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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经济全球化快速发展,全球市场加速融合,要素流动更加频繁,充分利用外需、加快自身发展成为世界各国的共同选择。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危机影响的严重性和经济复苏的曲折性都超过预期,国内外经济环境极为复杂。积极稳定并创造外需,进一步强化外需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成为当务之急。
稳定外需面临的形势仍不容乐观
尽管我国稳定外需政策已取得一定成效,但未来一段时间,影响我国外需发展的不稳定、不确定因素仍然很多。特别是全球经济复苏基础比较脆弱、贸易保护主义不断加剧、市场竞争日趋激烈等不利因素,大大增加了稳定外需的难度。
首先,世界经济二次探底的可能性依然存在。尽管世界经济正在逐步复苏,但国际金融危机深层次影响尚未消除,世界经济系统性和结构性风险仍十分突出。欧洲主权债务危机仍未得到有效解决,制约着欧元区经济复苏。美国经济复苏放缓,失业率居高不下。新兴市场国家通胀压力加大,调控难度增加。
其次,全球需求尤其是消费需求不会迅速回升。从短期来看,国际金融危机通过消费、贸易、投资等渠道迅速传导到实体经济,使全球经济陷入衰退;从长期来看,危机对世界经济发展格局产生重大影响,需求不足将是全球经济复苏的重大障碍。
再者,贸易保护主义明显增多。现在各国政府已实施的贸易保护主义措施有99项,正在计划或准备实施的还有134项,其中包括提供政府援助资金、提高关税、限制移民以及给予出口补贴等。专家预计,在未来的两三年内,贸易保护主义不但难见缓解,而且有可能更加激化。
在愈演愈烈的贸易保护风潮中,我国成为主要的受害国。我国产品遭遇贸易摩擦的连锁性凸显,传统优势出口产品频繁出现一个产品在不同市场遭遇贸易救济调查的现象,呈现出摩擦国别扩散和救济措施叠加的势头。如欧盟委员会于6月30日正式发布立案公告,对我国无线宽域网络调制解调器同时发起保障措施和反倾销双案调查,涉及国内企业1000余家,涉案金额约41亿美元,创中欧贸易史上涉案金额之最。贸易保护主义不仅破坏已经形成的经济全球化格局,而且造成世界贸易额下降,严重恶化了我国的出口环境。
第四,出口市场竞争更加激烈。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全球需求急剧锐减,产能过剩矛盾突出,市场竞争日趋激烈。目前美国、德国、日本产能利用率分别只有68.3%、72%和65%。受危机影响,发达经济体将进入一轮“再工业化”进程,服务业过于超前发展、工业占比相对较低的格局会得到一定程度的修正,其高端消费品、投资品的生产能力可能增强。同时,发展中国家出口竞争力增强,市场份额上升,使我国出口产品面临来自两端的竞争压力。
第五、我国传统产品出口竞争力不强。目前,我国出口产品层次较低,主要集中在传统劳动密集型产品及资源、环境成本密集型产品;即使是机电产品和高新技术产品,大部分也是中低端加工装配环节的产品,国内增值率不高,市场竞争力不强。更为重要的是,在应对气候变化过程中,部分发达国家已将温室气体减排与国际贸易紧密挂钩,美众议院已通过了包含“碳关税”条款的法案,世贸组织也提出“碳关税”可适用于国际贸易规则。
如果美、日、欧等发达国家联合对我国征收碳关税,“中国制造”将丧失原来的低成本优势。按照世贸组织每吨二氧化碳当量38.22美元计算,我国输美的钢材、电解铝、水泥相当于分别被征收7.5%、22.1%和61.6%的额外关税。按照欧盟计划从2011年开征的“碳关税”标准,我国出口商品的平均成本将增加10%左右,从而严重冲击我国出口。
稳定外需更应主动创造外需
为了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我国出台的稳定外需的各项政策力度很大,含金量很高,效果已开始逐步显现。目前最关键的是应不折不扣地落实这些政策,继续保持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稳固外需企稳回升势头,力保在全球的存量市场份额不降低。
