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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半年多的货币政策收紧，中国经济运行中的虚热现象有所遏制。随着工业生产、PMI指数、货币供应量M2等指标的回落，宏观经济政策何去何从引起人们的极大关注。
一种观点认为，目前宏观调控已经到位，当务之急是防止发生“超调”对经济造成伤害，甚至认为货币政策应该及时放松，否则会导致经济硬着陆。另一种观点认为，目前通胀形势仍然严峻，货币政策不但不能放松，反而应该继续收紧，仍然需要加息。
央行7月6日再次宣布将基准利率调高0.25%，显示上述第二种观点暂时占了上风。目前虽然加息了，但长期形成的结构性矛盾并不会因此而消失，接下来的政策决策，应该是在保持较为偏紧的货币环境下，逐步扭转累积下来的结构性矛盾。
经济结构性问题愈发严重
回顾去年底以来的宏观调控，似乎有越来越背离市场经济原则的趋势：一方面，出现了以约谈为特色的对物价的行政干预，这是近20年来都比较少见的现象；另一方面，央行的紧缩措施更加依赖于数量手段，今年以来，准备金提高了6次，幅度为3个百分点，而加息算上最近这一次也仅有3次，幅度为0.75个百分点。
利用行政手段来抑制物价，从中外历史上看，没有成功的先例。一般来说，除战争时期或全面性重大自然灾难的情况下，可以短期使用行政手段来控制物价，其它时候使用这一手段是令人难以理解的。以约谈形式控制物价，只会加剧生产、流动各环节的扭曲，制造一系列的结构性问题。
造成经济结构性扭曲的另一因素，是货币政策过于倚重数量工具。中国的实业部门存在国企与非国企之分，存在体制内部门与体制外部门之分，他们的竞争地位是不平等的，央行进行数量紧缩，对国企、地方融资平台的伤害很小，但对民企、中小企业的伤害则大得多，后者不得不承担比前者高得多的资金成本。其结果就是，竞争力不强的国企排挤了一些市场化程度很高的民企，中国经济的活力和长期竞争力受到损伤。
回避利率工具的运用，还导致法定的存款利率无法提高，负利率最大的受害者是那些缺乏投资渠道、也不能受益于各种理财产品的普通民众。负利率是在用他们的财富来补贴国企和各种各样的政府融资平台，导致分配结构持续恶化。
中国经济中另一个严重的结构性问题就是实体经济与房地产部门的失衡。房地产泡沫不可怕，因为有泡沫，就会有破裂。泡沫的生成和破裂是市场经济的正常现象：在泡沫生产阶段部分甚至大部分投机者可能获利；但在泡沫破裂阶段，更多的投机者倾家荡产。在正常情况下，导致泡沫破裂的基本因素，是利率或信贷的收紧。但在2009年，中国错失了一次房地产市场的正常调整。现在，继续保持这种低利率的形势，不利于房价的理性回归，社会上继续有大量资金从实业部门流到房地产部门，使得房地产市场成为妨碍中国经济稳定运行的定时炸弹。
超调担心没有根据
目前，超调论甚嚣尘上，这和2007年的形势颇有几分相似。当时也是通胀居高不下，但反对加息的声音调门很高，甚至很多人在事后还将外部因素触发的金融危机怪罪于当时的反通胀政策。
其实，2007年的通胀也是由于货币过于宽松引起的，与这一轮通胀的实质是相同的。当前的通胀形势，与2007年相比，更为严峻，原因主要在于危机发生之后，中国经济没有经过充分的调整，资源、劳动力等紧张因素从未消除，加上行政管制物价，导致通胀压力始终未能充分释放，一遇到适宜的条件，就会爆发出来。所谓的超调，根本不存在。
