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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拉克利特说：万物皆流。
“知识分子”，无论指的是一个有点含混的概念，还是一个松散的异质性群体，在时间的流逝中，也不会停留在它，以及他们曾经呆过的地方。
在中国—当然不仅仅是在中国，知识分子的一个重要“职能”，就是作为或应该作为社会的精神支架存在，也许还应该做一个守夜人。
当然，也有人可能不这么干，而是充当特殊利益集团的辩护士，以言说惑众，愚弄苍生。
因此，从古至今，没有一个群体的变化，能够像知识分子的变化那样隐喻“社会”的结构裂变，它的精神气质，它光明或暗淡的前景。
5年前，《南风窗》曾极力呼吁—中国，需要知识分子精神的重建！
那个时候，改革被诸多社会问题所连累，已出现一定程度的污名化，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和自由择业知识分子等“新社会阶层”首次被纳入“统一战线”—但一些知识分子的“砖家”化、“精英”化、犬儒化，使他们中很多人看起来，似乎不是在阻止，而是在参与推动社会溃败的滚滚车轮。
5年过去，很多东西已走得更远。
社会变了
当人们感觉社会气氛，在不同的时间段明显不一样时，可以作出判断：社会已经变了。
今天的中国，进入了一个“全面的利益冲突”时代。尽管，从改革对“存量”的下手开始，各群体的利益冲突，几乎贯穿了那么多年来中国的改革和社会结构演变历程。
太阳底下没有新鲜事。很多东西不过是按既有的逻辑运转，然后一步步推到极端。
2007年，房价飙涨，创下了新的纪录，并继续呼啸突进。在北京，平均涨幅超过50%，个别地方甚至超过70%。
5年来，这一疯狂对于整个社会几乎就是一个完美的隐喻。在社会阶层结构的演化中，“经济排斥”继户籍等社会排斥之后，终于成为主角。它意味着，当权力和资本成为利益分配的主宰，底层再没有什么可以失去，终于轮到中产阶层重复他们的命运了。
任何一个从某种利益分配机制中获益的特殊利益集团都有维持、固化它，并向下一代传递的先验渴望。有谁的力量比权力和资本更强呢？
2009年，“二代”的标签火爆网络。2010年，以福建屏南县财政局对一“官二代”的“萝卜招聘”为标志，各种“二代”的“世袭运动”狂飙突进。无论是阶层结构，还是阶层间的心理对峙，都传递到了下一代身上。
所有的迹象表明，在今天这个全面利益冲突的时代，中国社会具有了新的特征—至少有如下三点：
第一个特征：利益冲突，直接体现为权力、资本和权利的较量。
权力和资本如果要维护、扩展自己的利益，通过操纵、影响制度、政策，排斥民众的“参与”固然是一个既定的渠道，但很多时候，已在这个渠道之外甩开膀子上阵。强制征地、野蛮拆迁就是最典型的现象。而民众要维护自己的利益，诉诸苍白的“权利”甚至已经无济于事，频频诉诸暴力的非理性选择。
第二个特征：几乎每一个群体，对自己的利益都有明确的意识，并通过相应的话语体现出来。
不仅每一个群体，都可以从一项制度、政策中知道自己会得到什么，失去什么，而且也知道，哪一种话语会让自己得到和失去。他们的利益意识，以“权力意识”、“权利意识”、“暴力意识”等体现出来，并通过各种在合法性上具有一定竞争力的话语来包装。比如，既得利益集团，喊出的必然是既得利益至上话语；民营企业主喊出的，则肯定是“自由市场”那一套；下岗工人等弱势群体，则对传统意识形态念念不忘。而所有这些，其本质都是利益冲突，是扩张、维护利益的本能，而非“意识形态冲突”。
第三个特征：利益冲突在互动中表现出对峙，其调和面临严峻挑战。
按照罗尔斯的说法，“社会”就是一个合作体系。没有正义，这个“合作体系”逻辑上只能崩盘，大家无法再“合作”下去。多年来，特殊利益集团为维护自己的利益已经形成了“路径依赖”，恐惧于改变。而民众则同样恐惧于既得利益格局的继续。
