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汉代的致爱巫术

来源 :历史教学·高校版 | 被引量 : 0次 | 上传用户:daregooo
下载到本地 , 更方便阅读
声明 : 本文档内容版权归属内容提供方 , 如果您对本文有版权争议 , 可与客服联系进行内容授权或下架
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要]媚道是一种致爱巫术。它综合了巫蛊、祝诅以及其他致爱方技,在攻击陷害他人的同时,求得自己亲媚。汉代巫术巫风的盛行为媚道营造了生存的空间。而对巫术的笃信,使时人对媚道充满恐惧,法律也视此为严重犯罪,量刑多至死刑。
  [关键词]汉代,宫廷,巫术,媚道
  [中图分类号]K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57-6241(2007)07-0018-05
  
  
  媚道是一种致爱巫术,就是希望利用超自然的神秘力量来获取爱情。此种致爱术不完全等同于民俗学中各民族的致爱秘术。民俗学中的致爱术多为单纯的求偶术,侧重于用媚药和咒语来得到对方的爱情,而不是加害于人。媚道则不仅杂取各种求偶术,而且主要是“蛊诅他人,求己亲媚。”即靠攻击陷害他人,来求取自己的宠爱。这种巫术多出现在妻妾众多的家族中,尤以皇宫为最甚。同时也是被汉政府严加取缔和禁止的巫术
  媚道是一种致爱巫术,就是希望利用超自然的神秘力量来获取爱情。此种致爱术不完全等同于民俗学中各民族的致爱秘术。民俗学中的致爱术多为单纯的求偶术,侧重于用媚药和咒语来得到对方的爱情,而不是加害于人。媚道则不仅杂取各种求偶术,而且主要是“蛊诅他人,求己亲媚。”即靠攻击陷害他人,来求取自己的宠爱。这种巫术多出现在妻妾众多的家族中,尤以皇宫为最甚。同时也是被汉政府严加取缔和禁止的巫术。
  
  一、媚道的流行
  
  媚道起源甚早。《周礼·天官冢宰》提到内宰之职掌:“以妇职之法教九御,使各有属,以作二事,正其服,禁其奇衰,展其功绪。”郑玄注:“奇袤,若今媚道。”也就是至少在先秦之时,媚道就在宫廷或民间秘密流行,且有专职官员来禁行。
  到了汉代,媚道仍然是严禁的。《周礼注疏》贾公彦疏:“汉法又有宫禁,云‘敢行媚道者’……”但是,法所禁止的,正是社会所存在的。我们知道,汉代的史料相对后世来说少得多,不过,仅从正史当中笔者就见到有7例媚道案。为简洁起见,我们汇作一表:
  从上表所示的媚道之事,我们可以看出:
  其一,媚道在汉代属于犯罪,而且是严重的犯罪。上述7个案例,不管是真正的媚道案,或被诬陷是媚道的均受到严惩。轻则废后、重则弃市,有的家族父兄被诛。
  其二,媚道是宫廷斗争的妙方。这7个案例,除了史子回妻媚道案出自于列侯之家外,其余6例均发生在宫廷。也可以说媚道是宫闱斗争的一大特色。而且,由于巫术本身的神秘性,一旦被诬行媚道,往往很难洗清罪责。所以,媚道是宫廷斗争的有力工具。实际上,不仅是上古时期,即使到了唐宋中古社会,媚道仍然是宫廷之争的灵丹妙药。典型的案例如武则天诬王皇后媚道案。武则天为太宗宫人,后人宫为高宗昭仪。“俄与后、良娣争宠,更相毁短。而昭仪诡险,即诬后与母挟媚道蛊上,帝信之……遂下诏废后、良娣皆为庶人,囚宫中。后母兄、良娣宗族悉流岭南。”后来,王皇后和萧良娣惨死武则天之手。
  其三,媚道不仅发生在宫中,也发生在其他妻妾众多的家族。我们知道,正史的记史者往往侧重于帝王将相,普通家族中的事例少见于史册。但仅从褚少孙补注的史子回妻媚道之事,也可以窥见此种巫术在社会中的流行。
  
