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1927年出生，读过4年私塾、3年学校。我父亲谭全科长期在外打工和参加革命活动，家里由母亲胡轩主持家务。因家境贫寒，我从小就要帮助家里干活，锄地种菜、砍柴等。家族的叔伯兄弟都在香港，只有我们一家在乡下，人寡势弱，常常遭到土豪恶霸欺凌。我家曾两次遭到土匪抢劫，财物被抢劫一空。一次我母亲向拆房子的工人买了几百块砖，当地恶霸却诬陷说是我母亲偷砖，扬言要拉我母亲游街示众，我找舅舅出面与恶霸谈判，结果赔了500元才把事情了结。
　　面对日寇的侵略和土豪恶霸的欺凌，1943年，在父母的支持下，我怀着家仇国恨参加了广州市区游击第二支队，从此走上了革命征途。
　　一
　　入伍后，我被分配到驻大岺村的部队。部队共有二十余人，任务是为该村驻守三个炮楼，一个在村前，一个在村后，一个在山顶。我们晚上驻守炮楼，白天集中学习，由政训员吴声涛同志上政治课，讲共产党情况，讲革命道理和国内外形势等，以提高同志们的政治思想觉悟，提高对共产党的认识，坚定革命信念，增强胜利信心。大家深受教育，觉悟大为提高。
　　值得强调的是，当时生活非常艰苦，吃不饱，穿不暖。村里为部队提供了每人每天一斤米，但为了节约粮食给主力部队，我们每人每天只吃半斤米，有时连菜都没有，只吃白饭。冬天我们只有单衣穿，没有鞋子，几个人同盖一张旧棉胎。同时还缺医少药，生病靠采集中草药治疗。我患疟疾，没有特效药，每隔一天就发作一次，浑身发抖，用土办法治疗一个月，没有效果。最后我就与疟疾对着干，发病的当天，扛着一袋大米，走三十里路，送到大队部，结果当天没有发病，疟疾被战胜了。我患了疥疮，没有特效药，就到河里让小鱼吃啄疥疮的溃疡，也收到较好的效果。当时生活虽然艰苦，但我精神饱满，情绪乐观，经受了艰苦生活的考验。在党的培养教育下，我当年光荣地加入了共产党，成为一名共产主义战士。
　　1944年初的一天，地方反动势力集结大批人马向大岺村发动进攻。为保存实力，驻守在大岺村的部队当晚冒雨撤出大岺村，回到大队部。
　　回到大队后，我跟随大队，行军打仗，经受了战斗的考验。我曾参加了两次夜袭新造镇政府的战斗，第一次活捉了伪区长冼尧甫，参加攻入在市桥的日伪军巢穴，俘虏伪军100余人，缴获枪支190余支、子弹万余发，大汉奸李辅群带着卫队，爬上汽艇仓惶逃跑，进攻新造和市桥给日伪军以沉重打击。此外，游击队还袭击了大龙圩，消灭伪联防队。
　　二
　　我特别难忘的是植地庄战斗。1944年7月26日，日寇接到特务告密，获悉我主力部队在植地庄宿营，驻广州石榴岗的日军集结了500余人，由吉田指挥官率领，乘夜远道奔袭植地庄。当晚深夜占领村后的各山头，拂晓向我部发起进攻，轻重机枪向我突围部队猛烈扫射，有的同志不幸中弹牺牲。
　　当晚，我站完最后一班岗，正躺下休息，突然听到密集枪声，立即起床背上子弹带，冲到村后，大部队和我班的同志都不见了，只见十多个干部、战士、卫生员等在竹林下徘徊。不知谁叫“谭灿，你识路，你带头向前面山头冲上去”，我们从山脚冲上去不远，听到山顶上有鬼子的嚎叫声，立即退了下来。我们又冲向后面一个山头，也是同样情形，只能又迅速退下来。
　　这时，我们感到已经被敌人包围。在这紧急关头，二支队副政委兼政训处主任李海同志率领大家向村前的小山头突围，通过一片稻田后，迅速向山顶冲上去。当冲到半山时，我们被占领山头的鬼子发现了，机枪马上扫了过来，密集的扫射打得沙石横飞。有的同志不幸中弹牺牲，大部分同志迅速越过山顶，向山下走去，从而冲出了敌人的包围。突围后我们走到了员岗，然后乘小艇到达草头沙隐蔽，当晚又乘小艇渡江回到草塘宿营。次日与大部队会合，才知道当天有八名勇士英勇顽强，机动灵活，打退了鬼子多次进攻，保卫了植地庄。战斗中，我部击毙击伤鬼子包括多名军官在内共七十余人，我部在突围中也牺牲了包括大队长卫国尧在内的48人，重伤22人。植地庄一战，粉碎了日寇企图一举消灭我部的妄想，开创了坚守阵地、以少胜多的光辉战例。
　　三
　　植地庄战斗后，我被安排到西海军政训练班学习，内容包括政治、军事、哲学和国内外形势等，在政治思想理论等各方面都有较大收获。学习结束后在特务小队担任服务员，后又调到林岳中队当服务员。
　　1945年初，日伪军对我禺南游击区进行大扫荡，妄图消灭我主力部队。林岳中队也随从禺南撤退的部队撤退到西海，敌人继续追击，我们连夜渡江至岛洲。当晚，支队领导决定西挺粤中，少数人留下坚持斗争。我们这个班被留下来，在基围的茅房里隐蔽。在日伪顽的夹击下，我们处境非常困难，实在难以坚持下去。据此，领导决定将人员疏散，自寻出路。当晚，部队人员全部集中，把枪支捆扎好，丢到河里埋藏，然后每人领了30元路费，含着眼泪离开了部队。