一方不能让步，另一方则无法再退。
全民“公知”化
社会变了，但知识分子作为一个松散的群体，在整体上变了吗？
做犬儒的，仍然在做。为权力和资本说话的，仍然继续“履职”，尽管现在“建议取消所谓的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等等福利”这类不可理喻的话已经说得少了。一副“精英”派头，口口声声民众是“愚民”、“刁民”和“暴民”的，仍然继续这种作派。
但是，也有了很多变化。
一个变化，就是一部分知识分子“行动化”。他们不仅以言论，而且以行动积极地介入公共事务。尽管这些行动可能存在一些问题，但知识分子以社会活动家身份介入公共事务，其意义颇为深远。
在现代社会，无论是政治资本、经济资本，还是文化资本，因社会利益交换机制的存在，逻辑上都可以相互转化。因此，拥有文化资本的知识分子，既可以去当官，同样也可以获取商业收益。
在中国，市场化的推进，已经给知识分子利用自己的影响力获取商业利益提供了广阔的空间。而这不一定要像某些知识精英那样，选择和权力、资本结盟的道路，社会的不公，民间所存在的怨气，给一个人选择做“公共知识分子”，通过迎合情绪、“代言”来获取道义优势和影响力，然后再去交换商业利益提供了机会。这是近年来知识分子一个比较明显的变化。
半是娱乐明星半是知识分子模式的成功召唤着很多人加入“公知”队伍，他们中，有传统知识分子，有娱乐明星，有商业人士，有网络名人。鱼龙混杂，加上一些人思想和道德素养普遍低于人们对“知识分子”的预期，导致了“公知”的污名化。
然而在“公知”化的过程中，有另一个现象值得注意，那就是一些原本在商业上取得成功的人，借助媒体，尤其是微博，也“兼职”做起了“知识分子”的角色，实现了“商业粉丝”、“娱乐粉丝”、“政治粉丝”的一把抓。
它隐喻着，在全面利益冲突的时代，同时也是“全民公知化”的时代，而富人中的一些人引领了这股潮流。
这些人的言论，毫无疑问要维护资本的利益，但有时候也会批评政府，打造自己的道德形象，因此具有某种公共属性。 这一现象的本质，乃是富人阶层在不安全感中，对于如何保护、扩张自己利益的深深焦虑。显然，政治上，话语上，在公共领域谋求影响力，为有利于自己的利益分配机制提供辩护，和其他公民一起指责可能会威胁到自己利益的权力，是非常理性的选择。
而在整个社会的全面利益冲突下，从1998年开始的思想界“自由主义—新左派”争论终于暗淡下去。作为一种预设或习惯，虽然这种无法对应现实问题的“左—右”划分深入某些知识分子的骨髓，但已经没有多少听众，因此退入心理背景。
社会和知识分子的这些变化，暗含着，知识分子有必要换一种角色出场了。
向“文青”说再见
没有一个词比“改革”，更关系到民族、国家、社会的前途命运—今天，当新一轮改革已经启动，指向了“既得利益格局”时，情况更是如此。可以说，中国政治经济社会结构将如何演变，走到了一个最关键的地方。
然而，特殊利益集团的强大和对改革进行消解、扭曲，甚至把它变成一种掠夺的能力，也让很多人担心。而以往改革的一些扭曲，更是让某些受损群体至今心有余悸。
毫无疑问，改革必须深入下去，但是，它应是一种全民性的参与，如何召唤这种参与，并进行理性的澄清，最大限度地凝聚社会认同，显得相当重要。而这些，与知识分子的职能息息相关。
如果知识分子还不打算放弃自己的社会职能，那么，他所要做的事情，无疑比单纯的批评要多得多，同时也更难—因为他所要回应的东西和对他的要求，和过去已经不一样了。
按照英国社会学家齐格蒙特·鲍曼的说法，知识分子在“现代”，主要充当“立法者”的角色，而在“后现代”，则兴起“阐释者”。那么多年来，中国知识分子一直干的是“立法者”角色，既对民众进行“启蒙”，也在参与国家政治、法律、经济等层面的“立法”，干“阐释者”相对较少。而“澄清者”的角色，更是极少有人干。这也是在今天，在很多关键性问题和话语上，其含义存在着一些混乱，从而可以让利益集团浑水摸鱼、扭转改革方向的一个原因。