首先，通胀预期仍然很高，在实体经济方面，由于政府部门、地方平台、国企并未受到紧缩的太多影响，政府投资的冲动仍然非常强烈，特别是在保障房、水利和高铁方面。这种情形下，货币政策一旦有所放松，总需求将会快速回升。
其次，负利率继续在鼓励高杠杆，企业对资金的需求旺盛，房地产市场的狂热虽然被行政手段强行压制住了，但鼓励投机的货币因素仍未消除。
最后，劳动力等要素出现瓶颈，劳动力供给不足较明显。今年一季度，全国城市就业服务机构登记的就业供求比例为1.07（职位/求职），为历史新高，呈一种过度就业状态。从要素支撑能力来看，中国经济的潜在增长水平很可能已经无法维持在10%以上，GDP回落到9%-10%区间不仅有利于从根本上治服通胀，而且也不会导致大量失业。也就是说，中国经济很可能无法再持续保持10%以上的增长速度了，经济的回落是正常的，不能说明这就是超调！
货币环境应有利结构调整
上述分析表明，货币政策当前远远没有到达可以放松的程度。如果不适当地放松货币，前述的各种结构性矛盾将会继续恶化。恰恰相反，中国的货币政策应该继续保持适度从紧，以便为结构调整创造合适的环境。
通常而言，在宽松货币环境下，企业缺乏强有力的约束，不利于改进经营。而一旦国有部门、体制内部门获得超国民待遇，将增强其跑马圈地的实力，使得经济结构恶化。同样，将货币环境保持在超出经济潜在增长能力之上的水平，资产泡沫、分配关系等长期性问题很难得到解决。
总而言之，要解决当前经济中的一系列矛盾，需要创造一种有利的货币环境。通胀率回落到2％-3%、实际利率达到2％-3%的水平，是一种比较理想的状态，名义利率的调整应该根据这一目标来进行，任何调高通胀控制目标的做法都是危险的，也是不公平的，是对普通老百姓的公然掠夺。从调控手段来看，行政手段应该立即戒除，同时，应该迅速回到依赖利率这一价格手段上来，以便为企业创造一种公平的竞争环境。任何违背市场化导向的政策都是十分有害的，不仅会危及中国经济的中长期竞争力，而且也非常容易导致违背社会公平的结果。
一种观点认为，目前宏观调控已经到位，当务之急是防止发生“超调”对经济造成伤害，甚至认为货币政策应该及时放松，否则会导致经济硬着陆。另一种观点认为，目前通胀形势仍然严峻，货币政策不但不能放松，反而应该继续收紧，仍然需要加息。
央行7月6日再次宣布将基准利率调高0.25%，显示上述第二种观点暂时占了上风。目前虽然加息了，但长期形成的结构性矛盾并不会因此而消失，接下来的政策决策，应该是在保持较为偏紧的货币环境下，逐步扭转累积下来的结构性矛盾。
经济结构性问题愈发严重
回顾去年底以来的宏观调控，似乎有越来越背离市场经济原则的趋势：一方面，出现了以约谈为特色的对物价的行政干预，这是近20年来都比较少见的现象；另一方面，央行的紧缩措施更加依赖于数量手段，今年以来，准备金提高了6次，幅度为3个百分点，而加息算上最近这一次也仅有3次，幅度为0.75个百分点。
利用行政手段来抑制物价，从中外历史上看，没有成功的先例。一般来说，除战争时期或全面性重大自然灾难的情况下，可以短期使用行政手段来控制物价，其它时候使用这一手段是令人难以理解的。以约谈形式控制物价，只会加剧生产、流动各环节的扭曲，制造一系列的结构性问题。
造成经济结构性扭曲的另一因素，是货币政策过于倚重数量工具。中国的实业部门存在国企与非国企之分，存在体制内部门与体制外部门之分，他们的竞争地位是不平等的，央行进行数量紧缩，对国企、地方融资平台的伤害很小，但对民企、中小企业的伤害则大得多，后者不得不承担比前者高得多的资金成本。其结果就是，竞争力不强的国企排挤了一些市场化程度很高的民企，中国经济的活力和长期竞争力受到损伤。