  二、媚道的施术方式
  
  巫术的施术原理主要有两个方面:一个是“相似律”,即“同类相生”的原则,称作顺势巫术,比如苏门答腊岛的巴塔克人,一个不孕妇女为了想当妈妈,就制作一个木偶婴儿抱在膝上,相信这会使她的愿望得到实现。一个是“接触律”,即物体一经互相接触,即使中断实体接触后还会继续远距离的互相感应,称接触巫术。而人身体的一部分(如头发或指甲),或人的脚印、影子等,与人之间的感应魔力,则是“接触律”最熟悉的例证。
  汉代的媚道是一种复杂的巫术,它兼及巫术的两大思维原理,综合多种巫术方式来施术。而且,此种巫术不是单纯的巫术,在施术理念上明显与宗教相结合,比如对于鬼神的信仰,因为纯粹的巫术并不需要任何神灵的干预。下面,我们从几个方面看一下媚道的施术情况:
  1、偶像攻击。世界各地,不同时代,许多人都曾企图以破坏或毁掉敌人的偶像来伤害或消灭他的敌人。他们相信,敌人将在其偶像受创伤的同时,本人也受到伤害,在偶像被毁掉的同时,本人也会死去。这就是“相似律”最常见的应用。汉代的巫蛊就是一种典型的偶像攻击术。“巫蛊之祸”之中,最主要的施术方式就是用桐木偶人。公孙贺案定罪为巫蛊,其主要罪状是:“使人巫祭祠诅上,且上甘泉当驰道埋偶人,祝诅有恶言。”即祭祀、埋偶人、祝诅。卫太子巫蛊案,也是“遂掘蛊于太子宫,得桐木人”。《礼记正义》说得更详细,“江充检之,果掘得桐人六枚,尽以针刺之”。用偶人作为攻击术,在与汉政权同时存在的匈奴也同样使用。如景帝时,匈奴害怕雁门太守郅都,就“为偶人象郅都”,让人射击。而汉代的媚道就常用此术。如武帝时的陈皇后案,《汉书·外戚传上》这样记载:
  ……立为皇后,擅宠骄贵,十余年而无子,闻卫子夫得幸,几死者数焉。上愈怒。后又挟妇人媚道,颇觉。元光五年,上遂穷治之,女子楚服等坐为皇后巫蛊祠祭祝诅,大逆无道,相连及诛者三百余人。楚服枭首于市。使有司赐皇后策曰:“皇后失序,惑于巫祝,不可以承天命。其上玺绶,罢退居长门官。”
  这里媚道与巫蛊、祠祭、祝诅并提。此外,如我们上表所列的,成帝许皇后罪名为媚道,但《汉书-五行志上》则记述为:“坐巫蛊废。”而如我们上面所分析的,巫蛊最重要的施术方式为偶像攻击术,汉人眼中媚道在很多时候又等同于巫蛊,因此,偶像攻击术应该是媚道最常用的方式。
  2、祝诅。如上表所统计的,汉代的7例媚道案,除了史子回妻案没有明确提到祝诅外,其他6例都有涉及。所以,祝诅也是媚道术的普遍施術方式。祝,段玉裁注《说文》云:“此以三字会意,谓以人口交神也。”《尚书·无逸》孔颖达疏:“诅祝,谓告神明令加殃咎也。以言告神谓之‘祝’,请神加殃谓之‘诅’。”也就是通过能通神灵的巫师,向神灵诉说自己的愿望,并可能是强迫神灵来达到自己的目的(下文有述)。成帝时班婕妤曾被赵飞燕谮告“挟媚道,祝诅后宫,詈及主上”。成帝考问,婕妤对日:“妾闻‘死生有命,富贵在天。’修正尚未蒙福,为邪欲以何望?使鬼神有知,不受不臣之想;如其无知,想之何益?故不为也。”可见,媚道的实施过程中的确有驱动鬼神帮助自己,攻击情敌的内容。
  3、方技。作为一种致爱巫术,媚道是以求得己媚为目的。因此,在实施过程中媚道还会用到一些求偶术中的方技。比如哀帝时桓谭曾劝告傅皇后的父亲说:“皇后年少,希更艰难,或驱使医巫,外求方技,此不可不备。”这透露出汉宫中后妃们为求得皇帝宠爱,常会外求方技之术。而方技在汉代很流行。如马王堆汉墓《杂禁方》就有不少,“夫妻相恶,土余(涂)户口方五尺”,在门上涂泥 五尺见方,治夫妻关系不好。
  而方技在实施过程中,常常会用到一些灵物。而求爱的方技往往用到有天生柔美特性的动植物。像花草鸟虫。如《杂禁方》提到:“取两雌隹尾,燔冶,自饮之,微(媚)矣。”是讲饮用雌性鸟类的尾羽灰,希望借用雌鸟吸引雄鸟的力量,来吸引异性。《山海经》卷5《中山经》记载:帝女死后,“女尸化为口草,其叶胥成,其华黄,其实如菟丘。服之媚于人。”唐人段公路《北户录》提到的口草、苟草、左行草、无风独摇草等都为媚草。尽管对这些草的特征我们不是很清楚,但从草名,似乎都有柔媚飘动之意。从巫术的思维原理来说,无疑应该是应用了“相似律”。
  
