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想为改革高潮而战
　　
　　20多年前的1988年,中国实施物价闯关失败,它的搁浅使很多已被提上日程的改革被拖延下来。随后两年,宏观经济陷入低迷,全国上下弥漫着阴郁的紧张空气,经济发展速度降到了1978年以来的最低点。经济局势的动荡,使意识形态的争论变得非常敏感。一些人士担心私营企业的膨胀发展最终将造成社会主义中国的“变色”……种种针对改革政策的质疑,从四面八方射来。
　　在这样的时刻,吴敬琏孤身出战,就“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的体制选择与保守力量进行了激烈的论战。与此同时,他和一群年轻的同事们沉下心来思考接下来的改革道路和设计可行性方案。
　　日后他写道:“我们当时的想法是,虽然从表面上看,中国的经济改革进入了低潮,但是,由于中国除了改革之外别无出路,高潮终究是会到来的。我们应当利用这一段时间总结过去的经验,吸收别人的成果,为终将到来的改革高潮做好理论上和方案上的准备。”
　　这一段话充满了对改革的坚定,让人油然想起顾准在临终前所嘱托过的那四个字“守机待时”。那时的吴敬琏有着毋庸置疑的独立思考和批判精神。同时,他的“建构性人格”则让他总是从建设而非破坏的角度来展望未来的道路。后来发生的事实正是,到了1992年,中国经济改革再度启动,吴敬琏和他的同事们所形成的总体方案成为改革实施的重要蓝本。
　　
　　当前尚有多少亟待之“变”
　　
　　之所以在今天讲述这些轶事,是因为:在当今的中国经济界,迫切需要有一群人沉下心来,为未来的中国经济改革设计总体方案,以迎接下一轮改革高潮的到来。
　　在今日中国,何为“改革”,已成了一个需要讨论的命题。
　　我们目前所实施的重大经济政策,有很多是在1990年代初期和中期确立下来的。比如:曾经取得很大成功的分税制模式,目前已到了需要检讨的地步。如地方政府依然靠土地转让金来支撑财政,那么地产困局及投资性冲动等难题将很难解开。
　　比如:国有企业的改革模式问题。早在1992年,中国学者就达成共识,认为“想用强化指令性计划的办法来加强、支持公有制经济,恐怕难免落空”。从1993年的“抓大放小”到1998年的“国退民进”,国有资本集团已脱胎换骨。而其所形成的强大能力竟已构成了对其他资本集团的压抑。各种资本如何在公平的市场环境下成长,成了一个非得马上讨论的话题。
　　再比如:金融体制的改革,早在1980年代初期,学界就提出了“加速推行基层银行的企业化经营方式、整顿和利用已经出现的民间金融机构”的建议,而至今,国有商业银行已经变得非常强势,而金融市场化还远远没有破题。
　　又比如:宏观调节制度的改革,政府应该以怎样的方式参与国民经济调控?早在1990年,吴敬琏便认为:“现代市场经济无例外地是有宏观管理、政府干预或行政指导的市场经济,或称‘混合经济’。”然而,国家到底该如何调控经济,却从来没有被认真而定量地探讨过。
　　还比如:一些十分重大的、关乎民生的经济制度改革远远没有被实质性启动,如:社会保障制度、医疗体制改革、教育体制改革等等。
　　在这篇专栏中所列举的还仅仅是经济领域的改革命题。事实上,改革是政治和社会问题。
　　从本轮改革的第一天起,中国的问题就是千头万绪,如何进行整体性的战略思考,形成配套、有效的改革总体方案,并在适当的时机、选择适当的突破口予以勇敢的实施,始终是一个极具挑战性的任务。
　　天已降大任,谁人堪当其重乎?管理
　　(本文作者系蓝狮子图书出版人、财经作家)
　　责任编辑:杨 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