可以预料,全球经济复苏将是一个缓慢曲折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我们不能被动等待外需市场回升,而应超前谋划,主动创造增量外需。这样,既有利于减少贸易摩擦,又有助于世界经济复苏。
首先,在以我为主的原则下,应积极参与全球重要经济政策的讨论和制定,包括建立和完善解决全球失衡、全球金融和货币无序、全球重要商品价格失控等重大问题的国际调整机制;加快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尤其是加快和欧、美、日等主要贸易合作伙伴的谈判进程,努力扩大跨区域的双边经贸合作范围,积极拓展外需增长空间;继续争取更多国家尽快承认我国市场经济地位,为出口企业在国际市场获得公平竞争的环境等。
其次,要积极鼓励资本输出。当前,应利用我国外汇储备充足、生产能力过剩及全球流动性不足的有利条件,完善信贷、外汇、财税等政策支持体系,鼓励企业“走出去”,打破单纯以贸易方式来扩大出口的传统模式,通过资本输出创造出口需求。
第三,作为贸易保护主义的主要受害国,我国应加快建立全球、政府、行业协会和企业“四位一体”的应对体制机制,形成解决贸易争端的合力,巩固既有市场份额。当前,可倡议并推动在世贸组织设立专门机构,审议各国有关经济政策,及时纠正含有贸易保护主义倾向的条款和内容,并制定有约束力和可操作性的惩罚措施,切实把国际社会抵制贸易保护、加强经贸合作的政治意愿落到实处。
政府部门应与相关国家进行及时有效的磋商和交涉,对针对我国的贸易歧视迅速开出贸易报复清单,果断启用反倾销、反补贴、保障措施等工具,增强贸易报复的时效性和威慑力,严防别国跟进,产生贸易保护的 “连锁效应”。行业协会应建立贸易监测和预警体系,健全沟通协调机制,积极组织行业内企业对外应诉。国内企业应加快实施市场多元化和以质取胜战略,健全财务等管理制度,自觉按照国际通行规则进行营销。
后危机时代的竞争新优势是什么?
围绕应对国际金融危机,许多国家都在加大研发投入,大力培育新兴产业,积极调整产业结构,努力转变发展方式,这必将进一步提升其在后危机时代的综合实力和外贸竞争力。我国应尽快转变外贸发展方式,积极构建后危机时代竞争新优势。
以竞争优势为导向的外贸发展模式已经成为全球贸易发展的潮流。我国要想成为世界贸易强国,就应尽快转变外贸发展方式,使我国外贸增长由要素驱动跨越到投资和创新驱动,实现出口产品从资源、劳动密集型到资本、技术密集型的转变。为此,一要发挥科技支撑作用,积极培育新的外贸增长点。二是制定更优惠的政策,吸引跨国公司把技术研发、产品售后服务、物流、营销等生产加工链条两端的价值增值环节,转移到中国本土。同时,通过促进外资技术外溢,加强本国企业技术引进的消化吸收与自主创新。三是适应21世纪全球低碳经济发展大趋势,坚定不移地贯彻实施可持续贸易发展战略,实现贸易与资源环境协调发展。
此外,要加快资本全球化战略布局。积极开展包括产业资本、商业资本、金融资本在内的“中国资本”的全球化配置,不仅是破除我国在全球贸易分工体系与金融分工体系中处于劣势的关键抉择,更是提高资本投入产出效率、推进经济增长向集约化转型的必由之路。
当前的重点:一是支持企业兼并收购海外优质低价企业。重点应瞄准海外战略资源和高新技术、海外优质的制造企业以及回购以外币计价的中国资产,如H股或B股等。为此,应组建“国家海外并购领导协调小组”,适当放宽有关审批条件,加大对跨国并购企业的资金支持,鼓励企业在全球范围内建立生产、研发和销售体系。二是继续推动人民币国际化。首先在地域上实行“三步走”:先周边化,推进人民币在港澳和越南等周边国家和地区的流通;再区域化,不断提升人民币在其他亚洲国家的地位,使之逐步成为区域性主导货币;最后逐步实现国际化。其次在货币职能上“三步走”:即逐步实现人民币从结算货币到投资货币再到储备货币的国际化目标。
与此同时,要深化涉外经济体制改革。加快推进涉外经济体制改革,形成稳定、透明、统一和可预见的涉外经济管理制度和运行机制。
