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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漠视到围观是一种苏醒，从围观到行动是一种担当，如今，人们开始尝试着以一个公民的身份去关注、思考、行动。青岛公民参与城市种树的行动，看似微小，但历史和现实告诉我们，这苏醒和担当宝贵无比、意义深远。
在如今这个地球已成“村”的年代，在这个无法隐身世外、弃世独立的年代，对公共事务的关注与深入探究不仅仅是出于自然属性的好奇，它更是现代社会里摆在“公民”面前无法逃避的现实。是选择发声还是选择沉默？是选择担当还是选择麻木？
作为青岛市的一位普通公民，潘琦以自己的行动告诉我们：“这个城市是我的，是市民的；这个城市的财政资金同样是我的，是市民的。”
从公民行动到网络问政
2012年3月1日，青岛政府启动了耗资40亿元的“增绿行动”，要将这海滨城市打造成森林城市，第一个月便种下了180万棵树。3月29日，青岛本地有着30多年历史的汇泉广场北草坪被铲除，“毁草种树”的传闻在市民间流传，质疑声浪迅速升温。
4月4日，青岛网友将汇泉广场草皮被挖的图片上传至网上。该信息在网上迅速被各大论坛及微博转发。青岛市民付星(化名)表示，汇泉广场是青岛地标之一，如果“毁草种树”是事实，将毁掉青岛几代人的记忆，也将抹杀青岛历史。很多百姓抱怨这面子工程劳民伤财，有的甚至在网上称新任市长是“种树狂人”。
“比起讨论市长的出身，我们更该做的是，去研究下怎样行动，而不是光喊口号，搞人身攻击。”潘琦在网上这样写道。
在青岛一家报社当娱乐记者，对社会政事，潘琦向来不太关心。而这一次，“有人不告诉你，突然就把家给改了，你能不伤心吗？”美丽的家园将“改头换面”，而作为主人却被蒙在鼓里，对此，她气得怎么也坐不住，打开电脑整理愤怒的心情，最后毅然决定“收声做事”。
潘琦约上两个朋友一起开车“实地查看”。朋友们比潘琦还生气。其中一人住在海边别墅，这些天家门口突然种上一排大树，海景房已经变成“森景房”。另一人发现，自己最爱去散心解闷的心海广场也种起了高大密集的树，破坏了原本视野开阔的一片海景。
在实地调查中，有人告诉她“自己一天能挣120块钱，很开心”。没人了解树木的具体价格，但都知道“大树贵，得好好种”。对种树方案是否合理，工人回答：“这样种能不能活我们也不知道，但园林局给规定了，就得这样种的。”
大半天下来，从没做过调查报道的她挖到了不少独家信息，她发现网络上一些传言并不真实，这让她原先的愤怒“慢慢消解”。
晚上朋友聚餐，大家你一言我一语，对青岛种树发牢骚。潘琦脑子里却开始思考，“自己还能做些什么”。
“我不是反对种树，但种树方案到底怎样确定的？种在海边到底合不合理？种的树到底能不能活？把草铲了再种好不好？”潘琦纤细的双手不断比画，抛出她想到的一大堆问题。
“为什么要种树？海边要种什么树？树怎么种合理？怎么敲定花40亿元？40亿元怎么花？谁来监督？”2012年4月11日，潘琦发表长微博，详细记录自己实地调查植树成本，致电政府部门寻求答复的全过程。
3天后，另一位80后青年王赫接过潘琦的接力棒，他这样写道：“我决定身体力行，做点一个小百姓也能做的事，行使一点市民也能行使的权利。”同一天，知名青岛网友“作业本”以“一个理直气壮的市民”为名，通过网络发表给书记、市长的第一封信，呼吁“理智起来，我们是要督促政府更理智更正常地种树”。
