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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中心之争
《深圳市综合配套改革总体方案》正式亮相前，传言深圳将获得与香港共建全球金融中心的中央支持。这样一来，不免与不久前刚获得批复的上海“全球金融中心”有“撞车”之嫌。
之后，卷入两个金融中心论战的人越来越多，有截然不同的两派阵线。张五常、陶冬等人认为深港金融中心远不如上海有潜力，而许小年、丁学良等人则认为，上海不是深港的对手。
争论关键是建立金融中心的要件是什么?制度建设与市场主导是第一位的，毋庸讳言，深港目前的法治软环境比上海好得多，上海是国企大本营，从实体到金融莫不如此，作为钦定的金融中心，从公募基金、私募基金的比例，从有竞争力的高科技企业，全都落在深圳之后，算是一大讽刺。
不过，这并不意味着深港可以高卧无忧。最近几年，深港有不进则退的忧思。如陶冬所说，近年的香港经济是借中资股大炒“一好掩百丑”，当年的四大支柱产业，如今只剩下一个半。旅游业与金融业，旅游拜大陆游客刺激，形势不错，但其它国家游客数量并不理想。真正还称得上支柱产业的，仅剩下金融业。但金融业则只有股市，近年撑起股市的是中资股，令资本市场赚钱的是中资IPO。香港建立金融中心重走内地城市老路，不断向中央要政策，或是中资股上市，或是人民币离岸交易清算中心放在香港，或是港股直通车，很少有主动创设的金融产品。
债券市场毫无突破，除了在中国大力推动下发行了几次人民币债券外，近年乏善可陈。甚至连发债建立一条政府债券收益曲线，作为债市的基准都一拖再拖。在商品市场、黄金市场、能源交易，香港坐在世界第一大商品消费国门口，号称中国的对外窗口，但在市场开拓上一事无成。私人银行业务近年有明显的扩充，但是发展却落后于竞争的新加坡。成为金融中心需要更多的投资产品，香港投资机构拍着胸脯保证创新能力，结果是成为雷曼迷你债券的二传手。
不仅如此，香港公务员薪酬之高举世公认，让真正的创业者失去动力。并且，上市委员会在上市公司延长股票禁售期上的表现。凸显出管治上的缺陷。只有最近港交所调查电盈私有化的方案，算是给香港市场的制度优势加了一块砖。
香港如此，深圳同样，深圳市场化是其特色，但如丁学良所说，深圳法治建设、信息流通以及高校规模等有待完善，深圳的当地媒体之小家子气，与上海不分上下。目前上海正在奋起直追，但他们不得不在北京与上海之间走钢丝，寄希望于北京将更多的行政分部搬到上海，以上海市如此热衷于搞行政重组、做大做强国企，恐怕到2020年要成为金融中心都有些乐观。除非上海能够痛下决心，改变行政主导一切的做法，真正尊重市场选择权。
在一点上非常支持张五常的说法，香港成为中国的金融中心，存在的天然缺陷是港币，港币与美元挂钩，存在天然贴水。为什么存在A股与H股差价，境内上市公司到香港上市，发行价总是被压得很低?就是因为港币不是主权货币，而是由货币局主导而来的殖民地式的货币。H股的定价权掌握在国际投资者手中，在外资眼中，凭什么中国大型国有商业银行的PB能高于汇丰、法国银行、德意志银行呢?并且，在香港投资的国际投资者要对冲双重汇率风险，一是人民币兑港币，二是港币兑美元，国际投资者就会要求双重折价，来弥补可能的风险。由此，在境外市场上市的中资公司看上去像极了一次次利益输送。
要建立国际金融中心，前提是人民币可以自由兑换，而后港币可以与人民币挂钩。这样市场主体拥有人民币，就可以拥有人民币的投资产品，可以对冲风险，可以依靠人民币升值获利，只有市场主体认可了人民币，人民币才能成为国际货币，中国才可能出现国际认可的金融中心。
谁能成为利率定价中心、债券投资中心谁就能成为金融中心
发挥地方自我行政改革的主动性，已成为新一轮改革的亮点。
建立与市场经济、活跃的金融中心相配套的行政体系，司法体系，是两地新一轮改革的重中之重，深圳的方案体现了这一点，上海市进行低调的行政改革、建立金融法院同样体现了这一点。
不提深港共建金融中心绝不意味着不重要，而是体现在四个方面的先行先试中。先行先试获得成功，深港金融中心一体化不在话下，如果不能成功，提得再多也是白搭。
在沪深两地的办法中，都提到了培育债券市场、期货市场与多层次的资本市场等。其中最核心的是两条，即货币定价权和多样的投资品种，谁能获得定价权，谁能成为债券投资中心，谁就能获得事实上的金融中心地位。
在这方面虽然上海先走了一步，但尚未获得市场的认可。