  广陵厉王刘胥,就曾让楚地女巫李女须下神,《汉书·武五子传》载:“女须泣曰:‘孝武帝下我。’左右皆伏。言‘吾必令胥为天子。”’即认为汉武帝的魂灵附体于女巫,并说让刘胥为天子。《景十三王传》提到江都王刘建,也曾和王后成光一起让“越婢下神,祝诅上”。正因为时人相信神鬼可以在一定的法术下降临,才有了汉武帝时“见鬼”的闹剧。降神有专门的“鬼神方”,且不是一般的“巫”就能降得了的。驱鬼就容易多了,像《日书·诘》就是专门讲驱鬼之术的。大体上是用一定的辟邪灵物,如桃木弓杖、桑枝、桑皮、牡棘、黄土、灰土、犬等,或避鬼或驱鬼。这一类的灵物同样适用于致爱术,如《杂禁方》提到治夫妻相恶,在门上涂泥五尺见方。后来的《枕中方》还提到:“嫁妇不为夫所爱,取床席下尘著夫食,勿令知,即敬爱。”
  3、卜筮相术
  卜筮起源甚早。据司马迁《史记·日者列传》:“自古受命而王,王者之兴,何尝不以卜筮决于天命 哉!其于周尤甚,及秦可见。”实际上,殷商之时卜筮已非常流行,后世出土的甲骨文就是最好的实证。据现代考古学的成就,早在初民社会就有羊卜、龟。到了汉代,大到国家大事,小到民众生活,仍然离不开卜筮。汉廷专门有“太卜”之官,来掌“祷祠龟策占兆,审卦吉凶”。汉武帝时出军作战,都要:“参以蓍龟,不吉不行。”那些卜筮军事的人,不少人因此而暴富,像丘子明之属。卜筮还用于“蛊道”,许多家族因卜筮者说有“巫蛊”而破族灭门。其他如官府捕人、求盗;预知有没有瘟疫、兵灾,天下不下雨;送礼求人、生病、生子、娶妇都要占卜。下面仅把《史记》褚先生所补《龟策列传》中的一小部分抄于下方,可略见汉代卜筮之风:
  卜系者出不出。不出,横吉安;若出,足开首仰有外。
  卜求财物,其所当得。得,首仰足开,内外相应;即不得,呈兆首仰足脖。
  卜求当行不行。行,首足开;不行,足胯首仰,若横吉安,安不行。
  卜往击盗,当见不见。见,首仰足胯有外;不见,足开首仰
  卜岁中禾稼敦不敦。敦,首仰足開,内外自桥外自垂;不教,足胯首仰有外。
  卜请谒于人得不得。得,首仰足开,内自桥;不得,首仰足黔有外。
  除了龟卜,武帝时还从南方传人了鸡卜。其方法大致是,用一只鸡、一只狗。鸡和狗活着的时候就行祝,之后将鸡狗杀死煮熟。取鸡的两眼,鸡骨上有裂孔,“似人物形则吉,不足则凶”。