一是在全国范围内尽快建立起一整套科学监测、评价外贸对经济、社会和生态环境影响程度的新型指标体系,引导地方和企业提高出口增长质量和效益;二是逐步建立起以政府为主导,以财政资金为保障,以市场化运作为基础、体现稳定性和公共性的新型外贸促进机制,强化信息发布、市场调查等各项服务;三是整合各方资源,建立健全快速、有效的外贸监控、救济机制、制度化的贸易谈判、协调和磋商机制及快速反应、应诉机制,切实维护国家利益和经济安全;四是有效协调各方,尽快建立起政府调控、行业管理和企业自律相结合的外贸约束体系,有效规范外贸秩序,制止恶性竞争,维护公平贸易。
稳定外需面临的形势仍不容乐观
尽管我国稳定外需政策已取得一定成效,但未来一段时间,影响我国外需发展的不稳定、不确定因素仍然很多。特别是全球经济复苏基础比较脆弱、贸易保护主义不断加剧、市场竞争日趋激烈等不利因素,大大增加了稳定外需的难度。
首先,世界经济二次探底的可能性依然存在。尽管世界经济正在逐步复苏,但国际金融危机深层次影响尚未消除,世界经济系统性和结构性风险仍十分突出。欧洲主权债务危机仍未得到有效解决,制约着欧元区经济复苏。美国经济复苏放缓,失业率居高不下。新兴市场国家通胀压力加大,调控难度增加。
其次,全球需求尤其是消费需求不会迅速回升。从短期来看,国际金融危机通过消费、贸易、投资等渠道迅速传导到实体经济,使全球经济陷入衰退;从长期来看,危机对世界经济发展格局产生重大影响,需求不足将是全球经济复苏的重大障碍。
再者,贸易保护主义明显增多。现在各国政府已实施的贸易保护主义措施有99项,正在计划或准备实施的还有134项,其中包括提供政府援助资金、提高关税、限制移民以及给予出口补贴等。专家预计,在未来的两三年内,贸易保护主义不但难见缓解,而且有可能更加激化。
在愈演愈烈的贸易保护风潮中,我国成为主要的受害国。我国产品遭遇贸易摩擦的连锁性凸显,传统优势出口产品频繁出现一个产品在不同市场遭遇贸易救济调查的现象,呈现出摩擦国别扩散和救济措施叠加的势头。如欧盟委员会于6月30日正式发布立案公告,对我国无线宽域网络调制解调器同时发起保障措施和反倾销双案调查,涉及国内企业1000余家,涉案金额约41亿美元,创中欧贸易史上涉案金额之最。贸易保护主义不仅破坏已经形成的经济全球化格局,而且造成世界贸易额下降,严重恶化了我国的出口环境。
第四,出口市场竞争更加激烈。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全球需求急剧锐减,产能过剩矛盾突出,市场竞争日趋激烈。目前美国、德国、日本产能利用率分别只有68.3%、72%和65%。受危机影响,发达经济体将进入一轮“再工业化”进程,服务业过于超前发展、工业占比相对较低的格局会得到一定程度的修正,其高端消费品、投资品的生产能力可能增强。同时,发展中国家出口竞争力增强,市场份额上升,使我国出口产品面临来自两端的竞争压力。
第五、我国传统产品出口竞争力不强。目前,我国出口产品层次较低,主要集中在传统劳动密集型产品及资源、环境成本密集型产品;即使是机电产品和高新技术产品,大部分也是中低端加工装配环节的产品,国内增值率不高,市场竞争力不强。更为重要的是,在应对气候变化过程中,部分发达国家已将温室气体减排与国际贸易紧密挂钩,美众议院已通过了包含“碳关税”条款的法案,世贸组织也提出“碳关税”可适用于国际贸易规则。
如果美、日、欧等发达国家联合对我国征收碳关税,“中国制造”将丧失原来的低成本优势。按照世贸组织每吨二氧化碳当量38.22美元计算,我国输美的钢材、电解铝、水泥相当于分别被征收7.5%、22.1%和61.6%的额外关税。按照欧盟计划从2011年开征的“碳关税”标准,我国出口商品的平均成本将增加10%左右,从而严重冲击我国出口。
稳定外需更应主动创造外需
为了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我国出台的稳定外需的各项政策力度很大,含金量很高,效果已开始逐步显现。目前最关键的是应不折不扣地落实这些政策,继续保持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稳固外需企稳回升势头,力保在全球的存量市场份额不降低。
可以预料,全球经济复苏将是一个缓慢曲折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我们不能被动等待外需市场回升,而应超前谋划,主动创造增量外需。这样,既有利于减少贸易摩擦,又有助于世界经济复苏。
