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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中国的贸易顺差如何发生波动，中国仍有可能保持大规模的外汇资产，从这一点判断，中国对外投资要做长期的打算。基于此，中国企业和政府必须进行相应的调整，从企业经营和宏观经济管理上做好准备。
近十年来，中国企业明显加大了对外投资的步伐和力度，在IT、汽车、能源、资源等一系列产业进行了投资，但这些投资中有不少以失败告终。近来，由于美国金融危机的影响，海外资产价格走低，或者是由于一些中国企业的合作伙伴陷入困境，促使了新一轮的对外投资热潮，而且这一次主要以资源类产业为主。在这一轮对外投资潮开始之际，回顾一下近十年中国对外投资中所出现的问题，反思中国企业对外投资上存在的误区，实在是非常必要。
四大误区
我认为，从过去十年中国企业对外投资的实践，可以明显看出中国对外投资的四大误区：
误读了对外投资的利益格局
对外投资是实实在在地追求收益，也是实实在在的均衡，有些时候甚至是实实在在的利益冲突。既不要讳谈利益问题，也不要空谈利益问题。
中国企业在对外投资中必须考虑五个方面的利益：投资主体(中国企业)自身的利益、东道国的利益、东道国相关行业机构(如行业协会)的利益、对象企业的利益以及对象企业工人的利益。能够实现“五赢”的投资行为是肯定会获得成功的，即使不能这样，也要敞到最大限度地不损害后四个方面的利益。
在中国的对外投资中，由于国情的差别，时常表现出对一些利益相关群体的漠视，而最容易被漠视的就是东道国相关行业协会和对象企业工人。而在有些国家和地区，这两者的力量和影响都远远大于政府，在欧美，前者势力强大；在韩国，后者异常强势。正是因为这种漠视，会导致中国企业在海外盲目追求“控股”，甚至在投资之初就有搬工厂、搬技术的想法，最终招来巨大的麻烦，甚至导致投资行为失败。
无视市场规律
中国近几宗对外投资都是资源产业，而且投资规模较大。中国大规模对资源行业投资导致了外界的种种猜测和担心，而其中最为常见的“误解”，就是认为中国要通过控制相关企业，达到保障供给和控制价格的目的。这些担心是否有事实依据我们不得而知，但如果中国的政府和企业真有这样的想法，未免太过于天真。根据市场的基本规律，供给和价格都是由市场决定的，对于大宗商品尤其如此。由于期货市场和投机因素的存在，大宗商品的价格形成异常复杂，中国不可能通过参股、控股资源企业的形式达到控制价格、保障供给的目的。
当然，要实现稳定的价格和持续的供给，也不是没有办法。只要付出相应的价格，就可以达成相关的长期协议。中国与俄罗斯能源企业不久前签订250亿美元的协议，就是解决这类问题很好的办法。稳定的价格和持续的供给是可以通过相应的市场代价获得的，通过控制相关企业，则是无法实现的，也是不符合市场规律的。
过低估计市场的风险，过高估计自身驾驭风险的能力
在上汽收购韩国双龙汽车的案例中，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点。在双龙申请破产后，上汽的高管在接受采访时曾经表示，在投资之前就已经知道了双龙的工会很难办，但是觉得有能力搞定，所以就投资了。事实上，双龙的工会远没有想象的那么容易处理，而上汽在处理双龙工会的过程中，充分暴露出了自身非常缺乏这方面的能力，最后导致了劳资冲突走向不可收拾的局面。
现在，国内到海外“抄底”的呼声不断，甚至有要购买美国房地产的打算，这仍然是低估市场风险的表现。可以肯定的是，即使美国的一些资产真的见了底，就中国企业目前评估风险、驾驭风险的能力，也是无法实现抄底的。能否成功抄底，不仅取决于资产价格是否见底，还取决于中国企业是否有相关的能力把它“抄”起来。
投资战略与市场定位不配套
同样是双龙，上汽收购它时所有的着眼点都是国内市场：把双龙汽车拿到国内来卖，把双龙的技术拿到上汽来用，把双龙的生产线搬到中国来。但是，从上汽的投资战略来看，这样做显然与上汽的市场定位南辕北辙：如果上汽要把双龙车拿到中国来卖，就应该考虑到现代、起亚已经在中国有合资厂，韩国生产的双龙汽车在价格上根本就没有任何优势可言；而如果为了解决成本问题，把双龙生产线搬到中国来，势必引起激烈的劳资冲突，在双龙强势工会的情况下，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事实上，当我们回顾上汽并购双龙的案例时，我们完全能够理解上汽的市场定位，但是，以国内市场为目标的对外投资行为，应该面向汽车零部件生产厂商，并把劳动密集型的组装环节放到国内，而不是像双龙这样的整车生产商。