　　我与两个同乡坐在基围边，等到天亮，头戴破草帽，双脚沾满泥巴，打扮成农民模样，走到鸡洲，通过鬼子岗哨检查，随即乘小艇经沙湾，市桥回到六舅家躲避。经了解没有安全问题后，我由二舅先后安排在新桥和大龙圩当铺做工。不久，我得知从顺德潜回禺南的领导在伯父家隐蔽，我向他们汇报了从顺德疏散回家的经过，领导决定将我的组织关系交给在孔姓教书的黄瑾中同志。当时，交给我的任务是收集情报，并约定了联络暗号，但直到1946年3月，一直未见组织派人与我联系。
　　经过两年多的艰苦生活和战火的锻炼和考验，我由一个普通农民成长为一个自觉的革命战士。
　　四
　　1945年抗战胜利，我父亲和伯父谭其科回到香港。我担心失去组织关系，于1946年3月也前往香港，寻找组织。经过伯父了解，我的组织关系联系人仍在国内，我于是重新入党，在党的领导下从事工运工作。
　　在港期间，我由伯父介绍，在一英军宿舍看门，后来又被派到启德机场看工厂、仓库等。当时我的工资较高，每月港币140多元，生活比较宽裕。在港两年时间，我坚持读书看报，经常关注国际形势和解放战争的发展变化，始终按照党员的标准要求，坚持政治信仰不动摇，坚持革命者本色不改变，不贪图享受，不随波逐流，随时准备重新拿起武器，推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 　　1946年，全面内战爆发。在新的形势下，广东恢复武装斗争，为了中国人民的解放，我放弃了安逸的生活，于1948年3月毅然辞工告别繁华的香港，回到粤中人民解放军新高鹤总队，参加解放战争。1948年8月，我所在部队改编为粤中纵队第六支队，我先后担任服务员、指导员、教导员，参加了夜袭新会棠下、攻入高明县城、袭击开平单水口、配合纵队独立团攻入鹤山金岗圩等战斗。1949年10月8日，我们六支队与南下大军会师，次日入城接管肇庆。
　　链 接
　　谭其科：红色家庭的领路人
　　抗战时期，广州番禺区石基镇大龙村谭坊九兜巷一个大家庭共有14人参加了抗战，其中9人参加了共产党领导的广州市区游击第二支队，其他人也在不同的战斗岗位和工作岗位上，为抗日战争和革命事业作出了积极的贡献。谭其科就是这个红色家庭的领路人。
　　谭其科，1890年出生于番禺，因家境贫寒仅读过两年私塾。他13岁时在广州一家理发店做杂工，在广州接受了革命思想的洗礼。后追随孙中山，曾当过朱执信卫队队员，参加了孙中山的中华革命党讨伐广东督军等革命活动，之后在总统府担任孙中山的保卫工作。
　　谭其科早在1918年就与林锵云等人筹建香港洋务工会。经过多年的努力，洋务工会于1921年正式成立，这是香港最早成立的工会组织，在香港颇具影响力。洋务工会成为工人阶级的维权团体、宣传革命思想的阵地。谭其科先后参加了1922年香港海员大罢工和1925-1926年省港工人大罢工。1927年蒋介石镇压工人运动，屠杀共产党人，香港洋务工会受港英当局限制，被迫停止公开活动。1937年芦沟桥事变后，全国一致抗日，洋务工会才恢复了活动。之后，谭其科积极参加为抗战筹募经费的活动，支持洋务工人回国参加抗日队伍。
　　1942年，谭其科带领全家回到番禺乡下，以卖烟为掩护继续为党做地下工作。他与妻子布淑芬经常接待和掩护广游二支队的指战员。为了抗日，他除了送长子到延安外，还先后送二子谭灼贤、三子谭灼炳、大女儿谭丽英到广游二支队参加抗日，他本人也在1944年参加了这支抗日队伍。此外，他还引领七弟谭七科，侄子谭灿、谭灼添、谭灼溢参加了广游二支队，通过地下党将谭七科的长子谭灼芬安插到钟村等地，以教书为掩护从事地下工作和抗日活动。他还介绍了同乡谭斌、曾锦宅等多人参加二支队。
　　1945年香港光复，谭其科按组织指示回到香港，担任香港洋务工会主席、港九工联会副主席，继续从事工人运动，为调解劳资纠纷、改善洋务工人的生活待遇，争取合法权益和支持工人罢工斗争而努力工作。他还利用承包的“军政游乐场”作为地下党活动的场所，在此召开地下党的会议，和安排地下党员工作。
　　新中国成立后，谭其科回到广州，担任中国海员工会华南区工会副主席、广州市总工会经审委员会主席，1954年当选为省第一届人代会代表，1955－1963年间先后任广东省第一、二、三届政协委员，继续为新中国的工会事业作出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