首先,在以我为主的原则下,应积极参与全球重要经济政策的讨论和制定,包括建立和完善解决全球失衡、全球金融和货币无序、全球重要商品价格失控等重大问题的国际调整机制;加快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尤其是加快和欧、美、日等主要贸易合作伙伴的谈判进程,努力扩大跨区域的双边经贸合作范围,积极拓展外需增长空间;继续争取更多国家尽快承认我国市场经济地位,为出口企业在国际市场获得公平竞争的环境等。
其次,要积极鼓励资本输出。当前,应利用我国外汇储备充足、生产能力过剩及全球流动性不足的有利条件,完善信贷、外汇、财税等政策支持体系,鼓励企业“走出去”,打破单纯以贸易方式来扩大出口的传统模式,通过资本输出创造出口需求。
第三,作为贸易保护主义的主要受害国,我国应加快建立全球、政府、行业协会和企业“四位一体”的应对体制机制,形成解决贸易争端的合力,巩固既有市场份额。当前,可倡议并推动在世贸组织设立专门机构,审议各国有关经济政策,及时纠正含有贸易保护主义倾向的条款和内容,并制定有约束力和可操作性的惩罚措施,切实把国际社会抵制贸易保护、加强经贸合作的政治意愿落到实处。
政府部门应与相关国家进行及时有效的磋商和交涉,对针对我国的贸易歧视迅速开出贸易报复清单,果断启用反倾销、反补贴、保障措施等工具,增强贸易报复的时效性和威慑力,严防别国跟进,产生贸易保护的 “连锁效应”。行业协会应建立贸易监测和预警体系,健全沟通协调机制,积极组织行业内企业对外应诉。国内企业应加快实施市场多元化和以质取胜战略,健全财务等管理制度,自觉按照国际通行规则进行营销。
后危机时代的竞争新优势是什么?
围绕应对国际金融危机,许多国家都在加大研发投入,大力培育新兴产业,积极调整产业结构,努力转变发展方式,这必将进一步提升其在后危机时代的综合实力和外贸竞争力。我国应尽快转变外贸发展方式,积极构建后危机时代竞争新优势。
以竞争优势为导向的外贸发展模式已经成为全球贸易发展的潮流。我国要想成为世界贸易强国,就应尽快转变外贸发展方式,使我国外贸增长由要素驱动跨越到投资和创新驱动,实现出口产品从资源、劳动密集型到资本、技术密集型的转变。为此,一要发挥科技支撑作用,积极培育新的外贸增长点。二是制定更优惠的政策,吸引跨国公司把技术研发、产品售后服务、物流、营销等生产加工链条两端的价值增值环节,转移到中国本土。同时,通过促进外资技术外溢,加强本国企业技术引进的消化吸收与自主创新。三是适应21世纪全球低碳经济发展大趋势,坚定不移地贯彻实施可持续贸易发展战略,实现贸易与资源环境协调发展。
此外,要加快资本全球化战略布局。积极开展包括产业资本、商业资本、金融资本在内的“中国资本”的全球化配置,不仅是破除我国在全球贸易分工体系与金融分工体系中处于劣势的关键抉择,更是提高资本投入产出效率、推进经济增长向集约化转型的必由之路。
当前的重点:一是支持企业兼并收购海外优质低价企业。重点应瞄准海外战略资源和高新技术、海外优质的制造企业以及回购以外币计价的中国资产,如H股或B股等。为此,应组建“国家海外并购领导协调小组”,适当放宽有关审批条件,加大对跨国并购企业的资金支持,鼓励企业在全球范围内建立生产、研发和销售体系。二是继续推动人民币国际化。首先在地域上实行“三步走”:先周边化,推进人民币在港澳和越南等周边国家和地区的流通;再区域化,不断提升人民币在其他亚洲国家的地位,使之逐步成为区域性主导货币;最后逐步实现国际化。其次在货币职能上“三步走”:即逐步实现人民币从结算货币到投资货币再到储备货币的国际化目标。
与此同时,要深化涉外经济体制改革。加快推进涉外经济体制改革,形成稳定、透明、统一和可预见的涉外经济管理制度和运行机制。
一是在全国范围内尽快建立起一整套科学监测、评价外贸对经济、社会和生态环境影响程度的新型指标体系,引导地方和企业提高出口增长质量和效益;二是逐步建立起以政府为主导,以财政资金为保障,以市场化运作为基础、体现稳定性和公共性的新型外贸促进机制,强化信息发布、市场调查等各项服务;三是整合各方资源,建立健全快速、有效的外贸监控、救济机制、制度化的贸易谈判、协调和磋商机制及快速反应、应诉机制,切实维护国家利益和经济安全;四是有效协调各方,尽快建立起政府调控、行业管理和企业自律相结合的外贸约束体系,有效规范外贸秩序,制止恶性竞争,维护公平贸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