2006年，央行宣布每日发布“上海银行间同业拆借利率”(简称“SHI-BOR”)，为金融产品提供基准利率。Shihor报价银行团现由16家商业银行组成，目前，对社会公布的Shibor品种包括隔夜、1周、2周、1个月、3个月、6个月、9个月及1年。但SHIBOR价格存在天然缺陷，未涵盖市场利率因素，如1996年的央行曾大力推出了“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利率”(简称“CHIBOR”)，每天由中国外汇交易中心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发布从隔夜到120天的8个期限不等的利率，同样因为市场化程度不够，而没有被市场交易者接受。或者说，从事政府债券交易者才会借鉴这一利率，而民间社会另外存在定价体系。否则，温州的民间借贷利率也不会引起央行和实体经济从业者如此高度的重视了。
对于深圳而言，通过先行先试，建立市场各方接受的定价体系是成为金融中心的基础，没有一定的成交量，没有对民间借贷与官方借贷的巧妙融合，是做不到这一点的。而上海显然不能捧着Shibor高枕无忧，认为一定如伦敦同业市场拆借利率一样，成为市场公认的基准利率，推而广之，可据此为基础建立无数债券投资品种，如何更多地反映民间市场资金的价格，是Shibor面临的核心问题。鹿死谁手，尚未可知，如果彻底放开，说不定温州、东莞等地会成为中国民间资金的定价中心。
建立多元化的债券市场比建立多层次的资本市场更重要。以我国并不发达的信用体系来看，债权融资应重于股权融资，这两年企业债、公司债、地方债等长短债券发行量大增，已经可以看出这一趋势。
但我国并没有能够对冲这些风险的投资品种，央行只有公开市场的操作，惟一的目标就是控制货币的流通数量，离建立反映市场预期的债券收益率曲线何止万里之遥，银行间债券市场虽然规模较交易所市场大，也局限在金融小圈子里自娱自乐。陶冬指责香港金融业者不中进取，主要罪证就是债券市场毫无突破，除了在中国大力推动下发行了几次人民币债券外，近年乏善可陈。甚至连发债建立一条政府债券收益曲线，作为债市的基准都一拖再拖。
债券收益率曲线、债券收益的市场预期可以说是金融投资品的基础之一，在这方面。各方均乏善可陈。国债期货折戟之后到现在噤若寒蝉。发行债券的中介机构仍然钦定，法律法规制定有待时日，以个人税收优惠吸引金融操作人才、法律人才、定价人才，不建立市场化的活跃的债券投资市场，吸引来的结果就是当花瓶。实际上，国债期货风险小于股指期货，当初的327风波是政府公司内幕交易风波，不能怪到市场头上。
对于沪深两地而言，只要建立市场各方信奉的利率与投资品种，金融中心也就大体尘埃落定了。
《深圳市综合配套改革总体方案》正式亮相前，传言深圳将获得与香港共建全球金融中心的中央支持。这样一来，不免与不久前刚获得批复的上海“全球金融中心”有“撞车”之嫌。
之后，卷入两个金融中心论战的人越来越多，有截然不同的两派阵线。张五常、陶冬等人认为深港金融中心远不如上海有潜力，而许小年、丁学良等人则认为，上海不是深港的对手。
争论关键是建立金融中心的要件是什么?制度建设与市场主导是第一位的，毋庸讳言，深港目前的法治软环境比上海好得多，上海是国企大本营，从实体到金融莫不如此，作为钦定的金融中心，从公募基金、私募基金的比例，从有竞争力的高科技企业，全都落在深圳之后，算是一大讽刺。
不过，这并不意味着深港可以高卧无忧。最近几年，深港有不进则退的忧思。如陶冬所说，近年的香港经济是借中资股大炒“一好掩百丑”，当年的四大支柱产业，如今只剩下一个半。旅游业与金融业，旅游拜大陆游客刺激，形势不错，但其它国家游客数量并不理想。真正还称得上支柱产业的，仅剩下金融业。但金融业则只有股市，近年撑起股市的是中资股，令资本市场赚钱的是中资IPO。香港建立金融中心重走内地城市老路，不断向中央要政策，或是中资股上市，或是人民币离岸交易清算中心放在香港，或是港股直通车，很少有主动创设的金融产品。
债券市场毫无突破，除了在中国大力推动下发行了几次人民币债券外，近年乏善可陈。甚至连发债建立一条政府债券收益曲线，作为债市的基准都一拖再拖。在商品市场、黄金市场、能源交易，香港坐在世界第一大商品消费国门口，号称中国的对外窗口，但在市场开拓上一事无成。私人银行业务近年有明显的扩充，但是发展却落后于竞争的新加坡。成为金融中心需要更多的投资产品，香港投资机构拍着胸脯保证创新能力，结果是成为雷曼迷你债券的二传手。
不仅如此，香港公务员薪酬之高举世公认，让真正的创业者失去动力。并且，上市委员会在上市公司延长股票禁售期上的表现。凸显出管治上的缺陷。只有最近港交所调查电盈私有化的方案，算是给香港市场的制度优势加了一块砖。
香港如此，深圳同样，深圳市场化是其特色，但如丁学良所说，深圳法治建设、信息流通以及高校规模等有待完善，深圳的当地媒体之小家子气，与上海不分上下。目前上海正在奋起直追，但他们不得不在北京与上海之间走钢丝，寄希望于北京将更多的行政分部搬到上海，以上海市如此热衷于搞行政重组、做大做强国企，恐怕到2020年要成为金融中心都有些乐观。除非上海能够痛下决心，改变行政主导一切的做法，真正尊重市场选择权。
