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10月是一个阴郁的日子，我从安徽师范大学中文系毕业被分配到皖南某乡村中学任教。突然有一天，学弟、诗友特从学校写信（那时通信工具还较落后）告诉我：《诗歌报》在合肥创刊，试刊号第1期4版头条开了一个安徽师大江南诗社作品专栏，发了四五位同学的作品，真的大事，诗坛大事，特别值得庆贺的是你在头条！这一期发表的我的诗作，是我大学时代的代表作《原野》。我当然高兴！安师大江南诗社与吉林大学、复旦、华师大诗社后来曾被评为全国四大高校诗社，这与《诗歌报》的推介不无关系。而对我自己的个人写作来说，拙作《原野》综合智性达到了白热化程度，表达了自己的阶段性思考，并有掏空了自己的精神气度。《诗歌报》创刊号发表拙作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传播效应，直到今天《原野》依然是关于我的诗歌话题。
　　《诗歌报》创刊于文学火爆的八十年代中期，几乎与我的诗歌写作同时发生，又在安徽本土，因此与我有着某种宿命式的关系。《诗歌报》几乎占据我的大部分诗歌生活，与诗友聚会必谈《诗歌报》。尤其是其先锋性、大胆性、特异性风格让诗坛刮目相看。那时候，诗歌民刊开始火起来了。我和诗友们也办起了民刊《门》，其理念、選稿、栏目和版式等自然学起了《诗歌报》的风格，将《诗歌报》作为典范，居然自认成功，一直自鸣得意呢！
　　令我兴奋的是，很快得知昔日上学时经常向其讨教、并留下很多温暖记忆，至今还在保持联系的学兄姜诗元就在《诗歌报》供职，虽是一位编辑，却是骨干（他还是著名的“1986年现代诗群体大展”策划人之一）。以后少不了与他保持长期联系，他也特别黏乎于我，自然我也跟着“沾光”发表了一些稿子。这让地处偏僻的我开阔了诗歌视野，并对自己的写作路数时刻保持警惕。后来我在北京读研，我还特别拜访了这位学兄，谈起当年的诗歌之谊皆感慨万分。
　　大概1988年秋，我的组诗《有一种鲜亮》在《诗歌报》发表，在当地引起了一阵不小的轰动，“有一种鲜亮”这句话还经常挂在诗友们的嘴上，并作为对拙作评述的引线。“鲜亮”其实并不“鲜亮”，内容的“鲜亮”用形式上的“遮蔽”表达出来。这种写法正是我自认为得意的。那是文学狂热的时代。蒋主编还对拙作提出了一些看法，我受益匪浅。那时代的编辑多认真负责呀！他特别提醒：在《诗歌报》上发诗是很难的。比如当时四川一批目空一切的先锋诗人都以在《诗歌报》上发诗为荣。这里的“难”委婉地含有发稿讲究标准、不谈人情的意思。是呀，一个刊物要想办出水平，必须做到这一点。前几年在马鞍山偶遇蒋主编，他无比动情地回忆着《诗歌报》的日子，仿佛回到了当年。
　　这样我的两首诗：《原野》《有一种鲜亮》，两个人：姜诗元、蒋维扬，都与《诗歌报》，与时代，与我的写诗生涯，与我的悲欢和心灵的美学探路，紧紧地联系起来了。
　　其实这只是20世纪八十年代的事情了，是“良好的开端”。后来直到今天的《诗歌月刊》依然是我个人创作的“前沿阵地”“诗歌高地”，发表了不少组诗和评论，其中上了头条和“先锋时刻”就有三次。
　　令人欣慰的是，35年来《诗歌报》《诗歌月刊》一如既往，品质优秀，成为一家辨识度极高的诗歌期刊，一直是诗友们谈论的热门话题。
　　方文竹，1961年生，安徽怀宁人，1984年毕业于安徽师范大学中文系，1998年获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硕士学位，现供职于《宣城日报》。出版诗集《九十年代实验室》、散文集《我需要痛》、长篇小说《黑影》、学术论文集《自由游戏的时代》等各类著作21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