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疫元老福奇难以说服分裂的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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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东尼·福奇。1940年生于美国纽约,1966年毕业于康奈尔大学医学院,1968年进入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下属的美国国家过敏症和传染病研究所工作,1984年起任该研究所所长,2020年1月起成为白宫新冠肺炎疫情应对特别小组成员。

  “我、我的家人……我的女儿、我的妻子都受到了严重威胁。我的意思是,这还是美利坚合众国吗?”7月23日,79岁的美国国家过敏症和传染病研究所所长、白宫新冠肺炎疫情应对特别小组头号专家安东尼·福奇向媒体发出此问。
  自里根时代以来,这位顶级传染病学家已协助6位美国总统应对公共卫生挑战。然而这次,福奇的角色远比提供科学建议更复杂。《名利场》杂志写道:“福奇在发动一场‘说服’的战争,他必须说服一个多元化的、联邦主义的、高度党派性的国家认真对待病毒威胁。”
  这场“说服”战争进行得十分艰难。美国不仅疫情严重,社会不同群体对疫情的认识也极为分裂,而随着大选日益临近,当前美国各地再度升级的疫情正被进一步政治化。因为一直推动升级防控措施,福奇在右翼保守派群体中遭到的政治攻击也正变得更加频繁。

每个议员和州长都想和他通话


  过去半年,福奇不断亮相,为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答疑——不仅是各主要媒体,也包括喜剧秀、网络直播等大众平台。他说,自己最忙时一天收3000多封邮件和几百个電话,几乎每个国会议员和州长都想和他通话。
  福奇如此“火”,和他在美国传染病学界的地位分不开。他担任所长已经36年。2019年“谷歌学术”的引用分析显示,他在被引用次数最多的学者排名中位列第四十一位。他也是收入最高的美国联邦政府雇员之一,年收入约40万美元,超过了副总统和首席大法官。他负责的研究所2020财年的预算近59亿美元。
  福奇曾畅谈自己同总统们的交往:与老布什“建立了亲密的友谊”,老布什“真诚地想了解艾滋病毒问题”;和克林顿的关系很好,“但这是非常正式的关系”;小布什的防治艾滋病紧急救援计划是“美国总统做过的最重要的事情之一”;奥巴马是“一个非常容易相处的人,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人”……
  然而,此次疫情期间,福奇面对的却是一位“另类”总统。特朗普始终对传统公共机构充满怀疑与不屑,与福奇及其所代表的职业科学家群体格格不入。或许也正是这种反差,让美国媒体一直对报道特朗普与福奇的互动充满了兴趣。新冠肺炎疫情初期,福奇曾向媒体表示:“他(特朗普)是个实干家,喜欢把事情做成,不想浪费时间。”当被问及两人关系时,福奇说:“总统非常仔细地倾听我说的话。他几乎无一例外地采纳了我的建议,而且从来没有真正反驳过我向他推荐的东西。”然而,这些看似积极的评语,还是挡不住媒体对两人存在冲突的猜测。在疫苗开发、药物效果、是否应坚持“保持社交距离”、是否应鼓励公众戴口罩等诸多问题上,福奇多次公开纠正特朗普的不正确言论。接受《科学》杂志采访时,他承认自己与特朗普存在分歧,但又无可奈何:“我又不能跳到麦克风前,把他推下去。”
  此前,在一些美国政客不断炒作所谓“病毒泄漏论”时,福奇也依旧坚持科学。接受《国家地理》杂志采访时,他否定了“病毒合成论”“实验室泄漏论”,并就疫情期间的信息混乱问题提出批评:“任何人都可以声称自己是专家,即使他们根本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
左上图:1984年,福奇在实验室工作。右上图:1986年,福奇(前右)在一家艾滋病诊所工作。左下图:1987年,福奇为时任美国总统里根等人讲解艾滋病防治知识。右下图:2008年,时任美国总统小布什向福奇颁授平民最高奖章。

“即使病毒大流行也是政治性的”


