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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晓声编写《保尔·柯察金》那阵子，曾与我谈起《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中那段激励了几代人的名言：
人最宝贵的东西是生命。生命对人来说只有一次而已。人的生命应该是这样度过的：当他回首往事时，不因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因碌碌无为而羞愧；这样，在他临死的时候，能够说，我把整个生命和全部精力都献给了世界上最壮丽的事业——为全人类的解放而斗争。
梁晓声认为，“因碌碌无为而羞愧”这说法是不确切不实际的。因为“出类拔萃”的只极少数，绝大部分人都只能以“碌碌无为”来评定，比如我、你，都属于“碌碌”之辈。全世界这么多人，都要他们“因碌碌无为而羞愧”，是否太苛刻太残暴了。
我十分赞同，说：既然有这么多“无为之辈”，那么，我们的生存权、自由权、享受尊严权也是应该受保护的，而不可以歧视之。
再说，碌碌就是庸常。庸常不等于庸俗而相同于平常。这世界本就是平常的嘛。老百姓的所谓“讨生活”“过日子”，不也就是争取一个平常、平安的活法？当然，要期盼，要鼓励，要培养出类拔萃的、对人类社会进步做出重大贡献的人。但同样要善待、尊重芸芸众生。这“碌碌”“芸芸”的一个大群体安居乐业、自由幸福了，社会就会和谐，世界就太平了。不是吗？革命家们揭干起义时，不是都胸部拍得乓乓响声嘶力竭发誓他们是为了劳苦大众求平等自由幸福而斗争的吗！
所以我说，庸常的就是珍贵的。为芸芸众生谋幸福就是革命（或改革）的终极目标。不久前读过一本书：《当历史可以观看》，里面有一幅慑于1935年南京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的照片，画面是一名幼儿园（当时叫幼稚园）女教师带着一群孩子在校园草坪上做游戏。冬日的阳光，暖暖地洒在年轻女教师娟秀的面庞和孩子们欢快的笑脸上，温馨而祥和——这幅照片打动了收集者冯克力，也打动了我的心。特别这是在日本侵华战争爆发前夕，那种和平宁静的日常（庸常）生活显得尤为珍贵！两年后开始的艰苦卓绝的八年抗战，其目的不就是保卫这种普通百姓的和平生活吗！
根据鲍里斯·瓦西里耶夫小说《这里的黎明静悄悄》拍摄的同名电影里，那些揪人心魄的镜头，不正是即将全军覆灭的一个个年轻女战士，各自逐一闪回的战前家人团聚、恋人携手、故土乡情的日常生活的片段？这种种“庸常”的生命张力，此刻在战争危急、死神逼近之际，不是显得特别地震撼强烈！
所有东方或者西方的灾难影片，不都一无例外地把灾难突发前宁静的日常生活场景与灾难危情频相对照，从而表达出对“庸常”的渴望！拿瑞娒·希克梅特长诗《卓娅》深情叙述：这双少女的手原应该去翻阅《安娜·卡列尼娜》；原应该挽着男友，相偕进大剧院欣赏《天鹅湖》的，此刻却拿着燃烧弹匍匐前进，冒死去炸毁纳粹侵略者的军火库……这种在和平怀镜中读书、欣赏艺术，不就是庸常的也就是正常的生活？而此刻看来又是何等宝贵！
每次读到《绞刑架下的报告》以下这段真切描写我都会激动非凡——
一次，伏契克被盖世太保带出监外到布拉格郊外去。“那是美丽的六月，空气中弥漫着菩提树和迟开的槐花的芳香。那是一个星期天的傍晚。在通向电车终点站的公路上，挤满了郊游归来的川流不息的人群。他们喧闹、嬉笑，被阳光、水和情人的拥抱弄得幸福而疲倦。尽管死神时刻萦绕在他们身旁，捕捉着新的牺牲者，可是从他们脸上是看不出来的。他们一群一群地聚在一起，像家兔一样活泼可爱。真像一群家兔啊！你可以随心所欲地从它们当中抓出一个来，那其余的就会退缩到阳光角落里去，但是过不了多久，它们又会继续带着自己的忧虑，带着自己的欢乐，带着它们对生活的全部愿望奔忙起来。”
“……这就是生命。我在这儿见到的生命，归根结底同我们在监狱里的生命是一样的，同样是在可怕的压力之下，却是不可摧毁的生命。人家在一个地方把它窒息和消灭，它却在几百个地方冒出新芽来，它比死亡更加顽强。这有什么可痛苦的呢？”