在一点上非常支持张五常的说法，香港成为中国的金融中心，存在的天然缺陷是港币，港币与美元挂钩，存在天然贴水。为什么存在A股与H股差价，境内上市公司到香港上市，发行价总是被压得很低?就是因为港币不是主权货币，而是由货币局主导而来的殖民地式的货币。H股的定价权掌握在国际投资者手中，在外资眼中，凭什么中国大型国有商业银行的PB能高于汇丰、法国银行、德意志银行呢?并且，在香港投资的国际投资者要对冲双重汇率风险，一是人民币兑港币，二是港币兑美元，国际投资者就会要求双重折价，来弥补可能的风险。由此，在境外市场上市的中资公司看上去像极了一次次利益输送。
要建立国际金融中心，前提是人民币可以自由兑换，而后港币可以与人民币挂钩。这样市场主体拥有人民币，就可以拥有人民币的投资产品，可以对冲风险，可以依靠人民币升值获利，只有市场主体认可了人民币，人民币才能成为国际货币，中国才可能出现国际认可的金融中心。
谁能成为利率定价中心、债券投资中心谁就能成为金融中心
发挥地方自我行政改革的主动性，已成为新一轮改革的亮点。
建立与市场经济、活跃的金融中心相配套的行政体系，司法体系，是两地新一轮改革的重中之重，深圳的方案体现了这一点，上海市进行低调的行政改革、建立金融法院同样体现了这一点。
不提深港共建金融中心绝不意味着不重要，而是体现在四个方面的先行先试中。先行先试获得成功，深港金融中心一体化不在话下，如果不能成功，提得再多也是白搭。
在沪深两地的办法中，都提到了培育债券市场、期货市场与多层次的资本市场等。其中最核心的是两条，即货币定价权和多样的投资品种，谁能获得定价权，谁能成为债券投资中心，谁就能获得事实上的金融中心地位。
在这方面虽然上海先走了一步，但尚未获得市场的认可。
2006年，央行宣布每日发布“上海银行间同业拆借利率”(简称“SHI-BOR”)，为金融产品提供基准利率。Shihor报价银行团现由16家商业银行组成，目前，对社会公布的Shibor品种包括隔夜、1周、2周、1个月、3个月、6个月、9个月及1年。但SHIBOR价格存在天然缺陷，未涵盖市场利率因素，如1996年的央行曾大力推出了“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利率”(简称“CHIBOR”)，每天由中国外汇交易中心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发布从隔夜到120天的8个期限不等的利率，同样因为市场化程度不够，而没有被市场交易者接受。或者说，从事政府债券交易者才会借鉴这一利率，而民间社会另外存在定价体系。否则，温州的民间借贷利率也不会引起央行和实体经济从业者如此高度的重视了。
对于深圳而言，通过先行先试，建立市场各方接受的定价体系是成为金融中心的基础，没有一定的成交量，没有对民间借贷与官方借贷的巧妙融合，是做不到这一点的。而上海显然不能捧着Shibor高枕无忧，认为一定如伦敦同业市场拆借利率一样，成为市场公认的基准利率，推而广之，可据此为基础建立无数债券投资品种，如何更多地反映民间市场资金的价格，是Shibor面临的核心问题。鹿死谁手，尚未可知，如果彻底放开，说不定温州、东莞等地会成为中国民间资金的定价中心。
建立多元化的债券市场比建立多层次的资本市场更重要。以我国并不发达的信用体系来看，债权融资应重于股权融资，这两年企业债、公司债、地方债等长短债券发行量大增，已经可以看出这一趋势。
但我国并没有能够对冲这些风险的投资品种，央行只有公开市场的操作，惟一的目标就是控制货币的流通数量，离建立反映市场预期的债券收益率曲线何止万里之遥，银行间债券市场虽然规模较交易所市场大，也局限在金融小圈子里自娱自乐。陶冬指责香港金融业者不中进取，主要罪证就是债券市场毫无突破，除了在中国大力推动下发行了几次人民币债券外，近年乏善可陈。甚至连发债建立一条政府债券收益曲线，作为债市的基准都一拖再拖。
债券收益率曲线、债券收益的市场预期可以说是金融投资品的基础之一，在这方面。各方均乏善可陈。国债期货折戟之后到现在噤若寒蝉。发行债券的中介机构仍然钦定，法律法规制定有待时日，以个人税收优惠吸引金融操作人才、法律人才、定价人才，不建立市场化的活跃的债券投资市场，吸引来的结果就是当花瓶。实际上，国债期货风险小于股指期货，当初的327风波是政府公司内幕交易风波，不能怪到市场头上。
对于沪深两地而言，只要建立市场各方信奉的利率与投资品种，金融中心也就大体尘埃落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