4月18日，青岛召开城区园林绿化工作座谈会，就植树增绿行动进一步听取市人大代表、市政协委员、专家学者和市民代表的意见。4月19日，青岛官方回应大规模“毁草种树”，以一封关于植树增绿工作有关情况的答复信，向广大市民和网友致歉，表示会虚心听取意见，及时公开相关信息，接受市民和网友的监督。据悉，植树绿化资金为16亿元，不是传言的40亿元。
4月19日晚，青岛市副市长王建祥通过网络同网友进行互动，这是自种树风波以来，网友首次有机会直接向政府官员提问，许多网友热情高涨，因涌进的网友数量过多，青岛政务网一度瘫痪，在线人数突破20万人。
当天网络问政共收到有效问题748个，王建祥副市长就其中的焦点质疑一一做出回应，每个问题都是亲自把关、修改、发布。“园林局从来没有遇到这么热的网络问政，比房地产话题还热，在整个过程中，工作人员都忙着低头答题，晚上也都是在现场吃盒饭。”一名参与网络问政的工作人员表示。
“你想要怎样的世界，就先怎样改变自己”
对种树的事儿，潘琦不是第一个发声的青岛市民。但她以建设性的理性思维和实际行动向当地政府对种树决策和投资情况提出质问，开启了市民行动的先例。
如今，这位80后的姑娘成为了当地的小名人。相熟的咖啡馆老板见到她，满脸笑容地称赞：“那活儿干得不错！”单位一个领导碰上这个小年轻，忍不住频频点头：“这小嫚儿还挺好啊！”
而事实上，潘琦行动之路并非顺畅。
在实地调查后，潘琦上网仔细阅读了宪法和《山东省行政决策程序》等文件。因为要表达意见，“先得整明白我们有没有权利去管种树这事”。查了文件后，她得出结论：“咱做这个事没错，法律允许！”
接下来，她集思广益，从身边朋友、亲戚那儿搜集大家对种树问题的各种疑惑，然后在家里拨通了市长热线“12345”，这是她唯一想到能表达意见的方法。
“关于市内绿化方案的所有问题，具体情况我们不太清楚。”市长热线的女声态度良好地让潘琦跟青岛市建委联系，并转告她一个固定电话。可那号码久拨不通。
之后潘琦电话打到园林局，皮球却在内部继续转来转去。几番周折之后，潘琦终于联系上了建委，可电话另一头并没有准备好分享答案。“你要干什么？”“你问这些干什么？”工作人员的语气中常常带着警惕。“我想知道你们是什么时候决定种树的，种树方案是怎么制定的。市民想了解情况，在哪里能查？”潘琦一遍遍解释自己的意图。
“我不管政府看不看得起我，我心里先把自己跟政府弄平等了。”潘琦承认自己对政府的回应有些失望，但她更看重自己在27岁这一年迈出的这关键一步。“如果我没有去做，等家完全变了样之后，我没法跟孩子说，你看看，都是政府不好！其实，是我自己没尽力。”潘琦表示，“这是我第一次正儿八经当公民，第一次明确自己的权利，也真的去行使权利。” 潘琦等人的行动，终于得到了青岛市政府的回应。回顾“青岛种树”整个事件过程，许多人不光为潘琦喝彩，更为政府的道歉而喝彩。
有专家指出，潘琦和政府的种树计划较真，却不是以浪费口水来博取喝彩，而是用切实的方式进行调查、提出质疑。她以温和的态度和务实的行动力，种植了一种清醒的公民意识：你想要怎样的世界，就先怎样改变自己。
政府与公民间的良性互动
“在近年的发展过程中，涉及的利益关系越来越复杂，利益也越来越大，不同群体有不同的诉求，现在表达渠道又丰富，发展难题不能再像过去那样由党政一家说了算，而要认识到利益相关各方都是主人翁，必须畅通利益表达渠道，建立多方位的公共参与机制。”有关专家指出。
从大量的实践中我们可见，近些年来，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党委和政府对公民参与和公民意见越来越重视，“公民治理”正从理论走向现实。