  《金融时报》日前就福奇的处境写道:“他是全世界领先的公共卫生科学家,然而这个世界对专业知识越来越怀疑;他是个和善的人,自认是一名人道主义者,然而在当下社会中火爆言论比忠告更受欢迎。”接受该报采访时,福奇承认,自己已一个多月没见特朗普了。
福奇(右)随特朗普(中)出席白宫疫情通报会时,表情尴尬。

  一段时间以来,白宫以及美国保守派对福奇的攻击不断升温。特朗普称福奇“是个好人,但犯了很多错误”。保守派议员撰文称,福奇的政策建议正在引发“经济灾难”。福克斯新闻主持人塔克·卡尔森甚至攻击福奇倡导的防控措施是“国家自杀”。这些人的话对一部分社会群体产生了作用。福奇对《纽约时报》记者表示:“我可以给你们看一些我收到的电子邮件和短信——每个人似乎都有我的手机号码——它们对我的所作所为充满敌意,好像我侵犯了他们的个人自由。”
  在民主党阵营,福奇同样被赋予了更多政治色彩,被许多人塑造为在白宫抵御保守派“意识形态攻击”的关键力量。不久前,白宫关于疫情的新闻发布会重启,福奇却不在现场,这迅速引发媒体关注,“福奇博士在哪里”被炒成了热门话题。此前,白宫不允许福奇前往民主党控制的众议院出席听证会,也引发了民主党阵营的激烈批评。俄亥俄州立大学法学教授谢恩称,国会应该立法,规定国立卫生研究院下属各机构的负责人不得仅因政策分歧被撤职。记者也多次收到自由派组织发来的募款邮件,号召公众“守护福奇”。   对待福奇截然不同的态度,正是当前美国不同政治群体对疫情认知分裂的缩影。有学者分析了一季度两党国会议员就疫情所发的30887条推文,发现民主党人所发推文更强调疫情对公共健康和民众的威胁,而共和党人所发推文更重视企业受疫情影响情况。这显然影响了民意。民调显示,民主党支持者中76%的人认为疫情是美国面临的大问题,共和党支持者中仅37%的人持此观点。疫情期间民主党人勤洗手的可能性是共和党人的两倍,而共和党人避免聚集活动的可能性只有民主党人的一半。《经济学人》杂志称:“在美国,即使病毒大流行也是政治性的。”
  福奇认为,极端对立的政治氛围是导致美国难以控制疫情的深层原因之一。他说:“从政治角度看,只有戴上眼罩、捂住耳朵,才能认为我们现在不是生活在一个严重分裂的社会。”而一旦在某件事上难以取得一致意见,“处理它的效率就会降低”。

“白宫没有严肃地对待美国面临的威胁”