这种随处可见的、平常又平常的生活，不正是最最珍贵的吗？为了保卫它，多少战士、英雄献出了生命！
按照保尔·柯察金的标准，那些“把整个生命和全部精力都献给了世界上最壮丽的事业——为全人类的解放而斗争”，因而不再“因碌碌无为而羞愧”的人所拯救、保卫的，恰恰是那些“碌碌无为”的芸芸众生。这不是个最大、最荒谬的悖论吗！
保尔·柯察金是个非常单一、非常淳良的来自底层劳苦大众的青年。他十分虔诚地相信领导灌输给自己的条条框框。其实，他不会反对去为解放那些芸芸众生而献身，他认为把全世界穷人从资本主义压迫下拯救出来，给大家创造一个《国际歌》所描述的新世界，就是实现了解放全人类的光辉事业。因此把这信条定为自己（也定给所有革命者）毕生的奋斗目标。这位可敬的理想主义者没有考虑到对自己高标准要求的同时，不可避免地把极大多数人逼进了“碌碌”之辈。
尼古拉·奥斯特洛夫斯基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当年对中国的影响巨大，几代热血青年受其引导踏上了革命道路。但随着CCCP这艘庞然巨轮的顷刻覆灭，人们不得不深刻反思历史。1990年代这部小说被著名学者批判为“吹捧斯大林模式”的、“包着革命外衣，宣传反马克思主义、反历史的极左思想的”大毒草，引起过热烈议论。当时我以《保尔·柯察金的贬斥和复活》（收录于祝勇主编《对快感的傲慢与偏见》一书）为题撰文陈述自己的看法。我表达的最主要一点是，保尔有种种缺点，即使他偏离了人民的立场（惟其如此，显得真实可信），但他疾恶如仇，反抗强权压迫，勇于向命运挑战，坚定不移地朝既定目标奋进，忘我献身于革命理想，战胜常人难以想像的艰难困苦，自强不息的“牛虻精神”，却深具感染力的。保尔的品质符合古今英雄的共同特征（当然也有其独特个性），既有其特定时代的典型意义，也有超越时空超越阶级的普遍意义。保尔形象继承了以真善美为灵魂的俄罗斯文学传统，闪烁着普遍人性的光芒，蕴含着催人奋进的精神力量。他追求真理完全出于内心的真城和无私。这是最最主要的。用“革命外衣”包装斯大林路线的罪责，是不应该让保尔去承担的。不管时光老人最后怎样审定苏联这段历史，保尔作为小说中的人物艺术形象，倒未尝不可以成立。
人最宝贵的东西是生命。生命对人来说只有一次而已。人的生命应该是这样度过的：当他回首往事时，不因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因碌碌无为而羞愧；这样，在他临死的时候，能够说，我把整个生命和全部精力都献给了世界上最壮丽的事业——为全人类的解放而斗争。
梁晓声认为，“因碌碌无为而羞愧”这说法是不确切不实际的。因为“出类拔萃”的只极少数，绝大部分人都只能以“碌碌无为”来评定，比如我、你，都属于“碌碌”之辈。全世界这么多人，都要他们“因碌碌无为而羞愧”，是否太苛刻太残暴了。
我十分赞同，说：既然有这么多“无为之辈”，那么，我们的生存权、自由权、享受尊严权也是应该受保护的，而不可以歧视之。
再说，碌碌就是庸常。庸常不等于庸俗而相同于平常。这世界本就是平常的嘛。老百姓的所谓“讨生活”“过日子”，不也就是争取一个平常、平安的活法？当然，要期盼，要鼓励，要培养出类拔萃的、对人类社会进步做出重大贡献的人。但同样要善待、尊重芸芸众生。这“碌碌”“芸芸”的一个大群体安居乐业、自由幸福了，社会就会和谐，世界就太平了。不是吗？革命家们揭干起义时，不是都胸部拍得乓乓响声嘶力竭发誓他们是为了劳苦大众求平等自由幸福而斗争的吗！
所以我说，庸常的就是珍贵的。为芸芸众生谋幸福就是革命（或改革）的终极目标。不久前读过一本书：《当历史可以观看》，里面有一幅慑于1935年南京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的照片，画面是一名幼儿园（当时叫幼稚园）女教师带着一群孩子在校园草坪上做游戏。冬日的阳光，暖暖地洒在年轻女教师娟秀的面庞和孩子们欢快的笑脸上，温馨而祥和——这幅照片打动了收集者冯克力，也打动了我的心。特别这是在日本侵华战争爆发前夕，那种和平宁静的日常（庸常）生活显得尤为珍贵！两年后开始的艰苦卓绝的八年抗战，其目的不就是保卫这种普通百姓的和平生活吗！
