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钢:离开首都的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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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5年9月,381位首钢工人在比利时拆了一座名叫赛兰的钢厂。钢厂占地42亩,设备总重量62000多吨,2亿8千万个大小零件,拆迁编号写满了22册。一年后的1986年8月,赛兰钢厂从天津港上岸,中国当时唯一的一台120轮大型运输车载着转炉的炉体,14台大型拖车载着总计1300吨的设备构件在开道车、标杆车、指挥车的引领下,浩浩荡荡地开赴北京石景山,沿途围观群众无数,有的甚至爬到树上张望:看,首钢“搬”来了一座钢厂。
  当时,朱文鑫、崔允、程国庆都看到了那宏伟的场面,而李金峰刚刚6岁。他们没想到,20年后,他们要共同经历一场更为波澜壮阔的搬迁;而这次要搬的,不再是沉重的设备,而是包括他们在内的一个个钢铁工人
  
  
  “一生歉疚孩子最多的,就从今天开始。”2004年的一天,首钢员工朱文鑫在日记中写道。
  作为他记录女儿成长的日记的终结篇,这一天的到来比朱文鑫料想的提早了7年——他原本打算从女儿在妻子怀中孕育开始,一直到女儿18岁成人,做全程记录。然而,这一习惯必须在女儿11岁时终止。
  这一天,朱文鑫的工作地点从北京迁移到了河北唐山的迁安。确切地说,这里叫首钢迁安钢铁有限责任公司,是日后首钢集团“一业多地”的落户地之一。那时,皇城根下的钢铁公司里,多数人宁可相信,庞大的企业不可能彻底搬迁。甭管“奥运”和“环保”的呼声多么高涨,不在北京还能叫首钢吗?
  2001年7月13日,从莫斯科传来北京申奥成功的消息,首钢领导又乐又愁。几小时后就召开会议,研究公司未来的环保发展。但他们还是高估了奥运倒计时中的首都对重工业企业的容忍度,“首鋼是北京蓝天、绿色奥运的大敌”,在北京和全国人民心中成了不争的事实。将这片“石景山区上空的黑云”赶出京城的要求,从官方到民间,一浪一浪地袭来。首钢不断压缩产能,在北京的立足空间越来越小;经国务院批准后,搬迁更加迫在眉睫。
  时任《首钢日报》文化版编辑的朱文鑫感觉到,这个庞大的工厂抵挡不住时代大潮,还不如先走。同在首钢公司的妻子也同意,双职工家庭,走一个留一个,更有利于对形势的把握和适应。
  “一是不想被动选择,搬迁这种事不是公司几个领导能够决定的;二是异地工作挣的钱多,你要养家糊口啊。”
  从此,朱文鑫和他的同事们开始了河北北京的往返生活。他们一般周日下午从北京长安街的西头出发,一路向东,奔赴秦皇岛、迁安、曹妃甸,首秦(首钢在秦皇岛的公司)和迁钢、京唐(首钢在唐山的公司)是他们新的工作场所,但在员工的要求下,三地公司的前面都冠上了“首钢”字样。
  他们都成了不在首都的首钢人。
  