“启蒙”的大业当然并未完成。然而，以往那种扮“精英”姿态，预设民众是“愚民”，或企图搞精英垄断，民众基于道德直观说出和自己不一样的话就说民众是“暴民”的做法，已经显得可笑，至少无法应对现实了。很多民众早已“公知”化，其对民主、权利的理解并不比知识分子差。而像乌坎村民所具有的“民主素质”，远超过一些知识分子。
这意味着，启蒙在对象设置上，主要应该转到针对说出“为什么老百姓不公布财产”、“农民的地是共产党给的，不是自己积累的”之类话语的官员上来。对权力的警惕和批判，始终是知识分子职能的一部分。而在面向公共领域的姿态上，则应从激发情绪的“文青”话语方式，转变为政治哲学意义上的、通俗的针对公共事务的讨论—因为这才是最有效的启蒙。
也许知识分子迫切要做的，是反思自己的思维方式。在各阶层利益冲突如此紧张的现实下，他们应该老老实实地对很多影响到民众利益的话语进行澄清，而不是让它仍然抽象化、含混化。比如，应该指出，哪些阶层通过哪些方式所获取的利益是不正当的，在道德上并不应得，而哪些阶层通过哪些方式所获得的利益在道德上可以得到辩护。
在今天，知识分子还应该对某些在逻辑上不完备，从而会导致灾难性后果的话语进行揭露，而不是仍对其进行口号式的鼓吹。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一个社会对知识分子抱持过高期待是不正常的，但如果已经不对知识分子抱持期待，那一定说明这个群体已经丧失了自我拯救的能力。
不容否认的是，多年来，一些人以“砖家”、“精英”、“公知”的粗鄙形象出现在公共领域，已导致知识分子这个群体为人所侧目。因此，和这次改革一样，找回自我也是他挽回社会信任的一个机会—尽管并不知道，这是不是最后的机会。
“知识分子”，无论指的是一个有点含混的概念，还是一个松散的异质性群体，在时间的流逝中，也不会停留在它，以及他们曾经呆过的地方。
在中国—当然不仅仅是在中国，知识分子的一个重要“职能”，就是作为或应该作为社会的精神支架存在，也许还应该做一个守夜人。
当然，也有人可能不这么干，而是充当特殊利益集团的辩护士，以言说惑众，愚弄苍生。
因此，从古至今，没有一个群体的变化，能够像知识分子的变化那样隐喻“社会”的结构裂变，它的精神气质，它光明或暗淡的前景。
5年前，《南风窗》曾极力呼吁—中国，需要知识分子精神的重建！
那个时候，改革被诸多社会问题所连累，已出现一定程度的污名化，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和自由择业知识分子等“新社会阶层”首次被纳入“统一战线”—但一些知识分子的“砖家”化、“精英”化、犬儒化，使他们中很多人看起来，似乎不是在阻止，而是在参与推动社会溃败的滚滚车轮。
5年过去，很多东西已走得更远。
社会变了
当人们感觉社会气氛，在不同的时间段明显不一样时，可以作出判断：社会已经变了。
今天的中国，进入了一个“全面的利益冲突”时代。尽管，从改革对“存量”的下手开始，各群体的利益冲突，几乎贯穿了那么多年来中国的改革和社会结构演变历程。
太阳底下没有新鲜事。很多东西不过是按既有的逻辑运转，然后一步步推到极端。
2007年，房价飙涨，创下了新的纪录，并继续呼啸突进。在北京，平均涨幅超过50%，个别地方甚至超过70%。
5年来，这一疯狂对于整个社会几乎就是一个完美的隐喻。在社会阶层结构的演化中，“经济排斥”继户籍等社会排斥之后，终于成为主角。它意味着，当权力和资本成为利益分配的主宰，底层再没有什么可以失去，终于轮到中产阶层重复他们的命运了。