“现在外出，很担心不能及时找到适合哺乳的地方；有时候，只能无奈躲进公共厕所，哺乳室应该成为公共场所的‘基本配置’。”这是网友“豆豆妈”给杭州市于2012年2月25日开幕的第十一次党代会发来的建议。
从2012年1月起，杭州开始“喜迎党代会、共谋新发展”建言献策活动。截至党代会开幕，共有79万余人次参与建言献策，有1.6万余条意见和建议被带到党代会上。据悉，2007年起，按照“民主促民生”的要求，杭州市政府实施“让民意领跑政府”的“开放式决策”，其开放的特性覆盖决策前、决策中、决策后的全过程。
浙江工商大学教授陈剩勇表示，“开放式决策”开拓出一条让普通市民了解并参与政府决策的实实在在的通道。有了市民的积极参与，政府决策和施政将会更贴近民意、符合民意，这也是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促进并改善城市治理的重要举措。
2009年11月1日上午10点，上万名网友轻点鼠标，首届广东网民论坛在广东科学中心开坛。会场的座位构成了一个大大的“＠”，来自全国的108名网友绕圈而坐，拍砖灌水，纵论金融危机下广东的“生存法则”。同时，首批15名“南方民间智库”成员获得了烫金的聘书，这意味着“南方民间智库”这一开放创新平等的平台正式搭建起来。
“围观改变不了什么，能对现实做出改变的，是在热热闹闹的围观之后，全体公民的积极性作为。”正如著名宪法学者张千帆曾劝公众别再说“我一介小民能做什么”，“你的一张票确实不能改变现实，如果所有人都那样想、什么都不做，就永远不可能改变现实。”所以，从现在起，珍重你的每一项权利，不要让它成为空文。
公民参与给社会治理注入了一股重要力量，但对于公民个体行动究竟能产生多大的影响，人们表示忧虑。国务院参事任玉玲研究员认为，中国绝大多数的群体性事件是由百姓利益受侵害引起的，这些大量的群体性事件实际上都是一种利益诉求的表达。我国利益表达的现状呈现出的依然是“高度分散化的特点”，其中绝大多数的利益表达都是以个人或小团体的形式自发进行的，缺少利益表达的组织依托，尤其是弱势群体的利益表达，其组织发展更是严重滞后。
专家表示，被称为“第三部门”的民间组织的发展对公民社会的形成至关重要，国家应放宽民间的准入门槛，鼓励民间组织参与到公共管理中。这些组织能整合民意，在公共决策过程中形成能与政府进行“讨价还价”的抗衡力量。
只有社会中的每个成员的公民意识觉醒了，才会有意识参与到国家和社会事务的管理中去，积极主动地为国家、社会献上自己的看法，从而有可能自觉组成各种非政府组织。这些组织可以在政府、企业、公民间起到相互联系、沟通、交流、协作的重要纽带和桥梁作用。
可见，中国社会的发展，呼唤一个公民社会的到来，光有爱心还是不够的。无疑，中国社会对公民行动的游戏规则还不熟悉，对权利意识还不明晰，这都需要认真思考和探索。如何让公民精神之灯常亮，如何让其“常态化”下去，这是一个媒体和公众需要反思的问题，更是政府在制度设计上需要深刻反思的问题。
众说纷纭
这一代年轻人正在以自己的方式开始参与公共生活。他们敢于反对损害自己利益的权威，而且反对的手段更加高明，反对的态度更坚决。这种个人主义发展与公共空间培育的良性循环，对中国的未来绝对是件好事。 （《南方日报》）
我们应该追求的是一种更好的公共生活，关注公共利益，不偏激，不盲从，不犬儒，有什么事情以合作的态度坐下来谈谈。政府部门也有义务以更加开放的心态迎接民众对公共决策的参与。当这种良性的互动越来越多的时候，我们会发现，这个世界也许并没有人们想象的那样不可理喻。
（媒体评论员刘兴伟）
