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永远钟情于纪实摄影的道德价值，怀念理想主义的时光。
　　
　　苏州河肯定是中国照片最多的河流之一。对苏州河的拍摄已经持续了100多年。几乎所有在上海生活过的摄影师，都拍摄过这条河流。然而宋涛和小纪无动于衷。从他们的“鸟头”摄影工作室望去，苏州河近在咫尺。这条著名的河流却没有在他们的照片里出现过。不管是有意的反叛，还是无意的冷落，对许多年轻摄影师来说，相机和取景框里的中国，已经不再是过去的景象。
　　
　　让人无所适从的照片
　　
　　2007年1月，一个下午，天很冷，又在下雨，但是宋涛仍然穿着拖鞋，赤脚，一副起床不久的样子。“鸟头摄影”工作室是一间没有装修的公寓客厅，一边被改造成暗房，另一边拥挤着许许多多奇怪的物件。引人注目的是几把漂亮的椅子，各色新旧相机，一盒盒照片、有趣的玩具……还有一些小摆设和烟灰缸，拥塞在电脑和电脑之间、搁物架上和简易塑料箱上。
　　这个拥挤、杂乱、充斥着玩具和工具的房间，游戏与工作失去了界限：正是他们的摄影风格的一个象征。宋涛出示了一本厚厚的8开的书样，一共印刷有照片数百张，全部拍摄于2005年；一部分构图严谨而传统的照片带来的观感让人意识到，摄影师熟练地掌握了必需的技巧，并且在表现上有特别的偏好——通常我们将其称之为“风格”；但让人愕然的是，这些技巧成熟的作品竟然与大量随意即兴的照片——许多呆板平静的街道，两个摄影师互相拍摄的工作照，画面空虚或者颗粒粗糙的一些不明所以的影像——编排在一起，彩色和黑白混杂，几乎没有遵从任何视觉和色彩的逻辑。
　　在这本厚厚的书样间寻求逻辑和关联的努力，注定是要失败的：没有任何情节，遑论找到关于“意义”的任何暗示，这本书就像一间充满了小玩意的房间，拥挤、杂乱，一边展示了严肃的工作，一边又在嘲笑这严肃本身。
　　宋涛在电脑前演示2006年的工作成果的时候，小纪坐在他背后，眼睛并不看着什么特定的地方。小纪是个羞涩的年轻人，和陌生人说话甚至脸红。他和宋涛毕业于同一所学校，后者学的是雕塑，小纪的专业是平面设计。2000年，小纪去英国念书，行前将自己的相机送给了宋涛，4年后，他回到上海，两人开始合作拍照片，继而成立了工作室。这个故事毫无悬念。从一开始，拍照就是一份正经工作，他们投入了大部分精力和时间，尽管还没有任何回报——如果工作本身的快感不计算在内的话。
　　复旦大学教授顾铮介绍说，2006年“鸟头”在拍摄上海的工人新村。他的语气似乎在介绍一个传统而计划周详、思虑严密并且按部就班的摄影项目。工人新村既包含着上海作为一个工业城市的历史，又和1949年以来工人阶级在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地位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半个世纪之后，它们变成了低收入阶层的聚居地：听者就是这样理解“鸟头”的计划，然而宋涛和小纪演示的照片证明，这是一个误会和笑话。两个年轻摄影师拍摄的工人新村，只不过是他们的出生地和童年时光的遗迹罢了。
　　浦东的一处工人新村，正在因为世博动迁而平地消失。他们断断续续拍摄了数月之久。这种工作算不上即兴，但也充满了随意的色彩。他们也拟定了粗略的拍摄计划，然而更多是兴之所至的时候前去拍摄。没有任何记录即将消失的事物时的急迫情绪。带回来的照片则无所不包，除了新村，还有来回路上的无聊景象，游戏性的自拍与互拍……这些不断离题的照片成了乐趣所在，最后统统被编排在一起。
　　看惯了焦点明晰、构图严谨和意旨明确的照片，“鸟头”的作品使人无所适从。
　　
　　纪实摄影成了old fashion（老派）
　　
　　在种种方面，宋涛和小纪这样的年轻摄影师和传统的摄影理论、美学趣味和工作方法保持着刻意的距离。他们的照片混杂在一起，很难辨认开来——这种不分别署名的工作方式之于摄影是罕见，他们也视作理所当然。