更为严重的是，有一些海外投资根本就没有市场定位，或者是市场定位非常不准确、不合理。在我们看来，中国的海外投资，除了针对非洲、拉美、亚洲部分国家外，主要应该以国内市场为目标，而对于美国、欧洲的市场，应当慎之又慎。
政府也要做出调整
显然，在对外投资过程中，中国的企业需要做出调整。不过，需要调整的不只是中国的企业，还包括政府，而且政府的调整对于中国企业海外投资成功与否，是至关重要的：
第一，要放松对企业间外汇交易的限制。目前对于企业自盈外汇，外管局鼓励企业留存，并于2008年修订《外汇管理条例》，取消了强制结售汇制度。但这还远远不够，应当进一步放松对企业之间外汇交易的限制，鼓励外汇通过市场途径在企业之间的流动，减少通过银行系统兑换的中间环节，尤其是要增加中小企业对外投资过程中，获得外汇的便捷程度。
第二，要鼓励投资主体和对象多样化。不管是国有企业还是民营企业；不管是大型企业还是中小企业，只要能够在海外投资上有所作为，政府就应该鼓励。政府应当对所有企业同等视之，而不只是局限在国有企业和大型企业集团。在投资对象上，也不应当仅局限于一些大型企业，或者是上市公司。可以鼓励中国企业投资于国外的中小企业，也可以通过私募等多种形式，投资于国外未上市但有一定规模的企业。
第三，对外投资要和国内经济发展相协调。从企业层面而言，只需要获得更高的投资收益就可以了，但是从国家层面看，需要考虑的问题远不止这些。中国的海外投资要和国内产业发展配套起来，要和国内市场开拓结合起来。具体而言，对于一些有利于国内产业发展和产业体系完善的海外投资，要以相应的产业政策来配套。与此同时，对于以国内市场为目标、有利于扩大国内需求的海外投资也要予以相应的鼓励。
第四，政府要加强自身的服务功能。在目前的对外投资中，政府很大程度上担当的还是管理者的职能，是外汇管理者和对外投资审批者的结合体。如果要想中国企业在对外投资中获得更大的成功，政府必须加强自身的服务功能。这种服务功能一是信息的服务，中国驻外的商务参赞和其他一些驻外机构，要积极为国内有投资意愿的企业提供相关信息，为企业海外投资搭台。同时，政府要成立银行，或明确指定银行(如国家开发银行、中国进出口银行等)为企业海外投资提供信贷支持，并在企业海外投资遭遇困难时给予资金上的帮助。
亚洲国家有着高储蓄的特点，基于日本的经验，在开放经济条件下，高储蓄最终会形成高外汇资产(相关于以外币计价的储蓄)，不管中国的贸易顺差如何发生波动，中国仍有可能保持大规模的外汇资产，从这一点判断，中国对外投资要做长期的打算。基于此，中国企业和政府必须进行相应的调整，从企业经营和宏观经济管理上做好准备。
近十年来，中国企业明显加大了对外投资的步伐和力度，在IT、汽车、能源、资源等一系列产业进行了投资，但这些投资中有不少以失败告终。近来，由于美国金融危机的影响，海外资产价格走低，或者是由于一些中国企业的合作伙伴陷入困境，促使了新一轮的对外投资热潮，而且这一次主要以资源类产业为主。在这一轮对外投资潮开始之际，回顾一下近十年中国对外投资中所出现的问题，反思中国企业对外投资上存在的误区，实在是非常必要。
四大误区
我认为，从过去十年中国企业对外投资的实践，可以明显看出中国对外投资的四大误区：
误读了对外投资的利益格局
对外投资是实实在在地追求收益，也是实实在在的均衡，有些时候甚至是实实在在的利益冲突。既不要讳谈利益问题，也不要空谈利益问题。
中国企业在对外投资中必须考虑五个方面的利益：投资主体(中国企业)自身的利益、东道国的利益、东道国相关行业机构(如行业协会)的利益、对象企业的利益以及对象企业工人的利益。能够实现“五赢”的投资行为是肯定会获得成功的，即使不能这样，也要敞到最大限度地不损害后四个方面的利益。
在中国的对外投资中，由于国情的差别，时常表现出对一些利益相关群体的漠视，而最容易被漠视的就是东道国相关行业协会和对象企业工人。而在有些国家和地区，这两者的力量和影响都远远大于政府，在欧美，前者势力强大；在韩国，后者异常强势。正是因为这种漠视，会导致中国企业在海外盲目追求“控股”，甚至在投资之初就有搬工厂、搬技术的想法，最终招来巨大的麻烦，甚至导致投资行为失败。
无视市场规律
中国近几宗对外投资都是资源产业，而且投资规模较大。中国大规模对资源行业投资导致了外界的种种猜测和担心，而其中最为常见的“误解”，就是认为中国要通过控制相关企业，达到保障供给和控制价格的目的。这些担心是否有事实依据我们不得而知，但如果中国的政府和企业真有这样的想法，未免太过于天真。根据市场的基本规律，供给和价格都是由市场决定的，对于大宗商品尤其如此。由于期货市场和投机因素的存在，大宗商品的价格形成异常复杂，中国不可能通过参股、控股资源企业的形式达到控制价格、保障供给的目的。