任何一个从某种利益分配机制中获益的特殊利益集团都有维持、固化它，并向下一代传递的先验渴望。有谁的力量比权力和资本更强呢？
2009年，“二代”的标签火爆网络。2010年，以福建屏南县财政局对一“官二代”的“萝卜招聘”为标志，各种“二代”的“世袭运动”狂飙突进。无论是阶层结构，还是阶层间的心理对峙，都传递到了下一代身上。
所有的迹象表明，在今天这个全面利益冲突的时代，中国社会具有了新的特征—至少有如下三点：
第一个特征：利益冲突，直接体现为权力、资本和权利的较量。
权力和资本如果要维护、扩展自己的利益，通过操纵、影响制度、政策，排斥民众的“参与”固然是一个既定的渠道，但很多时候，已在这个渠道之外甩开膀子上阵。强制征地、野蛮拆迁就是最典型的现象。而民众要维护自己的利益，诉诸苍白的“权利”甚至已经无济于事，频频诉诸暴力的非理性选择。
第二个特征：几乎每一个群体，对自己的利益都有明确的意识，并通过相应的话语体现出来。
不仅每一个群体，都可以从一项制度、政策中知道自己会得到什么，失去什么，而且也知道，哪一种话语会让自己得到和失去。他们的利益意识，以“权力意识”、“权利意识”、“暴力意识”等体现出来，并通过各种在合法性上具有一定竞争力的话语来包装。比如，既得利益集团，喊出的必然是既得利益至上话语；民营企业主喊出的，则肯定是“自由市场”那一套；下岗工人等弱势群体，则对传统意识形态念念不忘。而所有这些，其本质都是利益冲突，是扩张、维护利益的本能，而非“意识形态冲突”。
第三个特征：利益冲突在互动中表现出对峙，其调和面临严峻挑战。
按照罗尔斯的说法，“社会”就是一个合作体系。没有正义，这个“合作体系”逻辑上只能崩盘，大家无法再“合作”下去。多年来，特殊利益集团为维护自己的利益已经形成了“路径依赖”，恐惧于改变。而民众则同样恐惧于既得利益格局的继续。
一方不能让步，另一方则无法再退。
全民“公知”化
社会变了，但知识分子作为一个松散的群体，在整体上变了吗？
做犬儒的，仍然在做。为权力和资本说话的，仍然继续“履职”，尽管现在“建议取消所谓的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等等福利”这类不可理喻的话已经说得少了。一副“精英”派头，口口声声民众是“愚民”、“刁民”和“暴民”的，仍然继续这种作派。
但是，也有了很多变化。
一个变化，就是一部分知识分子“行动化”。他们不仅以言论，而且以行动积极地介入公共事务。尽管这些行动可能存在一些问题，但知识分子以社会活动家身份介入公共事务，其意义颇为深远。
在现代社会，无论是政治资本、经济资本，还是文化资本，因社会利益交换机制的存在，逻辑上都可以相互转化。因此，拥有文化资本的知识分子，既可以去当官，同样也可以获取商业收益。
在中国，市场化的推进，已经给知识分子利用自己的影响力获取商业利益提供了广阔的空间。而这不一定要像某些知识精英那样，选择和权力、资本结盟的道路，社会的不公，民间所存在的怨气，给一个人选择做“公共知识分子”，通过迎合情绪、“代言”来获取道义优势和影响力，然后再去交换商业利益提供了机会。这是近年来知识分子一个比较明显的变化。
半是娱乐明星半是知识分子模式的成功召唤着很多人加入“公知”队伍，他们中，有传统知识分子，有娱乐明星，有商业人士，有网络名人。鱼龙混杂，加上一些人思想和道德素养普遍低于人们对“知识分子”的预期，导致了“公知”的污名化。
然而在“公知”化的过程中，有另一个现象值得注意，那就是一些原本在商业上取得成功的人，借助媒体，尤其是微博，也“兼职”做起了“知识分子”的角色，实现了“商业粉丝”、“娱乐粉丝”、“政治粉丝”的一把抓。
它隐喻着，在全面利益冲突的时代，同时也是“全民公知化”的时代，而富人中的一些人引领了这股潮流。
