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大连13岁男孩残忍杀害10岁女孩一事，舆论义愤填膺。杀人、藏尸、还可能涉及性侵，有着明显超越未成年人的心理、生理和行动。该男孩还被曝光曾多次骚扰小区女业主，作案后甚至拿“未满14岁”炫耀与挑衅。
　　每一个细节，都触动着公众的愤怒点。这一次，人们实在无法容忍“还是孩子”的和稀泥式宽容。对于流行的“四大宽容”：来都来了、死都死了、大过年的、都是孩子，人们实在忍够了。
　　警方通报中提到：依据《刑法》第十七条第二款之规定，加害人蔡某某未满14周岁，未达到法定刑事责任年龄，依法不予追究刑事责任。网友愤怒地评论：我们可以等，等到他18岁时再判。还有的说，应该追究其父母的监护监管责任，养出这样恶魔的孩子。父母要承担责任。孩子在家里以如此残忍的方式杀人，父母难道完全不知情？未成年人保护法不应该成为“未成年人渣”的保护伞，法律不该悖离原初的正义意图。
　　评论很解恨，然而只是一种情绪发泄罢了。无论舆论如何愤怒，法律只能保持冷静，无论如何“罪大恶极”，法律必然依据具体的法条去作判决。
　　除了能证明他年龄造假，其实已达到14周岁，否则，只能按照“未满14周岁未达到法定刑事责任年龄，依法不予追究刑事责任”的法条去判决。这就是法律。就像当年轰动美国的辛普森案一样，直播庭审，全民都是陪审员，都觉得辛普森肯定杀人了，但基于正当程序，法律却拿他没办法。还有当年丈夫拒签字导致孕妇死亡事件也是如此，法律规定手术必须本人或家属签字，不签字就不能手术。
　　法律如此“僵化而无弹性”，是保护坏人吗？恰恰相反，法律的初衷是为了平等地保护每个人，防范自由裁量可能导致的专断和腐败。可是，普遍主义与特殊主义不可避免地存在冲突，每一个刚性规定在带来普遍正义的同时，都隐藏着某种非意图的负外部性，在极端和特殊情况下走向立法善意的反面。大連这起案件，就暴露了这个问题，为了普遍的正义而牺牲了特殊个案中的正义，眼睁睁地看着一个杀人者带着对大众轻蔑的笑，轻易地逃脱了法律制裁，让公众像吞了一只绿头苍蝇，义愤填膺却没有办法。
　　怎么办？除了在既有的法律框架中穷尽对他的惩罚外，最长的收容时间、民事索赔，这个案件，以讽刺的方式暴露了问题，给推动法律修改提供了最有力的论据。面对这个血淋淋的案件，还把14周岁当成法定刑事责任年龄，就说不过去了。法律需要保护未成年人，要看到，这起案件中，被害的10岁女童，是更需要保护的未成年人。现在很多孩子都早熟，生理和心理跟过去不一样了，法律也应该作相应的调整，保护弱小的未成年人免于被强大的、成年化的“未成年”欺凌。
　　除了要修改未成年人刑事年龄，法律还要考虑到特殊情况，赋予法官透明而可控的自由裁量空间，避免过于刚性而导致如此看得见的漏洞。每一次像这样让人们恨得咬牙切齿、法律却无可奈何让罪犯逍遥法外的个案，都会伤害法律的公信力，借助个案修补法律，才是对法律和正义的救赎。
　　即使法律修改了，也不能溯及既往，大连一案只能按既有法律去判。舆论也不必纠结于此，好像法律导致了正义的缺席，让人无法释怀。
　　不必悲观，调整和规范这个社会的，不仅有法律，还有其他，比如舆论和道德法庭，逃过了法律，逃不过道德法庭的审判。这个13岁的杀人者及其家长，这辈子可能都会活在舆论的鄙视阴影之下。起码在当地，走到哪里都会被人戳脊梁骨，被人指责，被人排斥，被人瞧不起，背着沉重的罪恶包袱过这一生，就是道德的惩罚。
　　不要指望法律能解决所有问题，放心吧，法律没解决的问题，道德和舆论会接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