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洋桥公交车的站牌倒了十几天了，有一天被某报的记者看见，于是倒地的站牌也有了在报上露脸的机会。记者挺感慨：倒地已有十几天了，但一直没有人来“搀”扶一把。“搀”字用得很妙，举手之劳无人肯为，何故也？
　　其实没有必要对路人进行指责，记者也是路人，而且是很关心此事的路人，不是也没有搀扶一把吗？如果把矛头对准路人，就会陷入“有无道德”的无谓之争，而把真正的责任者放过。
　　每遇到些所谓“世风日下”之类的现象时，媒体就爱充当道德审判的法官，想当然地判定一部分人道德低下。看见路牌倒地，就指责路人缺乏责任；城市卫生差，就说市民素质低。且不说，这种空泛的道德指责有多大意义，单是指责对象就是南辕北辙。
　　路人也好，市民也罢，他们是城市的主人，在市场经济社会里，站牌倒地是一件很容易解决的事情，这是公共服务范围内的事。老百姓纳了税，政府从税收中拿出钱来，对公共设施进行维护，每一个公共设施都有专职部门进行管理服务，而且这些服务都是有偿的。
　　从这个角度说，媒体存在的意义在于能否当好市民的监督员。市民因为无法自己管理公共设施，于是雇佣了市政人员；因为无法监督市政人员，于是靠给媒体出售受众的“注意力”，聘请媒体替公众监督市政人员。受众的“注意力”，是媒体生存的根本，因为媒体只有得到足够的受众“注意力”，才能吸引广告商的注意，有了广告商的注意，才有广告额，才能正常运转。
　　越能当好监督员的媒体，公信力越高，受众越多；受众越多的媒体，广告商越多。所以，从效果上看，报纸应指名道姓地说，什么地方的路牌倒了，某某部门应尽快修好，本报将继续关注此事。当然报社也可派记者把路牌扶起，就是不要指责路人，因为此事与路人无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