；如果农业经营采用完全的雇佣方式，农场主长期脱离农业生产，无法把握农活的繁忙程度，造成雇佣工人使用的闲置，从而增加了生产成本。当农业生产体系变得更为复杂，尤其是实行多种经营时，导致更为密集的作物与牲畜管理，对雇佣劳动者工作质量的监督困难就会成倍增加。因此使用雇佣工人经营农业，监督成本的高昂使得这种经营方式效益递减。而自耕农经营方式不存在工人卸责的问题；为了获得尽可能多的生产利润，土地所有者会尽最大可能实行精耕细作，投入更多的劳动。
此外，在农业生产中劳动协作带来的规模效益并不明显。大多数的农业生产工具，甚至是现代机器往往可以单个人驾驶与操作，因而农业生产工具呈现出浓厚的单干性质，协作生产带来的边际生产率递增不明显。因此，在农业生产经营中，家庭经营者拥有更大的优势。即使是在家庭农场中，随着经营规模的扩大，监督管理、决策成本会成倍增加，以至于一个管理单位能够监管的全部土地面积，迅速接近于普通家庭能够经营的面积。
三、结束语
自耕农的历史命运问题是现代化理论的重要内容，百余年来引起了广泛的争论。亚当·斯密、马克思等指出自耕农具有效益低下、抵御风险能力较弱等缺点，必然被资本主义雇佣农场代替。他们的理论深受英国农业现代化模式的影响，特别是马克思将这一理论与共产主义革命结合起来，成为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内容。但斯密和马克思的论断并没有成为现实，无论是地少人多的国家还是地广人稀的国家都广泛存在着自耕农生产方式。恰亚诺夫和舒尔茨分别从家庭生产的心理特点和小农经济理性的角度阐释了自耕农顽强的生命力，深化了我们对自耕农命运的认识，但是他们的理论都有不足，并不能充分解释自耕农兴盛的真正原因。实际上，农业生产制度的创新、农业生产独特的时空特点、自耕农生产较低的监督成本、家庭农场某种程度上较高的劳动生产率等因素，对我们理解自耕农在当今世界兴盛的原因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参考文献：
[1] 马克思,恩格斯.资本论：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2] 芒图.十八世纪产业革命[M].杨人楩,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108.
[3]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
[4]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481.
[5] 恰亚诺夫.农民经济组织[M].萧正洪，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264.
[6] 速水佑次郎，拉坦.农业发展的国际分析[M].郭熙保，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93.
责任编辑莫仲宁
Researches on the Issues of Land-holding Farmers’ Destiny
——A concurrent comment on the reasons for the prosperity of land-holding farmers in modern society
ZHANG Shu-huan LI Chuan-song
(1.Peking UniversityBeijing100871 2.Xicheng District Development and Reform Commission of Beijing City Beijing 100035)
Abstract: The destiny of the land-holding farmers is a long-lasting topic in modern society. Adam Smith and Karl Marx pointed that as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went, land-holding farmers would die out. However, A.B.Chayanov and Schultz pointed that land-holding farmers were so effective that they could adapt to the demands of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In modern society, the mode of land-holding farmers still lays the dominant position; so Adam Smith and Karl Marx’s judgement didn’t come true. Chayanov and Schultz were right to some degree, however, their statement was not persuasive in explaining the reasons for the prosperity of land-holding farmers. The article points that the innovations of production system, the specificity of agriculture production and the low supervisory cost play important roles in promoting the prosperity of land-holding peasants in modern society
Key words: Land-holding farmers; destiny; extinction of small farmers; rationality of small farmer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