　　在与传统保持距离的同时，宋涛表达了对传统本身的敬意，他尤其提到一位名叫陆元敏的摄影师，他并不喜欢后者的照片，但是，宋涛说，“陆元敏的工作增进了上海的摄影传统。”
　　关于苏州河的最好的照片，有一些的确出自陆元敏之手。
　　1990年代起，在上海普陀区文化馆工作的摄影师常常在午休时拍摄苏州河边的城市景象。许多年以后，这批照片在文学评论家吴亮主持的画廊里展览时，反响良好。吴亮是一位上海人，他为陆元敏的展览写的评论中说：“我愿意相信苏州河至今仍如陆元敏所摄———日光、桥、楼房、行人和阴影，这一切仿佛都丧失了时间性。”但事实并不如他所愿。苏州河两岸的景象在1990年代中后期之后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陆元敏本人并不强调拍摄的纪录性，但他数年时间之内拍摄的海量的照片，仍为巨变中的城市留下了让人难以忘怀的记录。
　　这些照片上的景观非常本地化。那些在上海特别是苏州河边生活过的人，很容易从黑白照片中感受到弥漫其上的属于逝去时代的气息。而对没有在上海生活过的人来说，陆元敏的照片具有中国纪实摄影的范本意义。
　　所谓“纪实摄影”，正是20世纪摄影传统的主流。在西方，纪实摄影的高峰出现在20世纪中期，大师辈出的数十年间产生了数量庞大的极具感染力的照片。其中许多出自摄影师足迹遍布全球的旅行。陆元敏的工作方式则截然相反，他困守上海的一个不大的角落，反复拍摄不止。但他的风格毫无疑问属于纪实摄影的世界性的传统：那些极其普通的场景，被他的黑白影像赋予了特殊的韵律和诗意。
　　许多人都知道陆元敏异常沉默的脾气，因为内向，他很少近距离地拍摄人物，也很少和拍摄对象沟通，“人”却是他最重要的主题。照片上的河流和街道，深深打着人类生活的烙印。某些照片上的孤寂气氛因为人群的存在格外触目。这是他跻身纪实摄影传统的另一个证明。
　　在没有电视直播，更遑论互联网的时代里，只有摄影师能将几千公里外的战争、贫穷、饥饿和风俗民情变成直观的影像，送到读者的餐桌前。那是纪实摄影的黄金时代。时至今日，不管在西方还是中国，市场对经典纪实风格的照片都表现得极为冷淡。1990年代之后，大多数摄影师不再以谋求传播为己任，媒体不再是照片最重要的顾客，摄影师越来越多地面向收藏市场：世易时移，顾铮说，纪实摄影被某些西方策展人与画商贬为ｏｌｄ ｆａｓｈｉｏｎ：老派，一种过时的风尚。
　　
　　摄影变得难以定义
　　
　　宋涛这样阐释“鸟头”的照片：每一张照片都有价值，即兴本身就是一种价值，而拍摄是所有事情中最有价值的事情——照片是一种后果，充其量证明了拍摄的发生。
　　小纪频频点头称是。他们对照片的阐释让人头晕目眩，听起来和摄影没有什么关系；拍照似乎变成了一种行为艺术。
　　看不懂照片的抱怨远远滞后于看不懂其他艺术品的抱怨。油画、诗歌、戏剧都因为脱离观者的口味而饱受指责的时候，摄影师还在兢兢业业地传达事实，将真实作为自己唯一的追求。随着西方纪实摄影在上世纪70年代以来的衰落，摄影艺术也迅速加入了公众“看不懂”的艺术门类的行列。到了21世纪，席卷全球的金融市场流动性过剩，部分地导致了席卷全球的当代艺术收藏热。所有的艺术家都在千方百计靠拢这股热潮，大胆、出位、以观念见长的作品呈现出泛滥之势。摄影也不例外。
　　位于北京798艺术中心的百年印象画廊专营中国摄影作品，画廊主人陈光俊大力推荐的《我和我的新娘》，尺幅巨大的照片中有一个面无表情的年轻男子，携带一具身着婚纱的塑料模特，出现在北京的街头、游乐场里和建筑工地的脚手架上。这些意味抽象含混的照片传达了一种极其超现实的气氛。
　　这些照片的作者名叫邱震，一个刚刚毕业的年轻人，照片上的男子正是他本人。因为看好市场前景，画廊老板陈光俊决定在2007年出资支持邱震的拍摄。想得到资助的年轻摄影师很多，陈光俊必须做选择，在摄影师提交的申请里，他力图选择既有想法又能投合市场所好的计划。因为这个原因，“老派”的纪实摄影不在他的考虑范围之内。
　　摄影界的偶像也发生了变化。对纪实摄影师来说，生于1908年的法国人亨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