根据鲍里斯·瓦西里耶夫小说《这里的黎明静悄悄》拍摄的同名电影里，那些揪人心魄的镜头，不正是即将全军覆灭的一个个年轻女战士，各自逐一闪回的战前家人团聚、恋人携手、故土乡情的日常生活的片段？这种种“庸常”的生命张力，此刻在战争危急、死神逼近之际，不是显得特别地震撼强烈！
所有东方或者西方的灾难影片，不都一无例外地把灾难突发前宁静的日常生活场景与灾难危情频相对照，从而表达出对“庸常”的渴望！拿瑞娒·希克梅特长诗《卓娅》深情叙述：这双少女的手原应该去翻阅《安娜·卡列尼娜》；原应该挽着男友，相偕进大剧院欣赏《天鹅湖》的，此刻却拿着燃烧弹匍匐前进，冒死去炸毁纳粹侵略者的军火库……这种在和平怀镜中读书、欣赏艺术，不就是庸常的也就是正常的生活？而此刻看来又是何等宝贵！
每次读到《绞刑架下的报告》以下这段真切描写我都会激动非凡——
一次，伏契克被盖世太保带出监外到布拉格郊外去。“那是美丽的六月，空气中弥漫着菩提树和迟开的槐花的芳香。那是一个星期天的傍晚。在通向电车终点站的公路上，挤满了郊游归来的川流不息的人群。他们喧闹、嬉笑，被阳光、水和情人的拥抱弄得幸福而疲倦。尽管死神时刻萦绕在他们身旁，捕捉着新的牺牲者，可是从他们脸上是看不出来的。他们一群一群地聚在一起，像家兔一样活泼可爱。真像一群家兔啊！你可以随心所欲地从它们当中抓出一个来，那其余的就会退缩到阳光角落里去，但是过不了多久，它们又会继续带着自己的忧虑，带着自己的欢乐，带着它们对生活的全部愿望奔忙起来。”
“……这就是生命。我在这儿见到的生命，归根结底同我们在监狱里的生命是一样的，同样是在可怕的压力之下，却是不可摧毁的生命。人家在一个地方把它窒息和消灭，它却在几百个地方冒出新芽来，它比死亡更加顽强。这有什么可痛苦的呢？”
这种随处可见的、平常又平常的生活，不正是最最珍贵的吗？为了保卫它，多少战士、英雄献出了生命！
按照保尔·柯察金的标准，那些“把整个生命和全部精力都献给了世界上最壮丽的事业——为全人类的解放而斗争”，因而不再“因碌碌无为而羞愧”的人所拯救、保卫的，恰恰是那些“碌碌无为”的芸芸众生。这不是个最大、最荒谬的悖论吗！
保尔·柯察金是个非常单一、非常淳良的来自底层劳苦大众的青年。他十分虔诚地相信领导灌输给自己的条条框框。其实，他不会反对去为解放那些芸芸众生而献身，他认为把全世界穷人从资本主义压迫下拯救出来，给大家创造一个《国际歌》所描述的新世界，就是实现了解放全人类的光辉事业。因此把这信条定为自己（也定给所有革命者）毕生的奋斗目标。这位可敬的理想主义者没有考虑到对自己高标准要求的同时，不可避免地把极大多数人逼进了“碌碌”之辈。
尼古拉·奥斯特洛夫斯基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当年对中国的影响巨大，几代热血青年受其引导踏上了革命道路。但随着CCCP这艘庞然巨轮的顷刻覆灭，人们不得不深刻反思历史。1990年代这部小说被著名学者批判为“吹捧斯大林模式”的、“包着革命外衣，宣传反马克思主义、反历史的极左思想的”大毒草，引起过热烈议论。当时我以《保尔·柯察金的贬斥和复活》（收录于祝勇主编《对快感的傲慢与偏见》一书）为题撰文陈述自己的看法。我表达的最主要一点是，保尔有种种缺点，即使他偏离了人民的立场（惟其如此，显得真实可信），但他疾恶如仇，反抗强权压迫，勇于向命运挑战，坚定不移地朝既定目标奋进，忘我献身于革命理想，战胜常人难以想像的艰难困苦，自强不息的“牛虻精神”，却深具感染力的。保尔的品质符合古今英雄的共同特征（当然也有其独特个性），既有其特定时代的典型意义，也有超越时空超越阶级的普遍意义。保尔形象继承了以真善美为灵魂的俄罗斯文学传统，闪烁着普遍人性的光芒，蕴含着催人奋进的精神力量。他追求真理完全出于内心的真城和无私。这是最最主要的。用“革命外衣”包装斯大林路线的罪责，是不应该让保尔去承担的。不管时光老人最后怎样审定苏联这段历史，保尔作为小说中的人物艺术形象，倒未尝不可以成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