  相术。也叫做“形法”,包括相地形、相宅墓、相宝剑、相人、相六畜等。主要根据山川走势、人和六畜骨法及度数、器物的形状等来断定贵贱吉凶。《续汉书·艺文志》记载“形法”共六家。由于论题的关系,其他相术暂且从略,仅以史册中的相人之术为例。比如高祖早年的时候,有人给吕后及两个孩子相得“大贵”之相;文帝时善相者给他的男宠邓通相得“当贫饿死”之相。一个平民臧儿因“卜筮曰“两女当贵”,就把已结婚的女儿从婆家夺回,送入太子宫;黄霸年轻时与善相人一起出门,见一妇人,相者言:“此妇人当富贵”,黄霸就娶此妇为妻。史书记载的结果似乎都很灵验:后来吕后成了皇后、两个孩子一个是皇帝、一个是公主;邓通尽管有文帝的万般宠爱,受赐铜山,铸造“邓氏钱”,结果文帝死后,获罪没家,最终“寄死人家”;臧儿的女儿入宫后,受宠于太子(景帝),最终被封为皇后;那个黄霸也因娶了面相当贵的妇人为妻,官至丞相。相人之术也应用于军事,比如汉武帝每次派将士出征,都要相一相谁的面相吉利,面相最吉的才能率兵出征;如果将士有噩耗,还要相一下他的亲人,看将士是不是阵亡。李陵兵败后,汉武帝招来李陵的母亲、妻子,让相者看一看有没有“死丧色”。由此足见相术在汉人生活中的广泛存在。
  除了上述各种巫术,汉代还流行很多其他巫术。比如说生子术,马王堆汉墓帛书《胎产书》多是生子之术。如果“多男无女”,需要生女孩,就把胞衣埋在阴面墙下;如果“多女无男”,就把胞衣埋在阳面墙下。求雨术,将巫师放在太阳底下暴晒八天、用青衣小童起舞、放五只蛤蟆于祭祀的池中、并燔烧三岁的雄鸡和三岁的公猪。止雨术,以开阳闭阳的理念,塞水渎、盖井盖,开火灶,用赤衣朱丝代表阳气之物,杜绝一切代表阴气的东西,甚至不许女子出门,以达到废阴起阳的目的。灭火术,用酒或水向起火的方向喷洒以压服火灾。驱梦术,如果做有噩梦,醒后赶快披散着头发,面向西北方向,长声大叫一声“皋”,然后请求食梦的伯奇吃掉噩梦,占星术,通过观测和解释日、月、星辰的位置及其变化来预卜人世间事物的吉凶等等。此外,象招魂术、辟兵术、隐身术、止淫术、止妒术等也时见于汉代典籍,是汉代流习的巫术,甚至以“男女交接”为主的房中术,也是一种综合性巫术。
  无疑,这是媚道流行于汉世的社会大背景。
  
