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诗歌很多是在一种充满暴力的基因传统下进行的写作。重走经典美学道路，需要异常的代价和勇气。反抗的姿势有很多种—牺牲的，讨巧的，激进的，温吞的，投机的……李少君选择的，是以“后退”的姿态去对峙、搏击和冒进。李少君的诗歌当中，凸现“美即最大霸权”。诗人自称是“贪婪的诗意的寻芳客”，立誓“狠狠地榨取美的最后的剩余价值”（《过临海再遇晚秋》）。这些审美和耽溺，非但不是老套的古典复归，反而是危险的美学冒进。我们如今面对的，恰是一种审美上的法西斯主义—诸如“美”“古典”“抒情”这样的名词，早已变成了文青专属。知识分子和真诗人们，于是不敢再去触碰，甚至不敢再去喜欢这些被滥用的概念。于众人胆怯之时，重提美之教义，回溯一种对古典美的追求，实在是远离保守主义的大胆和僭越—清洗和拯救那些被文青淹没的概念，被侮辱过的美学主张。
　　李少君直言“诗歌就是宗教”。他对诗歌的至高尊崇，不仅是针对“诗歌已死”论调的振臂呐喊，还是对诗歌“神性”的由衷敬畏。虔诚的诗人只想做一个信徒，如在《隐士》《新隐士》《隐居》《云国》等作品中塑造的隐士一般“井边沐浴以净身”，“园中小立仰看月”。其心其念，颇得魏晋之士洁净荡逸的神髓。事实上，魏晋和古希腊存在诸多相似之处。在遥远的古希腊，诗曾经涵盖了宗教和教育。公元前七世纪中到六世纪初，女诗人萨福（Sappho）曾在爱琴海累斯博斯岛上率领一众女子游山，玩水，吟诗，饮酒，氛围类似后来雅典的哲学家讲学。萨福所代表的“热烈地求美，热烈地求生”的年代，莫非是李少君暗许心意之归属；“美教化，厚人伦，宜风俗”的美学意义的世界，大约是李少君盘桓心头之宏愿。诚如周作人一生希冀的，历史借诗人之手，“洗除原始宗教中的恐怖分子”，回归一种整全的人性。以美为教，归根到底是爱欲主导的“美的育教”，一种超越功利的艺术的统领。在众神隐退的年代，诗人将“诗教”请回神龛，重建“生活的艺术”与“艺术的文明”。
　　谈到李少君，总绕不开两个词：一个是“草根”，另一个是“自然”。所谓“草根”者，是其提出并倡导“草根性”诗学、“草根”写作。李少君将“草根”解读为：“针对全球化，它强调本土性；针对西方化，它强调传统；针对观念写作，它强调经验感受；针对公共化，它强调人性。”可以看到，“草根”不是我们平常所说的“乡土”和“民间”，而是基于当下生活感受和生命体验，指向的一种精神图景。本土、传统、感受、人性，无不将人引入一种原初状态，这种状态不会受到文明冲突的影响，不会被外来文化所干涉，不会被纷繁复杂的话语所遮蔽，也不会自我隐匿，而将本真本念真实呈现。从另一种意义上，草根，是一种永恒的对峙。
　　此种对峙，亦如同谢阁兰笔下的“异国情调”，不仅存在于跨国度、跨地域的文化关系中，同时可以用来描述自然之于人，古人之于今人，女人之于男人，甚至自我之于自我本身。在这一套对峙框架下，李少君自然而然地成为一名“自然诗人”。李少君说：“自然是中国人的神圣殿堂。”“自然不是一个背景，人是自然中的一个部分，是人类栖身之地，是灵魂安置之地。”可见，自然在诗人心目中是具有终极意味的存在。《抒怀》《傍晚》《二十四桥明月夜》《神降临的小站》《故乡感》《春》《春色》《山中》《四合院》《咏三清山》等作品，直陈心灵，要么不忘故园亲情，要么回到日月云霞和山水之间。
　　在美的对峙中，诗人悲悯地抓住了自身天然的矛盾和意义。《疏淡》《致—》《中年之悟》《寺院》等作品，呈现的场景都很清淡，诗艺之刀剔除了冰山显露的棱角，留下了沉没的部分。李少君擅长古典技法，白描式的描写常常有摄人的力量。比如《抒怀》当中“一定要站在院子里的木瓜树下”的少女素描，精确传达出其古典式静穆的美学诉求；《傍晚》中，老父与夜色的层层呼应，于无声处垒起浓重如夜色般的深情，却始终不动声色。这种借由另一种形式的事物，来展现心理和情绪的“借物说情”的手法，被李少君运用得炉火纯青。且看下面这几句—“为什么走了很久都没有风，一走到湖边就有了风？”（《西湖边》）“你走过时/你看一眼天上的风筝/他就看你一下/你才注意到那是他的风筝”（《风筝》）。
　　虽寄情山水，却并非避世者。李少君不是为时代唱挽歌的诗人，他诗歌中不时流露出国家主义和盛世气象。对于即将到来的诗歌盛世，他亦怀有热烈的信心；其推崇的，也是最合乎盛唐气质的道教徒李白。“为山立传，为水写史。”诗人口吻中毫不掩饰豪情万丈，比较起西方的教堂，他相信山水更适合安放身心。面对这一川旧梦、旧山水，“今夜，站在城墙上看月的那个人/不是王维，不是岑参/也不是高适/—是我”（《凉州月》）。词句暗合美国儒学学者牟复礼持有的历史观—“真正的过去，是一种精神上的过去。永不凋朽的，正是人们在大背景下所感受到的每一个瞬间。”此处，又一种“对峙”出现了：李少君的写作显然有强烈的历史感和社会承担，然而其庞大的情怀，却往往放置于细小幽微处。从“神降临的小站”，到不时提及的“神的后裔”“神偏爱垂顾之地”，在李少君的世界里，“神很容易就在小事物之中显灵”（《荒漠上的奇迹》），作者如一个偶尔路过之人，一不小心就创造出一些奇迹。最终道破其大小之辨的，还是其代表作《碧玉》，且看这几句：“国家一大，就有回旋的余地/你一小，就可以握在手中慢慢的玩味/什么是温软如玉啊/他在国家和你之间游刃有余。”一个积极的自然诗人，怀揣着家国情怀，偶在山水间流连，却绝不迷路，“忠诚的马会把他带回家”（《草原上的醉汉》）。
　　既有做隐士的冲动，又有改造社会的愿望，种种矛盾之中，诗人最难舍弃的，大概还是对语言的拜服与痴迷。回溯历史，李少君认为，“五四”作为一场文学革命运动，其中真正有革命性突破的是诗歌！正是诗歌，始终推动着汉语语言的进化。人类学家认为，全世界已经从一万至一万两千种语言，下降到如今的六七千种，到二一○○年时，这个数字可能会降到三千种。这意味着，有一半的语言将在未来不到一百年里濒临灭绝。而诗人是天生珍视差别的濒危物种。诗人在社会历史中的存在，恰如同《神降临的小站》诗集中不时出现的太和殿里的鸟鸣，他们是时代和声里最不和谐、最轻微的声音，却“让人无法轻视”。权力混战的历史中，那些无处不在的群氓的聒噪，和阴魂不散的独裁者“重量级”的回响，都无法使得这些鸟儿闭嘴听命。
　　李少君和诗人们一起祈祷的诗歌复兴，迟迟未动身，但也许，它早已在黎明之际悄然出发。
　　（《神降临的小站》，李少君著，作家出版社二○一六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