回避利率工具的运用，还导致法定的存款利率无法提高，负利率最大的受害者是那些缺乏投资渠道、也不能受益于各种理财产品的普通民众。负利率是在用他们的财富来补贴国企和各种各样的政府融资平台，导致分配结构持续恶化。
中国经济中另一个严重的结构性问题就是实体经济与房地产部门的失衡。房地产泡沫不可怕，因为有泡沫，就会有破裂。泡沫的生成和破裂是市场经济的正常现象：在泡沫生产阶段部分甚至大部分投机者可能获利；但在泡沫破裂阶段，更多的投机者倾家荡产。在正常情况下，导致泡沫破裂的基本因素，是利率或信贷的收紧。但在2009年，中国错失了一次房地产市场的正常调整。现在，继续保持这种低利率的形势，不利于房价的理性回归，社会上继续有大量资金从实业部门流到房地产部门，使得房地产市场成为妨碍中国经济稳定运行的定时炸弹。
超调担心没有根据
目前，超调论甚嚣尘上，这和2007年的形势颇有几分相似。当时也是通胀居高不下，但反对加息的声音调门很高，甚至很多人在事后还将外部因素触发的金融危机怪罪于当时的反通胀政策。
其实，2007年的通胀也是由于货币过于宽松引起的，与这一轮通胀的实质是相同的。当前的通胀形势，与2007年相比，更为严峻，原因主要在于危机发生之后，中国经济没有经过充分的调整，资源、劳动力等紧张因素从未消除，加上行政管制物价，导致通胀压力始终未能充分释放，一遇到适宜的条件，就会爆发出来。所谓的超调，根本不存在。
首先，通胀预期仍然很高，在实体经济方面，由于政府部门、地方平台、国企并未受到紧缩的太多影响，政府投资的冲动仍然非常强烈，特别是在保障房、水利和高铁方面。这种情形下，货币政策一旦有所放松，总需求将会快速回升。
其次，负利率继续在鼓励高杠杆，企业对资金的需求旺盛，房地产市场的狂热虽然被行政手段强行压制住了，但鼓励投机的货币因素仍未消除。
最后，劳动力等要素出现瓶颈，劳动力供给不足较明显。今年一季度，全国城市就业服务机构登记的就业供求比例为1.07（职位/求职），为历史新高，呈一种过度就业状态。从要素支撑能力来看，中国经济的潜在增长水平很可能已经无法维持在10%以上，GDP回落到9%-10%区间不仅有利于从根本上治服通胀，而且也不会导致大量失业。也就是说，中国经济很可能无法再持续保持10%以上的增长速度了，经济的回落是正常的，不能说明这就是超调！
货币环境应有利结构调整
上述分析表明，货币政策当前远远没有到达可以放松的程度。如果不适当地放松货币，前述的各种结构性矛盾将会继续恶化。恰恰相反，中国的货币政策应该继续保持适度从紧，以便为结构调整创造合适的环境。
通常而言，在宽松货币环境下，企业缺乏强有力的约束，不利于改进经营。而一旦国有部门、体制内部门获得超国民待遇，将增强其跑马圈地的实力，使得经济结构恶化。同样，将货币环境保持在超出经济潜在增长能力之上的水平，资产泡沫、分配关系等长期性问题很难得到解决。
总而言之，要解决当前经济中的一系列矛盾，需要创造一种有利的货币环境。通胀率回落到2％-3%、实际利率达到2％-3%的水平，是一种比较理想的状态，名义利率的调整应该根据这一目标来进行，任何调高通胀控制目标的做法都是危险的，也是不公平的，是对普通老百姓的公然掠夺。从调控手段来看，行政手段应该立即戒除，同时，应该迅速回到依赖利率这一价格手段上来，以便为企业创造一种公平的竞争环境。任何违背市场化导向的政策都是十分有害的，不仅会危及中国经济的中长期竞争力，而且也非常容易导致违背社会公平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