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亮金，对越自卫还击战二等功臣，隶属广州军区第41军侦察大队。下面是这位越战老兵的生死经历。
　　1978年12月，我奉命抽调到边境参加战斗，接到通知，我被分配到师侦察连去当侦察兵。这个决定让我大吃一惊，因为我个子偏矮，又没功夫。“上级是否把名单搞错了？”我专门去给领导提醒。一个参谋却说：“没错，人家侦察连看中你有高中学历，又是党员，还是‘特等射手’，他们正需要一个狙击手。”
　　
　　我只好服从命令，从一个纯粹的步兵变成了一个侦察兵。由于我的特长和综合实力，加上是党员，临战前，连里任命我为战斗小组组长，分给我的是两个人高马大的广西兵和山东兵。我与他们站在一起，他们都高过我一个头，别人都形象地称我们为——“凹组”。
　　
　　一张旧地图害了我们
　　
　　1979年2月16日下午，侦察大队的指战员们，全部穿上了越军的服装，装扮成敌兵，执行为大部队开辟通路和穿插迂回、包抄敌人后路的艰巨任务。
　　我们这个侦察大队，是由师侦察连和所属各个团的侦察排组成的，加上一些配属分队和兵种，一共有200多人，队里有3个语言翻译。当时的任务要求我们插入敌后，从地图上看这段直线距离只有10多公里，可实际走起来就有三四十公里。总攻时间是17日凌晨4点30分左右，要求我们17日下午要到达指定位置。
　　到了边境，我们的心情开始有点紧张，因为只从电影上看过打仗，现在居然要亲自上战场了。出发时，我们每个人只带9包(每包约1斤)压缩干粮和半斤大米，还有一块像火柴盒大小的燃火用燃料，在等候作战命令时就用这块燃料来做饭。有的同志由于使用不当连饭都煮不熟，又不敢用木材来烧，因为烟火太大容易暴露目标，他们只好吃干粮了。
　　太阳终于落山了，天也渐渐暗了下来，出发的时间也快到了，我们的心情也越发紧张。8点钟，电台开通了，命令也下来了，我们开始行动。
　　我们走的是一条人迹罕至的山路。那山路又窄又滑，看样子多年没人行走了，不断有人掉下山去，也不知他们如何再爬上来。走了两公里多后，才走到一条较大的路。这时，天完全黑了，时间已快接近9点。
　　路上突然发现一个敌军士兵迎面走来，他背着背包，拖拉着枪，独自一人不知去哪里。翻译上前与他对话，咕噜着说了一阵，我们都听不懂，好像是说我们是什么部队，要去哪里，问他怎么走。他指了指方向，侦察大队便继续向前。
　　这个敌兵与我们相对而行，200人的侦察大队排成一路纵队走起来也是有很长的一段，我们一声不吭地让他过去，可这家伙越走越生疑，不断地回头打量着我们。
　　他可疑的样子被连长察觉了，我偷偷地捅了一下排长，意思是要注意他，如有什么不对劲，就要解决他。排长走出队伍，从后面悄悄地跟上他。这位越南兵看见排长从后面追他而来，一时也慌了，就撒开步子跑了起来，显然，他觉察出这支队伍的危险了。排长见他跑，急赶几步，一个锁喉，抱住了他。谁知这小子比较瘦小，不能扣紧他的脖子。这时，那个敌军竟然尖声大叫起来，这还了得？要是周围有敌军，侦察大队不是一出门就要遭殃？
　　大家用紧张的眼神盯着排长，排长一边扣着这个越南兵，一边拿出一张毛巾，捂住了他的嘴，这是我们抓的第一个俘虏。
　　我们继续向目标行进。翻过了几座山，已经是子夜时分，大家早已大汗淋漓，气喘吁吁。吃了干粮和水，检查了装备后，就地休息。
　　休息了一会儿，我们继续在密林中艰难前进。前面的战士挥着砍刀开路，侦察大队进展很迟缓。行进间，北方传来闷雷一般地震响，夜晚的天空通红一片。看看表，已是凌晨4点30分左右，我方攻击的炮火打响了。各种炮弹在夜空划过，弹道划着抛物线伸向敌军的各个目标，然后落地爆炸，爆出一朵朵或红或蓝或红蓝相间的火光。大炮越打越密集，轰击的目标由原来的一两个点汇成了银河一般的带状爆点，构成一幅壮丽无比的战争画卷。
　　天蒙蒙亮的时候，我才发现走错路了，总是找不到地图上那条大路。后来我们才知道那条大路就在我们旁边，我们只要再走几十米就可看见大路了。正在我们四面搜索时，突然不知从哪里打来一阵密集的射击。只隔一分钟左右，又是一阵射击。对手相当有经验，并不连续射击暴露其位置，一共只是两次短促又密集的射击，然后就停了，再没放一枪，可那两次射击当场打倒了十几个侦察兵。
　　我们班里有一个人牺牲。有老兵分析，朝这里射击的敌人应该就在对面的山上。可侦察兵们却不知从哪里打来的枪，也不敢还击，怕暴露自己的位置。为了完成穿插任务，我们只好把牺牲的战士都放在原地，待回来再收，这也是我们侦察部队的特情之一。一旦牺牲或重伤，基本无法带走，只能就地处理或自行求生。战争就是如此残酷，尤其是侦察兵的命运，并不像电影上表现得尽是传奇和潇洒。