这些人的言论，毫无疑问要维护资本的利益，但有时候也会批评政府，打造自己的道德形象，因此具有某种公共属性。 这一现象的本质，乃是富人阶层在不安全感中，对于如何保护、扩张自己利益的深深焦虑。显然，政治上，话语上，在公共领域谋求影响力，为有利于自己的利益分配机制提供辩护，和其他公民一起指责可能会威胁到自己利益的权力，是非常理性的选择。
而在整个社会的全面利益冲突下，从1998年开始的思想界“自由主义—新左派”争论终于暗淡下去。作为一种预设或习惯，虽然这种无法对应现实问题的“左—右”划分深入某些知识分子的骨髓，但已经没有多少听众，因此退入心理背景。
社会和知识分子的这些变化，暗含着，知识分子有必要换一种角色出场了。
向“文青”说再见
没有一个词比“改革”，更关系到民族、国家、社会的前途命运—今天，当新一轮改革已经启动，指向了“既得利益格局”时，情况更是如此。可以说，中国政治经济社会结构将如何演变，走到了一个最关键的地方。
然而，特殊利益集团的强大和对改革进行消解、扭曲，甚至把它变成一种掠夺的能力，也让很多人担心。而以往改革的一些扭曲，更是让某些受损群体至今心有余悸。
毫无疑问，改革必须深入下去，但是，它应是一种全民性的参与，如何召唤这种参与，并进行理性的澄清，最大限度地凝聚社会认同，显得相当重要。而这些，与知识分子的职能息息相关。
如果知识分子还不打算放弃自己的社会职能，那么，他所要做的事情，无疑比单纯的批评要多得多，同时也更难—因为他所要回应的东西和对他的要求，和过去已经不一样了。
按照英国社会学家齐格蒙特·鲍曼的说法，知识分子在“现代”，主要充当“立法者”的角色，而在“后现代”，则兴起“阐释者”。那么多年来，中国知识分子一直干的是“立法者”角色，既对民众进行“启蒙”，也在参与国家政治、法律、经济等层面的“立法”，干“阐释者”相对较少。而“澄清者”的角色，更是极少有人干。这也是在今天，在很多关键性问题和话语上，其含义存在着一些混乱，从而可以让利益集团浑水摸鱼、扭转改革方向的一个原因。
“启蒙”的大业当然并未完成。然而，以往那种扮“精英”姿态，预设民众是“愚民”，或企图搞精英垄断，民众基于道德直观说出和自己不一样的话就说民众是“暴民”的做法，已经显得可笑，至少无法应对现实了。很多民众早已“公知”化，其对民主、权利的理解并不比知识分子差。而像乌坎村民所具有的“民主素质”，远超过一些知识分子。
这意味着，启蒙在对象设置上，主要应该转到针对说出“为什么老百姓不公布财产”、“农民的地是共产党给的，不是自己积累的”之类话语的官员上来。对权力的警惕和批判，始终是知识分子职能的一部分。而在面向公共领域的姿态上，则应从激发情绪的“文青”话语方式，转变为政治哲学意义上的、通俗的针对公共事务的讨论—因为这才是最有效的启蒙。
也许知识分子迫切要做的，是反思自己的思维方式。在各阶层利益冲突如此紧张的现实下，他们应该老老实实地对很多影响到民众利益的话语进行澄清，而不是让它仍然抽象化、含混化。比如，应该指出，哪些阶层通过哪些方式所获取的利益是不正当的，在道德上并不应得，而哪些阶层通过哪些方式所获得的利益在道德上可以得到辩护。
在今天，知识分子还应该对某些在逻辑上不完备，从而会导致灾难性后果的话语进行揭露，而不是仍对其进行口号式的鼓吹。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一个社会对知识分子抱持过高期待是不正常的，但如果已经不对知识分子抱持期待，那一定说明这个群体已经丧失了自我拯救的能力。
不容否认的是，多年来，一些人以“砖家”、“精英”、“公知”的粗鄙形象出现在公共领域，已导致知识分子这个群体为人所侧目。因此，和这次改革一样，找回自我也是他挽回社会信任的一个机会—尽管并不知道，这是不是最后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