质疑是民众的权利，这一点毋庸置疑，但质疑也应有边界，即接受规则或程序的约束。因为温和，质疑就会成为规则下的诉求；因为温和，便会少了些猜忌和冷漠，求同存异便有了基础。
（媒体人邓为）
在如今这个地球已成“村”的年代，在这个无法隐身世外、弃世独立的年代，对公共事务的关注与深入探究不仅仅是出于自然属性的好奇，它更是现代社会里摆在“公民”面前无法逃避的现实。是选择发声还是选择沉默？是选择担当还是选择麻木？
作为青岛市的一位普通公民，潘琦以自己的行动告诉我们：“这个城市是我的，是市民的；这个城市的财政资金同样是我的，是市民的。”
从公民行动到网络问政
2012年3月1日，青岛政府启动了耗资40亿元的“增绿行动”，要将这海滨城市打造成森林城市，第一个月便种下了180万棵树。3月29日，青岛本地有着30多年历史的汇泉广场北草坪被铲除，“毁草种树”的传闻在市民间流传，质疑声浪迅速升温。
4月4日，青岛网友将汇泉广场草皮被挖的图片上传至网上。该信息在网上迅速被各大论坛及微博转发。青岛市民付星(化名)表示，汇泉广场是青岛地标之一，如果“毁草种树”是事实，将毁掉青岛几代人的记忆，也将抹杀青岛历史。很多百姓抱怨这面子工程劳民伤财，有的甚至在网上称新任市长是“种树狂人”。
“比起讨论市长的出身，我们更该做的是，去研究下怎样行动，而不是光喊口号，搞人身攻击。”潘琦在网上这样写道。
在青岛一家报社当娱乐记者，对社会政事，潘琦向来不太关心。而这一次，“有人不告诉你，突然就把家给改了，你能不伤心吗？”美丽的家园将“改头换面”，而作为主人却被蒙在鼓里，对此，她气得怎么也坐不住，打开电脑整理愤怒的心情，最后毅然决定“收声做事”。
潘琦约上两个朋友一起开车“实地查看”。朋友们比潘琦还生气。其中一人住在海边别墅，这些天家门口突然种上一排大树，海景房已经变成“森景房”。另一人发现，自己最爱去散心解闷的心海广场也种起了高大密集的树，破坏了原本视野开阔的一片海景。
在实地调查中，有人告诉她“自己一天能挣120块钱，很开心”。没人了解树木的具体价格，但都知道“大树贵，得好好种”。对种树方案是否合理，工人回答：“这样种能不能活我们也不知道，但园林局给规定了，就得这样种的。”
大半天下来，从没做过调查报道的她挖到了不少独家信息，她发现网络上一些传言并不真实，这让她原先的愤怒“慢慢消解”。
晚上朋友聚餐，大家你一言我一语，对青岛种树发牢骚。潘琦脑子里却开始思考，“自己还能做些什么”。
“我不是反对种树，但种树方案到底怎样确定的？种在海边到底合不合理？种的树到底能不能活？把草铲了再种好不好？”潘琦纤细的双手不断比画，抛出她想到的一大堆问题。
“为什么要种树？海边要种什么树？树怎么种合理？怎么敲定花40亿元？40亿元怎么花？谁来监督？”2012年4月11日，潘琦发表长微博，详细记录自己实地调查植树成本，致电政府部门寻求答复的全过程。
3天后，另一位80后青年王赫接过潘琦的接力棒，他这样写道：“我决定身体力行，做点一个小百姓也能做的事，行使一点市民也能行使的权利。”同一天，知名青岛网友“作业本”以“一个理直气壮的市民”为名，通过网络发表给书记、市长的第一封信，呼吁“理智起来，我们是要督促政府更理智更正常地种树”。
4月18日，青岛召开城区园林绿化工作座谈会，就植树增绿行动进一步听取市人大代表、市政协委员、专家学者和市民代表的意见。4月19日，青岛官方回应大规模“毁草种树”，以一封关于植树增绿工作有关情况的答复信，向广大市民和网友致歉，表示会虚心听取意见，及时公开相关信息，接受市民和网友的监督。据悉，植树绿化资金为16亿元，不是传言的40亿元。