　　
　　我们下到公路，队伍继续前进。牺牲战友的悲痛及初上战场的挫折让大家像被打了一闷棍，一个个默默地想着心事，机械地跟着前面的人走着。没人再说话，只听见脚踩在沙石上的沙沙声。
　　
　　幸亏我长得矮
　　
　　在我们这支侦察大队赶到高平外围时，高平已于2月24日被42军及所属部队攻克。越军346师在高平地区基本被歼，只是其师长黄扁山及师指挥部未找到。我们很快就得到通知，立即参加对高平周边地区的清剿战斗，尤其是要尽量找到346师的指挥部。
　　这次清剿，我们这个方向由侦察大队领头，后面带着一个步兵营，整天都在各个山头像梳子一样巡视。要想在山洞密布的越南找到残敌，真比登天还难。
　　早晨，我们吃过饭后，仍然打着头阵。在一个小村庄碰上3个敌兵，3个人都有枪。双方一见面二话不说交上了火，也许是敌人几天没吃饱，或者是我们侦察兵身手比较敏捷，这3个家伙与我们打了半个小时，我们打死他们一个，打伤了一个。打伤的那个是打中了他的大腿，他跑到村庄的角落里就被抓住了；另一个没伤的敌人则连枪也扔了，飞一般地跑上了山，很快钻进树林不见了。我们互相呼喊着，拉开距离，迅速包围了上去。
　　敌军的一个强项就是逃跑速度相当快，这个家伙一眨眼的功夫就藏了起来，我带着一个小组在正面搜索，班长带另一个组在我们小组的左前方搜索，班里还有一个组在我右边。
　　我们进入丛林，分析着这个敌人可能的藏身之处，我认为这家伙不可能超出100米外，肯定就在附近。但是，观察周围，风不吹，草不动，看不见一个人影。继续向前搜索，突然发现前面一个大石崖下面的草丛中有动静。
　　这时双方距离只有五六米远，我们的副班长那组也正好搜到这块大石的上方，正朝这个方向过来，突然，听到“嚓”的一声轻响，就像是丛林中脚下的一根小树枝被踩断的声音。接着，那有人动的草丛中冒出一股烟来。一看这烟，知道不好，我大喊一声：“卧倒，卧倒！”接着就看见草丛中一个人已经站了起来，是那个敌人没错！他正在用手往手榴弹弹袋方向拼命地拉扯着，好像是手榴弹被什么挂住了似的，他的手握着一颗手榴弹在胸前七冲八冲地拉着，烟就是从手榴弹屁股上冒出来的。
　　我刚一蹲下，敌军胸前的手榴弹就在我眼前“轰”的一声爆炸了，手榴弹爆炸声音并不很大，像一颗大鞭炮炸响。一块弹片“唰”的从我右肩上擦过，当时右肩感到一阵热痛，衣服也被打烂，我以为受伤了，用手一摸，却没有摸到血，再仔细摸一下，衣服被弹片撕开了一个两厘米宽的口子，幸运的是没有擦着皮肉。与此同时，只听见左上方包抄过来的副班长“哎哟”一声。
　　爆炸过后，我们冲到这个敌军面前，敌军胸骨已被手榴弹炸塌，凹陷成一个圆坑。右手被炸断了，露出手臂上的许多筋络，显然人已经死亡。
　　接着副班长也跑了下来，只是用右手捏着滴着血的左手，冲锋枪吊在脖子上晃晃悠悠的。他边走边问：“打死了？”我说：“炸死了，是他自己用手榴弹炸死了。我差点也被他拖去垫背。”接着露出肩膀上的弹片破处，一个班的人都围过来看我的肩头，看得都吐着舌头，惊讶不已。只要我慢半秒蹲下，那块弹片就必然击中我的胸部或腹部，也许就被一起炸死。危险过去，那些大个子战友们不禁调侃起来：“看来人矮有矮的好处，目标小，如果高一点，这回就炸在胸口上了。”
　　快走到山下时，我突然发现地上有类似人手指的东西，原来是这个敌军被炸飞的两个连在一起的拇指和食指部分，手指后面还连着许多紫色的筋……
　　侦察大队继续在周围的山上清剿残存的敌人。搜剿的时间持续很长，晚上我们就是在猫耳洞里过夜。二月的早春比较寒冷，为了轻装上阵，便于追歼，我们穿的衣服都很少，一般只穿两件衣服。晚上我们是靠出发时带去的一块薄薄的薄膜盖着身子，这薄膜比雨衣轻便多了，但盖在人身上，遇有温差会流汗水，盖着它一觉醒来，衣服都是湿湿的，特别的冷……
　　出发时带的干粮往往也很快吃完，后勤供应常跟不上，我们只好到村庄里打点吃的。我们身上带了一些越币，是为了买东西用的。当时有一条战场纪律，拿了他们的东西是要放钱的。刚开始我们拿了他们吃的东西是有放钱的，不过越南人太穷了，找不到什么好吃的东西，只有一些玉米比较常见，也许就是他们的主食。我们那时最幸运的就算是能找上几颗玉米了，找到玉米后，我们一般把它们放到火上去烤，让玉米粒爆开后吃。
　　最后，连玉米粒也找不到来吃了，饿着肚子，饥寒交迫，我们只好杀些猪牛。我与班长林书健两人曾赶过一头约一岁左右的小牛，小牛被我们赶到一个石壁上卡住了前腿，无法跑了，我们竟凭两根木棍就三下二下把一头牛给敲死了。可见当时因缺乏食物看见能吃的东西时，爆发出来的力气有多大。