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实行政策扩张的目的,按照市场经济中的合理定位,是在经济运行的相对低迷阶段,提升景气和提高市场预期, 从而引导作为市场主体的企业愿意跟进并活跃起来。这种短期的政策调节目的,又很有必要结合中国经济社会转轨的中长期目标和任务,引出相关的制度创新命题:放宽准入,降低垄断,把着眼于当下的扩张性调控,与着眼于长远的深化改革、制度建设结合起来。因为在中国的现实生活中,改革与发展紧密相关,当下政府有意而为的扩张,其实正是打造企业自主扩大投资新机制的大好时机。
　　在中国,过度的垄断、过高的门槛和过多的不准入,由来已久。改革开放30年,仍有众多难解之结。小到人们司空见惯的城镇区域以“城管”为名,对许多草根生存者的“自救式”自求创业机会的横加剥夺,大到久为人们诟病却久攻不下的行业垄断,都还在日复一日地造成不容忽视的后果,使得本来可调动起来的发展潜力白白丧失,使得本来能焕发出来的竞争活力横遭窒息。在很多领域,我们不缺资金、不缺要素,缺少的只是能够使资金、要素流动起来实现有效结合、高效配置的制度和机制。
　　正因如此,对于放宽准入、放开价格,进一步破除、至少限制垄断的关注,放在启动新一轮积极财政政策的当口来看,有特别的深刻之处。将这一视角落在具体问题的认识上,我们可以发问:铁路运营系统,是否可借鉴市场经济国家的经验,实行股份制改造而引入民间资本?医疗服务体系,是否可以试验基本医疗保障的政府采购机制,使非公的主体在竞争中提供更有质量与活力的多样化供给?教育领域、特别是基础教育之外的领域,怎样使更多社会资金进入,带来更适合社会需要和更能满足多层次需求的教育供给?……
　　当然,要做到放宽准入,降低垄断,就要触动既得利益,化解既得利益的顽强阻碍。这就要纳入配套改革中,以制度创新的“攻坚”事项来讨论了。■
　　作者为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