4月19日晚，青岛市副市长王建祥通过网络同网友进行互动，这是自种树风波以来，网友首次有机会直接向政府官员提问，许多网友热情高涨，因涌进的网友数量过多，青岛政务网一度瘫痪，在线人数突破20万人。
当天网络问政共收到有效问题748个，王建祥副市长就其中的焦点质疑一一做出回应，每个问题都是亲自把关、修改、发布。“园林局从来没有遇到这么热的网络问政，比房地产话题还热，在整个过程中，工作人员都忙着低头答题，晚上也都是在现场吃盒饭。”一名参与网络问政的工作人员表示。
“你想要怎样的世界，就先怎样改变自己”
对种树的事儿，潘琦不是第一个发声的青岛市民。但她以建设性的理性思维和实际行动向当地政府对种树决策和投资情况提出质问，开启了市民行动的先例。
如今，这位80后的姑娘成为了当地的小名人。相熟的咖啡馆老板见到她，满脸笑容地称赞：“那活儿干得不错！”单位一个领导碰上这个小年轻，忍不住频频点头：“这小嫚儿还挺好啊！”
而事实上，潘琦行动之路并非顺畅。
在实地调查后，潘琦上网仔细阅读了宪法和《山东省行政决策程序》等文件。因为要表达意见，“先得整明白我们有没有权利去管种树这事”。查了文件后，她得出结论：“咱做这个事没错，法律允许！”
接下来，她集思广益，从身边朋友、亲戚那儿搜集大家对种树问题的各种疑惑，然后在家里拨通了市长热线“12345”，这是她唯一想到能表达意见的方法。
“关于市内绿化方案的所有问题，具体情况我们不太清楚。”市长热线的女声态度良好地让潘琦跟青岛市建委联系，并转告她一个固定电话。可那号码久拨不通。
之后潘琦电话打到园林局，皮球却在内部继续转来转去。几番周折之后，潘琦终于联系上了建委，可电话另一头并没有准备好分享答案。“你要干什么？”“你问这些干什么？”工作人员的语气中常常带着警惕。“我想知道你们是什么时候决定种树的，种树方案是怎么制定的。市民想了解情况，在哪里能查？”潘琦一遍遍解释自己的意图。
“我不管政府看不看得起我，我心里先把自己跟政府弄平等了。”潘琦承认自己对政府的回应有些失望，但她更看重自己在27岁这一年迈出的这关键一步。“如果我没有去做，等家完全变了样之后，我没法跟孩子说，你看看，都是政府不好！其实，是我自己没尽力。”潘琦表示，“这是我第一次正儿八经当公民，第一次明确自己的权利，也真的去行使权利。” 潘琦等人的行动，终于得到了青岛市政府的回应。回顾“青岛种树”整个事件过程，许多人不光为潘琦喝彩，更为政府的道歉而喝彩。
有专家指出，潘琦和政府的种树计划较真，却不是以浪费口水来博取喝彩，而是用切实的方式进行调查、提出质疑。她以温和的态度和务实的行动力，种植了一种清醒的公民意识：你想要怎样的世界，就先怎样改变自己。
政府与公民间的良性互动
“在近年的发展过程中，涉及的利益关系越来越复杂，利益也越来越大，不同群体有不同的诉求，现在表达渠道又丰富，发展难题不能再像过去那样由党政一家说了算，而要认识到利益相关各方都是主人翁，必须畅通利益表达渠道，建立多方位的公共参与机制。”有关专家指出。
从大量的实践中我们可见，近些年来，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党委和政府对公民参与和公民意见越来越重视，“公民治理”正从理论走向现实。
“现在外出，很担心不能及时找到适合哺乳的地方；有时候，只能无奈躲进公共厕所，哺乳室应该成为公共场所的‘基本配置’。”这是网友“豆豆妈”给杭州市于2012年2月25日开幕的第十一次党代会发来的建议。