  尽管被卷入政治博弈,福奇还是在努力招架。不久前,他在出席乔治城大学一场公开活动时,苦口婆心劝说年轻人加强自我防护。他有意识地避免道德说教和陷入党派性话题,强调“当你面对这个国家的分裂气氛时,最重要的是坚持科学和证据。因为那是一件干净、清晰的事情,不涉及意识形态,不涉及政治派别”。今年6月,锡耶纳学院一项民调显示,67%的美国人在病毒问题上相信福奇,26%的人相信总统。曾任美国卫生与公众服务部长的众议员堂娜·沙拉拉说,福奇身为世界级的科学家,“有良好的沟通能力,为人正直,对政治有一定的理解,并懂得为了保护科学家而远离政治”。
  7月下旬,美国辛克莱广播集团旗下的地方电视台计划播出宣扬新冠病毒阴谋论的节目,毫无依据地宣称是福奇“制造”了新冠病毒,并“出口”到中國。节目主角朱迪·米科维茨是激进的反疫苗者,今年早些时候还炮制了一档臭名昭著的阴谋论节目,声称口罩会“激活”新冠病毒并使人患病,新冠病毒是在实验室中制造的,涉及微软公司创始人比尔·盖茨等人。也许是针对福奇的新节目更荒唐,激起了舆论强烈反弹。7月26日,辛克莱广播集团宣布撤下这个节目。
  当前福奇遭遇的困境,并不只是其个人的尴尬,也显示了美国在此次疫情期间的一大痛点——政治很多时候被置于科学之前,对外推责被置于国内防控之前。纽约大学兰贡医学中心教授亚瑟·卡普兰对《环球人物》记者分析指出:“白宫没有严肃地对待美国面临的威胁。”他强调,保守政治力量过于信任自由市场,并将意识形态放在科学之上,没有能力在全国范围内对疫情做出强有力的反应。
  日前,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的4名前主任联名在《华盛顿邮报》发表文章称:“对公共卫生准则的肆意漠视导致了美国感染和死亡病例的急剧上升,在这场全球大流行中,美国现在已经成为全球异类。”他们指出,疾控中心科学家的科学意见正受到党派政治的攻击,这在美国人民需要领导力、专业知识和透明度的时刻,播下了困惑、不信任的种子,甚至在全国范围内激起了强烈反对公共卫生官员的情绪。
  过去数周,美国疫情陡然升级,确诊病例总数仅15天就从300万升至400万,但在一些右翼政治人物的解释里,美国病例数之所以急剧增加,只是因为检测工作做得好。对此类言论,美国疾控中心前主任汤姆·弗莱登撰文予以驳斥。他以亚利桑那等3州为例,称当地检测数增加了不到一半,确诊病例数却几乎增加了两倍。哈佛大学全球健康研究所所长阿希什·贾哈直言,造成这轮病例剧增的原因是部分地区急于重新开放经济,而没有采取适当的安全措施。福奇在与联邦政府高官对话时说,美国确诊人数从每天两万迅速增加到五六万甚至突破七万,虽然纽约已较好地控制住了疫情,但佛罗里达等南方州又成为新的暴发点。“我们必须要控制疫情,因为我们希望最终能够逐步开放经济。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按照一定的规范循序渐进。”
  《科学》杂志指出,美国疫情应对“支离破碎、混乱不堪”,且受到政治人物发出的“相互矛盾的信息”困扰。时至今日,是否应该要求公众戴口罩,在美国依旧是一个政治问题。几天前,特朗普在采访中依旧强调,他不支持政府命令公众戴口罩,称要给人们“一点自由”。在高度分裂的美国社会,人们早已习惯于从不同渠道接受完全不同的信息,连对疫情相关的种种客观事实都难以达成共识,在应以何种政策应对疫情的问题上更是分歧明显。此前,为表达对严格防控措施的反对,得克萨斯州共和党籍副州长帕特里克表示,包括自己在内的很多年长者会为年轻人做出牺牲,以拯救美国经济。对此,纽约州民主党籍州长科莫回应称:“我的母亲不是可以牺牲的……我们也不会在人命上标上价码。”
福奇在媒体上呼吁人们戴上口罩。

  “就像人一样,一个国家在危难之际也会显露出真正的面目。”一名欧洲记者如此评价美国的疫情状况。虽然美国社会在执行“保持社交距离”的防疫政策指南方面有不同意见,但几十年来在政治共识的形成上倒是一直自觉地保持着“社交距离”。对于科学家的公共角色,公众就存在明显的不同认知。去年8月,皮尤中心的一项研究显示,73%的民主党人认为科学家能更好地做出与科学相关的政策决定。在共和党群体中,只有43%的民众持这种观点。在许多保守派人士看来,“科学”只是自由派推进自身政治议程的一个幌子。
  《大西洋月刊》近日载文称:“当病毒来到美国时,发现了一个存在严重基础疾病的国家,并无情地利用了这些问题。一些慢性疾病——腐败的政治阶层,僵化的官僚机构,无情的经济,分裂和心烦意乱的公众——多年来都没有得到治疗。”从美国发现第一例确诊感染病例至今,已有足足6个月时间。美国究竟何时才能走出疫情防控困境?对此,目前仍没有人能给出答案。
  7月23日,福奇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如果到2021年抗新冠病毒的疫苗研发成功,并且成功地给大部分美国人接种,或许就能谈论“真正的正常生活”。他也再次强调了自己和特朗普“关系挺不错”。不过,人们还是可以从他的话语里听出一些无奈。他说:“有些人不恰当地称我为英雄,但我不是英雄,只是做了我的工作。也有人真的对我很生气,觉得我在干涉他们的生活。但我只是在推进公共卫生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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