  [作者简介]贾丽英(1970—),女,历史学博士,石家庄学院副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博士后。研究方向秦汉法制史和性别史。
  武广洁(1965—),男,石家庄学院历史系副教授,主要研究中国文化史。
  
  [责任编辑:蔡世华]
其他文献
作为最早的“香蕉人”,容闳对西学的把握非常充分、到位,但在中学方面却几乎没有根基。这种因缺乏中国文化因素而带来的先天不足,使他对留美幼童的教育设计上存在很大缺陷,这些缺陷是导致留美幼童被提早撤回的重要原因。  1881年,留美的100多名幼童被清廷提早撤回,从外缘的原因看,当时美国掀起排斥华工的浪潮,并且容闳让部分学生进美国陆海军学校学习的请求遭到美国政府的拒绝,这促使国内的一些人坚持以撤回留学生
中国有人物祠庙,由来已久。公元五六世纪北魏郦道元注《水经》,所述及的祠庙有禹庙、子夏庙、司马子长庙、舜庙、尧祠、夷齐庙、伍子胥庙等人物祠庙。宋明以后,则多有神佛寺庙庵观,如观音庙、山神庙、龙神庙、真武庙、白云寺、弥陀寺、玄真观等等。  据晚明时期来到中国的利玛窦估计,当时中国有大量装饰得颇为华丽的寺庙,佛教僧侣约有两三百万人。明嘉靖时期《京师五城坊巷胡同集》记述京师中城南薰坊等九坊地面中,有天将庙
1949年后留在大陆的现代新儒家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大致可分为三种情况:一是以冯友兰、贺麟为代表,放弃了自己的新儒学思想,认同和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甚至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如贺麟);二是以梁漱溟为代表,在坚持自己新儒学的一些基本思想的基础上,也接受过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并对马克思主义(尤其是毛泽东思想)进行过利用和儒化;三是以熊十力、马一浮为代表,坚持自己的新儒学思想,基本上没有认同和接受马克思主义。  
[摘要]19世纪美国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持续发展,引发了政治、经济和社会的一系列变革和转型。在这一时期,为了把美国变成一个能适应现代工业社会需求的高效运作的社会,在各种因素的推动下兴起了各种各样的社会改革运动。由于原有的教育制度不能适应现代化工业发展和民族国家建构的需求,改革者开始在全国开展普及义务教育运动,其主旨就是推动国家承担起教育儿童的主要责任。这一运动的成果最终以立法的形式在全国确立下来。
摘要 对于将王权主义推至极致的清代社会而言,宗法“亲亲”之权遭遇到了皇权“尊尊”的政治高压。在遥控整个社会机制运转的努力中,高度膨胀的清代皇权作为中央集权专制政治的轴心,不仅对家族长的滥杀权给以明确的限定,而且对其“呈请发遣”的权力实施(尤其是终止条件),都给以国家法律的严格规范与限制,从中可窥见到皇权对于族权的主导地位。  关键词 皇权,族权,惩戒权,滥杀权,呈请发遣  中图分类号 K24 文献
[关键词]对华关系,大陆政策,东亚新秩序,民间贸易,战略互惠  [中图分类号]K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57-624l(2011)14-0071-02    《日本近现代对华关系史》在诸多日本历史研究中独辟蹊径,它不同于一般的日本近代史、日本外交史、中日关系史著作,以日本对华政策、对华关系为切入点,在收集、整理大量中日文第一手资料的基础上,分析了日本对华政策制定的背景、目标、不同时期
以MDM作为起点的企业移动性经历了MAM和EMM,并发展到统一的端点管理。虽然一些企业已经转移到了UEM,但是从目前情况来看,过渡工作的复杂性阻碍了大多数企业的发展。  统一端点管理(Unified Endpoint Management,UEM)为一种采取统一的集中式管理企业已部署设备的战略方法,如今这种方法终于变为现实。  在过去的十年中,企业移动平台供应商一直在努力推动移动管理工具的发展。如
透视历史,我们可以发现上海与太平天国有着一种内在的联系:上海因为太平天国的兴起而加速了城市繁荣和近代化的步伐;太平天国因为未尽全力进攻上海、占领上海,使上海成为中外武装势力积聚并发展壮大的根据地。在上海问题上,太平天国犯了两个严重错误:一是忽略了上海的经济地位,二是忽略了上海的战略地位。上海士绅一直视太平天国为劲敌,而太平天国领袖视上海为弹丸之地。中外武装势力从不被太平天国重视的上海“由下而上”逆
对河西历史的研究,向来受到史学界的关注。高荣教授的新作《先秦汉魏河西史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就是近年来学界河西史研究的代表作之一。该书共分4章,29万字,在内容和研究方法上都很有特点。    一是探源溯流,再现了先秦汉魏河西历史之变迁    河西历史悠久,文化灿烂。作者从河西的自然地理环境和考古学文化入手,对先秦汉魏时期河西政治、军事、经济以及文化等问题探源溯流,钩沉发微,具有很强的说
IT运作方式不断变化,而且变化得非常快。随着越来越多的技术部门开始领导数字化转型项目,找到合适的IT新工作方式成为核心问题,但往往被忽视。  这些因素,再加上并购和成本削减等传统推动因素,促使很多首席信息官重新调整了自己的部门,同时还要为全企业范围内更广泛的重组提供支持。  Gartner的《2019年首席执行官和业务高管调查》发现,在接受调查的473位领导人中,企业结构发展排在他们最优先考虑事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