当然，要实现稳定的价格和持续的供给，也不是没有办法。只要付出相应的价格，就可以达成相关的长期协议。中国与俄罗斯能源企业不久前签订250亿美元的协议，就是解决这类问题很好的办法。稳定的价格和持续的供给是可以通过相应的市场代价获得的，通过控制相关企业，则是无法实现的，也是不符合市场规律的。
过低估计市场的风险，过高估计自身驾驭风险的能力
在上汽收购韩国双龙汽车的案例中，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点。在双龙申请破产后，上汽的高管在接受采访时曾经表示，在投资之前就已经知道了双龙的工会很难办，但是觉得有能力搞定，所以就投资了。事实上，双龙的工会远没有想象的那么容易处理，而上汽在处理双龙工会的过程中，充分暴露出了自身非常缺乏这方面的能力，最后导致了劳资冲突走向不可收拾的局面。
现在，国内到海外“抄底”的呼声不断，甚至有要购买美国房地产的打算，这仍然是低估市场风险的表现。可以肯定的是，即使美国的一些资产真的见了底，就中国企业目前评估风险、驾驭风险的能力，也是无法实现抄底的。能否成功抄底，不仅取决于资产价格是否见底，还取决于中国企业是否有相关的能力把它“抄”起来。
投资战略与市场定位不配套
同样是双龙，上汽收购它时所有的着眼点都是国内市场：把双龙汽车拿到国内来卖，把双龙的技术拿到上汽来用，把双龙的生产线搬到中国来。但是，从上汽的投资战略来看，这样做显然与上汽的市场定位南辕北辙：如果上汽要把双龙车拿到中国来卖，就应该考虑到现代、起亚已经在中国有合资厂，韩国生产的双龙汽车在价格上根本就没有任何优势可言；而如果为了解决成本问题，把双龙生产线搬到中国来，势必引起激烈的劳资冲突，在双龙强势工会的情况下，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事实上，当我们回顾上汽并购双龙的案例时，我们完全能够理解上汽的市场定位，但是，以国内市场为目标的对外投资行为，应该面向汽车零部件生产厂商，并把劳动密集型的组装环节放到国内，而不是像双龙这样的整车生产商。
更为严重的是，有一些海外投资根本就没有市场定位，或者是市场定位非常不准确、不合理。在我们看来，中国的海外投资，除了针对非洲、拉美、亚洲部分国家外，主要应该以国内市场为目标，而对于美国、欧洲的市场，应当慎之又慎。
政府也要做出调整
显然，在对外投资过程中，中国的企业需要做出调整。不过，需要调整的不只是中国的企业，还包括政府，而且政府的调整对于中国企业海外投资成功与否，是至关重要的：
第一，要放松对企业间外汇交易的限制。目前对于企业自盈外汇，外管局鼓励企业留存，并于2008年修订《外汇管理条例》，取消了强制结售汇制度。但这还远远不够，应当进一步放松对企业之间外汇交易的限制，鼓励外汇通过市场途径在企业之间的流动，减少通过银行系统兑换的中间环节，尤其是要增加中小企业对外投资过程中，获得外汇的便捷程度。
第二，要鼓励投资主体和对象多样化。不管是国有企业还是民营企业；不管是大型企业还是中小企业，只要能够在海外投资上有所作为，政府就应该鼓励。政府应当对所有企业同等视之，而不只是局限在国有企业和大型企业集团。在投资对象上，也不应当仅局限于一些大型企业，或者是上市公司。可以鼓励中国企业投资于国外的中小企业，也可以通过私募等多种形式，投资于国外未上市但有一定规模的企业。
第三，对外投资要和国内经济发展相协调。从企业层面而言，只需要获得更高的投资收益就可以了，但是从国家层面看，需要考虑的问题远不止这些。中国的海外投资要和国内产业发展配套起来，要和国内市场开拓结合起来。具体而言，对于一些有利于国内产业发展和产业体系完善的海外投资，要以相应的产业政策来配套。与此同时，对于以国内市场为目标、有利于扩大国内需求的海外投资也要予以相应的鼓励。
第四，政府要加强自身的服务功能。在目前的对外投资中，政府很大程度上担当的还是管理者的职能，是外汇管理者和对外投资审批者的结合体。如果要想中国企业在对外投资中获得更大的成功，政府必须加强自身的服务功能。这种服务功能一是信息的服务，中国驻外的商务参赞和其他一些驻外机构，要积极为国内有投资意愿的企业提供相关信息，为企业海外投资搭台。同时，政府要成立银行，或明确指定银行(如国家开发银行、中国进出口银行等)为企业海外投资提供信贷支持，并在企业海外投资遭遇困难时给予资金上的帮助。
亚洲国家有着高储蓄的特点，基于日本的经验，在开放经济条件下，高储蓄最终会形成高外汇资产(相关于以外币计价的储蓄)，不管中国的贸易顺差如何发生波动，中国仍有可能保持大规模的外汇资产，从这一点判断，中国对外投资要做长期的打算。基于此，中国企业和政府必须进行相应的调整，从企业经营和宏观经济管理上做好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