  朱文鑫:艰险的异乡之旅
  
  1979年,朱文鑫16岁,被首钢的劳资部门“强行”从老家山东带到北京,为的是“接班”——作为首钢员工的父亲要退休了。尽管在与劳资部门的谈话中,朱文鑫明确表示对“当工人”没兴趣,但这次谈话显然不是来征求他个人意见的。
  进京后,朱文鑫的钢铁工人生活正式开始。在业余时间,他坚持读书,在电大的文学班上,他与自己日后的妻子“早恋”。不久,一个典型的大型国企内的双职工家庭诞生了。
  朱文鑫觉得,自己这代人和父辈走了一条截然相反的路。“我父亲搞勘探的,40岁才回北京安定下来。咱们父辈那一代,在两地生活,好不容易到最后一起生活了,也退休了。现在我们到了中年,却开始了两地生活。”
  新生活的疑惑,在周四黄昏后的首钢家属区里,朱文鑫感觉格外明显。
  提前一天回来,吃完晚饭在小区里遛弯的时候,满眼都是老人、妇女和孩子。就像“35到50岁这拨男人都出去打仗了”。
  “这代男人很悲壮,在外地工作、创业,其实跟参战是一样的。家里出个什么事,根本指望不上。咱说俗一点儿,家里着火了,120都送医院了,你还没赶回来呢。”
  在迁钢的3年半里,朱文鑫的父亲去世,他赶路回来见到了老人最后一面;而对女儿成长历程的缺席,则让朱文鑫心存愧疚。每次回来,他都会陪女儿聊天,一直到两人聊着聊着睡过去;每次离开,他都会跟女儿隔着门的纱窗,两人食指相碰,说一句最想说的话;在外地的每一天,他跟女儿都会在晚上六七点钟时打一通电话,不管多忙都没有中断过。
  为了能让家人安心,朱文鑫隐瞒了很多他在外地的“惊魂一刻”。
  2004年跟他同一批去迁钢的22人里,已有两人死于往返京冀高速路上的车祸,而朱文鑫自己也有三次高速历险。
  第一次,2005年,下小雪,他们几个人搭了一辆金杯车一起走。快到玉田的时候,路上已经结了薄薄的冰,车突然发生180度打滑。幸好没有后车追上来。
  第二次,河北某路段,修路的路障和标识不明显,突然前面出现一个路障,急刹车一把打轮之后再贴边,差点翻车。
  
  第三次是在晚上9点。开车的人想开开车门透透气,就这么一瞬间,方向盘就偏了,车在路上连撞了三下,翻了,朱文鑫和开车的那个朋友就跟太空人一样飞起来。他拖出已经昏迷的朋友,刚一站定,后面就冲上来一辆车,把他们那辆车顶出去几十米。车彻底报废了,万幸的是人没有大碍。
  高速上发生的危险,朱文鑫从来不跟家人提起,女儿承受不了,妻子也有可能让他回北京工作。但是朱文鑫心里明白,“人已经走到这一步就不能再往回走了。”
  除了交通事故,对朱文鑫来说,危险还来自于工作职责。
  在迁钢,朱文鑫一开始在党群部主管纪检,查处贪污腐败、行贿受贿等违纪行为。一天回宿舍后没有马上锁门,进卫生间洗手的当口,就被人从身后袭击,住了10天院,缝了七针。
  “那时候分析,是触及到某个人利益了。”
  后来,朱文鑫被调到保卫处工作。总经理觉得,文人搞保卫,善动脑子,笔杆子定能战胜枪杆子。
  当时的保卫工作,对一个异地建立的大工厂来说,是极其挠头的事情。迁钢所在地原是一个叫滨河村的地方,周边被几个自然村包围。因为保安需要在本地招人,而本地人的社会关系盘根错节,“什么表哥表姨的表弟,绕了半天他都能给你绕过去”,“女婿看门,老丈人偷东西”的事情时有发生,加上地方黑势力和金钱收买的诱惑,情况就更为复杂了。
  朱文鑫在总经理的支持下给迁钢的六个大门都安置了门禁,员工进出门必须刷卡,有货物进出必须有朱文鑫签字的票据。本来一切似乎步入正轨,但就在朱文鑫去云南休年假时,保卫处出了件大事。
  其间,有一伙人以拉废钢铁为名,把设备的备件拉出去了。装车时被人举报,派出所到现场,一共抓起来15个人,社会上8个人,迁钢内部职工7个人,包括保卫处的2人。经查,是里外勾结作案。保卫处的人找到了印出门票的印刷厂,做了一模一样的套票,得以蒙混过关。外面接应的是个有黑社会背景的人,为了抓住这个主犯,朱文鑫与警方一起跟踪、蹲坑折腾了整整30天,最后在沈阳一家大酒店将其擒获,连GPS、红外线望远镜都用上了,“跟电影里一样”。
  这段没日没夜的经历让朱文鑫疲惫,更让他烦闷的是里里外外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这个大案到最后“特别热闹”,甚至有点荒谬——“比如张三参与其中,结果还把他的情妇给弄出来了,因为撒网撒得太大了。”
  离开迁钢调任到曹妃甸京唐公司时,朱文鑫手机里有1000多个号码,黑道白道的“朋友”结交了一堆,几乎每一个迁钢的人都认识他。他说,干保卫一年多,相当于在社会上混了10年;在外地生活,必须学会自我保护。这些年他仍然保持着记日记的习惯,虽然内容不可能再是他心爱的女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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