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以来，上证综指持续在3500点左右徘徊，距去年10月超过6100点的高位跌幅接近50%。虽然中国股票市场对总体经济的影响没有西方发达国家那样直接和强烈，但我们仍然能够感受到股价过山车般的急剧下跌对人们的冲击和影响。
　　面对“哀鸿遍野”的股市，有一种观点认为，原来股市的非理性上涨，本来就是政府调控不当造成的，现在股市非理性下跌，“解铃还需系铃人”，当然就需要政府施以援手。另外一种观点则认为，股市自有沉浮，政府不应救，不能救，亦不必救。这种观点最著名的表述，是一位著名的财经杂志主编，她援引中国股市的历史论证说：“回首中国资本市场近20年的发展道路，政府出于各种压力，过往亦不乏“救市主”行为，但与之相伴的只是一连串败绩。沉痛的教训早已证明，中国国情并未使市场运行背离基本规则。监管者的责任在于信守三公原则，维护市场秩序，不是也不可能是保证投资者只赚不赔。这已经成为当今理性市场参与者的共识。”
　　这种观点自然有其道理，不过我要首先澄清的是，她提到的“当今理性市场参与者”，如果是指“理性股民”的话，那我必须说，这样的“市场参与者”在当今中国股票市场上，以凤毛麟角来论，并不为过。如果是这样，让我们换句话来说，所谓“当今理性市场参与者的共识”，其实就是“当今‘一小撮’理性市场参与者的共识”而已。是的，真理确实有可能掌握在一小撮人手里，但与“割肉”的痛苦相比，这个掌握在少数人手里的真理可以稍稍靠后一些。况且，从历史角度看，真理并不是永远掌握在少数人手里；恰恰相反，随着世界经济文化的昌盛和发展，在大多数情况和场合，真理越来越多地掌握在多数人手里了。毕竟，我们离长老们具有绝对权威的部落生活已经有一段时间了。
　　主张政府应当救市的人，以散户居多；主张政府不应当救市的人，以与机构投资者眉来眼去的所谓各界精英居多，不是没有道理的。
　　关于救市还是不救市的争论意义重大，因为它不仅事关如何科学健康地推进中国股市的发展，更涉及到如何看待政府之手在推进经济增长中的作用这样的大是大非问题。
　　在一切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国家，政府在过往经济发展中的名声似乎都不太响亮。所以，约束政府的行为，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已成为一个常识。这种常识的形成，自然是一个巨大的进步。但是，市场的能力有一个界限，对于政府的约束也有一个度。如果以为一切依靠市场、一切信赖市场、一切听从市场，完全忽略甚至取消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那就跳到了另外一个极端，与原来过分强调政府在经济中的主导作用一样，同样是错误的。事实上，任何国家经济的发展和增长，政府都起着必不可少的重大作用。我们甚至可以说，如果没有政府的参预，一个国家经济的增长根本是不可能的；或者换一种形式来说，当今世界最发达的经济，都是在政府的积极参与下处心积虑地设计出来的。
　　以世界经济史上第一个主导产业毛纺织业为例，在工业革命之前，英国是纯粹的羊毛输出国，主要从汉撒同盟那里输入毛织品。从爱德华三世开始，英国颁布了一系列法令，鼓励荷兰的织工到英国来，并给予他们一切便利和权益。当这样的织工到达一定数量时，爱德华三世就颁布新令禁止英国人购买用外国衣料制成的衣服。从1413年开始，英国毛纺织业迅速发展起来，英国政府更进一步加强对外国商人的限制，规定他们在英国出售商品所得款项，必须全部用于购买英国商品。同时干脆禁止输入外国的毛织物。因而使英国从原来的原料出口国发展成为工业品出口国，也正是毛纺织业为英国的工业革命提供了最初的资本积累。
　　在德国、日本等国的经济发展历程中，政府也都在不同时期推出过规模巨大的经济合理性计划，极大地促进了这些国家的经济发展和增长。同样，对于中国的经济增长来说，政府之手的全面参与必不可少。当然，这种参与与原来计划经济下的全面掌控截然不同。这一点，不但市场有明确的认识，政府也早已有清晰的理解。当然，囿于各种原因，这种全面参与的效率和水平还存在问题，但总体是在朝着好的方向发展，这一点是可以肯定的。
　　这样看来，政府应当救市，或更准确地说，应当干预股票市场。至于干预到什么程度，自然是可以选择的，但绝不能袖手旁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