从2012年1月起，杭州开始“喜迎党代会、共谋新发展”建言献策活动。截至党代会开幕，共有79万余人次参与建言献策，有1.6万余条意见和建议被带到党代会上。据悉，2007年起，按照“民主促民生”的要求，杭州市政府实施“让民意领跑政府”的“开放式决策”，其开放的特性覆盖决策前、决策中、决策后的全过程。
浙江工商大学教授陈剩勇表示，“开放式决策”开拓出一条让普通市民了解并参与政府决策的实实在在的通道。有了市民的积极参与，政府决策和施政将会更贴近民意、符合民意，这也是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促进并改善城市治理的重要举措。
2009年11月1日上午10点，上万名网友轻点鼠标，首届广东网民论坛在广东科学中心开坛。会场的座位构成了一个大大的“＠”，来自全国的108名网友绕圈而坐，拍砖灌水，纵论金融危机下广东的“生存法则”。同时，首批15名“南方民间智库”成员获得了烫金的聘书，这意味着“南方民间智库”这一开放创新平等的平台正式搭建起来。
“围观改变不了什么，能对现实做出改变的，是在热热闹闹的围观之后，全体公民的积极性作为。”正如著名宪法学者张千帆曾劝公众别再说“我一介小民能做什么”，“你的一张票确实不能改变现实，如果所有人都那样想、什么都不做，就永远不可能改变现实。”所以，从现在起，珍重你的每一项权利，不要让它成为空文。
公民参与给社会治理注入了一股重要力量，但对于公民个体行动究竟能产生多大的影响，人们表示忧虑。国务院参事任玉玲研究员认为，中国绝大多数的群体性事件是由百姓利益受侵害引起的，这些大量的群体性事件实际上都是一种利益诉求的表达。我国利益表达的现状呈现出的依然是“高度分散化的特点”，其中绝大多数的利益表达都是以个人或小团体的形式自发进行的，缺少利益表达的组织依托，尤其是弱势群体的利益表达，其组织发展更是严重滞后。
专家表示，被称为“第三部门”的民间组织的发展对公民社会的形成至关重要，国家应放宽民间的准入门槛，鼓励民间组织参与到公共管理中。这些组织能整合民意，在公共决策过程中形成能与政府进行“讨价还价”的抗衡力量。
只有社会中的每个成员的公民意识觉醒了，才会有意识参与到国家和社会事务的管理中去，积极主动地为国家、社会献上自己的看法，从而有可能自觉组成各种非政府组织。这些组织可以在政府、企业、公民间起到相互联系、沟通、交流、协作的重要纽带和桥梁作用。
可见，中国社会的发展，呼唤一个公民社会的到来，光有爱心还是不够的。无疑，中国社会对公民行动的游戏规则还不熟悉，对权利意识还不明晰，这都需要认真思考和探索。如何让公民精神之灯常亮，如何让其“常态化”下去，这是一个媒体和公众需要反思的问题，更是政府在制度设计上需要深刻反思的问题。
众说纷纭
这一代年轻人正在以自己的方式开始参与公共生活。他们敢于反对损害自己利益的权威，而且反对的手段更加高明，反对的态度更坚决。这种个人主义发展与公共空间培育的良性循环，对中国的未来绝对是件好事。 （《南方日报》）
我们应该追求的是一种更好的公共生活，关注公共利益，不偏激，不盲从，不犬儒，有什么事情以合作的态度坐下来谈谈。政府部门也有义务以更加开放的心态迎接民众对公共决策的参与。当这种良性的互动越来越多的时候，我们会发现，这个世界也许并没有人们想象的那样不可理喻。
（媒体评论员刘兴伟）
质疑是民众的权利，这一点毋庸置疑，但质疑也应有边界，即接受规则或程序的约束。因为温和，质疑就会成为规则下的诉求；因为温和，便会少了些猜忌和冷漠，求同存异便有了基础。
（媒体人邓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